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為人 皆因有家

圖片來源：路透社 作者：Michaela Rehle

在本文的讀者當中，大多數並不懂得如何鑽木取火。儘管如此，人類學家認為對火的掌控讓我們的祖先進化成人。火帶來了熟食、給予人庇護和熱量，也改變了我們的生理構造。哈佛人類學者Richard Wrangham在他的書（《Catching fire》2009）中指出，熟食催生出了屬於直立人的消化系統，這讓我們的身體有多餘的能量來供給大腦，使它進一步生長。

不管怎樣，我們的祖先曾渡過一段沒有火的漫長時光。雖然聽上去挺糟糕，但我們也的確可能再次過上這樣的生活。實際上，取火的本領在人類歷史中曾幾度失傳。早在150萬年前，南非人最先掌握了這門技術；70萬年前，它在以色列和中國突然出現；又過了30萬年，歐洲人才學會使用火。為什麼黑暗不時降臨呢？也許是將技術傳遞下去之前，部落內的司火人遭遇了不測，或是整批的司火人在一場大災難中喪生。任意一種情況，都會讓人類在重新發明或邂逅這項技術以前的上千年中面臨黑暗。

儘管火對生存有著不容置疑的價值，但歷史也告訴我們，自然選擇並沒有直接賦予人類掌控火的能力。因此，與其說這些技能屬於書籍、藝術一類的高級文明，不如說它們源自古老而又沉默的傳承過程，由一個人傳遞給另一個人，由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這過程脆弱非常，遇到些不幸年頭，它便可能就此中斷；但這過程又足夠堅實，只要有好的條件，它即可延續千年。當然，人類歷史中，命懸一線的重要技能也不只取火這一項。

那麼性呢？生殖似乎是自然界留給人類的最後一堂奇特的文明課。事實證明，即便是不大好學的黑猩猩也是要通過學習才知道該怎麼歡愛的。只有通過觀察同伴的性交行為，野生的青年黑猩猩才能在發情期成功的進行交配。如果把他們單獨囚禁起來，不讓他們看到成年黑猩猩的性交過程，那麼即使是處於發情期，這些青年黑猩猩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的朋友Iner Peterson是位物理工程師。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曾負責建造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軍基地的太空醫學研究實驗室。榮幸的是，他還曾與美國發射到太空的第一隻黑猩猩Ham一起工作。當時他們實驗室準備培育一隻無病原體的黑猩猩，但始終未能成功。最後，大家不得不從加彭逮了一隻野生黑猩猩。這不禁讓我們思考：文明，究竟可以走多遠？

接下來，我將談及的文明是那些曾塑造了動物群落的學習力量。它們就像傳染病一樣，可以傳遞、蔓延，而且不依賴語言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傳統和習俗是被繼承下來的，而不是個體天生就有的。人類是這樣，其他靈長類動物也是如此。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從他們的前輩那裡學習性交、了解群落的等級制度。對於整個物種來說，他們的一些行為是很普遍的，這是受了遺傳基因的影響。不過，也有例外。比如一個黑猩猩群落掌握了砸堅果或是釣白蟻的方法，但與其臨近的另一個群落則對這些技巧一無所知。

如大家所了解的，文明能改變自然的遊戲規則。50，000年前，當智人走出非洲時，他們征服了所遇到的各種生態環境，旗開得勝。僅用了5000年，他們便在歐洲和亞洲開花結果。文明是如此強健有力，它將生物進化遠遠甩在後面。不過，它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它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二十世紀「腦繁榮」模型成為主導，它認為古人類腦體積的增長帶來了我們複雜的認知及文明。考慮到社會發展、飲食變化、環境複雜性等問題，這一觀點也日趨龐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人類大腦（萌發智慧之所）對文明產生了影響。Robert Andrew Foley與Roger Lewin合著的書中（《人類進化規則》2004）有諸多精道的觀點，其中一個是：「如果有人問，人類的超級大腦和智慧究竟帶來了什麼，它們無疑為文明提供了基礎。」

