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王、皇帝

摘 要：西晉末年，北方局勢混亂，內遷民族紛紛趁勢建立政權。但這些政權在選擇最高統治者名號時，並沒有全部使用自秦漢以來已經沿用了五百餘年、且基本固定下來的「皇帝」這一稱呼，許多政權選擇了「王」、「天王」等先秦時期的稱號，甚至有的在使用「王」或「天王」的同時使用游牧民族的首領稱號「大單于」，因此整個名號狀況比較複雜、混亂：既有「皇帝」，也有「王」、「天王」、「大單于」等，儘管如此，這些政權首領的名號基本上遵循「王」、「天王」、「皇帝」的層級順序，「王」基本上是他們建立政權之初的第一名號選擇，「皇帝」才是他們理想的最終目標，且無論是「皇帝」還是「王」、「天王」，都是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各種稱號同時混用的現象應該是內遷民族在嘗試建立政權過程中的一種正常反映。既體現了內遷民族在漢文化歧視、壓迫之下的一種自卑心理，同時也清晰地反映了內遷民族對儒家傳統文化接受的具體過程，更表達了他們對國家一統觀念的強烈認同。

西晉末年，北方局勢混亂，內遷民族紛紛趁勢建立政權。但這些政權在最高統治者名號的選擇上並沒有使用自秦漢以來已經基本固定下來的「皇帝」這一稱呼，而是亂象紛呈：既有「皇帝」稱號，也有「王」、「天王」、「大單于」等稱號，而且有時出現「王」與大單于或「天王」與「大單于」等在一個政權中同時使用的情況，顯得比較混亂、複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比較獨特的現象，同時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現象。

目前學術界一些學者關注了其中的「天王」稱號，如谷川道雄、雷家驥、古正美、周伯戡、黎毓雯等人。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對十六國時期的「天王」稱號進行了全面的研究，認為「天王」稱號與宗王分權有關；雷家驥先生以後趙、慕容燕及前、後秦的情況為例，研討了這幾個政權的首領名號，認為十六國各君王的「天王」等稱號與自卑心理有關，但僅是點到為止，沒有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新加坡學者古正美及台灣學者周伯戡、黎毓雯分別對後趙石氏及後秦姚興進行個案研究，三人皆認為後趙石氏及姚興的「天王」稱號與佛教有關。古正美認為石氏「天王」與在東南亞地區流行的「摩醯首羅天王」有關，周伯戡認為姚興稱「天王」乃是受佛教帝釋的啟發，黎毓雯雖然也認為「天王」稱號與佛教有關，但她認為姚興的「天王」稱號應與釋提桓因有關。總之，關於「天王」稱號的來源及含義，學者們的研究也比較深入，但是由於這幾位學者大多都是只專註於十六國政權首領諸多稱號中的「天王」稱號，並沒有對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首領名號的整體情況進行深入研究，沒有將「天王」這一稱號與「大單于」、「王」、「皇帝」等稱號結合起來研討，因而有顧此失彼之嫌，不能更好、更全面地認識問題，有關此問題仍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和可能。

本文試圖就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名號「王」、「天王」、「皇帝」使用的基本情況及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一 、十六國政權中首領名號的基本情況

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的名號情況比較複雜，現按立國先後將其基本情況羅列如下：

漢：先後使用「大單于」、「王」及「皇帝」稱號

永興元年（304年），劉淵自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返回匈奴部眾所在地左國城（今山西離石），稱「大單于」。當年十月，即「漢王」位。永嘉二年（308年），即皇帝位，改元永鳳」。此後劉和、劉聰、劉曜一直使用「皇帝」稱號，直到咸和五年（330年），後趙攻陷長安。

