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地帶| 蘇聯和德國之間的東歐

06-08

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向外國人解釋祖國的歷史時，曾描述過戰爭、外國佔領和大屠殺對日常道德的衝擊。他解釋道，大規模的暴力可以磨滅人對自然正義的感知。在正常的時代里，如果有人在街上踩到屍體，他肯定會去報警，路人會聚集過來圍觀，大家會進行探討和評論。而在如今這種時代，人們則會懂得避開溝渠里的屍體，不去問多餘的問題……

米沃什還寫到：謀殺因為戰爭而成為日常，甚至正當——如果能冠以抵抗之名的話。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遵紀守法的中產階級小夥子們變成了心狠手辣的罪犯和匪徒，對他們而言「殺人也不會造成嚴重的道德問題」。盜竊、撒謊、造假等也都成了日常行為。對那些平時會驚醒整個街區的聲音，比如呼嘯的機槍聲、痛苦的慘叫和警察逮捕鄰居時的咒罵聲，大家都已學會聽而不聞。

按照米沃什的解釋，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東歐人沒法拿美國人（和西歐人）當回事。」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些，也就無法去理解其中的意義，因此也就不能想像這些事情發生的過程。「他們因此而極為缺乏想像力，」他總結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

而米沃什這種尖酸的分析也仍未切中要害。詩人寫下這些句子已經是60年前了，而在今天說西方人缺乏想像力也仍然是不得要領的。提摩西·斯奈德就將這方面的討論推進了一步。他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從哈布斯堡時代的維也納到斯大林時代的基輔都是他的研究範圍。他的著作《鮮血地帶》既勇敢又富於原創性，講述了20世紀大規模殺人的歷史。他認為，對於20世紀歐洲東半部分的真實情況，我們仍然缺乏真正的知識。而且他是對的：美國人認為「戰爭」開始於1941年的珍珠港，結束於1945年的原子彈；英國人的記憶是1940年的閃電戰和解放貝爾森；法國人記得維希政權和抵抗運動；荷蘭人會想起的就是安妮·弗蘭克了。即使是德國人，所了解的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斯奈德的雄心在於，他想說服西方——乃至全世界——去以一種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那場戰爭。為達到這一目的，他著手打破了對受害者、死亡人數、殺人方法（我們馬上會說到）乃至日期和地理的流行說法。書名《鮮血地帶》絕不是什麼隱喻，所指的就是別人所說的「邊陲地帶」，從最西邊的波茲南一直覆蓋到最東邊的斯摩棱斯克，覆蓋了現代波蘭、波羅的海諸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國西部的邊境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些地區都不只陷落過一次，而是被外國佔領過兩次甚至三次。也正是這個地區，在戰爭中承受了最嚴重的傷亡和最大規模的物質破壞。

更核心的問題是，這個地區還經歷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瘋狂意識形態的最糟糕的時刻。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之間，來自那兩大極權國家的恐怖軍隊和他們各自的邪惡的秘密警察在這大片領土之間來回推進，某一次都造成了深刻的種族和政治上的變革。在這一時期，利沃市曾被紅軍佔領過兩次，被德國國防軍佔領過一次。戰爭結束以後它的名字變成了利沃夫，也不再屬於波蘭，而是成為烏克蘭的西部城市，戰前居住在該市的波蘭人和猶太人要麼被殺掉，要麼被驅逐出境，再從附近的農村調派烏克蘭人到這裡居住。在同一時期，烏克蘭城市敖德薩先是被羅馬尼亞軍隊佔領，然後又被德國國防軍佔領，接著蘇聯人又重新拿下了這個地方。每一次易手都伴隨著戰役和圍城，每一次有部隊撤出之前都會先炸掉港口或者屠殺掉猶太人。其他幾乎所有地方都上演過類似的劇情。

歐洲的大部分政治屠殺事件都發生在這片地帶。事情都不是從1939年入侵波蘭開始的。早在1933年，烏克蘭的饑荒就已經是第一步了。在1933年和1945年之間，這片地帶有1400萬人死於有周密預謀的謀殺，而不是死於戰火。而且，這些地方發生這種事情並非偶然：「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別崛起於柏林和莫斯科，」斯奈德寫道，「但他們的變革之夢主要都是寄託於上述這些地區。」

