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必讀之十五——《西遊記》 -

《西遊記》全書分為三大部分，前七回相當於全書的一頂帽子，一邊安排孫悟空出場，交代清楚他的出身、師承、能耐、性情；一邊通過孫悟空在天、地、冥、水四界穿越，描繪四界的風貌，建立一個三維、四境界立體思維的活動空間。八至十二回寫了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的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經的緣由。十三至一百回寫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保護唐僧西天取經，沿途降妖伏魔，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到達西天，取得真經，修成正果的故事。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以解釋佛法的淵博。

《西遊記》文字以白話文為主，間有贊賦詩詞，多用誇張、譬喻的手法，鋪陳排比句式，音調韻律鏗鏘，朗朗上口，適合高聲說出或者唱出，評話、彈詞、戲曲腳本痕迹很重，彷彿說書人，或者戲台就在你面前，這樣的語言極大發揮了音調韻律對人心理的作用，增強了感染力，而它的缺點則是說書人口吻太重，在生活中不容易用得上。白話文詼諧有趣，間或有狡黠、姦猾之處，頗有西域語趣；大量贊賦詩詞，大量華麗綺靡辭藻鋪陳堆砌，描繪出華麗富足、祥和自由的仙界風光、妖魔洞府；刻畫出形象畢肖的神仙形象、妖魔形象等等。讓讀者滿眼珠光寶氣，玉樹瓊枝，如夢如幻，恍入仙境。這些「仙境」在佛教來說，並非僅僅是幻象，確實是佛教統治理念下應有的風景，印度確實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王公、貴族階層，千百年來都能過上比較安康、富足的生活。佛教適合城邦制，往往能「饒益」一方土地！《西遊記》大量降妖伏魔歷險情節設計，與佛教重視「力」「無畏」有關。

《西遊記》的文體實際上是一種佛經體，它的構思、體裁、情節、表現方法都是來自佛經故事，佛經故事大量使用幻想、誇張的構思方式；使用神變、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異變（地動、地裂、大火等）、離魂、夢遊、入冥（地獄）、升天、遊歷它界（龍宮、大海等）等等情節。

更多用比喻修辭方法。就像《大涅槃經》里提出八種：「喻有八種：一者順喻，二者逆喻，三者現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後喻，七者先後喻，八者遍喻。」接著對它們舉例作了解釋。《大智度論》又指出「譬喻有兩種：一者假以為喻，二者實事為喻」。這就是所謂「假喻」和「實喻」。特別常用的還有所謂「博喻」， 即並列多種比喻。這些在具體作品裡觸目皆是，就不一一列舉了。

佛教的本生故事和《西遊記》非常類似，在佛典翻譯文學中，《本生經》或稱《本生譚》是藝術價值最高、也最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稱為是古印度的《民間寓言故事大集》，是可以跟希臘的《伊索寓言》並稱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學的寶典。

曇無讖所出的《大般涅槃經》里說：何等名為闍陀伽經（《本生經》另一音譯）如佛世尊本為菩薩 ，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作鹿、作羆、作麞、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諸如是等行菩薩道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他又說：《本生經》的形成大體與集結佛傳同時。部派佛教時期形成了「三世諸佛」、「過去七佛」觀念，從而神聖、永生的佛陀就有其過去世；讚美佛的過去世，就出現了《本生經》。在如今印度中央邦馬爾瓦地區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傳故事。東晉法顯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講的菩薩割肉貿鴿、施眼、捨身飼虎處；在師子國（今 斯里蘭卡）他遇到王城供養佛齒，在儀式上「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以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象，皆采畫裝校，狀若生人」。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記》同樣記載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 。

胡適先生曾經說：《華嚴經》末篇《入法界品》佔全書四分之一以上，寫善才童子求法事，過了一城又一城，見了一大師又一大師，遂敷衍成一部長篇小說。這種無邊無盡的幻想，這種『瞎嚼蛆』的濫調，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 』，《西遊記》『八十一難』的教師了。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孫昌武說：「賢愚經》的《須達起精舍品》則對其中舍利弗與六師外道鬥法情節進行了多姿多彩的藝術發揮。陳寅恪論及這段故事，聯繫《增一阿含經》卷二九和《大智度論》卷四五所記佛弟子舍利弗與目連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遊記小說，在唐三藏車遲國鬥法事，固與舍利弗降服六師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孫行者豬八戒等，各矜智能諸事，與舍利弗目犍連較力事，或亦不無類似之處』 。」

要說起這部篇章宏偉的長篇小說的作者吳承恩(約1520年—約1580年)，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人，漢族，明代小說家。吳承恩大約四十歲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由於老母家貧，去做了長興縣丞，終因受人誣告，兩年後「拂袖而歸」，晚年以賣文為生，在六十歲左右時去世。吳承恩自幼喜歡讀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話和民間傳說。官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使他加深了對封建科舉制度、黑暗社會的認識，促使他運用志怪小說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和憤懣。他自言：「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