成漢：先後使用「王」、「皇帝」稱號

永興元年（304年）冬十月，李雄攻取成都，佔據益州，稱成都王。公元306年稱帝，建立成漢國，光熙元年(306年)，即皇帝位，國號大成，史稱成漢。

後趙：使用過「王」「天王」「皇帝」稱號

太興二年（319年），石勒稱「趙王」，史稱後趙。咸和五年（330年）二月，進兵關中，滅前趙，石勒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石勒正式即皇帝位。咸和八年（333年），石勒子弘繼位，咸康元年（335年）石虎廢弘，自稱居攝趙天王，咸康三年（337年）改稱「大趙天王」，永和五年（349年）正月，又稱皇帝。永和五年（349年），石季龍子石世即位，但石遵廢石世自立，後石閔（石虎養子，原姓冉）殺遵立石鑒，永和六年（350年）石閔殺石鑒自立，改國號為魏，史稱冉魏。永和七年（351年），石虎之子石祇被冉閔圍困於襄國百餘日，被迫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

前燕：先後使用「王」及「皇帝」稱號

咸康三年（337年）十月，慕容皝稱「燕王」，史稱前燕。永和四年（348年）十一月，慕容儁繼承「燕王」之位。永和八年（352年）即皇帝位。建熙元年（360年）正月，慕容暐繼帝位。一直到370年前秦攻滅前燕。

前涼：先後使用「公」、「牧」、「王」

永和元年（345年）張駿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官者皆仿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永和二年（346年），張重華繼為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永和五年（349年）張重華自稱「涼王」、雍·秦·涼三州牧。永和九年（353年）子耀靈嗣位（涼州刺史、西平公），不久耀靈伯父張祚矯稱遺命自立（涼州牧、涼公），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元和平。永和十一年（355年），張祚被殺，張玄靚嗣位（西平公、涼州牧），興寧元年（363年），張天錫即位（西平公、涼州牧），太元元年（376年）張天錫投降前秦，前涼滅。

前秦：「大單于」、「王」、「天王」、「皇帝」稱號皆用

永和六年（350年）苻洪稱「三秦王」。不久苻健承襲此號，但於次年（351年）稱「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永和八年（352年）正月，稱皇帝。永和十一年（355年）苻生繼皇帝位，昇平元年（357年），苻堅發動政變，殺苻生，稱「大秦天王」。淝水之戰失敗後，苻丕、苻登、苻崇等使用「皇帝」稱號。

後燕：「大單于」、「王」、「天王」、「皇帝」稱號皆用

太元九年（384年）正月，返回前燕統治區的慕容垂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史稱後燕。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慕容垂在中山稱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慕容寶即皇位，改元永康。隆安二年（398年）月慕容寶被尚書頓丘王蘭汗所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六月，寶子盛殺蘭汗以長樂王稱制。十月慕容盛稱帝。隆安四年（400年），自貶號為「庶人天王」。隆安五年（401年）八月，慕容熙即「天王」位，義熙三年（407年）馮跋殺熙，推慕容云為天王，義熙五年（409年）慕容雲被寵臣所殺，後燕滅。

後秦：「大單于」、「王」、「天王」、「皇帝」

永和八年（352年）姚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太元九年（384年），姚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萇發兵取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秦」，史稱後秦。太元十九年（394年）姚興繼位，隆安三年（399年）降稱「天王」。義熙十二年（416年），姚泓繼皇帝位，改元永和，義熙十四年（417年）為劉裕所滅。

西秦：除使用過「大單于」之外，無論是復國前還復國後，西秦一直以「王」為其政權首領的稱號

乞伏國仁於太元十年（385年），自稱大將軍、單于（《晉書·乞伏國仁載記》為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太元十三年（388年）六月，乞伏乾歸即位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太元十九年（394年）前秦主苻登死，隴西之地盡歸乾歸，梁王乾歸改稱「秦王」，史稱西秦。隆安五年（400年）滅於後秦姚氏。義熙五年（409年）乞伏乾歸再次即「秦王」位，義熙八年（412）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義熙十年（414年）十月，「復稱秦王」，元嘉五年（428年），慕末繼「秦王「位，改元永弘，元嘉八年（431年）滅於赫連夏。