這想法很好，不過它並不正確。男女間的性關係在「更新世」時期【1】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影響到了人類的家庭結構、社會等級，甚至是幼兒期的長度。它們都為現代文明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不過，鑒於當時的現實條件，文明並沒有產生。「智慧是突然出現的」這一假定也不能自圓其說，進化論心理學家認為「智慧」很快構建了人類的文明生活：成立家庭、共同獵食、使用工具、發明宗教和藝術等相應的新事物。不過，為什麼智慧會突然出現呢？Nicholas Humphrey和Robin Dunbar則提出了一個更複雜、世故的進化模式：馬基雅維利模式（它承認社會組織對文明發展的影響）。不過，他們也試圖用社會複雜程度來解釋文明的跳躍性進展。那麼社會的複雜程度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死循環。要打破它，就要考慮到一個被忽略了的要素：情感。在人類擁有現代思想以前，情感是我們的嚮導。某種意義上說，情感在大腦的進化中承擔了責任。不過，關於情感的進化故事從沒有人說起。對此展開研究的時候到了。

情感是什麼呢？希臘哲學家將其視為需要由理智控制的身體能量；斯多葛派學者（及17世紀的斯賓諾莎）認為它是一種有缺陷的判別力；弗洛伊德則認為它是無意識的一種流露；而今，神經學則給了我們一個詳細的闡述。

脊椎動物都有些適應性的本能，比如搏鬥和飛行，它們屬於古腦系統【2】，主要存在於腦幹。具有情緒迴路的腦邊緣系統位於古腦系統頂部。哺乳動物有七個情緒系統，其中分布著情緒神經。每個情緒迴路在大腦中都有一條自己的傳導路線，支配特定的神經和荷爾蒙，從而產生對應的行為。比如掌控「恐懼」的神經迴路，它從扁桃腺開始，經下丘腦、中央灰質，傳遞至腦幹，最終到達脊髓。這一系統能讓主體做出表達恐懼的行為、發出痛苦的聲音（叫聲、哭泣等）、選擇飛離或逃跑、進行排泄及自衛反擊。自然選擇讓多數脊椎動物具備這套系統，以此來幫助他們應對危機四伏的生存環境。

脊椎動物不僅有「恐懼」行為，它們也有搜尋行為，捕獵、覓食、生殖等等都屬於這一範疇。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將生物的這種原動力稱之為「柯尼蒂斯」（奮鬥之意）。借用神經學家Jaak Panksepp發明的術語，當代科學家把它叫做「搜尋系統」，以此來體現它同時具有的心理學及神經學特質。「搜尋」常常通過不同的情緒來界定，實際上它本身即是一種主要的情感。它具有激發性，能促使生物體在環境中尋找、探索資源。說得淺白些，我們可稱之為「渴望」。它激發著動物們去追求快樂和滿足，但它又不等同於快樂本身。它是一種不斷滋生的關注與期待感，如同你想狠狠抓癢的感覺。動物每種有目的的追求都根植於「搜尋」。

這個「渴望」系統是大腦內主要的多巴胺迴路，它起始於中腦的腹側被蓋區域，經腹隔核的中心、前額皮質，傳導至腦幹。它與「快樂報償」緊密相連，在得到滿足前，保持著高度緊張。正如神經學家Robert Sapolsky在《Monkeyluv》（2005）中指出的，「多巴胺與報償結果無關，但與期待有關。」如果你用電刺激動物大腦內的「搜尋系統」，它們會去尋找當下最需要的：食物、水以及性等等。在黑猩猩、倭黑猩猩這些與人類相似的群體中，排在需求首位的是食物，由此也能發現情感迴路是如何影響了我們「親戚」的飲食習慣。

在信息文明產生的過程中，家庭的演變扮演了重要角色。

黑猩猩的狩獵行為比我們所認為的頻繁得多。超過30種的脊椎動物都是它們的目標，紅色疣猴是它們最喜歡的獵物之一。如果一隻黑猩猩單獨獵殺疣猴，其成功率只有三成；若是10隻或更多的黑猩猩聯合狩獵，成功率則有十成。因此，組建一個社會聯盟對黑猩猩來說是個不二選擇。同時，為爭奪交配權和統治權，雄性間的爭鬥則讓組建聯盟變得困難。在《倭黑猩猩與無神論者》（2013）一書中，FransdeWaal指出，人類跟黑猩猩一樣，也存在著這種矛盾。我們聯合起來分享資源、抵抗敵人，但男性又會為爭奪女性而陷入爭鬥。另外，我們也會像黑猩猩一樣，粉飾（通過語言或酒）這種競爭，再回到合作的狀態中去。

