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醫學 交相輝映

宗教醫學交相輝映

——鄭懷林《生命的聖火》評介

洪文旭

宗教與醫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它是有關「彼岸世界」的概念；而醫學是人類醫藥科技文明的寶貴資源，凝聚著人類防病治病的學術經驗。然而，兩者相同之處就在於都是傳統文化，而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近讀鄭懷林等主編的《生命的聖火：宗教與醫學縱橫談》（中醫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一書，獲益良多，甚為欣慰。因為這一課題突破了宗教與醫學的藩籬，闡述兩者之間縱橫交錯的聯繫。正如作者「前言」所云：「重新審視這方面的文化現象，對於醫教研和醫藥衛生科普等工作是很必要的，對於堅持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也有其重要作用，同時也有助於人們識別偽科學和反對邪教」。

全書48萬餘字，分為原始宗教與醫學、古代的民族宗教與醫學、猶太教與醫學、婆羅門教與醫學、佛教與醫學、基督宗教與醫學、伊斯蘭教與醫學、道教與醫學、民間宗教與醫學、宗教與醫學心理學、宗教習俗與醫藥衛生、宗教與醫藥文化的交流十二個方面，70個專題，對兩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由於其內容豐富，涉及面廣，僅將其主要論述予以歸納評介，並向讀者推薦。

1闡述兩者源流

據史前考古資料研究，認為最早的原始宗教是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產生的，其表現形式是巫教，開始是泛神論。先民的生殖崇拜則是原始社會帶有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現象，它實質上是有關人類社會能否得以延續的理念問題，包括中國神話中的女媧摶黃土造人，西方盛傳的耶和華用泥土造人，其相似之處，實際是自然崇拜的遺風。拜物教出現在神靈觀念未明確產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體當作具有意志的活物而加以崇拜的一種宗教，其對象可能是自然之物或人造之物。如動物崇拜在遠古時代已十分盛行，喜鵲可能是最早醫生的圖騰，可從山東「扁鵲」和綏德「羽人」兩塊東漢畫像石得到證實。

巫術是一種准宗教，與神靈觀念相關聯，充滿原始的科學萌芽，瀰漫著神秘氣氛，其神秘方術除心理治療外，還會用藥物和器具為人治病，在少數民族中，巫師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化、醫藥、占卜知識的人。巫術活動最早有儺舞，而流行較廣的薩滿教其代言人為巫師，治病則採用醫術與巫術相結合的方法。醫藥的文化載體有民俗、行為、口傳、經驗等方面，而與巫有不同的概念，可以説醫藥衛生文化的發祥年代與人類歷史的起源同步，但巫與巫教畢竟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故而在人類文化史的消長中，「醫」總是長壽的，而「巫」則是短命的。回顧巫醫在醫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兩者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初期巫醫作為有一定醫藥衛生知識的人，曾起到積累總結經驗的作用，是應當予以肯定的；但當醫藥衛生文化發展到運用科學觀點探求病因和治療時，巫醫則不再是促進醫學發展的力量，而是轉化為阻力，甚至成為反醫藥科學的一種勢力。該書還對古代民族宗教與醫學之關係從中外角度予以論述，可謂琳琅滿目。

2.探討互相聯繫

該書從猶太教、婆羅門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幾個方面論述宗教與醫學的聯繫，雖然內容繁多，可是脈絡清晰。猶太教從教典入手，如《舊約全書》中關於醫藥衛生內容有傳染病、喪葬、飲食、割禮、生育等，以及香葯、外治法、醫學律令與法規等；《塔木德》對解剖、病理、治療、麻醉、草藥、衛生等，以及中世紀猶太醫家均有詳細敘述。婆羅門教吠陀醫學有關健康與疾病的四體液（氣、膽、痰、血）學說構成印度醫學理論的基礎；草藥醫學認為人體內各種體液和組織都處於平衡狀態，又具有均衡消化與排泄功能，否則就會生病，只有恢復其失衡狀態就能消除疾病，而防治疾病的方法在於保健，以改善其生命活力。瑜伽則通過坐法、調息和禪定來控制心意和感官，從而凈化心靈，對於養生保健有一定功效。佛教雖創於古印度，但在亞洲影響很大，認為身心疾病與地、水、火、風四大學說失調有關，禪靜、素食、運動療法在東亞各國流行，也對中醫產生過一定影響。如醫學家巢元方、孫思邈、王燾，文學家蘇東坡，科學家方以智，僧醫（圓通、悟真、高曇）、藏醫（宇陀薩瑪·元丹貢布）、蒙醫（忽思慧）、傣醫（遞哈西臘），以及敦煌、少林寺、竹林寺、和許多藥方碑等醫史文物，都說明佛教與醫學源遠流長。基督教為天主教的分支，在神學統治時期，經院醫學承擔起疫病、傷病的救護任務，且認為信仰療法是治病的唯一途徑。其分支景教的創立，在傳教中緊密結合醫藥衛生，曾在唐、元代盛傳，明代及清初有一批傳教士陸續來華。促進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也使中醫學傳向外國。伊斯蘭教的許多衛生習俗都可在《古蘭經》、《聖訓》中找到源頭，從而出現阿拉伯醫聖阿維森納，其著作《醫典》曾對東西方醫藥學有過重要影響，還介紹阿拉伯醫家、鍊金術、回回醫學等內容。道教的創始人是老子，《道德經》為其基本經典，其學說中修身和用世均統一於「德」，並不斷使人的精神於「道」合二為一，成為一個和諧健全的整體。亦對四十四式按摩法、晉唐以後的道教與醫學、方術與醫藥衛生等予以闡述。這些重要章節，從而使宗教與醫學交相輝映，大放異彩！

