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評價周小川：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英媒評價周小川：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2013年03月19日 03:50 來源：新京報 作者：蘇曼麗 吳敏

.share{float:right; padding-top:16px;position:relative; width:200px} .relateNews a { color: #004276;}.recNews a { color: #004276;}a { text-decoration: none;}a:hover {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a:link { color: #004276;}a:visited { color: #004276;}a:hover { color: #BA2636;}a:active { color: #004276;}.adList3 a { color: #416571;}.adList2 a { color: #416571;}.labList { background: url("http://img.ifeng.com/page/label_2_bg.gif") repeat-y scroll right top transparent; float: left; width: 601px;}.con2 { border-color: -moz-use-text-color #DDDDDD #DDDDDD; border-right: 1px solid #DDDDDD; border-style: none solid solid; border-width: medium 1px 1px; display: inline; float: left; padding: 15px 10px 10px; width: 579px;}

分享到：

更多

3月13日，周小川在記者會結束時，向與會者告別。新京報記者 韓萌 攝

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務院各組成機構負責人，周小川成為首位「三連任」的央行行長。此前，3月11日，周小川已當選政協副主席。

從2002年12月至今，周小川一直擔任央行行長，他是央行史上任期最長的行長。

在周小川過去十年任期中，中國的金融體系中發生了商業銀行改革上市、匯率改革、利率市場化這樣重大的內容，也有現代中央銀行一般職能的確立；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沒有人能否認周小川執掌央行任上富有遠見和成效的改革，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非議與謠諑不斷。

周小川在央行任職的經歷，「人民幣先生」和「百萬億先生」這兩個褒貶迥異的稱呼，或許正顯示出作為技術官員的周小川在改革中面臨的窘困，這或許也是中國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最好的記錄與鏡鑒。

市場化的改革邏輯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周小川身上的標籤很明顯，他就是一個改革派，一個市場派。」

3月13日，在是否連任的問題上，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連任，所謂實踐檢驗真理、實踐檢驗政策，做得對的東西肯定會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與周小川在央行共事五年的央行前副行長吳曉靈說，周小川任央行行長之後，在貨幣的穩健經營，豐富貨幣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國際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較好的溝通。

「有這樣一個行長執掌，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好處。」吳曉靈說。

「周小川身上的標籤很明顯，他就是一個改革派，一個市場派。」在周小川破例留任央行行長後，路透社援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的這句話來評價這次留任。

即使是過去十年央行政策的「常任」批評者，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學者余永定，也認為周小川是留任央行的合適人選。

按照周小川在2010年的說法，整體改革協調理論強調從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整體、系統性的轉變，而不是拼湊的。

這一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也貫穿了周小川在中國金融體系的任期。

2002年12月28日，擔任證監會主席不到3年的周小川被「火線」任命為央行行長。當時，新一屆政府總理尚未正式出爐，無論是從慣例還是從速度上看，這項任命都是不同尋常的。

「在其任期里，完成了中央銀行從行政調控到市場調控的轉變。」一家前央行系統人士、現任外資金融機構高管說。

周小川上任以來，幾乎創新和動用了現代貨幣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來完成「法律賦予央行的貨幣政策職能」。在央行沒有利率和匯率調整的最終決定權的情況下，這些眼花繚亂的操作工具，不僅可以大量獲取實踐經驗、市場信息，更可以藉此疏浚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建立或理順利率和匯率的形成和傳導機制。

「難啃」的銀行改革

周小川上任伊始，正值銀行體系困頓之時，標準普爾當時將內地國有銀行全部評定為垃圾級。

周小川剛一上任就面臨一塊「難啃的骨頭」。

2002年，中國銀行[-0.34% 資金 研報]體系正處於前兩輪改革後的困頓之中。當時外電稱，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個大定時炸彈，也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技術上已經破產。

當時銀行業賬面不良貸款率超過20%，由於統計口徑的原因，實際比例可能更高。標準普爾當時將內地國有銀行全部評定為垃圾級。

周小川上任之後要操刀這樣的一場改革。

據2010年《財經》雜誌報道，2003年5月19日，正值非典時期，周小川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室，拿出一份19頁的列印PPT，向時任總理溫家寶彙報，其中提綱挈領地描繪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代價、資源運用、操作過程、配套措施和風險。

