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真：巴黎恐怖襲擊的啟示

凡是有良知的人，不管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無不對法國發生的恐怖襲擊義憤填膺。於是，關於法國為何屢屢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昨晚認真看了央視四套《今日觀察》中兩位專家的觀察和分析，覺得還是沒有觸及問題的深層原因。法國參與對IS的打擊、保安措施不如美國嚴密等等，固然不排除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透過這些表面因素，此前法國通過立法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合戴頭巾、《查理周刊》對先知的侮辱、在學校禁止給穆斯林和猶太學生供應無豬肉餐，等等，也許是恐怖襲擊的文化和社會誘因。我們不是說它們是直接原因，但恐怖分子利用了這些事件觸發的穆斯林公民的眾怒，就像以前9·11恐怖襲擊者利用了美國打壓穆斯林世界、偏袒以色列而觸發的全球穆斯林的反美情緒。

作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合格的穆斯林，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理應同仇敵愾，同聲譴責。這既是古蘭經和聖訓的莊嚴教導，也是穆斯林在世界風雲詭變中的智慧抉擇。縱觀穆斯林的歷史，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先知、四大哈里發，以及伊斯蘭鼎盛時期的任何一個穆斯林元首，都嚴厲禁止殺害無辜的平民。但是，針對法國恐怖襲擊這樣如奧朗德所說「史無前例」的事件，如果我們僅僅對恐怖分子口誅筆伐，或把根本原因歸結於IS，然後像克里那樣發誓剿滅它，那麼，這個問題的解決也許依然遙遙無期。

許多西方人，特別是西方領導人，對1965年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處理黑人暴力事件的歷史應該不陌生。約翰遜處理「瓦茲事件」的做法，與丹麥漫畫事件以及英國《查理周刊》侮辱先知事件後西方的態度大相徑庭。他沒有像現在的西方國家那樣，每每發生暴力或恐怖事件，除了發誓打擊暴恐分子以外別無行動，而是首先設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負責調查這一事件。結果，委員會發現了眾多問題，包括貧窮、工作歧視、教育不平等、住房歧視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借白人警察對待黑人的行為體現出來，這些問題不應該因為黑人採取了街頭暴力的抗議方式就被抹煞。美國政府通過立法或修改某些法律，以及更強的文化敏感性等措施來逐步解決這些實際問題。除了通過《民權法案》禁止房屋銷售、租憑、貸款方面的歧視，文化媒體中也禁止出現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內容，而代之以建設性的聲音，如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等。約翰遜對「瓦茲事件」的處理可以作為解決民族矛盾或其他矛盾的範例。

如果一種暴力活動達到相當的規模，甚至演變為頻頻發生恐怖襲擊，雖然不排除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本身的因素，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也不排除分裂主義作祟，但這不能解釋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屢禁不止的現實，其中必然隱藏著某種深層的文化、政治或經濟原因。對此類事件的處理，除了對暴恐分子繩之以法，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化、政治、教育和經濟手段去根除少數人的煽動之所以起作用、少數人的暴恐之所以屢屢得逞的內在因素，切實去落實民族、宗教、文化、社會、經濟諸方面的平等理念；團結大多數信教群眾，滿足他們的正當信仰、文化和社會訴求，同時打擊少數極端分子和暴恐分子，而不是無事找事，專門去刺激擴大愛好和平、安居樂業的信教公民，製造民族歧視和宗教歧視。一些地方把正常的宗教信仰，正當的民族服飾，甚至鬍鬚這樣的自然生理現象與極端主義混為一談，統統予以打擊的做法，恰恰幫了極端分子和暴恐分子的忙，客觀上宣傳了他們所散布的「政府意在消滅宗教」的謠言。

歷史和現實中，暴力活動乃至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往往是一種現象，而不是本質。 以「9·11」恐怖襲擊為例，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對美國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強烈反應——儘管我們應該譴責恐怖襲擊者，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美國前總統威爾遜說過：「每一個像我們一樣熱愛和平、渴望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制定自己法律的民族，都能夠自由自在、不受干擾，同時又能夠得到安全的保障。……我們很清楚，只要別的民族受到了某種不公正的待遇，那麼，這種不公正的事情遲早也會同樣降臨到我們自己身上。」讓人扼腕嘆息的是，後來的美國及西方領導人，並沒有記取威爾遜的這一珍貴告誡，「9·11」事件、《查理周刊》遇襲事件，以及剛剛發生的法國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等等，似乎被威爾遜不幸而言中。

對這次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我們的悲痛不亞於法國人民，對暴恐分子的憤怒也是如此。但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我們就不是一種對事件本身以及世界負責的態度。在與全球一道，譴責恐怖主義、立誓徹底消滅恐怖主義的同時，作為法國革命的發源地，作為近代第一個把自由、平等、博愛之風吹到世界的國度，法國是否應該對自己近年來以世俗主義為名推行的種族歧視、宗教歧視和民族歧視政策予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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