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臨刑前的「衣帶詩」如何被妖魔化？

來源：原標題為《和珅的衣帶詩——一個所謂歷史謎團是怎樣生成的》，載《清史參考》2015年第46期。

思想談欄目編輯：項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

和珅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官著稱，但「盛名」之下，諸多模糊，他的發身和隕落，他的貪賄聚斂之道，他究竟有多少金銀田宅，都不甚明晰。尤其是其自縊後被發現的絕命詩（因寫在衣帶上，又稱「衣帶詩」），其第三句有「水泛含龍」四字，詞義詭譎，彷彿玄而又玄，更被稱為難以索解的歷史謎團。

本文對「水泛含龍」的來龍去脈作了一番梳理考訂，剔抉出一錯再錯的兩個節點，釐清其「出口轉內銷」的傳播過程。這是一個由音似和形似造成的語詞怪胎，從而直接影響到對詩文的詮釋，影響到對和珅形象的解析，應予澄清。

▲影視劇中的和珅形象

一和珅的獄中詩與末路心境

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八日，亦即太上皇帝弘曆崩逝的第六天，軟禁於殯殿的和珅被拿入刑部大牢，開始了其人生最後一段旅程。囚室中備有紙筆，頗有詩才的和珅，留下了不多的詩篇，賦寫一位寵臣和權相的末路心境。有兩首寫於上元（元宵節）之夜，其一：

夜色明如許，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

室暗難挨曉，牆高不見春。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

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

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仁。

和珅萬萬沒有想到：原以為已然搞定套牢、一心要繼續輔佐的嗣皇帝，居然剛親政便翻臉無情，使出霹靂手段！這時的他在獄中已經待了好幾天，該想的全一遍遍想過，應是想明白了。全詩不見憤懣，甚至也不多寫委屈，突出的是反省和悲傷，為自己20年的宦程跋涉，為自己的過人才華，也為自己對皇帝的忠心。九重仁，當然是指皇帝的仁愛，卻有意不說是已逝的上皇，還是當今聖上。

第二首仍是以月色入筆：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憐此夜月，分明照愁人。

思與更俱永，恩隨節共新。

聖明幽隱燭，縲紲有孤臣。

（楊璐校點《和珅詩集》，上元夜獄中對月二首）

兩首詩都有一個詞——孤臣，應予關注。孤臣，即孤立無助的忠臣，語出《孟子·盡心上》：「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獄囚的詩通常會被搜檢呈交，皇帝常也有閱讀的好奇心，因之也是一個迴轉聖意的機會。孤臣二字亦有「遠臣」之義，大牢之中，咫尺天涯，也覺貼切。曾幾何時，朝中第一寵臣和珅竟以「孤臣」自況了，而字裡行間，則仍在向皇上表達忠誠，仍在委婉申訴，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或者叫掙扎。

正月十八日，嘉慶帝頒布處死和珅的諭旨。根據今日所能得見的文獻史料，可知對和珅的「世紀大審判」並不順利：與他同時拿下的軍機大臣福長安，寧死也不檢舉揭發；負責主審的幾位親王，平日多與之交好，難以審下去；所謂「二十大罪」多數是些雞毛蒜皮，和珅招認得很痛快，卻難以定為皇帝所說的大逆罪。其時抄檢和審訊尚未結束，急急做一了斷，應是採納了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建議。該諭旨很長，寫得層次分明：先說眾大臣與翰林科道官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擬斬，請即正法」，可證民憤極大，眾皆曰殺，而且是「剮殺」；接下來參照康熙帝誅鰲拜、雍正帝誅年羹堯、乾隆帝誅訥親，指出和珅「壓擱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可證罪行嚴重，且前朝多有處死之例；再說和珅曾任首輔大臣，又值父皇大喪，「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清仁宗實錄》，嘉慶四年正月丁丑），可證聖心寬仁。白蓮教之變延續三年，清廷調兵遣將，數省之地田廬殘破、生靈塗炭，已成為國家的巨大傷痛。應該反省追查的地方很多，但讓老和一人來承擔責任，也有些不公。