明朝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後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一些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明代中後期，農產品呈現糧食生產的專業化、商業化趨勢。不少土地主縉紳也逐步將資金投向工商業，「富者縮資而趨末」，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為名號的商幫亦逐漸形成，並在一定地區和行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其實《西遊記》里所寫的天界、地界、冥界、水界大概分別代指朝廷，地方，地下世界，商幫。而商品是龍王們庫存的武器和寶貝，這些東西在吳承恩心裡認為大有用處，書里也有相關情節與之對應，但是明代海運商品無非是些香料、藥品等等，只有寶貝沒有武器，現把一些寶貝列出來：胡椒、小豆蔻、肉桂、丁香、羅望子，薑黃的好處：是這些東西可以強身健體，功效顯著。它既能用於烹調，又能做化妝品，還有藥用的功能。

《西遊記》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在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想像面前驚嘆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作為神魔小說傑出代表的《西遊記》亦不例外。 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遊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又說：「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確如此。通過《西遊記》中虛幻的神魔世界，我們處處可以看到現實社會的投影。而作者對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也頗可玩味，在《西遊記》中，簡直找不出一個稱職的皇帝；至於昏聵無能的玉皇大帝、寵信妖怪的車遲國國王、要將小兒心肝當藥引子的比丘國國王，則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萬天兵天將，竟然抵不過孫猴子一條金箍棒，而讓真正的賢才去當不入流的馬夫，其統治之昏暗，虛弱，不言而喻。如來佛祖所創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錢財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許手下人收取賄賂，而《西遊記》一路上妖魔鬼怪，多與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騎，金銀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獅駝嶺三魔王均和文殊，普賢菩薩甚至如來佛祖有關係，這反映封建社會官官相護的黑暗情景。

對這些形象的刻畫，即使是信手拈來，也無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西遊記》不僅有較深刻的思想內容，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豐富奇特的藝術想像、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詼諧的語言，構築了一座獨具特色的 《西遊記》藝術宮殿。《西遊記》在藝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創造了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 孫悟空是《西遊記》中第一主人公，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無窮的本領，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著人性，神性和猴性三重特點。大英雄的不凡氣度，對師父師弟有情有義，也有愛聽恭維話的缺點，機智勇敢又詼諧好鬧，是為人性，毛臉雷公嘴，山大王則是猴性，而七十二變，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則是神性。而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斗。與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響了「齊天大聖」的美名；與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決不放過一個妖魔，如意金箍棒下決不對妖魔留情；與一切困難敢斗，決不退卻低頭。這就是孫悟空，一個光彩奪目的神話英雄。大鬧天宮的桀驁不馴，與西天取經相比似乎改變許多，其實悟空的個性仍然沒有變，比如在騙取妖怪的二件寶物，讓玉帝派人裝天，威脅道：「若不從，即上靈霄寶殿動起刀兵。」在得知妖怪是觀世音菩薩所派，咒她「活該一世無夫」，對如來佛祖更是以「妖精的外甥稱呼」，孫悟空，這麼一個不「聽話」，不為強勢屈服的硬漢子，躍然紙上。

《西遊記》第六回里有一個故事，說孫悟空有七十二變的法術，能夠隨意變為鳥獸蟲魚草木器物，還能變為各種各樣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 玉皇大帝的戰將楊二郎相遇，孫悟空變成一物，楊二郎即變降他的一物，雙方變來變去，最後孫悟空變成一座土地廟兒：大張著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欞。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成一根旗杆，結果還是被二郎神識破了：「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杆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喧。」據說毛澤東他老人家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有好幾次在講話當中，說到這個故事。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期間的講話中，在談到梁漱溟的問題時，毛澤東他老人家就說：冒充的事，實際上是有的，現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會看得出來的。孫猴子七十二變，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杆，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到了六十年代，隨著國際國內客觀情況的變化，毛澤東對孫悟空的「強者為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風采更是稱讚不已，激情「歡呼」。

1961年11月17日，他老人家寫下的著名詩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就是毛澤東他老人家這個時期內心情感的真實表露。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毛澤東又借孫悟空這個人物故事，對自己當時的心境和思考作了進一步的表露。他說，同修正主義鬥爭的轉折點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公開信對中國的攻擊。他對斯特朗說：從那時起，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我們丟掉了天條！記住，永遠不要把天條看得太重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見 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曹力鐵譯）

我今天從談論吳承恩的《西遊記》，一直在東拉西扯，甚至提到毛澤東他老人家對於這部《西遊記》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有所指的。至少說明了這部小說的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