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苦難已成病 一生自療之

王鼎鈞：苦難已成病一生自療之2013/01/25 00:00:00來源：YNET.com北青網 作者：朱玲《回憶錄四部曲》出版接受本報獨家專訪編者按這是年屆九十的王鼎鈞，在《回憶錄四部曲》大陸出版後首次接受專訪。老人看重這次和大陸讀者的溝通。他在紐約的寒冬里感冒了，但帶病答問。在台灣，王鼎鈞家喻戶曉，甚至可以說「凡有井水處，即見鼎公書」。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一直想不清楚，台灣作家如柏楊、李敖、白先勇、龍應台等對大陸讀者早已耳熟能詳，但為何鼎公卻獨獨被嚴重忽視？鼎公，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李昕最早希望介紹給大陸讀者的兩位作者之一，另一位是李敖。鼎公散文集《人生四書》和《作文四書》，是伴隨一代台灣人成長的經典。1992年至2009年，客居紐約多年的鼎公寫下了《回憶錄四部曲》，出版後在台灣引發轟動。他說自己寫這部書用了「等了一輩子的自由」；讀者說他寫盡了二十世紀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和生死流轉。真不知道，僅有《情人眼》之「美」，我會不會遍尋天下一般，去驚擾遠在紐約的鼎公。但四部曲的「力」，實在讓人震撼。鼎公說，一本回憶錄是一片昨天的雲，使片雲再現，乃情義所在。其好友瘂弦有詩曰，「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鼎公有一雙閱盡風霜還願意看雲的眼睛，有一顆樸厚而溫暖的心，有一個會處理當下與久遠關係的腦，這種天作之合，極具歷史意義。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賓士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里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里多少假花。……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挫，多麼苦的果報。——王鼎鈞青閱讀：您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一生「三多」，包括「多難」。後來，您才意識到，一個從災難中走過來的人，會對許多東西喪失品鑒欣賞的能力。王鼎鈞：以後很多很多年，我不能欣賞日本的歌曲、服飾、風景，甚至厭惡日本話和木屐。直到有一年我看了一部影片，菊池寬的小說改編，導演監督衣笠貞之助，受到感動，開始改變。這部彩色片叫《地獄門》。我至今不能欣賞山景，厭惡人家說「文似看山不喜平」。「抗戰靠山」，山留給我痛苦的生活經驗。我至今很難欣賞雪景，我在《關山奪路》中寫過，北方的嚴寒怎樣傷害了我。還有，我不喜歡戰爭，甚至厭惡鞭炮，它太像槍聲。來美國後，秋天，我不喜歡滿城紅葉，因為它使我「誤會」是一場大火。我說過，我那一代年輕人，那樣艱難地走過來，恐怕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病人。我一生努力自療，直到今日。青閱讀：您言及，當時的國民黨軍人「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您當年有何觀感？王鼎鈞：當時年老的父親帶著未成年的弟弟妹妹逃亡在外，我的壓力很大，幾乎麻木了，沒有什麼感覺。多年以後，知道設身處地為別人設想，有悲憫之心，才有能力拿起這個題材。我很納悶，多年以來，為什麼沒有人「碰」這個題材，讓我最後撿了便宜。由此想到，由抗戰到內戰，還有許多題材埋沒了，我相信抗戰文學沒完沒了，以後會有一代一代作家寫下去。抗戰時期軍人的確很苦，救苦救難全靠一句咒語：等抗戰勝利再說。「中國軍人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跟當年攻下城池「放搶三日」差不多，軍紀敗壞，再擴大一點說，整個接收變成「劫搜」，心理的原因在此。青閱讀：您如何看待「結束戰爭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王鼎鈞：這句話的本意是諷刺，但是每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讀。