後涼：使用過「王」、「天王」稱號

太元十四年（389年），呂光稱「三河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改元龍飛。隆安四年（399年），將天王位讓於太子紹，自號太上皇。隆安五年（400年）呂纂殺紹即天王位。不久為呂隆、呂超兄弟所殺，呂隆即天王位。至元興二年（403年）滅於後秦姚興。

南涼：使用過「大單于」及「王」稱號

隆安元年（397年）禿髮烏孤在西平（今青海西寧）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史稱南涼，隆安二年（398年）改稱武威王。隆安三年（399年）禿髮利鹿孤繼位武威王，隆安五年（401年）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後在其安國將軍鍮勿侖的勸說下，改稱河西王。元興元年（402年）禿髮傉檀繼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元興三年（404年）去年號，以後秦屬臣身份，上表姚興，請求接代王尚為涼州剌史。義熙四年（408年），禿髮傉檀復稱涼王，改元，義熙十年（414年）滅於西秦。

南燕：先後使用「王」及「皇帝」稱號

隆安二年（398年），慕容德自稱「燕王「，史稱南燕。隆安四年（400年）十二月，慕容德在廣固正式稱帝。義熙元年（405年），慕容德死，慕容超即帝位。義熙六年（410年），慕容超被晉軍所獲，南燕滅。

西涼：使用「公」、「牧」、「刺史」

隆安四年（400年）李暠自稱秦·涼二州牧、涼公，改元庚子，史稱西涼。義熙元年（405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改元建初。義熙十三年（417年）李歆稱「涼公、領涼州牧」，改元嘉興。元初元年（420年），李恂被推為涼州刺史。元初二年（421年），西涼被北涼所滅。

北涼：一直使用「公」、「王」稱號

隆安三年（399年），沮渠蒙遜擁立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史稱北涼。隆安五年（401年）蒙遜代段業為大都督、涼州牧、張掖公，改元永安。義熙八年（412年），即河西王位，改元玄始。元嘉十年（433年），沮渠牧犍繼為河西王，改元永和，元嘉十六年（439年）為北魏所滅。

夏：使用過「大單于」、「天王」及「皇帝」

義熙三年（407年），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改元龍升。義熙十四年（418年），進軍長安後，於灞上即皇帝位。此後赫連昌及赫連定皆稱帝，至元嘉八年（431年）夏亡。

北燕：一直使用「天王」稱號

義熙五年（409年），後燕馮跋在慕容雲被殺之後，繼天王位於昌黎（今遼寧朝陽市），沿用國號為燕，史稱北燕。元嘉七年（430年），中山公馮弘（跋之弟）即天王位。元嘉十三年（436年）滅於北魏。

西燕：先後使用「大單于」、「王」及「皇帝」

太元十年（385年）正月，慕容沖在阿房即皇帝位，改元更始。太元十一年（386年）立慕容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後段隨被慕容恆等人襲殺，立慕容顗為燕王，改元建明。慕容韜殺慕容顗於臨晉（陝西大荔縣東），後慕容恆另立慕容沖之子慕容瑤為帝，改元建平。慕容永殺慕容瑤改立慕容忠為帝，改元建武。太元十一年（386年），刁雲殺忠，推慕容永為大單于、河東王，稱藩於燕（慕容垂）。同年九月，慕容永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一直到太元十九年（394年）被後燕所滅。

綜上所述，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名號使用的情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