大清律法有「議親議貴」之條，諭旨中也提及，說和珅喪心昧良、不齒於人類，不應援引「八議」減罪。和珅可謂既親且貴，此時皇帝絕口不提其為皇親貴戚，不提其對太上皇的多年效力，不說皇妹的哭訴求懇，但還是以他曾任首輔從寬處置。世上萬千事，本一死了之，可古代律法又將死罪分為數等，比起凌遲寸磔，賜令自縊，便是皇恩浩蕩了。據記載：行刑之時，後來的內閣大學士耆英（就是那位奉旨簽訂《南京條約》的欽差大臣）時為刑部司員，隨同監視，但見和珅於磕頭謝恩後，接過欽賜的長長白練，仰首看天，又俯視地下，嘆了口氣說：「我是個痴人。」（繆荃孫《藝風堂雜鈔·和致齋相國事輯》）此語看似自責，實以責人，卻沒了舊日的逼人鋒芒。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和珅抄家清單

和珅死後，留下的詩作仍有人在意，宗室裕瑞輯成一冊，題名《嘉樂堂詩集》，收錄了前引兩首元宵詩。而其絕命詩很早就在坊間流傳，寫於衣帶之上，自縊後即被發現。裕瑞沒有收錄，不詳何故。

和珅通常所用衣帶，與一般民公爵位者不同，是乾隆帝特賜服用的宗室黃帶，以金黃色絲線織成，綴以四塊金屬鏤花板，板上鑲嵌寶石珠玉。入獄後，黃帶子大約不會再用了，腰系一條布帶，倒也便於在上面寫詩。他的衣帶詩流行甚早，而演為一段文案，應屬清朝覆亡後之事。先錄今之通行版本，曰：

五十年來幻夢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

（《清通鑒》，清仁宗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

我們知道和珅是讀過《紅樓夢》的，還曾與乾隆帝探討過該書的寫作主旨。其絕命詩頗有點兒紅樓意蘊，幻夢、撒手、香煙、紅塵、後身，寫來若真若幻。但和珅讀得太淺，未能讀懂書中的《好了歌》，未曾有大感慨和徹悟，不能解何為「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古今多少政商界人士，都是好了還想更好，不知料理了局，不知道「好就是了」的哲理，又不獨一個和珅。

該詩被稱作難解之謎，指的是第三句的「水泛含龍」，四字真言，不識出於何典？於是索解歧出，大都論為和珅死前對朝廷充滿怨恨詛咒，指向後來的慈禧太后和大清淪亡：

有的說用「夏後龍漦（chí，涎沫）」典，見於《國語·鄭語》，寫夏朝末期有二神龍止於王庭，夏後得龍漦（傳說中龍的唾液）而秘藏之，後周厲王開盒觀看，龍漦流出，化為玄黿（yuán，大鱉），宮中女子遇而受孕，生褒姒，西周因她而亡。論者以這個女色亡國的典故，隱指後來的慈禧太后的橫空出世，說她為和珅復仇，禍亂大清。

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為前一年河南的黃河大決口（實也頗為接近事實，遺憾的是忽又一轉）；而「含龍」二字，則是說女主藉水患降誕。還是落到三十餘年後慈禧太后的出生，當年黃河河南段又是大決口，竟說這個女嬰就是和珅的後身，代為復仇雪恨，葬送了清廷。

扯的有些遠了。

▲和珅府邸恭王府

「水泛含龍」四字，究竟作何解？

我查了一些史學家的書，包括幾部重要的乾隆傳與和珅傳，多有徵引，多不作解釋，彷彿毋須考證。實則此為傳聞轉抄之訛，是一個由兩次抄錄錯訛造成的語詞怪胎，根本沒有這個典故，因此也無從索解。史學界長期以訛傳訛，以訛解訛，演為一段學術謎團，不可不辨。

先說第二個錯誤，當在於著名清史專家孟森先生的《清高宗內禪證聞》，其在引錄《朝鮮實錄》中相關文字後，曰：

臨絕作詩，似偈似謠，不甚可解。或謂「水泛含龍」似用夏後龍漦故事，為孝欽禍清之兆；「香煙後身」，孝欽或有煙癮，而和珅於嘉慶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當時能吸洋煙者為絕少，至咸、同、光則不足奇。但以此為識，直謂再生作亡清之禍首，以身報仇耳。此無稽之談，姑存軼聞，其解說則朋輩酒間，拈《朝鮮實錄》此則而推測之詞也。（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

