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真正的隱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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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仰天大笑出門去」的博客 陶淵明是真正的隱士嗎？隱士就是逃兵嗎？要弄清這兩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什麼是隱士。

古代隱士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有的如莊子、長沮甘於淡泊，安於清貧，視功名利祿如糞土,追求自由與恬靜，超然於世外；有的如明代陳繼儒，名為隱士但實際是「翩翩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有的如唐代盧藏用，隱居終南山，以隱求仕，開闢終南捷徑；有的如諸葛亮，陽為隆中高卧，陰為勾結豪強以圖來日官場之騰達。竊以為這些都不能算真的隱士。所謂隱士是指有志於經國濟世但對官場世俗極為失望，憤然隱居的有一定學識才德的人。

隱士有三個條件：第一，心中有強烈的安邦濟世的雄心壯志和社會責任感。隱士隱得是什麼呢？注意：隱是有強烈的針對性的，是針對統治階級的，隱士避開統治階級，不與之為伍，不同流合污，不

為所用，所隱的不只是身體，隱的是自己一顆治國救世、超凡脫俗的高尚靈魂，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積善其身」的積極入世情懷。那些只為自己享受安寧，或以隱求顯者都算不得真隱士。他們

隱的是什麼呢？這些人有東西可隱嗎？那種藏貓貓式的隱充其量只能叫「遁形」。我認為：身隱不叫隱，心隱是真隱。隱是相對於主流社會的，隱士必須和主流價值相衝突，和腐朽統治者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隱士形象是一個憤然離世但不棄世的精神形象。

第二、因對官場極度失望雖有機會入仕卻堅決辭而不就。本來就沒機會入仕的，算不得隱士。

第三、必須是具備一定學識才德的人。

陶淵明就是這樣的真隱士。真實的陶淵明是一個血肉豐滿、有情有欲、有公有私的人。在他成為真隱士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但他能堅持理想操守，從而，中國歷史上才產生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真隱士。

陶淵明一生五次出仕，29歲任江州祭酒，35歲任桓玄的僚佐，40歲任劉裕的參事，41歲任劉敬宣的參事，41歲任澎澤令，累計任職時間不過四五年，每次時間都很短。

陶淵明入仕的動機想必不是單純的。顏延之說是「母老子幼，就養勤匱」^[1]，《宋書》本傳說是「親老家貧」，他自己也說是「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2]，又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

盈室，瓶無儲粟……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3]，從這些話，我們固然可以知道他是為貧而仕；但這只是原因之一。因為除此之外，他還說過「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

誰使然，似為飢所驅」^[4]。用「似」字至少說明他出仕並不只是由於貧窮的原因。我們再看他後來回憶這段出仕經歷時說的話：「少年罕人事，流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5]」 「余嘗學

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6]。他頗以「無成」為憾，我認為這個「無成」，就指未能實現兼善之志。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他對出仕實在還有事業上「大濟蒼生」^[7]的考慮，這對一

個「少時壯且厲」^[8]，「猛志逸四海」^[9]，深受儒家傳統教育的人來說是毫不足怪的。

陶淵明放棄官場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志趣原因。多次的仕宦經歷使他看透了官場的腐敗、世情的虛偽和狡詐，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正直耿介的士人，他是受不了官場那種污濁空氣的熏染，感到自己與那些善於奉迎巴結、利欲熏心、毫無操守的仕途小

人為伍，實在多有所恥，與心志相違，才毅然辭官的。第二、安全原因。陶淵明時代的東晉戰亂頻繁，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日趨激烈，宮廷內亂迭起，官場已經極端黑暗腐敗。蠅營狗苟，構陷傾軋，到

處潛伏著殺機。陶淵明描繪這情景是「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烏驚」^[10]，阮籍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1]。仕人的政治熱情驟減，轉而隱居避世，遠禍全身。當然陶淵明的門第身份遠不如

阮籍、嵇康，官場危險性要小得多，但其隱居也不能說沒有安全方面的考慮。第三、性格原因。陶淵明由於父親早死，家道中落，心理上受到創傷，加之「大濟蒼生」的不俗志向，使他「少無適俗

韻」^[12]、 「游好在六經」以致「罕人事」^[13]、「愛嫻靜」^[14]，性格上直率而不夠圓滑。《宋書·陶潛傳》、蕭統的《陶淵明傳》均記載：督郵到縣裡來，小吏告訴陶淵明應穿戴整齊去迎接，陶淵

明說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竟掛印而去。歸隱後他「息交以絕游」^[15]。晚年陶淵明貧病交加之時，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來他家問候，並帶來準備饋贈他的甘美膳食，陶淵明因觀點不合，斷