與人類和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不大需要動物蛋白。熱帶雨林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水果，所以他們沒有聯合狩獵的壓力。他們較少合作覓食，但卻在尋找水果和植物上花了不少力氣。還有，它們是母系社會。

那麼，他們的母權制是由文明帶來的，還是生物原因造成的呢？這很難回答。對人類而言，早期的發展經驗影響了我們的心理和神經，一部分的後天特質掩蓋了本性。我們的近親，一樣也有後天特質，雖然僅僅是在一個較小的程度上。然而，像母權制這類較深層的行為體系則可能是在先天基礎上，加以後天影響的結果。被困住的黑猩猩無法學習性交，那是因為它們的慾望迴路中缺少對應的目標和技術引導。類似的，倭黑猩猩的母權制可能是由天性催生的，比如神經化學物質的作用（催產素及荷爾蒙）；同時，他們也受到了其早期經驗的影響。換句話說，只要不是白紙一張，靈長類往往是靈活變通的。這讓人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實驗：能否讓倭黑猩猩幼崽養成黑猩猩的習性，或是剛好相反？

倭黑猩猩的母權制在諸多方面都有所展現，其中最有趣的是狩獵。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人類都因雄性狩獵而受益。人類學數據顯示，在人類社會中，約88%的蛋白質是由男性捕獵提供的。不過，這還不足以解釋靈長類的狩獵行為。當雄性黑猩猩捕獵時，它們對雌性更具吸引力，所以雄性黑猩猩常試圖以肉類來追求另一半。而當雄性倭黑猩猩捕獵猴子時，群落中的女當家會沒收它們的獵物。由於這不會給它們帶來性和地位上的優勢，所以雄性倭黑猩猩對捕獵並不大感興趣。因此，我們所看見的食肉行為並不一定為了吃飽和營養。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的「搜尋系統」都指向捕獵，但在食物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捕獵則能讓黑猩猩獲得性優勢，這也使得捕獵成為了它們的「搜尋」目標。

那麼，人類呢？早前我們的「搜尋系統」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在特定的環境下，它有了發展。除了狩獵、覓食、清理，人類的祖先還對味道有了追求，而今信息則成為了追求目標。我們的渴望，最先是源於探索資源，隨後靈長類擅於模仿的天分則為文明的發展添加了動力。對於黑猩猩來說，學會如何用石頭鑿開堅果已經非常不錯了，但這與打造石器、裁剪衣服、打磨長矛、加工有毒植物比起來卻又不值一提。黑猩猩狩獵沒有過多的計謀。它看起來很難，但策略簡單。人類狩獵則不然，一個人要磨練二十年才能成為捕獵能手。沒有「搜尋系統」的推動，我們的祖先是很難習得如此複雜的知識的。

既然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具備「搜尋」這個情感系統，那他們為什麼沒有發展出對信息的渴求呢？人類的成功無法以「腦發達」或「魔彈理論」來解釋，澳大利亞哲學家KimSterelny提出了一個另類的觀點。他在《進化論的學徒》（2012）中指出，在社會組織經歷戲劇性的變化後，人類社會在「更新世」時期出現了一個良性循環。首先，幼兒期延長，且更加安全。這使得人類有了至關重要的學習空間。出於生存壓力，少年開始學習複雜的生存技巧。他們需要一個設有工具的新鮮環境，以及一些能一起練習和交流的能手。一旦這些條件都完備了，信息便可以從上一輩準確地傳給下一輩。

