王岳川：新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的前沿問題 （第5頁）

　　這使得幾乎整個二十［２０］世紀中國的命運都與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相牽扯。正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說：西方僅僅將中國文化成［作］為一種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謂中國文化，甚至在西方關注中國問題上，那些論述大抵是西方話語的另一種閱讀方法，而中國始終只是被觀察的客體。這種在歷史屈辱中成為被西方觀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們意識到，政治霸權話語以及知識殖民、符號崇拜等問題是中國文化重新定義所必要加以審視的。因為，當我們不自覺地受外來思想主宰，而又不質疑其合法性時，就可能只會引入一種非審視非抗衡性話語。真正健全的中國觀應是對西方核心範疇進行剖析，並在這種接納和質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今天，這種「作為處理材料的中國」以驗證西方理論的作法已然過時，似乎可轉向「作為方法的中國」 ——中國知識話語本身形成一套方法，不需要借用西方方法，而只需用中國的方法將研究對象主體化。我認為應該提出「作為主體間性的中國」甚至「作為他者間性的中國」，使「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之爭」讓位於「人類性」問題，在人文視野和世界主義的廣闊精神下，使發現東方文化精神和發現西方文化精神成為發現人類文化精神的生態和諧的過程。

　　面對傳統性和現代性問題，不僅國內學者感到闡釋中國的焦慮，海外學者和作家同樣有這樣的焦慮。海外華人作家理論家身處第一世界語境與本土世界隔膜，所佔據的理論資源無不援自他者，在面向出身處發言時原是欠缺說話的權力的——他們讓度［渡？］了自身的文化積澱，搏［博］得在強勢集團里的一方教席而佔盡了方便，在談論本土的問題和歷史時已沒有多少可以對國內學者說道的優勢。在這種情境下，他們往往面臨雙重困惑：既無法勉強自己完全認同西方的中心主義立場，又已經不能夠以母語出身處的代言人自居，所以常常是在游移徊［彷］徨中不知所之。尤須注意的是，西方文化話語往往通過扭曲第三世界人性的方式而獲得自身的話語中心地位，也就是說，個體必得放棄第三世界民族語言身份而換取他民族文化身份，這種由被動到主動的姿態使海外學者不斷詢問和不斷尋找自我身份。海外學者進入第一世界秩序中，由於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差異，所造成內在文化撕裂令其很難立［刪掉］堅持本土文化立場。這種不中不西、非此非彼的狀態，關鍵在於受制於西方話語權力秩序而產生西方中心的幻覺，其優越的感覺隱藏一種跨越的暴力和本土意義解讀中深刻的文化危機。

　　海外學者面對歐美中心主義，他們必得［須］要思考自己的身份，因為他們完全無法放棄自己的集體無意識和母語經驗。文化身份的形成是從兒童身份獲得的童年記憶開始的。於是，在學校、社會、家庭中，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感覺方式、行為方式，同時也使這些方式在畸型社會中發展時產生了撕裂感，僅僅獲得了一種具有撕裂感的文化身份。海外學者和作家自我身份認同方式大抵是精神世界的認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他總是要通過自己的筆表現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作為集體無意識貫穿在其生命存在體之中，所以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這些精神世界的民族特徵都會象［像］印記一樣深深烙在他的靈肉上。對海外學者而言，身份是不斷演變的，他在初去西方時可能更多地依照中國文化資源作為自己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生命存在狀態的依據，但隨著時間的延伸則隨著時空的轉移而發生變化，即用西方的權力話語眼光看待中國問題，這種立場轉變不可不察。

　　當代中國的整體轉型中，既有前現代即農業社會的傳統血緣關係注重親情關係，同時又具有現代性的競爭、金錢和現代時間觀，同時，還有後現代式遊戲多元人生的灰色情調。這些東西同時湧進中國，使得中國面對世界時出現了兩重語境：一方面我們在學習西方現代性而西方已經走出他們的現代性；第二方面是我們總是向西方這個「先生」學習，可西方的先生老是打我們侵略我們。中國還該不該學習西方？是不是西方人走出現代性以後我們就不再進入現代性呢？是否他們打過我們，我們就不再向他們學習呢？我們能在現代性語境中拒絕學習嗎？這就是關於「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的問題。

