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

二、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2011年05月25日05:59

　　對國際形勢和外交戰略的重新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的國際格局初露端倪。首先，中國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不與任何大國或集團結盟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其次，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從以往的美國對蘇聯佔有明顯優勢到60年代末期雙方形成均勢。再次，隨著西歐和日本的復興，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東歐國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也在發展。第四，中國以外的其他亞非拉國家的力量和影響也有了進一步增長。美蘇兩國再不能如同戰後初期那樣掌控世界了。　　面對迅速變化的世界形勢，在兩個超級大國中，美國首先感到調整對外政策的必要。當時，美國的最大困境是深陷于越南戰爭的泥潭，在與蘇聯的爭奪中一時處於被動地位。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國總統，在他任內美國經歷了戰後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調整。在尼克松實現其外交設想的過程中，如何打開同中國交往的大門是關鍵的一環。　　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著調整對外政策的任務。「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外交陷入困境，特別是中蘇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這促使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重新審視國際局勢，重新思考中國的外交戰略。　　1967年秋，毛澤東注意到，正準備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尼克松耐人尋味地寫道:「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據此觀察，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國有可能改變對華政策。毛澤東請周恩來等人閱讀此文[1]。　　1968年11月，尼克松競選獲勝。抓住這一時機，中方向美方提議於第二年2月下旬恢復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並通過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重申中國政府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一貫堅持的兩項原則:第一，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第二，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發言人還說，如果美國方面不改變以往的做法，不管美國是哪個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級會談決不會有什麼結果[2]。這是向即將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傳達的改善中美關係的信息。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變對華政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於1月28日破例全文刊登了尼克松的這篇演說。在此後一段時間裡，中美關係表面看來並沒有出現任何鬆動，有時甚至顯得更加緊張，但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卻各自以極其秘密的方式，著手為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進行準備。　　中美關係尚未發生變化，中蘇關係卻從惡化走向敵對。1968年夏季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發生後，中國認為蘇聯已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由此進一步提高了對蘇聯擴張和侵略的警惕。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使原本已十分緊張的中蘇關係更加惡化。此後，蘇方又鼓吹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在中蘇公開處於敵對的狀態下，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任務就變得更加緊迫。　　究竟如何判斷國際形勢?如何調整外交戰略?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大問題，必須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毛澤東委託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研究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周恩來囑咐他們:主席認為，對於國際形勢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要以元帥的戰略眼光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3]。在此前後，周恩來還指示外交部門加強研究美國的政策動向，摸清美國的戰略意圖，探討同美國接觸的可能性。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布置，從6月上旬至9月中旬，陳毅等四位元帥進行了十幾次討論，先後寫出兩份書面報告，還向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口頭建議。　　第一份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於7月11日呈送中央。這份報告從戰略高度對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對中、美、蘇三方的鬥爭態勢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報告指出:當前國際上的對抗，集中地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對於美蘇兩家，真正的、現實的矛盾還是在它們之間，它們的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美蘇互相勾結和互相鬥爭，往往在反華的掩護下進行，但它們之間的矛盾並不因此有所和緩，反而更加敵對。美國把中國看作是「潛在對手」，而不是現實威脅。中美之間隔著太平洋，美國有侵朝、侵越兩次戰爭失敗的教訓，而它的戰略重點又在西方。由於這些原因，美國不致輕易發動或參與反華大戰。蘇聯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國大。但是，蘇聯要與中國大打也有很大的顧慮和困難，主要是擔心形成東、西兩線作戰，難以速決以及其戰略重點也在歐洲等。報告還指出，對於美蘇可能發動突然的核襲擊，要有充分準備，但核武器並不是可以輕易使用的。　　這份報告的重要作用在於提出了兩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判斷:第一，針對當時流行的大規模侵華戰爭迫在眉睫的看法，明確提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第二，通過精闢的論證，指出在美蘇之間，蘇聯是對我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這兩個判斷為我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提供了基本依據。正當四位元帥準備進一步探討，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我國應採取何種戰略和策略時，中蘇之間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7月26日，蘇聯外交部致信中國國務院，建議舉行中蘇高級會談，就全面和緩兩國緊張關係的途徑交換意見。然而，8月13日，大批蘇軍突然侵入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向我邊防人員發起突然襲擊，再次製造了嚴重的流血事件。隨後，外電不斷傳出消息，蘇聯可能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正當中蘇關係顯得更加緊張之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訪問越南時向中國方面提出，希望在歸國途中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中方表示同意。中蘇關係究竟是朝著更加緊張的方向發展，還是有可能和緩，一時為世界所矚目。　　