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烏克蘭發起了他的第一次農業烏托邦實驗，將土地集體化，並就糧食問題向富農（所謂「富」可能就是擁有一頭奶牛）發動「戰爭」。他的戰役迅速升級，演變成了對整個烏克蘭農民文明的打擊，最終造成了1933年的大規模饑荒。那一年，希特勒得到了權力，開始夢想在波蘭和烏克蘭為德國殖民者爭取「生存空間」，而他的設想要實現，就非得消滅那裡的居民不可。後來，納粹還在1941年設想了一個「飢餓計劃」，通過餓死波蘭人和蘇聯人來餵飽德國軍民。和上次一樣，納粹決心沒收烏克蘭的集體農莊並重新分配：「一國的社會主義將被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下圖：納粹德國軍隊進城時，路邊的圍觀群眾

毫不偶然的是，在1400萬死於這類種族陰謀和政治陰謀的受害者中，大部分人都不是俄國人和德國人，而是兩國中間地帶的居民。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極為蔑視所謂波蘭獨立、烏克蘭獨立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獨立的設想，而且都不遺餘力地爭取殺光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1939年入侵波蘭西部後，德國人逮捕和殺害了波蘭的教授、教士、知識分子和政客；蘇聯也在同年佔領了波蘭的東部地區，他們的秘密警察也逮捕和殺害了波蘭的教授、教士、知識分子和政客。幾個月後，斯大林還下令在卡廷和其他地點殺害了2萬名波蘭軍官。

20世紀40年代，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受害者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仇恨猶太人，而猶太人又在這一地區極為繁盛，人數遠超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猶太群體。斯奈德指出，希特勒1933年上台時，德國的猶太人口還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而且很多人後來都設法逃走了。希特勒設想的「歐洲去猶太化」要實現，德國國防軍就必須侵入鮮血地帶，因為這裡才是猶太人在歐洲的主要家園。最終死於大屠殺的540萬猶太人中，有400萬都是來自鮮血地帶，其他那些——包括16.5萬沒能逃走的德國猶太人——也是被運到這裡害死的。戰爭結束後，斯大林還為殘餘的蘇聯猶太人而感到焦慮，部分是因為他們想要永遠堅守大屠殺的記憶。在臨死前不久，斯大林清洗和逮捕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但他死得太快，沒能來得及發動大屠殺。

最重要的是，納粹和蘇聯就是在這個地區發生衝突的。儘管他們1939年簽署了《莫洛托夫- 里賓特洛甫條約》，就瓜分兩國之間的地區達成了一致，但斯大林和希特勒還是彼此仇恨了起來。由於這種仇恨，德國和蘇聯的士兵在被俘後都遭了殃兩國獨裁者都嚴重草菅對方的人命。在德國人看來，蘇聯戰俘和西方戰俘不同，根本不能算是人命，而竟然還要像其他人那樣消耗卡路里。於是，這些戰俘被送到波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可怕的死亡營（根本不能算是戰俘營）里，然後故意地餓死。他們被困在鐵絲網之間的空地里，沒有食物，沒有藥品，也沒有房屋和寢具，所以死得非常快，人數多得驚人。1941年秋季任何一天死掉的蘇聯戰俘人數都相當於整個戰爭中死掉的英美戰俘。最終，有超過300萬人這樣死去了，其中大部分都是幾個月內死掉的。

而蘇聯對待德國戰俘的態度也毫無二致。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後，紅軍突然得到了9萬名戰俘，就把他們扔到了曠野里，不給食物也不給地方住。之後的幾個月里，將有至少50萬德國和軸心國戰俘在蘇聯的關押下死去。不過，隨著紅軍在戰爭中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他們也就對讓戰俘活下去更上心了一些，同時把他們分配下去做苦役。據蘇聯統計，有230萬德國軍人和50萬其他軸心國軍人（來自羅馬尼亞、義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也有人來自法國和荷蘭）最終進入了古拉格勞動營。在亞洲，也有60萬日本人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他們的命運在其祖國幾乎被徹底遺忘。

戰爭結束後，有些人得到了釋放，還有些人要等到20世紀50年代才重獲自由。這些做法的背後不一定有什麼政治考量。1947年，正值戰後饑荒的高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還毫無預兆地釋放了幾十萬戰俘。這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解釋，蘇聯領導層只是拿不出食物來養活他們了而已。而且在戰後世界裡，他們面臨著外界的壓力，需要讓這些人活下去——最主要的壓力就來自於蘇聯在東德設置的代理人政權。納粹做事就沒這麼多掣肘了。