　　「東方主義」主要是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在帶有變色的文化侵略的西方話語看來，東方充滿原始的神秘色彩而成為被西方欲求和征服的對象。今天，西方不再是軍事入侵和獲取土地和財富，而是一種文化霸權、文化滲透。大紅燈籠是為誰而掛？為領導掛？為觀眾掛？為老外掛？為海外的評委掛？還是為某某獎掛？很多批評家認為是為老外掛。這就是西方「看」中國的權力話語角度。不難看到，東方學者進入第一世界學術圈後，成為西化了的東方人，並以獲取的西方理論去反映自己處境的尷尬，這是東方學者進入西方後的一種文化身份。諸如賽義德、斯皮瓦克、周蕾等在西方獲得了博士學位，然後做了大學教授或終身教授，但是他們卻發現，自己再也不可能真正為巴勒斯坦、為印度、為中國說話了。他們的身份變得非常奇怪，必須用白人中心的話語去言說，但是又不太願意這樣去言說，所以身份處境耐人尋味。

　　與上述話語理論相對，中國有學者提倡所謂「西方主義」，即東方人眼中的想像性的「西方」。主要是：製造西方神話，追求全盤西化，將現代化等同於西化。在追逐西方中製造出全盤西化的西方神話，把現代化現代性等同於西化和西方性；強調走出現代性，走向民族性或華夏本土性，被人稱為新保守主義；對西方解魅化，強調中國精神化而西方物質化。認為西方是物質的而中華民族是精神的，堅持有泱泱大國的精神文明再加上西方的物質文明，就能超過西方；西方衰亡論，如認為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等。強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華民族幾十年以後肯定成為世界的中心。

　　事實上，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發展以後，我們再也不可能實行關門主義。不開門發展，什麼主義都難以談清。要發展我們就不可能走「關門主義」，而是要走「開門主義」之路——那就是在拿來之後堅持可持續地文化輸出。

　　七、傳媒文化與中國思想傳播

　　近些年，面對大眾文化的播撒，網路世界的勃發，影視傳媒的中心主義，廣告媒體的經濟權力話語，人文話語和知識分子的處境變得相當尷尬。文藝理論面對這一問題有些隔靴搔癢、束手無策。

　　知識分子離不開傳媒，甚至可以說，正是印刷媒體的出現，才使得知識分子得以衝破中世紀神學和貴族的權力控制，成為自由思想的精英。如今，在這個媒體平台遍及世界的時代，知識分子還不能消亡，起碼，這個媒體平台上運行的語言、敘事、話語、思想還應該以知識分子為基點。儘管有的知識分子已經「突圍」而進入大眾話語狂歡中，但這僅僅是個體的選擇，並不成為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集體逃亡」的寫照。在我看來，知識分子不僅在於其專業成就，而在於其獨立精神、人間情懷、反思立場和超邁精神。知識分子可以用傳媒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同這個平台進行充分有效的合作（羅素、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德里達等同傳媒都成功地合作）。如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曾經同出版商、報人、廣播電台打交道一樣，在後現代社會知識分子除了在大學講堂上講授思想學術，還可以接受電視採訪、在各種媒體講演，在網路解答網友的問題，甚至在資料庫中成為今日大學遠程教育的良師。

　　知識分子不可能拒絕傳媒。說到底大眾傳媒是中性的，低俗或者錯誤的東西可以在上面大行其道，高妙而健康的思想也可以有自己的廣泛受眾。因此，學者與傳媒如果出於經濟炒作和政治動機的合作可能是一種「合謀」，並不可取。而學者與傳媒如果是傳播獨到的思想、重要的理念、戰鬥的檄文和對重大事件的文化態度，那麼，傳媒就將成為社會的良知和價值公正的表徵。大眾傳媒時代的到來標誌著社會的進化，使得社會各階層都能減少信息壟斷而正當地獲得自己關注的重要信息。同時，人們還能從知識分子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文視野的言說中，看到他們為大多數人說話和為民族的根本利益著想的知識修為和道義情懷。