那為什麼人類的幼兒變得更安全了？這是由一些因素導致的，它們包括煮食的發明、儲藏食物以及大型爐床的出現。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人類的合作再生產。男性不再殺死幼兒，長期夫妻關係形成。他們是如何從殺嬰者變成哺育者的呢？這個我們還不清楚，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塊莖類植物似乎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同黑猩猩和一部分現代人一樣，我們的祖先曾經施行一夫多妻制。這意味著他們並不是生活在小家庭中。母親和嬰兒被緊緊捆綁在一起，男性則是形成一個子群體，每天一起外出狩獵或求愛，然後到時再各回各家。子群的規模伴隨資源的多少而變化。如果一個單身男性進入了新群體或是發現了未受保護的女性，那麼他會像黑猩猩一樣殺死女性的孩子。失去孩子的女性便重新進入發情期，這位闖入者會使她再度受孕，將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

當女性從土地中獲得食物時，男性則外出狩獵——這也許是有某種意義的。新的合作模式讓一夫一妻制有了存在的可能。

在某一刻（我們也不確定是什麼時候），男性和女性偶然間發現了這種新型的、穩定的合作模式。人類從茂密的森林遷居到廣袤的草原，一種新的勞動分工隨之產生。有數據顯示，對現在坦尚尼亞的哈扎人來說，植物塊莖是相當重要的，推及我們的祖先也是如此。在草原生活的人類，需要與狒狒爭奪梅子、小型獵物、猴麵包樹以及蜂蜜。不過，狒狒無法像人類女性那樣取得地面深處的植物塊莖。因此，當環境惡劣時，人類還能以這些東西度日。我們的祖先在面臨同樣的境遇時，男性外出狩獵，女性則從土地中覓得食物——這也許是有某種意義的。實際上，新的合作模式讓一夫一妻制有了存在的可能。

這幫助我們的祖先解決了另一難題：父權制的困境。新的模式更能讓男性供養有血緣關係的晚輩。有三個事實能證明這一點。雄性大猩猩頭領擁有多個雌性，它通過武力嚇退對手。絹毛猴和人類則有固定的「夫妻」關係，雌性以保持忠貞來換取雄性的物質支持。黑猩猩的群落屬於「兄弟連」式的，因此他們的潛在對手常常與自己有親緣關係。倭黑猩猩會與目力所及的任何雌性發生關係，這使得父權制在它們的群落中無法施行。（另外，雄性倭黑猩猩在撫養子女的問題上，也很少提供幫助。）

綜上所述，家庭的發展為人類信息文明的產生提供了一個穩定、安全的環境。悠長、安全的童年勢必也為頭腦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使得它更複雜，並最終催生了語言。人類新的學習方式最突出的特點是：自由且開放。搜尋，加上一個信息豐富的安全環境，讓人們對各種事物產生了好奇心。而這些好奇心和生產技能都可以通過自然及文明選擇再發展。信息豐富的、安全的環境與認知的擴展一拍即合。由此我們發現，探究情感的發展，也讓我們對人類智慧的提升有了了解。

如果說被延長的童年讓「搜尋」系統進入了社會學習的良性循環，那麼另一個情感系統則讓這種有效循環獲得了更穩固的社會結構。——遇見「關愛」。

對於生存在危險環境中的動物而言，尤其是那些幼崽異常柔弱的物種，形成母嬰間的親密關係是非常有用的。自然並沒有讓它們自生自滅。不同於其他的脊椎動物，哺乳動物對幼崽及同類格外照顧。它們的大腦中有個重要的連接機制。在雌性懷孕的整個階段，特定的神經肽（催產素、催乳素以及諸如內啡肽這樣的麻醉劑）會持續分泌。被喻為「愛情荷爾蒙」的催產素能夠從幾方面管控准媽媽的生物機能，且可以促進分娩和哺乳。另外，它還能刺激生育，給未受孕的雌性提供大量的神經肽，使得她著手備孕。研究顯示，一旦催產素讓雌性開始有了母性的行為，那麼它便大功告成，不再需要繼續分泌了。只要這種荷爾蒙扳動了那個「開關」，母性便會自己一路走下去。