後來國務院以此為藍本確定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方案，當時有參與改革思路設計的人士稱，當初方案中70%-80%得到實現。

此時距離吳敬璉、周小川二人提出商業銀行改革已經過去了十年。

1993年吳敬璉和周小川在《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一文中提出，「專業銀行儘快實現向商業銀行的轉軌」，「只有強化專業銀行的垂直管理，才能保證強化業務規章及財經規律」。並同時提出建立開發投資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分流國有銀行的政策性業務。

但剝離政策性業務並沒有解決國有銀行改革的問題。1998年政府出手拯救四大行、剝離不良資產，周小川是這一方案的積極推動者，但直到2002年底，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賬面不良率仍有21.4%，資本充足率僅4.27%。舊的包袱還沒有消化，新的壞賬又產生。

財政沒錢，或者是財政不願掏錢注資，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周小川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註資。有學者評論說，周小川在堅持市場化改革趨勢中也體現出靈活務實的態度。

隨後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為市場熟知，引入外匯儲備註資、引入海外投資者重建商業架構、推動銀行股改上市，國有商業銀行得以在市場中重塑。

但這一階段也是反對聲浪最高的一個階段，其中包括引入海外投資者引發國內對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大幅討論。

四大國有銀行十年間的轉變，讓最激烈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銀行體系已經脫胎換骨。

但國有銀行改革也非完美。今年初，有經濟學家在50人論壇上提出，目前國進民退的局面未嘗沒有銀行改革後資源集中的影響。該學者認為，這些問題不是改革方向有錯誤，而是改革程度不徹底。

匯改與「人民幣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內，國際上對於人民幣被低估的聲討絡繹不絕。2005年的G7峰會上，周小川直言，「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

商業銀行改革於周小川和央行而言，只是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並非央行本業。

管理通脹和促進宏觀政策穩定才是央行的基本職能。

由於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改革上的成績，海外媒體稱其為「人民幣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內，國際上對於人民幣被低估的聲討一直絡繹不絕，這種情況一直到金融危機之後才略有改善。

匯率過於僵硬會降低投機資本流動的匯率風險，可能誘發投機資本的大進大出，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造成衝擊。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0.30%]危機都與此有直接關係。

對此周小川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固定匯率好像打仗時手裡拿的盾牌，無論你如何打來，我都堅持不動；如果我堅持不住，衝擊就會造成影響。浮動匯率則像海綿墊子，你要打進來我就給你一個軟的，進來就進來，我不讓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時候，我還夾你一下，讓你脫一層皮再走。」

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2005年2月的G7峰會上，周小川回應人民幣升值呼聲時說，「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

當時國內的銀行改革尚未落幕，貨幣政策也需要準備。

周小川說，國有銀行改革、利率市場化等動作在先，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給匯改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2005年7月21日，在外界沒有預料到的情況下，人民幣匯改正式啟動，啟動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因金融危機中止，但在2010年6月再度啟動。

匯率改革的必要在今天已經不再受到質疑，但中國經濟的外向型結構、此前低附加值和抗衝擊能力低下，一度給推進匯改帶來阻力。

此外，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形成的「雙順差」(貿易和資本項下)格局，使得外匯儲備暴增，也是「匯改」推進的阻力重重。

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部分持有美元資產，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意味著外匯儲備出現資本損失。而外儲增多導致貨幣投放增多，也制約國內的貨幣政策。

2012年6月，周小川也曾表示，央行「一直不希望有過多的、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但既然現實情況是有那麼多的儲蓄，而結構調整又是漸進的，就必須面對風險，正視過量儲蓄的風險管理問題」。

中國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雙順差」格局下，未來匯改仍然是周小川新任期內必須要面對的難題。

「百萬億先生」

多數市場人士認為，將貨幣超發和通脹的板子全打到央行身上並不恰當。在中國，很多貨幣政策的推出並非央行獨立決策。

在周小川任內，中國央行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市場常態化。

周小川在3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中國的貨幣政策是為四項目標共同服務的，第一是保持低通脹；第二是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是促進就業；第四是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但是，貨幣政策多數時候會帶來爭議。