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了三個多小時的會談，雙方討論了兩國關係中的緊迫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周恩來在會談中指出，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兩國的問題只要心平氣和地處理，總能找到解決辦法。周恩來強調，在邊界衝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他說，我們現在國內的事情還搞不過來，為什麼要打仗?他警告說，你們說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摧毀中國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將抵抗到底。關於如何解決最緊迫的邊境衝突問題，周恩來提出，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蘇雙方應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三項臨時措施達成協議。對此，柯西金表示完全贊成，並補充了一條措施，即當雙方發生爭議時由邊防部門聯繫解決。此外，周恩來和柯西金還就恢復兩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電話聯繫、恢復兩國互派大使及恢復兩國貿易等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商定，一俟雙方徵得黨中央政治局同意，即可付諸實行。但此後雙方互致確認函時，蘇方來函中未提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和雙方武裝部隊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問題[4]。由於擔心蘇聯會假借邊界談判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國內的戰備氣氛不僅未因兩國領導人的會談轉趨緩和，一時反而變得更緊張了。　　面對相繼發生的重要情況，陳毅等四位元帥通過認真觀察、慎重思考後一致認為，新出現的情況表明，近期內不會發生大規模侵華戰爭的估計基本正確。同時，他們也深深感到，在目前中、美、蘇三方鬥爭錯綜複雜的形勢下，「美要利用中蘇矛盾，蘇要利用中美矛盾，我應有意識地利用美蘇矛盾」。葉劍英援引歷史典故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按照這一思路，在中蘇兩國總理會談後，四位元帥經緊急討論，寫出第二份報告《對目前局勢的看法》，於9月17日呈送中央。在這份報告中，他們進一步提出:蘇聯雖有發動侵華戰爭、速戰速決的打算，但在政治上還下不了決心，主要是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加了它大舉進攻我國的顧慮。「我們堅持打倒美帝、蘇修，柯西金反而親來北京講和，尼克松反而急於同我們對話」，這表明「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都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我們「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也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蘇修要求舉行邊境會談，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覆，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在這個報告定稿後，陳毅進一步提出打開中美關係的一些設想。他說: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提出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估計美國會樂於接受。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陳毅決定，將這些「不合常規」的設想向周恩來口頭彙報[5]。　　通過對國際形勢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形成了調整外交戰略的明確思路，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決策有了可靠的依據。　　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初步啟動　　1969年下半年，中、美、蘇三方關係處在一個非常複雜微妙的階段。中國領導人一邊醞釀新的戰略構思，一邊耐心觀察美蘇的動向。美國尼克松政府有了一個走向中國的概念，但尚不知如何著手。當時，美蘇兩國正準備舉行高級會談，但雙方在限制戰略武器和歐洲安全等問題上意見分歧，遲遲不能達成原則協議。這時，蘇聯對正在醞釀的中美接近十分敏感，尤其擔心美國利用中蘇矛盾來打破蘇美戰略平衡。　　按照周恩來和柯西金北京會談達成的協議，10月20日，中蘇副外長在北京重開邊界談判，兩國新任大使也分別到任。雖然蘇聯並不打算從根本上改變向中國施加壓力的政策，但自珍寶島事件後極度緊張的中蘇關係畢竟有所緩和。這對美國造成了很大壓力，尼克松政府隨即加快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就在這個月，美國通過巴基斯坦通知中國，美國將停派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邏。12月3日，美國駐波蘭大使在華沙參觀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時，追上中國駐波使館的外交官，表示他想會見中國代辦，說尼克松要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當晚，周恩來看到駐波使館發來的電報，他立即向毛澤東報告，並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著敲門磚了。」[6]　　經過幾個月的試探，中美雙方都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了改善關係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兩國代表在華沙舉行第一百三十五次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級會談，並取得重要進展。在會談中，美方代表表示:美國政府願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義」。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有協助保衛台灣和澎湖的義務，但不妨礙中國的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辦法；隨著亞洲和平和穩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現在在台灣的軍事設施。美國政府還願討論中美之間的全部雙邊問題，並願意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政府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談，也願在華盛頓接待中國代表。中方代表重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同時表示願意討論美方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緊張局勢、根本改善兩國關係的意見和建議。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願予接待[7]。3月21日，中國收到美國通過巴基斯坦領導人傳來的口信:尼克松「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周恩來閱後批道:「尼克松想採取對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8]　　然而，就在這時，中美接近的勢頭由於美國軍隊入侵柬埔寨而受挫。基於反對侵略擴張的一貫立場，毛澤東於5月20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型群眾集會上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直到當年6月底美軍撤出柬埔寨，中美接近的過程才重新啟動。　　1970年7月10日，美國媒體報道說，尼克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贊成在外交上承認中國。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並讓他站在身邊一起檢閱國慶遊行隊伍。12月18日，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9]。在毛澤東同斯諾談話前不久，美中雙方已通過其他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10月下旬，尼克松先後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向中方傳話，希望派特使秘密訪華。周恩來於11月中旬作出答覆，同意美國特使前來商談解決台灣這個關鍵問題的辦法。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為中美正在醞釀的兩國關係的突破提供了意外的機會。比賽期間，美國乒乓球隊幾次表示，希望在世乒賽結束後能訪問中國。消息傳回國內，毛澤東幾經考慮，在世乒賽的最後一天作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以中美人民之間的交往作為打開兩國官方關係的序幕。