不過，母嬰間的親密關係也是有時限的。綿羊的母嬰關係就非常短，只有1到2個小時。如果一隻小羊羔與母羊隔離2小時，母羊不僅不會再像媽媽一樣照顧它，而且還會拒絕小羊。但令人驚奇的是，科學家發現，向母羊大腦內注射催產素可以讓她恢復母性。一旦這種荷爾蒙再度進入其體內，母羊又會與小羊親密無間，並且繼續保有母性行為。

一系列不尋常的事件造就了人類獨特的童年

在黑猩猩的群體當中，「關愛」僅出現在有限的範圍內。母子間的關係是很牢固的，且大致會持續七年。如果子女有了自己的家庭，母子關係即結束。如生物學家Sarah Blaffer Hrdy所指出的，「在現有的300多種靈長類中（包括四大猿類和許多廣為認知的古時猴類：恆河猴、草原狒狒等），約有一半是母親單獨照顧子女的。」她在《母親及其他》一書中寫道：在養育幼子的行為上，人類獨有的變化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與黑猩猩不同，直立人的小孩並不是由母親單獨撫養長大的。祖母、姑母、叔叔、兄弟姐妹和父親（總稱「異雙親」）都貢獻了力量。這便在更大範圍內構築了共通的感情。

人類的後代需要額外的課業，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大家長們並沒有發揮作用。一系列不尋常的事件造就了人類獨特的童年。更新世時期，靈長祖先的童年和壽命都比較短。他們的臀部寬大，這使得胎兒在母體的子宮內發育得更為充分。如黑猩猩，他們的行為就更富先天性。我們的兩足祖先東非直立人，他們的骨盆大小已不再能容許胎兒的頭蓋骨發育良好。此後，與其他靈長類相比，人類的後代在出生時，大腦還處在發育初期。這便讓嬰兒對父母和異雙親有更多的依賴。

由於神經存在可塑性，我們的大腦依然能從外界豐富的環境中接納信息。在嬰兒期，我們的大腦在逐漸吸收後天的營養，與哺育者間的交流，幫我們建立了更廣泛的情感連接。人類能與多個哺育者形成親密關係，並且能將這一關係無限期的保持下去，甚至在個體已經獨立過活時，依然如此。

這種相對靈活的情感連接（由催產素促成）讓人類有了罕見的合作動力。情感發展讓早期的家庭粘合在一起，這為社會學習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尼安德塔人非常照顧同族，有證據顯示，他們會照顧族內的老弱病殘。當「關愛」貫穿於合作再生產、異雙親家庭及社會學習等一類文明新產物時，我們狹隘的親密關係就變得開放而靈活。對於現代人來說，這種關係從核心家庭擴展至同類。最後，通過宗教和宗族機制，它甚至延及虛擬的族類（沒有血緣關係的）。而且到這時，文明依然在發展、壯大。

與黑猩猩相比，人類的「關愛」系統發揮了更廣泛的作用。倭黑猩猩（我們愛好和平的近親）是否也能在催產素的作用下超越狹窄的母嬰關係呢？黑猩猩、倭黑猩猩都屬於猩猩種屬，它們大致在一百萬年前分化成了兩個類別。直到1929年才被發現的倭黑猩猩比黑猩猩體型小。另外，與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雌雄的身體差異較小，雄性倭黑猩猩也不像雄性黑猩猩那麼好鬥。倭黑猩猩的生活環境食物充足，它們的性活動也很頻繁。這其中有雌雄交配，也有「雄雄」和「雌雌」交配。簡而言之，任意兩隻倭黑猩猩間都可能存在性行為。

性對於倭黑猩猩來說並非僅僅是快樂和嬉戲。當群落內出現潛在的衝突時（如分食食物時），它們的性活動會變得頻繁。在同樣的情境下，黑猩猩和人會以武力解決問題，但倭黑猩猩則會「騎」在彼此身上，讓性的狂喜沖淡鬥爭、維持和平。因此，如de Waal所說，倭黑猩猩乃是靈長類中的嬉皮士。