不過，這個地區儘管能提供一些常人不熟悉的逸聞和統計數字，但對於研究者來說，鮮血地帶已經給不出什麼驚人的新發現了。研究該地區的歷史學家當然都知道，有300萬蘇聯軍人在納粹的控制下活活餓死，大屠殺的主要過程都發生在這裡，而且希特勒對烏克蘭的打算跟斯大林幾無區別。

斯奈德的原創之處在於，他把這一個個孤立的事實——烏克蘭饑荒、大屠殺、斯大林的大規模處決、蓄意餓死蘇聯戰俘的行徑和戰後的種族滅絕——看作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側面。他沒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樣，把納粹的暴行和蘇聯的暴行分割開來研究，而是把它們合併起來。不過，斯奈德並沒有真的比較這兩種制度。他的主要動機在於告訴大家，這兩套體制都想在同一時間到同一地點犯下同樣的一些罪行。它們曾經協助和鼓勵彼此，而總體來說，它們之間的互動造成的屠殺都要超過它們各自犯下的惡行。

斯奈德還想說明，兩國的互動給該地區的居民造成了噩夢般的後果。我們這些現代的西方人離當時當地都非常遙遠，可以舒服地把蘇德兩種體制分開討論，對它們比較和參照、評判和分析，並搞一些「哪種更壞」的理論探討。而對生活於其中的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來說，對兩國的體驗實際上是在同一個歷史時刻進行的。斯奈德解釋：

納粹政權和蘇聯政權有時會結為盟友，比如他們會攜手佔領波蘭（1939-1941）。有時他們作為敵人卻可以找到共同的目標，比如斯大林在1944 年拒絕向華沙的起義者施以援手，任由德國屠殺人民，反正這些人要是活著的話，以後還會反抗他們的統治。還有很多時候，德國和蘇聯會互相刺激，結果搞出導致大量死亡的政策，比他們各自自行制訂出來的政策要惡劣得多。

在有些時候，一個國家犯下的罪行，可以讓另一個國家犯同樣的罪行時更少遇到麻煩。當納粹1941年進軍白俄羅斯西部、烏克蘭和波羅的海諸國時，他們所得到的，是一片幾個月前蘇聯秘密警察剛剛驅逐掉幾十萬人口的地區，更不用提在他們到來前幾天還剛有成千上萬人遭到槍殺。結果，有些人竟把德國征服者當作「解放者」來歡迎，畢竟德國人也許是從那個殺人政權手中解救他們的大英雄。他們還能調動起群眾對過去幾起暴行的怒火，在有些地方，還能把這種怒火燒向當地的猶太人，因為群眾的想像中，後者跟蘇聯人是一夥的——而且確實有些時候，猶太人是在跟蘇聯合作。大屠殺在這一時期開始提速，並不是什麼偶然現象。

以這種方式看待20世紀中期的歐洲歷史，對西方人來說也會有某種後果。比如說，斯奈德就要求他的讀者重新思考他們看到過的一些著名的影片和照片，比如英美士兵在解放貝爾森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拍下的那些東西。在照片中，飢餓的人們瘦弱得像骷髏一樣，身上穿著條紋的制服，旁邊還有像木材一樣堆積起來的屍骨。這些畫面構成了大屠殺的標準形象。然而，照片里的這些人多數都不是猶太人——他們是強制勞工，能活下來是因為德國戰爭機器需要他們製造軍火和制服。他們會大批地餓死，都是在1945年年初期德國政權開始崩潰之後。

經常發生屠殺和處決事件的東歐森林

大部分死在希特勒手裡的人——不管是不是猶太人——都從來沒進過集中營。確實有50萬送進德國集中營強制勞動的人死掉了，但主要的那1千萬左右的人都是死在了遍布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屠殺場里。也就是說，他們被帶到了叢林中（有些是被自己的鄰居害的），然後遭到槍殺。再有就是德國的飢餓區和毒氣室。斯奈德認為，毒氣室不應被算作「營」，儘管它們有時就蓋在集中營旁邊，比如奧斯維辛。

在德國統治下，「集中營」和「死亡工廠」的運行準則是不一樣的。被判到貝爾森的集中營里服刑是一回事，被送到貝爾塞克的死亡工廠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碰到前一種情況的人會面臨飢餓和勞役，通常還能活下去；碰到後一種情況的人則很快窒會息而死，毫無生路可言。而諷刺的是，斯奈德指出，正是因為這一點，貝爾森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而貝爾塞克如今已鮮為人知。

關於斯大林的受害者，他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認為，從1933年到1945年間，除了有100萬人死在蘇聯古拉格之外，還有600萬人死於政治性饑荒和屠殺場。