1、一直使用「王」稱號的政權：西秦、南涼、前涼、北涼

2、一直稱「公」或「牧」的政權：西涼

3、一直用「天王」稱號的政權：北燕

4、使用過「王」、「天王」稱號的政權：後涼

5、先後使用「王」及「皇帝」稱號的政權：漢、成漢、前燕、南燕、西燕

6、使用過「天王」及「皇帝」稱號的政權：夏

7、「王」「天王」「皇帝」稱號皆用的政權：後趙、前秦、後秦、後燕

由此可見，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的名號使用情況非常複雜，大部分政權首領的名號前後都有變化，既有游牧民族的首領名號「大單于」，也有農耕民族的稱號「皇帝」，同時又有「王」、「天王」、「公」等，甚至一個政權同時使用二、三個名號，如「大單于」和「王」、「天王」或皇帝同時。關於十六國時期各政權使用「大單于」稱號的情況，研究胡漢分治的學者已經討論的太多，此處不再贅述，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國時期很少有政權首領單獨使用「大單于」名號，基本上都是和其他名號同時使用，而且多是建立政權之初。「大單于」的稱號雖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如果把「大單于」的稱號與其他名號聯繫起來考察，可以更清晰地反映出內遷民族逐漸拋棄本民族的因素及對儒家文化吸收的過程。

雖然各政權首領名號使用情況比較複雜、混亂，但仍有一定規律：這些政權的首領名號基本遵循「王」、「天王」、「皇帝」的層級及先後順序，「王」是大多數政權的第一選擇，「皇帝」是他們的終極目標。當然，也有值得注意的幾種特殊情況：

其一，前代首領已稱皇帝，其後任者卻改稱天王或王，如苻堅、石虎；

其二，自稱皇帝之後幾年卻又改稱天王，如姚興、慕容盛（高湖叛歸北魏，後燕的幽州只剩一個遼西郡），詳情下述。

二、「王」號的使用

從以上內容可知，雖然十六國政權首領名號前後有所變化且變化比較頻繁，但絕大多數政權都使用過「王」的稱號，如漢、成漢、後趙、前燕、前涼、前秦、後燕、後秦，西秦、後涼、南涼、南燕、北涼、西燕，而且除了一直以「公」或「牧」為號的西涼之外，在政權首領名號層級順序中「王」總是他們的第一選擇,西秦、前涼、南涼、北涼則是自始自終使用「王」的稱號。

公元前221年秦王贏政吞併六國，著手改革稱號，在大臣建議的「泰皇」基礎上「去『泰』，著『皇』，采上古『帝』號，號曰『皇帝』」，從此，中國歷史上便開始有了皇帝這一尊稱，皇帝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獨有的尊號。春秋時期普遍使用的「王」稱號，失去了原有的君主地位而淪為皇帝統治下的臣屬，它通常系指皇帝分封給同姓諸王或異姓諸臣的最高爵號，已非商周以來稱王的原有意義了，這個王，只不過是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罷了。

那麼為什麼十六國時期，政權建立之時沒有循例使用最高統治者的尊號「皇帝」，反而使用自有皇帝稱號以後就已經淪落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的稱號呢？對於這種情況，雷家驥先生研究後趙、前後秦等政權相關問題時，對此略有涉及，但只是點到為止，沒有做具體的深入分析。

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首領名號大多稱「王」的具體情況各有不同，但還是有一些共通之處，他們之所選擇「王」政權首領名號，應與當時的政治情勢有關。具體而言，建立政權的劉淵之所以「漢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西晉王朝末期雖然有「八王之亂」，給人民帶來許多災難，人們怨聲載道，但它仍是人們心目的正統王朝，還有一定的號召力。即使劉淵起兵之時有許多人響應，但他仍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此時稱帝勢必成為眾矢之的，因而劉淵選擇了「漢王」這一名號。隆安五年（401年）正月，前涼武威王利鹿孤想稱帝，其安國將軍鍮勿侖勸說他：「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自漢以來，善為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放棄稱帝，改稱河西王；前涼張祚稱涼王之後欲稱帝，郎中丁琪給他分析了其中利害關係：「我自武公（張軌）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眾，抗舉世之虜，……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向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強敵乎！」，最終張祚保留了「涼王」的稱號。鍮勿侖與丁琪的勸說理由應該代表了各個政權建立時對其所處具體情況的準確研判，也是他們稱「王」而不稱皇帝的原因：即當時整個北方地區政權林立，經濟發展不平衡，實力大小也不一，除了前秦統一過北方地區之外，其他政權基本上都是偏居一隅，不具有能號令全國或整個北方地區的實力，故而在選擇政權首領的稱號時比較慎重，不敢高調以天下獨尊的「皇帝」為號，而選擇以涼王、燕王、秦王等區域性政權特徵比較明顯的「王」為名號，以示自己只是類似於春秋霸主的身份，以免成為眾矢之的。