全球範圍內最知名的央行行長，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任內，美國經濟成功擺脫網路經濟泡沫的影響，實現了長達十多年的持續繁榮，但在2008年之後，越來越多的市場人士認為格林斯潘時代的寬鬆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

而在中國，周小川在近期有了一個新稱號，「百萬億先生」。

今年2月末，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逼近100萬億元，而2002年初只有16萬億元。渣打銀行測算，2011年中國提供了全球新增廣義貨幣中的52%。

在這些數據背後，是2009年以來，市場甚至部分政府職能部門對於「貨幣超發」頗有微詞。

央行在2008年10月開始準備，11月即配合政府一攬子刺激計劃採取應對措施。但包括財政政策在內的寬鬆政策，被認為導致了後來的通脹、資產價格泡沫等一系列問題。

2009年9月，當時已經從央行卸任的吳曉靈就對寬鬆貨幣政策提出批評。發改委也一度發出過「貨幣超發」導致通脹的言論。

在2012年底的財新峰會上，周小川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演講中說，全球經濟劇烈下滑，有人稱之為「自由落體」。在各方面難以預估衝擊強度的情況下，行動必須要快。

周小川說，誰也不知道力度怎樣合適，總體上力度大一點比小一點好，早一點抑制住(危機擴散)，效果要好一些。

他在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中表示，貨幣政策有利有弊，不能既要效果好，又要零代價。

不過他也承認，如果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能再早一點退出，效果可能會好一些。「不能這山望著那山高」。

對於M2數量，周小川認為，如果將M2數量和GDP相比，中國不是最高的，中國儲蓄率高，間接融資比較大，因此M2比重較高。M2保持在合適水平，不會導致突發性的物價上漲。

但多數市場人士認為，將貨幣超發和通脹的板子全打到央行身上並不恰當。

在中國，央行並非如美聯儲一樣獨立於體系之外，很多貨幣政策的推出並非獨立決策。此外整個銀行體系也並非完全商業化。

吳曉靈在2011年提出的金融改革頂層設計建議中，其中一點正是央行獨立性問題。

社科院學者張明認為，周小川的留任，一方面是來自最高層的對周小川行長過去10年內工作的肯定，也反映出要在當前格局下找到一個完美的繼任者的困難；另一方面，這可能蘊涵了要進一步增強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意味，甚至可能為傳說中的金融大部制改革埋下了伏筆。

- 展望

周小川的新征程

新任期內，人民幣國際化與管理通脹將是周小川的主要任務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雖然目前官方提法仍然謹慎，但市場仍預期周小川連任後，中國在這一政策上能穩步推進。

在周小川的十年任期內，中國經濟經歷了從亞洲金融[-0.30%]危機復甦，到經濟高漲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其間中國推行了匯率改革，推動了利率市場化等。

如今，65歲的周小川破例留任央行行長，他的挑戰還在繼續。

人民幣國際化新征程

學者巴曙松認為，在成功推行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後，預期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成為新任期的主要任務之一。

2009年3月2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網站發表署名文章，首次公開提出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新主張。周小川還建議應該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以取代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

周小川的言論在發達國家激起了驚濤駭浪。當年，周小川就因此番言論入圍《時代》人物榜。同年12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選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為「警醒國際不應再依賴美元」列第9名。

不僅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開場白。市場預期中的「國際化」，並非僅僅指人民幣的跨境使用，還包括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

早在1992年，周小川就和謝平等人完成了《人民幣走向可兌換》的課題研究，其中稱人民幣可兌換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實現改革開放總體目標必不可少的步驟。

隨後「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字句出現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中，隨後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目前仍然推進緩慢。

在今年3月13日的全國人大發布會上，周小川說，人民幣跨境使用發展後，會產生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需求，但是因為資本項目可兌換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所以我們還是按逐步實現的提法來把握」。

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更自由的人民幣反過來將可培育更開放健康的市場。雖然目前官方提法仍然謹慎，但市場仍預期周小川連任後，中國在這一政策上能穩步推進。