然「揮而去之」，不願接受，這固然表明他對權貴的鄙視和耿介高潔、特立獨行的氣節，但也說明其處事不夠委婉，這種性格很容易在官場樹敵，樹敵多了，官場自然就難呆下去了。對於官場這套手

段陶淵明自認為「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16]」，其實，以陶淵明之「無適俗之韻」，想學好官場技巧實在太難。

當然，只要陶淵明想在官場上混下去，謀生還是有條件的，因為每次離開官場都是陶淵明主動的，他49歲時朝廷還徵召他作著書郎，被他拒絕。他曾五次入仕，可見機會是不少的。但他毅然選擇不再

出仕，無論多麼困難也不趟那渾水，將隱居真正作為終身選擇，這是需要相當驚人的勇氣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知識分子們的生存道路可以有多種選擇，做學問、經商、從政都可以過體面富足的生活。而在封建社會，普通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只有「學而優則仕」一條路，在家庭、社會教

育的熏陶下，他們從小就青燈寒窗，想的就是蟾宮折桂、鵬程萬里。他們知道官大於一切，官高高在上，有權有勢，享受榮華富貴。兼濟天下要做官，作威作福要做官，聚斂錢財要做官，光宗耀

祖、改換門楣也要做官。在古人眼裡，士不做官枉為士。士有才華而沒有做上官被社會視為最大的不幸。此種觀念根深蒂固，綿延至今。在這種社會風氣下，士總是拚命地追求入仕。因為入仕對他們

是太重要了。統治者聲稱是以才德取士，入仕者被認為是才華卓越，未入仕或仕途不暢者被認為是才華和品德都不符合標準。這樣，很多懷才不遇的士就有一種被蔑視、被侮辱的感覺。隱士的理

想和希望是少年時代就樹立和培植起來的，半生甚至一生為之辛勤奮鬥。理想和希望的破滅，人格與自尊心又受到極大的傷害決定了隱士的痛苦非常深沉，終身難以排遣。宋朝邵雍失官後過著富足的

生活，自稱最快樂的人，但心中卻對社會對生活失去了希望，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寫下《傷心行》詩：「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布衣陸羽進見官

員，對方不以士禮待之，他羞愧難當，隱居苕溪，有時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慟哭而歸。

可以想見陶淵明的歸隱也面臨上述問題。首先是社會價值觀的壓力。長輩、鄰人、友人、同僚、熟人，幾乎所有人都將做官當作人生最高價值，對不能為官的陶淵明或同情規勸或嘲諷輕蔑。《飲

酒》第三首中的田父就「疑我與時乖」，他說「一世皆尚同，願吾汩其泥」。《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中有「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看來他的隱居遭到當時隨俗浮沉的仕途之人的輕賤。上

文提到的江州刺史檀道濟勸陶淵明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現。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這種沉重強大的社會價值觀無時不在、無孔不入地咬噬著背離主流價值的陶淵

明這顆孤獨的心，使其處於難言的尷尬境地，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強大的今天，這種尷尬之感對於那些懷才不遇的官場正直之士也必是心有戚戚焉，能夠產生強烈的共鳴。沒人能理解陶淵明。世人皆醉

我獨醒，可醒來卻無路可走，不但失望、孤獨，恐怕還有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和恐懼。在精神和肉體都被統治者牢牢控制的專制社會，在人人擠壓在一起沒有個人私人空間而且處處強求一致的宗法社

會，背離主流價值觀是多麼的可怕呀！

其次，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有「大濟蒼生」志向的陶淵明從小對自己的前途寄予厚望，他曾反覆五次出仕尋求出路，不能實現理想使他深感愧疚。從他歸田之後詩中表現的對現實黑暗現象的抨

擊，對熱心探求治世之道者的懷念，對少年時代志向的回憶和對理想社會的幻想，可以看出他濟世理想的火焰並未熄滅。他下定決心歸隱，也就意味著其理想的最終破滅，而他所要歸隱的田園也並非

桃花源，他在《感士不遇賦》的《序》中說「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社會自淳樸之風消失之後，虛偽之風便興起來了。鄉里不講廉潔謙讓，真誠善良被認為是

老實無用，陰險奸詐被尊為有手段、能力強，趨炎附勢、舔瘡吮痔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玩人於股掌之間被視為最高人生智慧。官場腐敗黑暗也深深影響著民間風氣。魯迅說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

精神上是一致的（大意）。世無凈土，逃是逃不掉的，怎麼辦？兩害相權取其輕吧，唉——！

再次，個體欲求的壓力。陶淵明曾祖父、祖父、外祖父都曾為官，頗有建樹，父親也曾做過太守，陶淵明對此是頗為自豪的。後家道

中落，陶淵明難道不存振興家業的願望？一旦歸隱這個願望也就徹底破滅了。

陶淵明歸隱面臨著另一個現實問題就是依靠什麼生存。陶8歲喪父，30歲喪妻，孩子皆愚鈍，雖有一些田園產業，可由於種種原因家境每況愈下，他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中，回顧自己二