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轟動。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北京。這就是當時被人們譽為「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進了中美關係的發展和世界形勢的變化。　　4月21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向尼克松總統傳達口信:「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10]尼克松於5月中旬答覆說，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人進行直接交談，雙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尼克松並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者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議。　　確定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和基辛格訪華　　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有關中美預備性秘密會談的問題。會後，政治局把討論情況寫成報告，報毛澤東審批。　　這份報告就處理中美關係特別是關鍵的台灣問題以及印度支那等問題提出以下原則:(一)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這一條如不能事先有原則商定，尼克松的訪問就有可能推遲。(二)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預。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活動。(三)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對台工作要認真進行。(四)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如美利堅合眾國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五)如因一、二、四這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便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六)我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如美方提到聯合國問題，我可明確告以我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七)我不主動提中美貿易問題，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軍從台灣撤走的原則確定後，可進行商談。(八)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有關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11]。　　上述八條原則除重申中國方面在這些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外，有三點引人注目的變化。一是在要求美國從台灣撤軍的同時，不再堅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作為兩國政府之間交往的先決條件；二是在繼續強調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的同時，亦強調要力爭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並認真加強對台工作；三是初步提出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的設想。這三點變化體現了中國方面在改善中美關係問題上的誠意以及在策略運用上的靈活，富有建設性。　　為使全黨能儘快適應對美政策的重大轉變，中央於5月31日向全黨轉發了上年12月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紀要，並要求將有關內容逐級傳達到基層支部。6月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各方面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面討論中美關係問題，加深對打開中美關係重要意義的理解。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抵達當天，周恩來同他舉行了會談。　　在會談中，基辛格首先說，他來北京有兩項任務，一是商談尼克松訪華日期及準備工作，二是為尼克松進行預備性會談。關於台灣問題，他代表美國政府表示:美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美國準備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後撤走駐台美軍的2/3，並準備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進一步減少其餘的駐台美軍；至於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認為歷史可以解決，意即期滿後不再延長；美國不再指責與孤立中國，美國在聯合國內將支持恢復中國的席位，但不支持驅除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基辛格的上述談話儘管與中方的主張和要求還有不小的距離，但畢竟作出了解決一些問題以改善中美關係的承諾，表明尼克松政府願意向前邁出一步。關於印度支那問題，基辛格保證美國將通過談判結束戰爭。他說，美國政府準備制定一個從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裝力量的時間表，但希望得到一個維護他們的體面和自尊的解決辦法。　　針對基辛格提到的問題，周恩來坦率地說:中美雙方對一系列國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這種分歧並不妨礙兩國尋求平等友好相處的途徑。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因而不容外人干預；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必須限期撤走在台灣的軍隊，必須廢除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在談到印支問題時，周恩來特別指出:美國朋友總是喜歡強調美國的體面、尊嚴；你們只有把你們的所有軍事力量統統撤走，一個不剩，這就是最大的榮譽和光榮[12]。第二天，雙方就尼克松總統訪華一事達成協議。　　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在北京進行了會談，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一公告的發表震驚了全世界。　　此後，為實現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都進行了周密細緻的準備工作。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訪問中國。雙方著重討論了台灣問題和尼克松訪華期間將要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的草案。　　注:　　[1]周恩來在1974年12月12日接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及其夫人時說:打開中美關係，是毛主席的決策。他很早就讀了尼克松1968年當選以前寫的一篇論文。當時我們都未讀過，只有毛主席注意了，他告訴了我們，我們才讀了。　　[2]《就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級會議會期問題我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人民日報》1968年11月27日第5版。　　[3]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頁。　　[4]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頁。　　[5]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1頁。　　[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頁。　　[7]關於這兩次會談的內容，主要引自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1971年5月29日，並根據其他文獻作了補充和歸納。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頁。　　[9]毛澤東:《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437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453頁。　　[11]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1971年5月29日。　　[12]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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