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人與自然

一位哲學副教授在微信圈轉發了一篇哲學教授的署名文章，該文重點是責怪國家對哲學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夠，沒有給予足夠的科研立項，導致中國長期不能產出哲學家。　　看完之後，我是這樣在副教授微信圈回復的：你對這篇文章的認同，註定你也永遠成不了哲學家，給你再多錢都是浪費，因為你僅僅只能教哲學課，你和你的同行都已經拒絕了自然，你們都完全聽不到自然的迴音，你們都忘記了什麼是哲學的本源。　　沒有國家立項，就產不出哲學家？哲學家是項目立出來的？　　坦率地講，只有「課題成果」靠國家先立項才能誕生，偉大思想不是從立項中來的，但凡立項的哲學課題註定出不了偉大思想。　　各行各業的人，什麼也不愛，就只愛錢，即便是搞哲學的人，談來談去，也就只能談有關錢的哲學，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內在規律或者說雜亂性其實是很難被庸俗哲學者真正認識清楚的。哲學工作者的頭腦，一邊被錢拴著，一邊被權拴著，身上既不會有人格力量，也不會有非人格力量，拋棄對自然精神的探索興趣，哲學工作者一定比常人更低俗，他們只有在退休前或死亡前練就一身世俗的鑽洞力量。　　過去，我多次講自己是半個懦夫，這是基於本人潛意識中經常有恐懼的表現，害怕自己會被某種力量扔進山裡過猴子生活。慢慢地，寒風越刮越大，風力波及之處極速漫延，同界人士集體猥瑣的情景比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先前令我無比敬佩的所謂有「獨立人格」的一群高人非常低調地把自己扔進了懦夫垃圾桶，他們都願意與我為伍。　　一個人脆弱，未必可怕，一群人，一類人，一桶人，都患上神經脆弱症，這是很可怕的，因為它不可能是自然界的病毒性瘟疫，它是非自然文明的災害。　　一旦人的精神變得脆弱，社會性反應不是選擇人格獨立，而是儘可能學著柳絮隨風飄。象蘇格拉底、尼采和盧梭這樣願意選擇獨立的思想家不是在每個地方都能出現，精神閃光的人常常必須忍受「活著痛苦，死後光榮」的無奈規律，醉心於「用經費讓自己庸俗思維浮誇偉大」的哲學環境絕無可能產生出一個哲學家，如果有，那一定是厚黑家的兒子。　　很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有關思想自由的文章，對整個文明世界給予人類大腦自主權的鬆綁是有所期待的。但是，現在發現，缺少精神獨立的拜物教正開始在很大範圍內迎來新的歷史興盛周期，思想自由度與物質文明發展呈線性反比關係，無論多快速的科技突變都無法填補文明倒退所留下的空白。　　作為精神脆弱者系統的一分子，我經常會思考人類的原始態，原始年代，按今天的看法是不存在道德一說的。但是，如果從人類的自然權利和自然道德角度講，可認為人類有原始道德的存在，最大的原始道德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相對獨立而且相對平等。　　是文明，是文明破壞了這個原始道德，「文明」讓人與人之間產生了「相互剝奪」的進化過程，因為有剝奪，且這個過程會隨著文明的推進而變得更加殘酷，進而產生了所謂的文明道德——強者剝奪的合理性。有剝奪的合理性，人的獨立性就不復存在，文明的道德必須維護強弱權益界限合理性，文明道德的其它閃光部分都必須服務於這個「合理性」。　　科學，是精神活力展示的結果，它最大的用處是解放生產力，最大的副作用是更進一步約束人的自然精神獨立。這種矛盾性產生的根源在哪裡呢？答案是：在級差文明時代，科技文明永遠只能是制度文明的婢女。科技解放出來的生產力掌握在某咱力量手上，而這種力量必須給解放出來的生產力套上枷鎖，直接的受害者是享受物質解放的普通人，精神總是一步一步淪為物質擴張的階下囚，如果在科學身上再人為賦上「神秘性」，那麼，荒謬的衍生物又可以製造出許多神話，進而更有效地束縛絕大多數人不太夠用的邏輯能力。　　