我正好認為，斯奈德給出的數字略嫌保守——但比例可能是正確的。在1930年到1953年間，死於勞改營的人數（死因包括飢餓、過度勞動和寒冷，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鐵絲網裡的木板房裡）遠遠低於死在機關槍下的人數和被剝奪食物蓄意餓死的人數之和。

每當我們想到囚犯，腦中的畫面總是一些穿著木頭鞋的人，每天早上被強行拖去勞動，一天比一天更沒人形——這種形象也締造了普里莫·萊維、埃利·維瑟爾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偉大創作。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畫面是錯誤的。事實上，能夠參加勞動的囚犯至少是有機會活下去的。那些體弱不能勞動的人，以及那些在戰爭和混亂時期難以被組織起來勞動的人死掉的速調要快得多。死於大屠殺的540萬猶太人都死得非常迅速，地點都在毒氣室、死刑車或者寂靜的森林裡。我們沒有他們的照片，也從未見過他們的遺體。

《鮮血地帶》中給出的時間和地理上的論說，還將對我們使用「種族滅絕」一詞的方式帶來更為複雜的爭議。如今已不再家喻戶曉的是，「genoci de 」（種族滅絕）這個詞是1943年由一位有猶太血統的波蘭律師拉斐爾·萊姆金髮明的，在此之前，他曾長期致力於爭取國際社會關注他先前稱為「野蠻罪行」的事件。1933年時，受到亞美尼亞大屠殺新聞的影響，他向國聯提出建議，認為「種族、宗教或者社會集體仇恨」造成的大規模屠殺應該被視為國際罪行。1940年他逃離了納粹佔領下的波蘭，從此加倍努力達成他的目標。在紐倫堡審判期間，是他說服了檢察官使用「種族滅絕」這個詞，雖然最終的判決沒有用。他還讓新生的聯合國針對種族滅絕起草了一部公約。經過多次辯論後，公約於1948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得到通過。

正如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諾曼·奈馬克在《斯大林的種族滅絕》中解釋的那樣，聯合國故意給「種族滅絕」作了一個相當狹義的定義：「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這是因為，蘇聯外交官當時要求把社會群體、經濟群體和政治群體排除在定義之外。如果這些東西都得以列入的話，那麼蘇聯對貴族（社會群體）、富農（經濟群體）和托洛茨基派（政治群體）的屠殺就可能會招致起訴。

儘管奈馬克本人持續在呼籲擴大「種族滅絕」的定義範圍，這個詞在人們心中確實已經主要用來描述對種族群體的大規模謀殺了。事實上，一直到最近這段時期之前，這個詞幾乎都只被用來描述猶太大屠殺，因為它是少數幾乎所有人都承認的「種族滅絕」：國際社會承認，前二戰各盟國承認，甚至連當初的加害者都承認。

部分是因為這種難得的普遍承認，這個詞最近似乎獲得了某種魔力。世界各民族都在爭取大家承認他們歷史上遭遇的悲劇是「種族滅絕」，在各國之間，乃至在有些國家內部，這個詞都成為一種互相攻擊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是否算是「種族滅絕」，引發了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的巨大爭議，竟鬧到要求美國國會出決議的地步。烏克蘭橙色革命的領導人們也四處奔走，要求國際法庭把烏克蘭遭遇的饑荒定性為「種族滅絕」。（2010年1月，基輔的一家法院還將斯大林及其他高官判以「種族滅絕罪」，認定他們屠殺烏克蘭民族。）

東歐集中營門口的常見標語：「勞動使人自由。」

萊姆金的「種族滅絕運動」的歷史告訴我們，從一開始，對於如何正確使用這個詞的討論就一直受到政治上的影響。左派知識分子不願意譴責蘇聯；斯大林確實也曾經跟羅斯福和丘吉爾結為盟友；某些德國歷史學家企圖通過類比大屠殺和蘇聯的罪行來淡化德國罪行的嚴重性；最重要的是，一直到最近的西方世界，要承認我們在一個搞種族滅絕的獨裁者的幫助下打敗了另一個搞種族滅絕的獨裁者，都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直到現在，隨著大量蘇聯和中歐史料的出版，蘇聯的大屠殺行徑才在西方廣為人知。近年來，在曾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的那些國家（特別是在烏克蘭和波羅的海諸國），才開始有人在法律文件中用「種族滅絕」一詞來描述蘇聯人搞的大屠殺。