除了出於上述所說政權對形勢的研判原因之外，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影響。雖然中國傳統夷夏觀有開放性的一面，如不以血統、地域而是以文化論夷夏，夷夏可以轉化等，但是每當民族矛盾與民族衝突比較激烈的時候，夷夏觀的封閉和保守的一面往往佔上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論調總是甚囂塵上，嚴「夷夏之辯」，在漢族大多數士人的心目中是處理民族關係的重要準則，左右著他們的言行。因此，在儒家傳統思想中的「內中華外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觀念的歧視與壓迫下，內遷民族統治者對於君臨長城以南地區仍忐忑不安，普遍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卑怯心理：

晉愍帝建興元年（313年），「（石勒）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齋珍寶，奉表推浚為天子，當王浚對石勒此行為表示懷疑之時，其屬下王子春則說：「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王子春的說法代表了當時大多數漢人的思想。劉淵在稱帝時，一方面用「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的理論做為自己建立政權的借口，但是另一方他還是顧慮「晉人末必同我」，所以不得不抬出「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的血緣關係作為稱「漢王」的依據，石勒找不到這樣有利的根據，遲遲不敢稱帝，直到起兵二十五年之後，才製造出一些祥符，以「答乾坤之望」，登上皇帝寶座。北方後起的胡人統治者有了劉淵、石勒的先例可循，製造統治的依據要方便一些，但為了使自己處於有理有利的地位，對於稱帝之事也不敢輕易為之。鮮卑慕容氏長期以晉臣自居，原因就如慕容儁在答群臣上稱號時所說：「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曆數之簶，寧有分邪」。即使石勒在某些祥瑞的積極暗示下僭位，仍時常「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籙」；太興元年（318年），靳准趁劉聰死後的混亂局面，盡殺劉宗室，控制平陽，自號大將軍、漢天王，但仍深深感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故欲將攻破當時的文化中心之一洛陽之時所得晉傳國璽，托胡嵩帶回東晉。羌族姚弋仲也有同樣的心理，他時常提醒自己的兒子：「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力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後秦姚萇即皇帝位於長安、建立後秦之時，仍心懷忐忑地問其臣下「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儘管前秦苻堅統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區，但是其弟苻融仍認為：「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線，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這些都表明無論是匈奴、鮮卑還是羯、氐、羌都多少表現出因民族身分而導致的不自信。

故而在對當時形勢綜合判斷的基礎上，以及傳統儒家文化中內諸夏外夷狄思想的歧視與壓迫下，十六國政權首領在建立政權初期，選擇首領名號時沒有一個敢直接稱帝，而是不得不選擇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淪為一方之主的「王」號。

三、天王稱號

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首領除了普遍使用過「王」之外，大多還曾使用過「天王」名號。「天王」在名號層級順序上基本上處於「王」與「皇帝」之間，可以說是二者之間的一種過渡，當然也有的政權將「天王」名號做為最終的選擇。對於十六國時期的「天王」稱號，學者討論的比較多，如前所述，新加坡學者古正美、台灣學者周伯戡、黎毓雯等，曾以石趙與後秦為個案進行研究，雖然對於「天王」名號具體含義的解釋有所不同，但有一點他們基本達成共識，即認為石趙、後秦的「天王」名號皆與佛教有關。