自然權利被文明約束之後便形成了兩個分枝，「一般人」被認定為「生存權是其最大的權利」，而另一部分人則稱為「非一般人」，他們以「精神權」為基本人權，「非一般人」的地位高於「一般人」，「非一般人」規定「一般人」的權利範圍。　　當社會發生動亂或者說處於非常無政府主義狀態時，「非一般人」將失去對「一般人」的控制，一大批自然直覺或者具有天賦本能的思想者便會出現，他們會用自己的智慧思考自然賦予給人類的一切合理精神，並且會動員大眾反對固有的政治文明，呼喚大家釋放天性，這會給社會造成更大的混亂，直到有新的「英雄」出現，再轉向另一個所謂的治世。這一由亂到治的過程，最容易誕生哲學家和革命家，同時也會誕生新的精神依附和文明枷鎖。　　太平時期的精神依附通常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所謂傳統文化的回歸，這會有助於恢復秩序；二是對現實威權的認同或者恐懼。認同，你會依附，恐懼，你也會被動依附。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既不願意附著在傳統身上，更不願意屈服於威權，他們尋找另一種特殊的寄託——宗教麻藥。任何有社會精神障礙的人，只要認可了宗教信條，他就會忘記一切現實障礙，因為宗教障礙已經成為他無法參透的更大障礙，宗教障礙可以讓人幾乎所有的信條都居於宗教信條之下，這是一種可以陪伴到終生的麻醉品。　　如果用「有無精神依附」的準則來對比一下人與動物，也許會有比較令人意外的結論。作為人的我們，通常是這樣區分自己與動物的：人有精神思想，動物沒有。但是，「有精神」比「沒精神」到底又優越多少呢？「有精神」的人聽命於同類並且被戴枷鎖的時間總和是不是要高於「沒精神」的動物？動物，除了家養類，其它動物幾乎是不受同類精神控制的。如果把人類同整個動物世界進行自由性對比，你會發現，人的奴性遠高於動物，人的痛苦指數遠高於其它動物，人的自然精神是在隨著文明進步而退化，人的行動偏離自己主觀意志的時間遠高於動物。　　當然，有人會堅持不要把社會人當成自然人去跟動物進行對比，儘管社會人受到了相當程度的精神約束，但是卻享受遠遠高於動物的物質進步，人可以從玩手機、看電視中得到快樂，而豬牛狗就不可以有玩手機的快樂感。這可能是人的單方面想法，快感，動物與人的追求未必一樣，把豬和狗裝進籠子，看不出它快樂與否，一旦把籠子門打開，它們飛似地往外跑，這可以看出它們的快感就是自由。人，最早也是動物，不難想像，人的最大快感可能也是自由。過去，沒有手機的時代，人過得更自在，多了手機，實質上是多一種約束，手機對人的作用更多是讓人更好地適應社會，多數時間並不是享受快樂，而是增添煩惱。　　社會人，最終還是無法逃避社會判斷，對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判斷最直接的第一依據是歷史經驗，從古今中外的陳例中找答案，只有極少人會跳過這一慣性尋找新的真理，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有完全不同於時代思想的人結局都不甚如意，真正思想者的思想是隔世的，他們只能用靈魂輔導後世。　　如果靈魂真的不死，真的存在，幾萬年下來，自然空間可能已積累了數萬萬億的靈魂存在，倘或靈魂也是物質，那麼，我們生活的空間是不是被靈魂擠得很緊？在這樣擁護的空間里，再偉大的靈魂恐怕也不是很舒服。　　人，真正的精神追求在短暫的自然生命周期，失去這一段，是相當可惜的。　　人，被賦予一個短暫的生命周期是非常合理的，過長的生命會讓人類對自然造成更大的破壞。　　生命，都只有一次機會，這是造物神給出的最好安排，尤其之於人，如果有多世，人類會更加賤待自己。　　寫於2017年10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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