十歲趕上戰亂饑荒，三十歲原配去世。所耕之田，屢遭乾旱蟲災、風雨摧殘，打下的糧食不夠全家糊口，致使一家人夏天挨餓，冬天沒有被蓋。甚至因為冷，夜裡就想快點天亮；因為餓，早晨就盼快

點天黑。四十四歲時，《歸園田居》中所述的「草屋八九間」遇火而「一宅無遺宇」^[17]。晚年，有時竟窮到了乞食的地步。生活的壓力壓迫著這個清高孤傲的士子、這個承擔家庭重任的男人的自尊，

自己內心兩種價值體系對自我的反覆交替的評價，使其陷入肯定和懷疑，孤傲和自責的兩難境地，不能自拔。而那些隨俗沉浮的庸才春風得意，坐享富貴更使其憤慨！

陶淵明對背離社會價值的種種嚴重後果是瞭然於胸的，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主動自覺地承受這種種巨大的壓力，終身堅持其人格氣節，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千千萬萬的人都隨波逐流了，連與陶淵

明並稱「尋陽三隱」之一的周續之也為當權者用了，惟獨陶淵明特立獨行，他孤軍對抗的是茫茫整個世界，是無所不在的命運之手。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他是捨棄了個人名利，為了理想和人格的純

潔和高尚從庸俗卑賤的芸芸眾生中一馬當先殺出的勇士，他勇往直前之中環顧四周卻發現他沒有戰友。儘管如此，他依然毅然決然地按照自己認準的目標策馬揚鞭，一路絕塵而去。心中不免黯然神傷，卻終是義無返顧。

有人說他懦弱，說他迴避矛盾。怎麼才不懦弱呢？叫他拍案而起，象李自成拉起人馬起義嗎？叫他荊柯刺秦王嗎？叫他公開擊鼓罵曹嗎？還是叫他去做潘萬年呢？一個封建士大夫的價值觀、人生觀允

許他這麼做嗎？在那個時代有這樣的人嗎？即便有，陶淵明是否處於那種信息環境呢？退一萬步講，假如他有那個環境且那樣做了，他也就成了赤膊上陣的許禇了。魯迅先生並不贊成這種無謂的犧

牲，鬥爭者首先應學會保全自己，陶在詩文中涉及時事都儘力避免評價當政者，以免遭禍。當統治者和世俗力量過於強大時，早醒者的隱居，這種非暴力不合作的鬥爭方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承

受巨大的苦難。這真是「勇敢者的遊戲」，這真是「好男兒渾身是膽！」

想文革中幾千萬知識分子，幾億中國人有幾個敢站出來公開反對？有幾個敢不低眉順眼，人云亦云？在那個時代，沉默都是有罪的，能象陶淵明那樣出淤泥而不染的絕對是人格典範。對百分之九十九

的隨波逐流乃至助紂為虐者和卑躬屈膝搖尾乞憐者我們不去鞭撻，反而站在山腳下對站在人格高峰之上的陶公評頭品足，沒心沒肺、冷漠地責怪他怎麼沒站得更高些，站到喜瑪拉雅山上去或生翅膀飛

上天空去，這豈不是荒唐得令人氣憤嗎？陶淵明在那個時代，不是太消極了，而是太積極了。

陶淵明是具體的歷史的陶淵明，是無路可走的陶淵明。陶淵明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人道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他甚至不可能對封建社會本質有深刻的理性認識，更不可能開出對症的救世良方，他只是從

感性上對社會現狀失望。然而，這並不有損他執著於理想，清者自清，超凡脫俗的精神形象。陶淵明的價值不在於思想，而在於其人格。後代文人對其隱居的機械模仿能將板子打在陶淵明身上嗎？後

代文人對陶公的欣賞模仿主要著眼於其逍遙于田園的閑適浪漫，很少挖掘其「金剛怒目」的一面，很少把握其複雜難言的心理狀態。他的內心充滿矛盾，他在心靈的掙扎中堅持自我，時時在人生「四

個境界」（馮友蘭語）中上下徘徊，並更多停留在後兩種境界。陶淵明以其痛苦而豁達，凝重而又淡雅的一生為我們留下了一百三十餘篇美崙美奐的詩文，他是一個熱愛人生，帶著淚和笑感受和思索

　　人生的人，他是一個美的追求者和鑒賞者。陶淵明孤獨的靈魂一直漂泊在當時乃至以後幾百年的時間隧道里，直到唐宋才漸為人所識。但正如尼采所說：「誰最終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最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18]。

這,就是作為真隱士、真猛士的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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