十六國政權中使用「天王」稱號的不僅僅是後趙、後秦，前秦、後燕、後涼、夏、北燕也先後都使用過，因此不應該以具體的個案為研究對象孤立地看待這個問題，應該將「天王」稱號置於整個十六國各政權的「天王」之中分析。要想搞清楚「天王」與佛教是否有關係，必須明確兩個問題：一是十六國中使用過「天王」名號的政權首領是否都信佛。十六國時期最早稱「天王」的人是靳准，其原為劉聰的中護軍，太興元年（318年），靳准趁劉聰死後的混亂局勢，盡殺劉宗室，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稱藩於晉。對於靳準是否奉佛，史書無載，不好判斷，對於這一點，持「天王」名號來自於佛教的學者也表示認同。雖然使用「天王」稱號的石勒後期可能信奉佛教，但是在稱天王之初對佛教還是極力打壓的：「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眾」。二是即使稱「天王」的首領信佛，這些首領與佛教的關係是否皆如後秦姚興一般？有可能信奉佛教的夏國赫連勃勃，據史書記載也是在418年攻克長安之後才開始信奉的，而攻克長安之後，赫連勃勃很快就稱帝，因此不可能用佛教的「天王」概念去解釋赫連勃勃稱「天王」的緣由。不僅如此，甚至有僧人曾把赫連勃勃當作一個廢損佛法的代表：「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為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為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而且後涼的呂光是否信佛或信仰的程度如何也不太好確，但是從一件事上可以知道，呂光對佛教的興趣不是很大。苻堅命呂光出征西域前，給呂光一個特殊的任務，即將居於龜茲的的西域名僧鳩摩羅什帶回中原。後因淝水之戰苻堅失利，前秦四分五裂，呂光滯留在涼州，故而羅什隨呂光在涼州一住十八年，但是於佛教竟無建樹，這應與呂光對佛教不重視有很大的關係。正如《高僧傳》作者評論說：「（羅）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而且在弘揚佛教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姚興，於隆安三年（399年）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二年後即401年才迎鳩摩羅什進入關中，推廣佛教的，因此姚興「天王」稱號究竟與佛教有多大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研討，故而不能簡單地將「天王」稱號與佛教中有關「天王」概念聯繫在一起，從相關史書看，十六國時期的「天王」來自於中國的傳統。

「天王」稱號在中國史籍中最早出現在《春秋》，指的是周天子，在漢朝，也經常出現「天王」一詞，一般來講都是指皇帝，《史記》中這樣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這說明在兩漢時期，「天王」即是「天子」，而天子不過是具有了一些神化色彩而己。從史書記載看，十六國時期的「天王」應來自於先秦時期：「太興二年，（石）勒偽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石虎「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此外，可以做為旁證的是北周時期的「天王」也是「依《周禮》稱天王」。這些都說明，十六國時期的「天王」概念是來自於先秦時期的春秋戰國，相當於殷周舊式的最高領袖。

春秋戰國時期，凡有軍事實力的諸侯國家的統治者，在本地區內多自尊自大地稱起王來，如吳王、楚王，到了戰國時期列國國君則幾乎個個稱王，如燕王，齊王，韓王，趙王，魏王，秦王，楚王等皆是，這是周王室衰微，諸侯國興起後在政治上稱雄爭霸的表現，為了區別於各地的諸王，使名分上不與周王相混，故《春秋》的經文及諸傳里為正君臣名份，尊周王為「天王」。顧炎武的《日知錄集釋》卷4《天王》中有一段議論：「《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也』是也）」，由此可見，「天王」是高於「王」的一種稱號。而且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也是持這種看法的：「（苻）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繼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351年），僭稱天王、大單于」。從苻健因為有人上表將自己的名號定為「秦王」而怒，後稱「天王」可以看出，在苻健的心目中，「天王」的名號明顯是高於「王」號的。故而在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名號的層級順序上，「天王」一般出現在「王」號之後。

