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唐代墓誌石刻編年·序（歷史研究中的日曆問題，實際用歷與頒行曆法並不一致

唐代墓誌石刻編年·序 (2007-12-26 23:45:30)轉載▼標籤： 序文 序 中華民族自有史以來就注重農耕，全力解決民生問題。炎帝神農氏，就是農耕社會的祖師爺，他帶領部族民眾上山燒荒種粟，從此有了可口的小米。五千年後，八路軍還靠「小米加步槍」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人類畢竟還在童年時代，還得順應大自然的風雲變化，以求有個好年成。農事活動始終受著季節氣候的制約，順天而生，逆天而亡，道理是明擺著的。我們的祖先真偉大，他們順應天時，高度重視天文、天氣的觀測與記錄，力求掌握時令變化的規律，用來指導農事指導生活。《尚書·堯典》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暦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這就是「觀象授時」，觀測日月星辰的變化，掌握其運行規律，以審知時令而授民，便於農事。又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帝堯時期，已知一年有366日，又用置閏月的辦法調配月與歲。這就是帝堯時期的曆法，有了回歸年長度，又會設置閏月，顯然是陰陽合暦體制。不難明白，曆法的依據還是天象，主要是日月的運行時間與規律，曆法不過是調配年月日使之大體一致，顯示出一種周期性變化，以此管理、記錄人事、農事活動。有了曆法，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人們的各種活動記錄就有了時間的脈絡，再也不會雜亂無章。中華民族的歷史之所以悠久，歷史材料之所以豐富，曆法的作用實在不可低估。有了曆法，才有歷史的記錄，這就是史記。《春秋》就是魯國的史記，孔子編寫出來給他的弟子做教材用，所以流傳下來。其實，周天子有史記，各諸侯國都有史記。《孟子·離婁》載：「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穆天子傳》就是現存最早的周穆王十三年西遊的史實記錄，就是一部史記。《逸周書》載「史記第六十一」，今本《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紀》。」指的就是這一篇。穆王還要戎夫輯錄歷史上重要又可鑒戒的史事，每月朔日、望日講給他聽。這又說明，穆王之前是有史記的。以年月日時間脈絡記錄史料，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這種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發其端，其後有《春秋》《左傳》；東漢荀悅簡化《漢書》編著《漢紀》，實為編年體西漢史；東晉袁宏仿《漢紀》，成編年體東漢史《後漢紀》；作為編年體通史巨著則是宋代司馬光所主編的《資治通鑒》，它記錄了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列為編年體史書的還有歷代的起居注、各朝的實錄。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軸，開斷代史之先河。仿其體例，各朝都有號稱「正史」的斷代史出現，這就是「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來源。在浩瀚的史籍中，能與正史比肩的就只有編年體史書。編年體的特點是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涉及年月日，當然就是曆法的範疇了。曆法在編年體史書中的重要地位，那是不言而喻了。 史書的紀年，最早採用的是帝王紀年法。商代、周代依商王、周王在位年數來紀年。魯國國史《春秋》以魯國國公在位年次紀年。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正式建立年號，這是中國帝王年號紀年的開始。皇帝一般在即位時就確立年號，中間根據需要可隨時更換。年號換得最多的是武則天。她在位二十年，先後使用過十八個年號，真正的隨心所欲。明清兩朝，大體一個皇帝一個年號，比較省事。不用年號的帝王實在太少。至於干支紀年，東漢才普遍使用。干支紀年起了一個延續久長的紀年作用，民間的應用確有超越帝王紀年法的永無更換的突出優點。史學家在官方的帝王紀年之外，往往註明干支年代，自在情理之中。 幾千年的文明史證明，史書的紀月，主要採用數序從一月、二月至十二月，閏月也稱「後×月」。史書的紀日，甲骨文顯示就是干支紀日，一直沿用，時至至今，日干支還是清清楚楚。這在世界上也絕無僅有。不過朔日干支的記錄尤其重要。古代帝王要「告朔」「頒朔」，就是公布一年十二個月（閏年十三個月）的月朔干支。月朔干支明，每月的初幾、十幾、二十幾的干支也明，全年的日干支也就自不待言了。 不難明白，編年體史書有兩個問題至關重要：一是史料的真實可靠，一是年月日的準確無誤。