清晰說明錄自《朝鮮實錄》，而對「水泛含龍」四字，表示「似偈似謠，不甚可解」。後面雖記夏後龍漦故事和慈禧禍清之兆，甚至扯出和珅與慈禧的嗜好洋煙，仍視為無稽之談。

《清通鑒》照錄此詩，見於該書卷一五六，編者在卷末注中，稱采自《李朝實錄·正宗大王實錄》卷五一。而查對吳晗先生所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作「水汛含龍」。再查《朝鮮王朝實錄》本卷，也是「水汛含龍」。原文來自朝鮮書狀官徐有聞呈進的「聞見別單」，其中記述和珅之逮治論死甚詳，茲節選與該詩相關一節：

正月十八日，賜帛自盡。和珅臨絕作詩曰：「五十年來幻夢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遂自縊死。

（《正宗大王實錄》）

此段文字，見於李朝正宗二十三年（1799）三月三十日，孟森文亦照錄。李朝曆法與宗主國清朝相同，亦即嘉慶四年三月三十日。該國制度，凡使臣出使上國，應將親身經歷和聞見之事及時列款上奏。此時和珅死後不久，衣帶詩剛開始流傳，徐有聞也算有心，記錄下來，呈報給自家國王，也成為今知這首詩的最初記載。詩中的「汛」，與「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先生轉抄時出現了失誤，為後來各書沿用。其所視為無稽之談的附記文字，也被一些人當作真解，再加渲染延伸。

第一個錯誤，也是最主要的訛誤，則出現在朝鮮人那裡：或是徐有聞錄寫時偏差，或是《李朝實錄》整理時誤判，先將原詩中的「睢」，以音似誤為「水」；復將「合」，因形似誤書為「含」。水汛含龍，應是「睢汛合龍」。

這是當時朝廷的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黃河來水甚多，六月間睢州（今商丘睢縣）下汛即曾迭見險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著衝決大堤，形成一百五十多丈的口門，奔騰下泄。因決口出現在睢州河段，當地恰有古地名睢口，河員便以「睢汛」「睢口」稱之。興工之後，原擬在年前堵閉，東河總督司馬騊於臘月間上奏，稱睢口（睢工大壩口門）雖僅留18丈，可連日大雪嚴寒，引河頭堆積大量冰凌，請求暫緩合龍。其時上皇因患病不再閱批奏摺，嘉慶帝作出批諭，准許等日暖開凍後再行合龍。

一個敞開口子恣肆流淌的黃河，總是皇帝和樞閣重臣的心腹大患。死到臨頭的和珅，在詩中表達的，仍是期盼睢口合龍與水患結束。而黃河決口的每一次成功合龍，在朝廷都是重大喜訊，照例要由京師特別馳送大藏香二十支，隆重祭祀河神。讓我們再來讀一遍此兩句詩：「他時睢汛合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大意為：等待睢口合龍那一天，祭神的裊裊香煙中，你們會看到我的忠魂。哪裡有一丁點兒怨恨詛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誠國事。題寫之時，和珅大約不會再期望嘉慶帝的赦免，卻想著要他有朝一日愧悔。

和珅絕頂聰明，絕不是痴人，但「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不少聰明人都是由於過分自信，才出現致命誤判。而雖然身陷死牢，他仍能擇取最恰當的行為：不去跳腳嘶喊，不去詛咒嚷罵，甚至也不絕食流淚，而是將自己的死與解決河患相連接，借詩句抒發最後的忠懷。

這才是和珅。

▲和珅書法

該詩還有著另一個版本，多書皆見收錄，時間上雖較前引略晚，可信性則還要高一些，惜乎未見學界關注。梁章鉅《浪跡叢談·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意氣軒昂，語言無忌……且言親在睢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眾目所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抄，是時和珅初伏法，先是拿問入獄時，作詩六韻雲……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睢工之神，其即和珅乎？和珅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為之兆矣。

