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立憲，以及新的政治力量

　　這是一個既推翻舊王朝，又建立新的國家制度的時刻。所謂「民主政治」的肇始，即在這一時刻。細究這一歷史時期，其方法論當是釐清各種政治力量，並研究他們的運作與互動。舍此，無可理解龐大的王朝何以頃刻間顛覆，也無法明白「民主政治」之艱難。

　　回到武昌首義的那個歷史現場，真問題便是：誰能幫助革命軍穩定戰爭狀況下的社會格局？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力量？

　　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需要回到清末「立憲」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立憲派。

　　一般史論，1904年的日俄戰爭，是促使清朝取「立憲」制度的關鍵。梁啟超論日本之勝「君主立憲為救國強國特效藥」，此論迅速而廣泛流行。但是，如慈禧般強人，放權，在她的人生里，何曾有過？所以，她為什麼會決定放權「立憲」，當是疑問。歷史學家郭廷以的解釋極具洞見：「迫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法道路的最大原因，為不斷增高的排滿空氣。滿、漢的不睦，至維新運動而愈彰著。主張維新的盡為漢人，反對的多為旗人。政變後遭誅戮懲處的全為漢人，以滿排漢之說，一時極盛。」由此而觀，「立憲」選擇，其動機實為緩和民族矛盾。此際，民族矛盾已臻極點，「立憲」制度不過為緩和與補救而已。循此而言，真正有洞見者實為能窺破民族矛盾的慈禧。可惜，愛新覺羅氏後人不肖，最後不僅未能緩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並斷送大清江山。

　　1908年，慈禧辭世。有罕見控制力的控制者消失了。在離世前，慈禧的清廷發布了「憲法大綱」，並規定在憲法生效以前有9年預備期。時間，還來得及嗎？

　　慈禧離世並沒有中止「立憲」運動的運行。1909年開始選舉「咨議局」，次年選舉「資政院」——「在正式議會尚未成立之前，以咨議局及資政院作為人民練習議政的場所，是一種臨時議會的性質。」若取「民主政治」來觀察現代化的中國演進，這是重要環節，畢竟，票選議員的經驗，在中國是前所未有的。

　　簡而言之，這次選舉是一種複選方式，即先由選民選出若干候選人，再由候選人互選而產生定額議員。比如，陝西的議員定額為66人，初選時選出10倍於此數的候選人660人，再由這660人互選出66名議員。當然，初選，也有省份定5倍於定額候選人的。這是各省咨議局的選舉。而資政院200人的選舉，則一半由咨議局選出，這是民選；另一半由皇帝指派，這算欽選。如今，更為認真記錄的材料已經泯然。歷史學家張朋園，查訪各地方志，搜索集納，統計這一選舉：如果用人口總數來與之比較，便發現當年享有選舉權利者之百分比為0.39%，也即1000人中僅有4人獲有選舉權，出人意料地低。

　　即使如此，這一過程也在清朝內部產生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後來，泛稱的「立憲派」，即由此次選舉而生成。按張朋園著作的注釋所統計：清亡之前，士紳階級一直存在。當時中國上層及下層士紳總數，約為145萬人。政府機構中諸種官職及頭銜所能容納者，不過15萬人，閑置無職位者，多至130萬人。因為咨議局與資政院的成立，傳統功名之外，「議員」，新的政治之途，似乎為中國傳統士紳開闢了新的政治空間。由士紳演化而來的這一政治集團，顯然是中國政治的基礎性力量，而且帶有「地方性」特徵。

　　觀察政治之演變，若無政治集團之概念，從何談起呢？

　　新的政治集團一旦形成，利益訴求，無可阻擋。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成立，在立憲的倡導者張謇(此時為江蘇咨議局議長)的策動之下，進行了3次要求速開國會，並迅速組織責任內閣的請願運動。請願的結果，朝廷下詔，將立憲籌備期由9年縮短到6年……這一決議，未使立憲派滿意，他們謀求第四次請願。這次清廷極其嚴厲，將新來的東三省代表「解回原籍，並命各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還將天津的溫世霖發配新疆。

　　體制內的進步，空間近無。《近代中國史綱》述論：「請願不成，立憲派已無可再忍。高壓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議相機反抗，遇有可以發難之事，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中國基礎性的政治力量，已經背棄清朝。這是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

　　稍後，清廷宣布責任內閣人選，史稱「皇族內閣」。當年為緩和民族矛盾的「立憲」選擇，結果控制者的消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清朝傾覆，無可逆轉。辛亥革命後，取「共和」制度，「立憲」自然煙消雲散，但這支政治力量卻未消失。