我想起一件事：冷戰時期，哲學家羅素髮起靜坐請願，要求英國政府不要研發核子武器和蘇聯對抗，他說寧願受蘇聯的專政統治，也不要毀於核子大戰。蘇聯縱能統治三島，也有一個期限，英國人終有一天復國獨立，倘若核子大戰發生，英國民族就要永遠從地球上消失。青閱讀：您說「騙局總是針對人的貪念作出設計」，也寫到 「大周」、「小周」這種國民黨軍隊中的小角色為發財喪命，您說「抗戰八年，每一個相信國家允諾的人都受了傷」。是否從那時候起，您就不再相信所謂「允諾」？王鼎鈞：我一向對高官沒有信心，我跟他們在一起沒有安全感，在《文學江湖》裡面你可以看見我一再放棄機會，另外還有我沒有寫出來的機會。這是我的失敗。其實我在台灣遇見的幾個高官都不錯，可以追隨。我的父母官荀卿說過：「下而好非其上」，必窮。我後來借著一個女子的口說，不要因為一個男人欺騙了你，就永遠否定愛情。後來我更直接說，對國家永遠不要失望，對子女永遠不要失望，對朋友也永遠不要失望。關於國民政府的腐敗與通脹每一層地獄裡都有一個天使，問題是你如何遇見他；每一層天堂上都有一個魔鬼，問題是你如何躲開他。——王鼎鈞青閱讀：書中，您談及當時國民政府貪污腐敗的潮流，說那時代貪官的風險很小，甚至「有所不為」的風險比「無所不為」還要大。但認為蔣介石本人是清廉的軍政領袖。有人會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關山奪路》中，您寄望於蔣介石日記公開後，才能得知他本人是怎麼想的。現在蔣日記已經公開了。王鼎鈞：蔣介石退到台灣以後嚴厲禁止貪污，因此強迫蔣緯國的妻子服毒自殺，當然也在半公開的場所對戰後接收工作失敗作了痛切的檢討，這時候我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了。納悶的是在接收當時他為何沒有動作，他是否想以允許貪污換取忠貞？我無意遍讀他的日記，估量他也不會把內心的話寫出來。至於他本人清廉，現在差不多可以成立了，他有形的一切都已置於公眾的視線之下。當然有異議，我不辯論。青閱讀：通脹猛於虎，您作為過去的見證者，覺得國民政府那次著名的通貨膨脹有無規避的可能？王鼎鈞：我不懂經濟，我聽到的說法是，抗戰八年之後接著又有四年內戰，通貨一定惡性膨脹。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衝突的時候，也曾這樣「警告」蔣介石。如果抗戰勝利、國共衝突的時候，蔣先生接受馬歇爾的調處，允許中共參加接收，然後組織聯合政府，「馬歇爾計劃」也真的在中國實行了，那次通貨膨脹應該可以避免。倘若那樣，第一任總統就不是蔣先生而是毛先生了，沒有四年內戰了，當然，「作家王鼎鈞」也沒有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提法也沒有了。可是以後的「反右」、「肅反」、「三年」怎樣，「五年」怎樣，是否還是一一上演？那就難說了。「亂世人難行治世法，治世人忌用亂世法」寧欺官，不欺賢，寧欺賢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沒人的地方不留。讚美成功的人，安慰失敗的人。犯病的東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銀，只要好好做人。牆倒眾人推，我不推。槍打出頭鳥，我不打。——王鼎鈞青閱讀：您如何看待張道藩先生「有守」足夠、「有為」不夠的人生際遇？王鼎鈞：1916年，張道藩在歐洲加入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黨，並沒有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衡量。有為有守的偏頗是人的個性使然，有「死水裡的活魚」，也有「活水裡的死魚」。一樣米養百樣人，一樣制度也需要百樣人。主觀而言，張道公有遺憾，不圓滿，客觀而言，他算是人盡其才，完成了自我。青閱讀：「我要你安全，不要你偉大」與「要偉大才有安全」，假如命運讓您面對子女在二者之間做選擇，您做何選？王鼎鈞：我來美國的職業是為初中學生編教材，我被告知不可把你的經驗強加給下一代，因為上一代的經驗可能過期作廢了。這是美國的教育思想，我入境隨俗，對子女的要求只有一條：只要不學壞。我是亂世人，亂世有「亂世法」，治世有「治世法」，亂世人難行治世法，治世人忌用亂世法，一言難盡。「有人以寫手終其生，我半途掙脫」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拉拉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布的時代也過去了！