儘管「天王」的名號高於「王」號，但由於先秦時期，周天子的權威下降，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再加之自秦始皇起「皇帝」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尊號，因此，「天王」就成為名不正言不順的最高統治者名號，距離皇帝名號還有一定距離。而且從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首領名號的層級順序中也可看出，十六國時期的「天王」與先秦時的含義有所不同，先秦時期的「天王」是周天子的意思，是普天之下的最高首領，類似後世的「皇帝」，而十六國時期的「天王」是不同於皇帝的，雖然「天王」的妻子稱皇后，似乎天王和皇帝的名號差別不大。從十六國各個政權的「天王」使用名號看，在有些政權首領號天王，但行皇帝事。「天王雖然是事實上的皇帝，但還不全是皇帝。比如，石勒的群僚以天王稱號『名位不正』為由勸他稱帝。因此可以說，天王是有其實而名不正。所以在有關天王即位的記事中，特意要附帶一句『去皇帝之號』（苻堅、姚興、慕容盛）」。

咸康元年（335年），石虎廢后趙皇帝石弘，群臣勸其稱尊號，石虎說：「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言外之意是石虎本人認為他無論是「道」還是「德」方面都擔當不起「皇帝」稱號的。姚興太元九年（394年）以太子身分繼皇帝，但隆安三年（399年）以天變地異為由降稱天王，且認為「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赫連勃勃不稱「皇帝」，是他自認為「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

從石虎、姚興及赫連勃勃稱「天王」或降稱「天王」的原因看來，十六國時期政權首領使用「天王」名號，有出於自卑心理的因素。依據中原傳統典籍中政權的正當性原則，這些十六國的君主是沒有資格稱皇帝的，而且就皇帝的定義而言，十六國都屬於地方政權，且德行也不夠，達不到「道合乾坤，德協人神」的地步，因此「天王」名號成為內遷民族在政權建立過程中，對稱「王」已經沒有太大興趣，但又沒有足夠的資本稱帝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天王」稱號的使用，使十六國政權首領在通往皇帝尊號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四、「皇帝」稱號

儘管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首領的名號在建立政權之初大多選擇「王」或「天王」，但是畢竟出現皇帝尊號之後，「王」或「天王」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故而在可能的情況下，「皇帝」稱號仍是他們理想的最終選擇。十六國時期，其中有十個政權最終選擇使用「皇帝」稱號。劉淵起事之初稱「漢王」，但四年之後即稱皇帝；石勒雖然稱「天王」但「行皇帝事」，且不久即稱「皇帝」；石虎也是先稱「天王」多年，最終還是稱「皇帝」；慕容儁稱「燕王」後三年即稱皇帝；赫連勃勃使用「天王」十年後改稱「皇帝」。此外，一些政權首領的妻子名號及其父、祖的尊稱更能說明「皇帝」其實才是他們心中夢想的稱號。一般說來，如果首領稱王，那麼其妻就應該稱王后，但在十六國時期，各政權「王」的妻子卻稱「皇后」。義熙五年（409年），乞伏乾歸復稱「秦王」，但其妻卻稱皇后；馮跋稱天王，其妻稱皇后；石虎稱「大趙天王」，尊其祖為武皇帝，父冠覓為太宗孝皇帝，其妻鄭氏為天王皇后；苻堅稱天王，然而追尊其父為「文桓皇帝」，母為皇太后，其妻為皇后。因此，無論是「王」還是「天王」都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稱號而己。

既然這樣，那麼在何種情況下他們認為才有資格稱皇帝呢？古人認為「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周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並以為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鄭玄注《中候敕省圖》說：「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號天子」，《白虎通義》「德合天地者稱帝」。從這些解釋可以看出，「皇帝」應該是一種盛德的美稱，天子是對皇帝其人的神化。經過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內遷民族的政治首領在建立政權之時，時常利用「德」這一概念論證自己建立政權、稱「帝」或「王」的合理性。劉淵：「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苻堅：「帝王曆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德」的含義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可能只是個人修養，即所謂的「敬天」、「忠」、「孝」、「仁」、「義」等倫理道德原則。而按照「皇帝」是盛德之美稱這個標準，石虎、苻堅等人的確是不符合做皇帝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以臣弒君是「十惡」之首，而石虎和符堅都是通過弒君的方式繼位的，屬於「賊君取位」之類。故而因得位不正，「（苻）堅及母苟氏並慮眾心未服，難居大位」，所以苻堅不像苻健、苻生父子一樣稱皇帝，而是稱「天王」，而石虎也只能在群臣建議稱帝的情況下稱「天王」。

