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

日元上所印的人物，是近世以來該國最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家、醫學家，譬如福澤諭吉、夏目漱石、通口一葉、野口英世等。新渡戶稻造，便是1984年版五千日元上的那位了。

新渡戶稻造，政治家、教育家、農學家，創立東京女子大學，擔任過多所大學校長，為日本明治、大正年間的教育事業尤其是婦女之教育做出極大的貢獻。他也被視為在歐美和日本之間的一個文化橋樑，以其著作和政治活動促進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相互了解。

新渡戶於1862年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13歲的時候進入東京英語學校。後來到北海道農學校學習農學，在那裡受到學校創立者克拉克博士的影響而成為基督徒。深厚的日本文化底蘊和先進的西方文化於他的思想中交織，在他報考東京帝國大學之時，就立志要成為「太平洋之橋」，「將西洋思想傳到東洋，將東洋思想傳到西洋。」

新渡戶成長的時代，正是明治維新時期，彼時之日本正全盤西化，有食洋不化者主張與白種人通婚以改造日本人種，廢除日語以便與歐洲列強接軌。但學貫東西的新渡戶認為：只有掌握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學好本民族的語言，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人。

一戰之後，新渡戶在國聯事務局擔任次長，在七年的任期里深受各國政治家好評。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國際活動家，在日本退出國聯，二戰即將爆發的危機中，新渡戶依然為促進和平而奔走，將軍閥視為等同於共黨的足以滅亡日本的禍害，從而引起軍部和右翼分子的敵視，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廣受攻擊，為其和平主張幾次遭遇生命危險。1933年，新渡戶稻造在去加拿大參加太平洋會議的歸途中病倒，病逝於溫哥華，終年71歲

新渡戶最為西方人所熟悉的作品，莫過於1900年出版於美國的英文著作《武士道》，這本書系統性地談到武士道的產生淵源、發展和未來的命運，向西方人深入地介紹武士的名譽、禮儀、經濟等各方面的觀念，將武士道和基督教進行比較，凸顯它與基督教倫理道德的相似之處，也指出作為人為的法則之武士道與天啟的信仰的根本差別。

武士道確立了日本的道德觀念。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日本人「所遵循的理想和行為準則就是武士道」（威廉·格里菲斯為《武士道》作的序）。為此，新渡戶以《作為道德體系的武士道》為全書的開篇。

新渡戶「相信基督所教導的，並由《新約聖經》所傳留的宗教以及銘刻於心的律法」，他（就如其他一些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中的信奉基督教的知識分子一樣）同時也認為，「上帝在一切民族和國民中——不論是異邦人或猶太人，基督徒或異教徒——都結成了被稱為『舊約』的聖經。」新渡戶認為，武士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類乎於《舊約》的道德規範和行動準則。他引述明治時期的維新派武士西鄉隆盛所言：「道是天地自然的東西，人是行斯道的，目的在於敬天。因為天對人對我都毫無區別地施加仁愛，所以應以愛我之心愛人」以說明「在道德實踐方面，自然宗教能夠與啟示宗教接近到何等深的程度。」他高度評價武士道：「勝過武士道的、有資格加入宗教行列的倫理體系就很少了。」

新渡戶以西方的騎士道和日本武士道相比較，指出他們的相似點：即都受到宗教精神的灌注，從而具備某種道德規範。正如基督教向騎士道「注入了靈魂的素材」使「宗教、戰爭、光榮」成為「基督徒武士的三個靈魂」，武士道也具有宗教性的淵源：

佛教賦予武士道以平靜的聽憑命運的意識，使武士能恬靜坦然地面對生死，神道則賦予武士道對君主的忠誠、對先祖的尊敬和對父母的孝行，孔子的教誨則構成武士道的道德基礎。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羅列現象，而是在教義的層面上對神道和基督教進行對比：神道沒有基督教「原罪」的觀念，相反，它認為人心本善，如神一般純潔，「當心完全平靜而且澄澈的時候，就反映出神的崇高形象」，因此，神道教與基督教不同，它對教徒幾乎不規定任何類似信經或要理問答這樣的信仰條款，而是提供直截了當的行為準則。這一點，自然地，也體現在武士道中，這也是武士道崇尚知行合一的根本原因。

新渡戶以武士道的訓誡和武士的諸多故事來凸顯武士道精神和基督教教誨的相似之處，武士道的基本準則在於：「忠」「勇」「義」「禮」「仁」「誠」，再加上「名譽」和「克己」。正是這八個準則塑造了武士乃至大和民族的精神氣質。新渡戶對這些準則予以高度評價，譬如，提到「義」，新渡戶說，這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誨」，這一教誨讓武士最厭忌卑劣的舉動和狡詐的行為。武士道的義，是一種支配人的行為之權威，教人憑理性正確地行動，防止人逃避義務，就動機來說，「遠遠不及基督教的愛的教導」。新渡戶認為，武士道的義產生於人為的社會條件即階級差別，因此，出於這種人為性，武士道的「義」的觀念，「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太狹隘了」，和基督教的「義」的觀念相比，不過是「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地看到基督所說的義的影子。

說到「仁」，武士道告誡人「不要沉溺於不加區別的溺愛之中，應該加上正義和道義」「仁愛並非盲目的衝動，而是適當地考慮了正義的仁愛……是在其背後擁有生殺予奪的仁愛……包含著加給對手以利益或損害的實行力量」。就此看來，武士道的仁愛觀念與奧古斯丁、阿奎那所闡釋的基督教的正義戰爭觀和人道觀念是不謀而合的。於「戰鬥恐怖的高潮中，喚起哀憐的感情」，在歐洲是由基督教完成這一教化，而在日本，則是由對文學和音樂的愛好來為充滿尚武精神的武士道注入溫柔、憐憫。作者認為，武士道倡導的「仁」，是基督教推行的紅十字運動在日本國民中間很容易站穩腳跟的緣故。