這裡主要討論涉及年月日的曆法，這也是面前這部三百多頁的《唐代墓誌石刻與唐代的暦》希望解決的主要問題。 洛陽考古研究所青年學者王化昆同志等，花了十餘年時間，廣泛收集唐代墓誌石刻數千方（包括拓本），以墓誌所記年月日（含月朔、日干支），較比唐代帝王年號紀年及其文獻所載的月朔、日干支，藉以探討整個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實際用暦。這是一個沒有人做過的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就體例說，我把它視為「墓誌石刻編年」，就內容說，在於弄明白曆法的暦與民間墓誌所反映的實際使用之暦彼此的差異，肯定實際用暦。 我們知道，上古是觀象授時，強調室外觀象，隨時觀察隨時調整閏月，以求年月日的調配大體吻合。待到回歸年長度365·25日及朔望月長度29·5日的掌握，連大月的設置有了規律，十九年七閏基本認知，曆法就從室外進入到室內演算的階段。從《左傳》暦朔考知，這當在春秋後期，「魯文公四不視朔」可以為證。敢於多次不視朔，只能說明朔日已經能夠推算。戰國時候的孟子很自豪地說：「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至遲戰國初期，四分暦的創製與使用是可以肯定的。張汝舟先生考定四方術殷暦行用在周考王十二年（公元前427年）。《漢書·次度》記錄的天象，冬至點在牛宿初度，也證實了這一點。可以說，整個戰國時期，各國普遍行用四分暦。四分暦的基本數據是回歸年365·25日，與實際回歸年長度365·2422日畢竟還有差距，「三百年輒差一日」。所以到漢初，「日食在晦」多次出現。這種實際用暦與實際天象不相吻合，乃是暦術的不精造成的。為追求與天象一致，古代頻頻改暦就可以理解了。就以二百九十年的唐朝來說，新出的曆法也在十種以上。計有： 唐高祖武德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暦》； 高宗時詔李淳風造《麟德甲子元暦》； 武則天時，太史瞿曇羅造《光宅暦》； 中宗時，南宮說造《景龍暦》； 玄宗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暦《開元大衍暦》； 肅宗時，韓穎造《至德暦》； 代宗時，郭獻之造《五紀暦》； 憲宗時，徐昂造《元和觀象暦》； 德宗時，徐承嗣與楊景風造《正元暦》； 穆宗時，詔日官改撰《宣明暦》； 昭宗時，詔改治新暦《景福崇玄暦》。 其中影響大者，當是《戊寅暦》《麟德暦》《大衍暦》。而行用時間長的也只在五十年上下。頻繁詔改暦法，必然造成舊暦新暦交錯使用的混亂。新暦、舊暦自有月大月小的不同，記錄在墓誌上，朔干支相差一日就比較容易理解。如儀鳳四年己卯（679年），墓誌有「正月癸未朔」，又有「正月壬午朔」，「二月壬子朔」。不難明白，上年十二月大，三十晦壬午；則正月小，必癸未朔，二月壬子朔；上年十二月小，二十九晦辛巳，正月大壬午朔，二月壬子朔。此前，從唐高祖始，使用《戊寅元暦》，至儀鳳已有六十餘年，這是老皇暦。高宗時的《麟德甲子暦》才行用十餘年，未必就完全地取而代之。就使用者來說，似乎就各取所需、各行其便了。探討唐代的實際用暦，這其中的是非，也就未必說得清楚。 1972年臨沂銀雀山二號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內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暦譜」，反映了漢初的實際用暦。如果與室內推演的實際天象比照，也只有餘分的不同，比較日干支卻是相差一日。 天象與實際用暦並不一致，這個疙瘩怎樣解開？後人編撰的《二十史朔閏表》之類也不會管用，因為這些《表》只列出了朔干支。干支記日只有整數，就不是理想的標尺。用現代科技手段編製的反映準確的實際天象的「朔閏表」，註明了合朔的時（h）與分（m），才可資比照。就古代暦術來說，就是朔日的余分。利用余分的大小，確定朔日干支。余分大，算一個干支日，余分小則不記。只有這樣，利用實際天象判斷實際用暦的是非，才令人心安。余分的取捨，還得對照諸多文獻，當然需要擇善而從。 唐代的暦法雖有十來種，運算中余分的大小也會有所差異，但數據的差別不會有多大，不同主要還是在大月小月的配置，閏月的安插。如果注意到這些，實際用暦就不難把握。 化昆等同志的研究是深入的，嚴謹的，細讀「前言」，令人感動。沒有踏踏實實的科學態度，這樣的題目會讓人乏味。幾千方墓誌，數以千計的朔干支、日干支，就是整理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還要從中發現唐代用暦的真實本象。化昆同志對暦術有深厚的研究，運用暦術也得心應手，在年輕一代的學人中是難能可貴的。取得這樣的成績就絕非偶然，體現了他的功底與功力。這樣的課題，不是每個人都能做且都能做好的，我樂意看到他們在編年體史書方面有更多的著述，取得更好的成績。 張聞玉 2007年12月26日 於貴州大學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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