作者為嘉慶七年進士，曾任軍機章京，所記和珅臨終情形與衣帶詩應較為可信。安瀾，謂使河流安穩不泛濫，與合龍義近。第三句以「睢口安瀾」代替「睢汛合龍」，所指則完全一致。其字面上的小差異，當也是傳抄造成的。

稍後學者繆荃孫也記載了和珅伏誅情形，照錄衣帶詩，與梁書一字不差，但加上一段批判文字：

……又於衣帶間得一絕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後刑部奏聞，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二十四日睢口合龍，有雲和相即睢口河神者。當塗黃勤敏鉞有《感事詩》云：「禍福由來召有門，雷霆擊物敢言冤？老獾入室熙寧亂，軋犖生兒天寶昏。豈有神明猶誕降，大都妖孽偶遊魂。稷狐社鼠紛逃匿，六幕清明奉泰元。」蓋深斥之。

（《藝風堂雜鈔·和致齋相國事輯》）

黃鉞清正耿介，以不親附和珅辭歸，復以和珅倒台回朝，被嘉慶帝稱為特達之知，仕至尚書和軍機大臣。其詩有感於眾人附會衣帶詩，編捏和珅死後變為河神的傳說，措詞犀利，可稱痛快淋漓。後來葉廷琯《鷗陂漁話·和珅詩》、史夢蘭《止園筆談》等書，皆與梁章鉅所記相同。

和珅的有才，不僅僅是自負自戀，而是早就出於乾隆帝之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灣，和珅作為二十功臣之一繪像紫光閣，弘曆親撰像贊，「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欣賞他的才華，稱譽為國家干城。五十七年擊退廓爾喀入侵，和珅再次列名圖像，「清文漢文，蒙古西番，頗通大義」，其語言才華似乎又有長進。乾隆帝曾不止一次誇獎他兼通四種文字，說滿朝中只此一人。顒琰讀衣帶詩後的評語，也承認和珅「小有才」，別處還說過他「小忠小信」，至於說他「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是對的。

帝王之心也如秋天的雲。和珅被賜死後，嘉慶帝開始想起他的一些好處，想起其對父皇的多年侍奉之勞，或也能想起其為自己效過的力，心情有些複雜。外地將軍督撫的議罪奏摺仍紛紛來到，自是一無例外地籲請嚴懲，御批則變了口風，開始找各種理由，訴說苦衷。如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撫伯麟奏摺硃批：

已施恩賜令自盡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

又二十二日，御批湖廣總督景安奏摺，曰：

已賜令自盡矣，實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也。

明明是去除一個大貪官，究竟有什麼不得已？有什麼難言的苦衷？二十三日，顒琰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摺上略有流露：

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實出於萬不得已。是非公論自有定評，無庸置辯也。

不知是說和珅功高蓋主，還是說他狂悖恣縱。然若說親政後其也會如此，大約沒幾人會相信。又同日批漕運總督梁肯堂折：

此人不除，天下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後世自有公論。

說的是和珅敗壞了朝政乃至社會風氣，很有些道理，卻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廣東巡撫陳大文折御批：

天下至大，兆民至眾，近年皆為和珅所蒙蔽，諸務廢弛，若不速辦，幾不可問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蒼昭鑒耳。

（以上五條皆見於《和珅秘檔》）

措辭也覺誇張。天下和兆民都不是和珅能蒙蔽的，其所蒙蔽的主要是太上皇，有此一人做靠山，也就足矣。所有這些相同和微有不同的批語，都能透露出顒琰的心緒難安。和珅的聰明，其借衣帶詩傳遞的遺意，似乎也得到一些回應。

和珅長已矣，卻長期作為人們茶餘飯後的一個話題。梁章鉅所記，起因於某河員的來訪，講起當年睢口合龍的一些怪異情景，引起他聯想到和珅的衣帶詩。至於睢口合龍時有如神助、和珅死後化為河神一說，應是衣帶詩流行後的虛妄之辭，章鉅在筆墨間已含遊戲之意。

作為歷史人物的和珅是複雜的，死後卻同許多反面人物一樣，經歷了一個妖魔化的過程，眾惡歸之；而早期的傳播中，似乎還不無同情。這個版本的價值，在於為糾正「水泛含龍」的訛誤提供了確證，也對和珅形象的再認識，提供了一個史證。

排版：@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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