——王鼎鈞青閱讀：說說您年少的夢吧。王鼎鈞：如果性格決定一切，我最恰當的職業是醫生，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人，或者做法官，我喜歡「照本子辦事」。「如果重活一遍」，如果性格不變，如果環境許可，作家不會是我唯一的夢想。做醫生，做法官，都得受高等教育，客觀條件大於主觀條件。我沒有那個條件。做作家，主觀條件大於客觀條件。那時候，文壇領袖說，作家最重要的客觀條件是「痛哭長夜」，受到「心的傷害」，我覺得這一切都天造地設。「如果重活一遍」，我大概還是作家。青閱讀：您慨嘆「早歲哪知世事艱」。從最初決意寫作，到最終選擇寫什麼，是否也是一段長旅？王鼎鈞：我很早就想做作家，至於做一個什麼樣的作家，最初並無概念。由於以寫作為職業，我先做了「教忠教孝」的作家，後來社會改變了，又做販賣快樂的作家。就這樣，我成熟了，開始做「自己的」作家。如果你讀過我的回憶錄，你會發現我本來是個追求實用技術的人，順理成章，我本是個技術性的作家，社會上稱這種作家為「寫手」。頗有人以寫手終其生，我半途掙脫，此中況味不足為外人道，但我暗中自豪。多年前，我曾向兩岸同文的佼佼者致意，希望他們由一黨一派的作家轉變為中國的作家，再由一國的作家變成人類的作家。「人類的作家」和「自己的作家」怎樣接軌？作家自己要「修行」，要「眾生一體」，要「世人都是上帝的兒女」。這也是我奔赴的目標，但此生只到半途。（下轉D3）采寫/本報記者 朱玲青閱讀：您書中提到，有些大作家以及他們的詮釋者、鼓吹者，滿口不離「壓迫」、「剝削」、「受侮辱的和受損害的」，他們詛咒權力財富，製造困局，顯示該進無望，引起「絕望的積極」和毀滅的快感。現在大陸，也有人販賣苦難，販賣悲情，也不管對苦難和悲情有幾分見解和幾兩真誠。您覺得，對於苦難，怎麼寫才合適？對於悲情，如何拿捏「度」？王鼎鈞：我只能說自己。在《關山奪路》的後記里，我有這樣一段話：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彩。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升華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我辦不到我不寫。讀者不是我們訴苦申冤的對象，讀者不能為了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是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拉拉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布的時代也過去了！讀者不能只聽見喊叫，他要聽見唱歌。讀者不能只看見血淚，他要看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見染成的杜鵑花。心胸大的人看見明珠，可以把程序反過來倒推回去，發現你的血淚，心胸小的人你就讓他賞心悅目自得其樂。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寫，為了雕這塊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讓台灣注意到莫言社會需要我好好地寫文章，並不需要我圍繞在大人物身旁猜謎鬥牌消耗余年。——王鼎鈞青閱讀：據稱莫言作品在台灣能得以傳播，在紐約的您有舉薦之功？王鼎鈞：比較周延的說法是這樣：北美華人作家中有位韓秀女士，掌握的信息最多，他告訴我莫言在雜誌上發表長篇小說《紅高粱》，寫山東民間的抗日游擊隊。我小時候打過游擊，對這個題材很有興趣，拜託他影印了一份，這時候，紐約和台北對莫言都不熟悉。我把《紅高粱》的複印件寄給台北的啞弦，直言推許，引起這位「名編」的注意，我也為介紹《紅高粱》寫了一篇文章。台灣文壇注意《紅高粱》，啞弦功不可沒，他後來直接促成這部小說在台北出版。當然，張藝謀的電影一出，《紅高粱》名滿天下。《天堂蒜薹之歌》寫蒼山縣的蒜農，而我正是蒼山人，對莫言更有了致命的好感。不過我覺得《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並非他最好的作品，語言和結構上仍有不足，《生死疲勞》和《蛙》才是「魔幻寫實」的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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