　　當然，一味地在媒體上播撒一些慾望化、世俗化、消費化觀念的知識分子也並不少見，這必然引起大眾和知識分子關注和批評。在這世俗化浪潮的擴展下，精英文化的高雅終於抵擋不住世俗功利文化，傳媒在強有力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話語慫恿下，變得可以替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而直接成為大眾消費慾望的推動者。人的異化現象嚴重，盲目從眾趨時的傾向成為社會心理主流。因此，知識分子除了運用傳媒播撒思想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職能就是對這個傳媒平台加以修理和維護——堅持不懈的批判精神，對大眾傳媒出現的問題進行哲學層面的追問和人類文化前景透視。社會學家默頓說：「知識分子與政治的蜜月往往是短暫、粗魯和彆扭的。」這意味著，知識分子不僅要注意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還需注意與傳媒從業人員在血統上的親緣性，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學術眼光疏離「傳媒的鍊金術」。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不是暢銷書寫手，才不是變體的廣告商，才能夠具有比普通受眾更強［的］文化病毒免疫力，才能使批判聲音在傳媒上正常發出併產生共鳴。只有知識分子和傳媒的關係破除了「合謀」以後的正當性，知識分子的媒體言說才具有哲學意義上的批判精神和價值重量。

　　今日世界的「數字化生存」絕非技術問題，而是更多地承載社會公共倫理和文化良知——媒體哲學的反思就是對「媒體倫理」和「媒體精神」的反思。電視論壇可以最快最廣地傳播學者思想風采，網路可以建立學者思想庫而成為「網路思想史」，使得思想的自由表達遠遠超過紙介媒體，眾多媒體訪談可以使受眾在第一時間了解學術大師和知識精英對世界重大事件的基本看法，並可以通過各種媒體方式反饋自己的意見。無論如何，思想的多元局面比一元專斷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媒體帶來的寬鬆自由的公共領域對話和真實互動「主體間性」交流平台，使媒體信息生產同日常生活相比，更能對受眾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產生廣泛深刻的影響，並有可能形成公眾輿論和干預社會政治和［、］文化進程。

　　在多元文化中，知識分子對媒體操縱者和媒體集團壟斷者的警惕並非多餘，因為，如果跨國傳媒集團壟斷了越來越多的傳播渠道，這種趨勢對一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將會產生怎樣嚴重後果？會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文化鴻溝撕裂到怎樣的程度？會使得東西方文化對話成為怎樣的不對等局面？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在傳媒時代的哲學思考剛剛開始，然而，這種媒體哲學的思考，是這個時代學術良知尚存的標誌。

　　進一步說，中國網路不可能逃離全球網路，只能連成一個整體。這意味著中國網路正在走向成熟，不再背對世界，不再沉醉過去。在傳播中闡釋中國，說明了中國文化在世界格局中不再是肢體文化，而是頭腦文化。在我看來，網路文化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徵：

　　其一，網路文化是後現代平面文化的典型。它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多元性，二是眾聲喧嘩性，三是非權威性。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清算，它主要消除現代主義的二元對立、霸權主義、中心主義而將一種傲慢的知識態度還原為一種平等的知識對話，將一種中心主義的自大迷戀還原為平等對話中的新意義產生，將一種過分精英主義的態度還原為普世性的大眾文化，其中有值得我們吸取的東西。但是，也有過分偏激的東西。應該在學者思想引導、集團經濟合作幾方面形成良性系統。網路文化應該是整合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文化的優良因子，再疊加上傳統文化的文明碎片，創下未來文化的新的形態。

　　其二，網路文化在國家的政治結構變化中起重要作用。目前，網路還處於中低水平運作上，在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前沿思想探討和高峰對話方面還不足。但是，網路文化提供了一個可貴的平台，那就是最大可能的平民化、圓桌會議化、多元多種聲音化。這種形式提供了一種新的民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有賴於網路文化自身的理性和節制，以及網路法規的健全。網路民主內涵意味著文化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獨斷聲音的消失，而使對話主義、多邊主義、多音對話成為常態。這對於制度創新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其三，電腦網路傳媒對大眾文化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其對人文社會景觀有提升和降位的雙重可能性，這種變化可以使文化的精英立場喪失部分空間，但也可以使真正的學術思想獲得一個平台，人們面對自己的問題會因信息過多而造成某種困惑，甚至由於爭論不休而導致權威消失，而造成文化斷裂。但是，不管怎麼說，網路使平民的聲音能夠發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