但是，武士道精神所塑造的崇高道德水準，恰恰正是日本國民難以接受福音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人滿足於自己的義時，又如何接受從基督而來的義呢？武士道所塑造的品格，對武士接受、保持基督信仰，是一把雙刃劍：在序言中，格里菲斯提到一個在美國的少年武士，臨死之時拒絕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縱使我理解了你們的主耶穌，我也不能只把生命的渣滓獻給他。」在《忠義》這一章中，作者提到，一個牧師始終無法用忠告挽回一個放棄信仰的基督徒，但用此人曾一度向主宣誓過的忠誠——即武士道的忠的觀念——來打動他，這個人馬上幡然復歸於信仰。

新渡戶也指出武士道和基督教之間的差別，譬如武士道推崇信實，因此武士把發誓認為是對自己名譽的毀損，這與基督教的「不可起誓」相似而不同；又譬如武士道和基督教，都倡導奉獻，「甚至犧牲自己的個性而服務於高出自己的目的」，但武士道的逐級奉獻是這樣的：女人為男人舍己，男人為主君舍己，主君也由此而順從天命。新渡戶當然知道這個教誨的缺點，為此他比較道：要求人「各自直接向造物主負責」是基督教的優點。

在本書所提及的一個近似《趙氏孤兒》的日本故事中，一個家臣為保住領主的血脈，而用自己的孩子替代幼主，並且這個孩子是自覺且心甘情願地去為幼主犧牲。儘管新渡戶以亞伯拉罕獻子為祭與之類比，以期說明二者的相似之處，即對某種義務的呼召的順從，但是明顯地可以看到：作為人的理性的產物，武士道倫理所產生的「奉獻」「取義」的故事中的主角，更類乎於克爾凱廓爾所說的「悲劇英雄」，而非亞伯拉罕這樣的「信仰義士」。

武士道精神的宗教性基礎沒有「罪感」但有「恥感」，然而，「人類所有的裁縫技術，在縫製一條足以有效地遮蔽我們的羞恥感的圍裙上一直還未取得成功」，武士對恥辱的恐懼每每帶著病態的性質，因此，一些性情急躁的武士往往由於瑣細乃至想像的侮辱，就立即發狂，訴諸武力，斷送許多人的性命。但新渡戶也指出，用不正常的例子來責難武士道，就如用宗教狂熱和偽善的例子來判斷基督真正的教導一樣，是不公平的。

武士道本身既然來自於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中的軍事戰鬥集團，本身必然也具有嚴重的缺點，新渡戶認為：儘管「武士道並不要求我們的良心成為主君的奴隸」，但難免墮落，被人利用，譬如其「義」，很容易成為「怯懦者的安樂窩」，為罪行辯護和解釋；武士道也要對日本國民的缺點和短處負責，日本人遇事易激動，妄自尊大，日本在哲學領域缺乏貢獻，都與武士道及其教育制度緊密相關。回顧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軍國主義對武士道的利用和歪曲，足見新渡戶先知般的敏銳和深刻。

武士道精神也必然影響日本基督徒的信仰情感。武士道推崇自我剋制，有所謂「最好的武士三年一笑」的說法，感情不外露，就成為日本人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日本的基督教會「信仰熱復興並不頻繁」。日本基督徒認為輕率地談論心靈的體驗無異於破壞十誡中的第三誡——「費許多唇舌來表達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思想和感情——特別是宗教上的東西，在我國國民中看來，這是它們既不深邃，也不真誠的明確標誌。」或許，這也是日本自文明開化以來，基督教發展緩慢的一個因素。

在這本書的結尾，新渡戶指出，英美式的基督教「比起耶穌基督的恩寵和純粹」「毋寧說包含了許多盎格魯薩克遜的恣意妄想」。如果這樣的基督教傳到日本，無異於是在「武士道這個樹榦上」嫁接的「一根幼弱的樹芽。」這就是說，這樣的基督教無法在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家紮根結果。新渡戶尖銳地指出：「新信仰的宣傳者們應當把樹榦、樹根、樹枝全部連根拔掉，而在荒地上去播種福音的種子嗎？……這樣的辦法在日本卻是完全絕對不可能的。……這是耶穌本人在建立其地上王國時所絕不會採用的辦法。」

基督教的率先信奉者在傳播這一信仰時，難免將本民族的文化和思維方式（私貨？）裹挾在其中而加添給後來的接受者，這是近代許多西方基督徒在福傳工作中的通病。正如雪萊的《基督教會史》中所指出的：「早期傳教士一直沒有意識到福音在其他文化中引起的衝突。對他們中的大多數而言，基督教的西方模式就是基督教。因此，使一個印第安人或馬來西亞人成為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他變成一個荷蘭人或葡萄牙人。」新渡戶認為，基督教在日本傳教的失敗，就是西方傳教士們將基督教與日本的思想習慣割裂。

一個多世紀前這位日本基督徒思想家所主張的，正是基督教的日本化——唯獨如此，基督教才能「解開捆綁的繩索，脫去外國的制服」，「解脫它的外國的形式和裝潢，不再是一種舶來品，而在武士道發展起來的那塊土壤中，深深紮下根子。」

認識本民族文化需要福音所成全的內容，發現本民族文化中寶貴的精粹之處，促成福音和本民族文化的結合，使二者相互服務、相互造就，這是現代各個不以基督教為傳統主流宗教的民族中的基督徒在完成基督教處境化的過程中必需的思考和踐行。在這個意義上，《武士道》一書所提及的若干思想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化一定有所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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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讀者：神職人員，歷史愛好者，日本文化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