通脹永遠是難題

對於央行而言，管理通脹永遠是主題之一，大部分情況下還是最重要的主題。

2003年到2012年間，周小川執掌央行的前十年間，從數據上看，中國經濟整體實現了高增長和低通脹的態勢。

社科院學者張明的統計顯示，十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速為10.5%，CPI增速3%。他認為，這部分歸功於「貨幣政策操作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中國經濟周期的大幅波動、經常出現的過熱，時常考驗貨幣當局的智慧。比如在2007年，央行史無前例地6次動用加息工具。在治理流動性過剩中，當年的周小川更像一個「鬥士」。從年初一直到年尾，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5.5個百分點，這是一年前任何專家都沒有預測到的。貨幣掉期、定向央票、特別國債、特種存款也成為他手中的「武器」。

新時期如何管理通脹，一些學者提出了很簡單但實際的疑問，比如如何在理順資源價格體系的情況下管理通脹。

周小川在3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要高度關注通貨膨脹。對於可以容忍高通脹的看法，他認為，「這種想法可能不一定對」。

對此，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這是「周小川在他一年裡最重要的記者會上做出的『鷹派』表態」，表明中國為了遏制物價和樓市，願意接受略微慢一些的經濟增長。

- 素描

從知青到改革學者

周小川是中國央行第一個擁有博士頭銜的行長，他還曾兩次拿到中國最高經濟學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執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央行十年，周小川過去十年一直是中外經濟人士關注的焦點。

有人將周小川與美國格林斯潘相比，因為兩者對經濟領域的影響力以及職責相似。也有人將周小川與英國凱恩斯相比，因為他們都是學而優則仕，仕而不忘情於學。

從系統工程看經濟

周小川曾表示，「我的父母長期在工業部門從事經濟工作，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對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

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兼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副總局長，上世紀60年代曾組織編製機械工業科技發展規劃。

但他的人生在起始階段，與金融無關。

1972年，在「上山下鄉」四年後，周小川進入北京化工學院讀書。當時的周小川，對計算機、系統工程充滿興趣。

1978年，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機械研究院系統工程應用工業的研究生，師從中國工程界的老前輩嚴筱均教授。從此他開始以系統工程的角度觀察和研究經濟現象。

關於周小川對經濟學的研究，如果說有一個分水嶺的話，上世紀70年代末可能是一個轉折點。從那時開始，他進入對實質問題的研究階段。

從當時的大背景看，錢學森等一批系統工程專家建議，要運用系統工程解釋社會發展、人口以及經濟等問題。初出茅廬的周小川加入了這一行列。

也正是他這一跨領域的研究，對後來觀察和研究中國經濟提供了另一視角。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周小川在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構造了一個多部門動態發展的社會經濟模擬模型，並用於政策分析。周小川的結構分析一開始就突破了單純物質生產領域的傳統框架。他的這項工作及事後產生的論文，至今對學術界仍有啟發。」

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周小川是中國央行第一個擁有博士頭銜的行長，他還曾兩次拿到中國最高經濟學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風起雲湧，周小川一直以激進改革學者的面目出現。

1984年，當年的莫干山會議提出了價格雙軌制，當時尚在清華大學的周小川和樓繼偉合作，發表論文討論價格體系改革及其模型、價格規劃等。

1986年以後，周小川先後加入體改委、外經貿部，這一階段周小川參與具體經濟設計，在學術上也是高產階段。

周小川所著《走向開放型經濟》一書獲1994年度「安子介國際貿易著作獎」，論文《企業與銀行關係的重建》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政策建議》分獲1994年、1997年度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獎「孫冶方獎」。

這一期間周小川的研究涉及外貿體制、企業經營管理、價格決策、政府職能與管理設計等。

其中1993年，吳敬璉和周小川聯合署名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中，其中提及，「中央銀行今後只負責掌握貨幣政策和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央銀行應在宏觀管理上強化對利率槓桿和利率為基礎的見解調控工具的運用；專業銀行儘快實現向商業銀行轉軌……」。

這次改革建議最終在周小川自己執掌央行時才得以實現。

「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英國《金融時報》曾這樣來描述周小川。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