奈馬克的這本不長的著作給這場火熱的爭論添了新的燃料。儘管他承認聯合國公約那段令人生疑的政治歷史，他還是堅持認為，即使在現行的定義之下，斯大林對富農和烏克蘭農民的打擊也仍應該被定性為「種族滅絕」。可想而知，斯大林對某些種族的定點打擊也應算數。在各個時期，蘇聯的秘密警察曾圍捕、逮捕和殺害過大量居住在蘇聯的波蘭人、德國人和朝鮮人，當然更不能忘記他們在幾周之內殺害的那2萬名波蘭軍官。像車臣這樣的一些小民族也遭到了集體逮捕和流放：男女老少都被塞進火車裡，流放到中亞生活，上層有意讓他們死在那裡，從此整個民族就此消失。同樣的命運也落到了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頭上。

和斯奈德的著作一樣，奈馬克一書涉及的範圍也非常廣泛，從開頭處的蘇聯佔領東德一直到對種族清洗的研究。因此，他的論說都非常清楚、難於反駁而鐵口直斷。然而，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鮮血地帶》提供的視角的話，有一個問題或許就不得不問：也許整個關於種族滅絕的辯論、特別是長期以來斯大林的屠殺是否「當得起」種族滅絕一詞的爭論，根本就是把水攪渾的偽問題？如果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屠殺各有不同但又能融為一體，而且互為因果、不可分割，那麼我們怎麼能把它們這樣區分開，認定其中一個是種族滅絕、而另一個不是？

對於真正親身經歷過這兩種暴政的人們來說，這種定義問題根本無關緊要。波蘭商人會在意他的死因是猶太身份還是資本家身份嗎？瀕臨餓死的烏克蘭兒童會在意他的食物被搶走是為了建設左派天堂還是奉獻第三帝國軍隊嗎？也許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辭彙，一個比現定義下的「種族滅絕」意義更廣的辭彙，可以用來描述所有「出於政治原因發動的大規模謀殺行為」。又或者我們應該承認，「種族滅絕」一詞的定義應該包含蓄意的食物剝奪，將其與毒氣室和集中營並列。而且，社會群體遭到的大規模謀殺應該被與各種族群體的遭遇同等看待。

最終，《鮮血地帶》提出的觀點，也將使我們對「記憶」的現代觀念——也就是說，相對於歷史的記憶——進一步複雜化。舉例來說，現代的德國政權確實「記得」——在官方檔案里，在公共辯論里，在紀念碑和學校的教科書里——大屠殺，而且也經常因此得到其應得的讚許。但這樣的記憶有多全面呢？有多少德國人「記得」那3 百萬蘇聯戰俘的死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關心），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協議不只將波蘭西部的居民送進充滿了流放、飢餓和死亡的奴工營，而且也把波蘭東部的居民送進了充滿同樣事物的蘇聯流放地？在這種意義上，卡廷屠殺確實要由德國負上部分責任：沒有他們跟蘇聯合謀，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然而，現代德國儘管對大屠殺懷有非常真實的罪惡感，但卻不會把這種感受擴展到蘇聯軍人乃至波蘭人的領域。

如果我們記住20世紀真實的樣子，而不是我們想像中它的樣子，那麼各國就會更難以曲解歷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當代的俄國一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經常掛在嘴邊的總是「兩千萬蘇聯死難者」，想以此強調它的犧牲與烈士精神。但是，哪怕接受這個大得可疑的「整數」，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些死者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俄羅斯人，並不居住在現代意義上的俄羅斯，甚至不一定是因為德國侵略而死的。

拋開這些的話，單純重新整理一下我們所了解的那個1933年到1953年之間的歐洲，也至少可疑幫助我們解決米沃什所謂「缺乏想像力」的問題。如果我們單獨思考奧斯維辛，就會很容易把它隔離出來，把它歸入某個特定時間的特定地點，或者認定它是德國獨特歷史和文明的後果。但是，如果奧斯維辛不是唯一的大規模暴行，如果大規模謀殺當時還發生在一個多民族的景觀里，得到了許多不同的國民的支持，那我們就不再好隔離奧斯維辛，也沒法那麼輕鬆地去解釋它了。我們從20世紀學到的東西越多，就越難從中輕鬆地整理出一種教訓，或者對生活於其間的人們作出某種簡單的評判。而與此同時，我們卻可以更容易地去體會他們的感受，並理解他們的選擇。

來源｜NYBOOKS 文｜Anne Applebaum 譯者｜李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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