3.考證史跡文物

該書中有許多文圖傾注了作者數十年來考證研究醫史文物的成就。文字方面如達摩「面壁」九年，是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內無雜念，心如牆壁，而非面對牆壁；少林寺歷來以禪修來健體強身、祛病延年，曾創辦少林藥局，素享「中國佛門醫宗」之美譽，並於2000年出版《少林武功醫宗秘笈》，內容包括養生、推拿、療傷等驗方絕技；敦煌被稱為「形象歷史博物館」、「世界畫廊」，其眾多壁畫、殘卷、佛學著作均與醫學有關，是隋唐時期醫藥衛生狀況的縮影和藝術再現。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物，其醫卷、字典均彌足珍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記載了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在向東方傳教中兼行醫護的事迹，並引《舊唐書》記載，開元二十八年（740）景教僧人崇一治好唐玄宗之弟病，特賜緋袍。此後，景教徒陸續來華，持續長達210年之久。

2000年在古城西安市回民坊發現有圖有文的石刻，正背面為仙鶴圖，兩側有珍珠丸、寬中丸、黃芪湯、藁本湯四首醫方；大清真寺內還收藏一通《秦府葯聖祠記》碑，為正德七年（1512）九月九日立石，並記當時在「秦府良醫所」供事醫藥人員，有醫史價值。《道藏》據稱共收古籍1476種，5485卷，而有關醫家經典約佔70%以上。山西永樂宮有洗兒圖、診治眼疾壁畫、人體骨骼圖等，不僅反映了元代宗教生活，也反映了道醫文化與塵世人生不可分割的關係，實屬難能可貴。

圖片方面如伏羲、岐伯、孫思邈、玄奘像，少林寺、大佛寺、崆峒山、南山寺、藥王古洞、坐虎針龍、海上方神話、洗葯池，儺面具、周原甲骨、王燾故里碑、林則徐流放新疆故地等，這些均為他在觀覽時的留心所攝，插圖書中，增色不少。

4.概論中外交流

宗教與醫學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其人文關懷與科學精神往往互相融通，更為密切。該書最後介紹宗教與醫藥文化在亞洲、非洲與羅馬之間的交往，特別指出秦漢以前，中原便與西域乃至南亞「絲綢之路」的開通，成為一條橫貫亞、非、歐洲的國際大通道，從而使醫藥文化得以頻繁交流，也與海上「絲綢之路」交織成一張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網路。還舉例前蘇聯漢加諾夫地誌博物館收藏19世紀末《藏醫學圖冊》，共77幅(62圖缺)，其中有藏族文化史上重要人物肖像182幅，該挂圖由小圖組成，全套總計有圖1萬個左右；還有許多收藏的「唐卡」及出版的圖冊，使藏醫學得以在世界各地流傳。

中朝交流多在醫籍方面，最著名的是《百濟新集方》，為百濟所著的一部記載本草學的民間醫方集。與中日交流是唐時日本來中國的學者多乘新羅船以歸，因此中國醫藥文化經朝鮮傳入日本；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採藥，帶三千童男童女乘樓船一去不返，日本文獻也有記載，並尊其為「司葯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鑒真在五次東渡失敗、雙目失明的情況下，第六次渡海赴日到達奈良，促進了中醫藥學在日本的傳播、植根和發展，從而為繁榮日本天平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印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始於春秋戰國，興盛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充任其使者的多為僧侶和商人，而最著名者為玄奘在其著作《大唐西域記》中記述了有關印度人的宗教及其飲食習慣、口齒衛生、僧侶醫生、衛生習慣、用藥及傳入中國的情況。而在眼科方面，印度僧醫所傳的「金針撥內障術」，在中國得到不斷改進與提高，使無數白內障患者得以重見光明。

另外，該書對於亞洲、內地與邊疆的宗教與醫藥交流，宗教習俗、醫學心理學等方面也有論述，從而促進中國醫藥學不斷充實、提高，使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醫學。

總之，該書圍繞宗教與醫學這個課題，闡述了作者對兩者的學術見解，可以説是第一部研究宗教與醫學的專著，將對於科學文化史、宗教醫學發展史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希望作者繼續努力，深入研究下去，為構建醫學人類學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作者的夙願！

（本文原載陝西省中醫藥科技開發研究會網站2009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