　　同盟會，以及革命派的力量

　　傳統中國的現代政治路向，重回歷史現場，實則有兩種彼此競爭的路向選擇。一個是源自清廷內部的「君主立憲」運動，另一個則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他的目標是推翻清朝，實行「共和」制度。兩種政治力量，清末年間，已經明朗。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宣告成立。稍後，孫中山先生主持制定了同盟會綱領性文件《革命方略》，在其方略里，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分為三個階段：即「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兩個時期加起來為9年時間，然後進入與一般民主共和國家相同的「憲法之治」。這一時間，跟清廷決定準備立憲時期相去不遠。後來，慈禧亦將憲法預備期定為9年，只是，慈禧的選擇一般被指責為力保權力的延宕。兩相比較，對真實中國國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雙方都選擇的9年的培育期里呢？歷史人物，厚此薄彼，未必妥當。

　　後世讀史者容易釋懷之處是，無論孫中山先生的9年「軍法」與「約法」，還是慈禧的9年籌備，皆被歷史之輪輕輕掠過，無影無形。或贊或抑，皆無可言。

　　清朝預備立憲之詔頒布，興奮莫過於梁啟超，他放論：「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如此說辭，相當刻薄。只是，此時梁啟超仍是清廷的罪臣，流亡日本，與革命派的爭鬥，不免明顯而激烈。

　　雙方政爭在日本演化成的拳腳相向，讀史者閱之，實在趣味橫生。1907年7月，梁啟超在東京神田錦輝館召開成立政聞社大會，這時，梁啟超已預感革命黨將與他為難，特意聘請日本「力士」保護，雖然如此，仍未免衝突。章炳麟記錄會場：

　　啟超說國會議會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詔，剋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踴躍」，語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餘人奔而前。啟超跳自樓曲，旋轉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椅格之，金剛自後其肩，格者僵，繼得上。眾鼓掌歡呼，聲殷天地。

　　但是，真正的革命，卻並不像在東京砸梁啟超的場子那麼容易。其艱難，異乎尋常。

　　按郭廷以統計：1907～1908年，革命黨至少8次起兵，均告失敗。而此刻官方搜捕更加嚴厲，日本、越南與中國香港又不準孫中山居留；同盟會內部，章炳麟與陶成章與孫中山意見分歧日深，引發內訌。雖然革命黨自成立同盟會後，有了統一的中心機關，但其活動越來越困難，內外交困，是當時的真實境況，「1909年，革命氣氛至為消沉」。如此氣氛，清廷壓迫自是關鍵，清廷立憲派與革命派，對未來政治路向的競爭，也是原因。

　　在這般壓抑氛圍下，革命黨人最為激烈的選擇，即為暗殺。汪精衛選擇刺殺攝政王載灃，原因即為，「非再有激烈之舉，不足以毀敗偽立憲，昭雪對黨人的誣詬，振起消沉的人心」。只是，汪精衛失敗了。1911年4月，黃興、胡漢興再舉廣州起義，李劍農先生分析說：「這是革命黨從艱難困苦到極點的境遇中振拔起來的。」結果，仍然失敗。從正面的角度理解，汪精衛的暗殺雖未成功，其結果，「(清人)心理上已為革命黨所攝伏」，證據是，汪精衛只被清廷處以永久監禁。而廣州之役，其被廣泛傳播，郭廷以論，「久蟄的人心則因此次的壯烈犧牲而大為興奮」。

　　即有如此艱苦卓絕的奮鬥，清廷仍可苟且，可見單以外部力量顛覆朝廷，並非易事。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當然是革命黨人的起義，雖然他們未必直接受到孫中山及同盟會的領導與指揮。但論革命黨人這一政治力量，真實的歷史狀況則是，同盟會之外，各地各種信奉或至少受孫中山先生思想影響的團體，集合而觀，才可見整體。

　　比之同盟會與梁啟超「立憲」派的海外爭鬥，武昌首義後，新格局不是競爭而是合作。張朋園在所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革命黨邀約咨議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湯化龍為首的湖北立憲派，正式與革命黨發生了關係。湯氏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這樣，雙方起始合作，革命黨負責軍事，立憲派主持庶政，形勢趨向穩定。」

　　若取政治的角度觀察，武昌革命，新軍先發，咨議局附從；新軍所恃的是實力，咨議局憑藉的是政治社會聲望。這種合作，才是湖北能夠穩定，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的「政治保障」。

　　武昌首義後，繼之湖南、陝西同日起義，其革命黨人與咨議局合作模式一如湖北；之後，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相繼獨立或光復。李劍農在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里說：「還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響應獨立，雖由革命黨人運動發難，而各省咨議局的立憲黨人，無不加入革命動作。竟沒有一省的立憲黨人與革命黨作敵對行動的。」如果沒有立憲人士這種積極響應，棄對抗而選擇合作，清末之格局將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