除了個人修養方面，「皇帝」稱號對於一個政權來說應該還有其他方面的含義。秦王贏政改稱「皇帝」之時，也是由於其「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故而覺得原有的稱號不足以與其功業相稱，由此看來，稱帝也需要一定的條件及建立功業。秦王改稱號時最主要的的依據是車同軌、書同文，實現了一統。自先秦時期《公羊傳》提出大一統以來，經過秦及兩漢的實踐，到十六國時期已經深入人心，是否一統這也是判斷一個政權合法性與正統性的關鍵，也是一個政權首領能否名正言順地稱帝的一個重要因素，「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在此觀念的影響下，「天下一統」也是十六國各個政權孜孜以求的目標，在政治一統的問題沒解決之前，各個政權的首領是不太有信心稱皇帝的，故而這些政權一旦建立，都會以「天下一統」為目標。

石勒「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苻堅：「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儼然一派中華天子的架勢，但江左偏安著一個實力弱小但在精神上居於優勢的晉朝，畢竟讓這位統一了大半個中國，自稱華夏正統的氐人皇帝有些心虛，於是引群臣會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哺，今欲起天下之後以討之」，並於383年七月下詔伐晉。不料，淝水之戰大敗，其國大亂。對於苻堅發動淝水之戰的原因，宋人朱熹有非常精當的分析：「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可謂一語中的！即使是偏居一隅的赫連勃勃也想一統天下，其都城統萬之意即是「統一天下，君臨萬邦」。

雖然這些政權首領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以一統為目標以示其政權的正統，可是在當時政權林立的情況下，實現一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他們沒有實現真正的一統，但是皇帝的稱號太具有誘惑力，因此，他們就降低標準和要求，只要建立一些稍可傲人的功業就著急著稱帝。如赫連勃勃稱「天王」十餘年後，在418年攻佔長安之時稱帝；石勒在稱「趙王」十餘年後滅劉氏政權，於當年九月即稱帝；慕容儁繼承「燕王」之位三年時討平冉閔，就於次年即皇帝位，並脫離了對東晉名義上的臣屬關係。

綜上所述，西晉滅亡前後，各個民族趁亂紛紛建立政權，整個北方地區政權林立，割據混亂，其中雖有曾統一北方的前秦政權，但這些政權大多都是偏居一隅，勢力皆不足以號令群雄，再加之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夷狄之辯」思想的影響及「戎狄」只能做名臣不能稱尊號的歧視與壓迫，致使內遷民族在建立政權上有一種卑怯心理，因而他們在選擇首領稱號時，大都比較低調，不想冒然稱帝而成為眾矢之的，而是遵循春秋戰國時期各個霸主名號的原則，多稱「王」，或者是「天王」。

儘管如此，皇帝尊號仍舊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因此大多數政權的首領竭力按照古人對於「皇帝」尊稱的理解，試圖多方面做一些努力，以便接近盛德之尊稱「皇帝」，最終名正言順地得到理想的稱號。

十六國政權首領的名號，無論是「王」、「天王」還是「皇帝」，皆來自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天王」名號與佛教並無太大關係，它只不過是這些政權首領不滿足於稱王、但又沒有足夠自信稱帝情況下的一種暫時的選擇，有了「天王」這一名號，十六國政權首領在通往皇帝稱號的路途中又前進了一步而己，十六國時期各政權先後使用「王」、「天王」、「皇帝」等名號狀況，非常直觀、清晰地反映了內遷民族逐步接受漢文化的具體過程及對國家一統的強烈認同。

原文刊於《西北民族論叢》-2013

【編者按：因格式問題，本文注釋皆略去，引用請核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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