當性及其他資源存在競爭時，靈長類的慾望迴路會進入黑猩猩一般的模式。這種情況的主要誘因還是「資源」。如果食物匱乏，雄性間便開始爭奪配偶，「慾望」會受到社會等級的限制。如果資源像倭黑猩猩所享有的一般豐富，競爭即會減少，群落成員便能平均分配性交的權力。比如雌性倭黑猩猩對雄性來者不拒，所以雄性間幾乎沒有爭鬥，但它們也沒有黑猩猩那麼團結。

不計利益得失的感情是靈長類社會生活之源

長期以來，自由性愛及波西米亞式的人生觀都支持人類性解放。我們能夠讓性愛跟生殖分離開來。但與倭黑猩猩相比，人類對此更像個業餘愛好者。它們的慾望迴路對配偶數量毫無約束，並且群落中的風俗也與之相配套。那倭黑猩猩的「關愛」系統是怎樣的呢？在其慾望迴路運轉的過程中，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分泌增多，血清素減少，睾酮一類的雄激素成為了雄性和雌性共有的慾望助力。這是個完全不一樣的慾望迴路。倭黑猩猩的「性愛和平」模式是慾望迴路的產品呢，還是「關愛」系統帶來的，或是兩方面都有？

黑猩猩是非常排外的，它們會殺死群落中的外來者。人類和倭黑猩猩則更具包容度，更能與陌生「人」合作。倭黑猩猩會快速的與新群落成員發生性關係，不過與親密關係不同，這似乎只是為了消除爭端。事實上，亂交、充足的資源及較少的競爭使得倭黑猩猩的社會凝聚力非常弱。與黑猩猩和人類相比，它們的群落聯盟很鬆散。歸根結底，這是個經驗主義議題，它可以通過研究靈長類的神經內分泌學行為得到答案。

一些特定因素共同促成了現代人類文明：我們的天性、靈長類的情感系統以及它與環境間的相互作用。那些讓人口得以持續增長的交互作用便是人類智慧之所在。不過，這也僅意味著它們解決了群落的生存問題。這類成功並不取決於靈長類的理論認知，至多可以說黑猩猩的集體狩獵是源於理性認知。儘管如此，社會和文明的選擇都為智慧和現代情感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首先，我希望我已經將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人類的那些精道又沉穩的社交智慧呈現了出來。其次，我已指出無需任何高級的理性認知，情感就能夠解釋社會階層的複雜性。靈長類的情感源於先天行為和文化習俗，它們在生態基體、科技和再生產策略當中產生。一定程度的腦力，如記憶力、試錯的學習能力是黑猩猩、倭黑猩猩及早期人類形成悠久文明的先決條件。解決特定問題的能力絕非現代人類才有，所以我們不該將它劃定在很晚的時代中。對於猿類，我們既不需人格化它們，也不需形態化它們。情感理論顯示，快樂、痛苦、期待、慾望、關愛和其他的感受是如何在複雜的生態中相互作用，並衍生出成熟的社交行為。

最後，人類發明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溝通方式，提高了社會契約的規範性。不過，在規則、道德和法律存在之前，我們便有忠於道德標準的情感系統——忠於本族、富有同情心等，這使得小群落也能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即使對於「是敵是友」的基本判斷，我們也需要對應的情感認知和記憶。Kim Sterelny在《進化的學徒》（2012）中寫道：「忠於道德標準的情感在有道德認知以前便存在，它讓合作和文化學習有了可能，這為形成明確、規範的思想做了準備。」

哈佛大學著名的嬰兒實驗室負責人，認知心理學家Elizabeth Spelke把嬰兒解決問題的能力界定為天生的——他們先天就有的認知模式。耶魯心理學家Karen Wynn和Paul Bloom將嬰兒早期的社交偏好看作認知力，是早期概念思維的產物。我則有個不同的想法：社交偏好是基於情感模型的。不計利益得失的感情是靈長類社會生活之源。

在《人類的起源》（1871）一書中，查理斯-達爾文舉例說明了動物社交情感之成熟。一隻狒狒為保護另一隻幼年狒狒，會勇敢地向一群狗出擊。達爾文講述這類故事是想說明：人類的道德感根植於哺乳動物的社會本能。其表兄Hensleigh Wedgwood寫信給達爾文說：「你錯誤地判斷了這類現象的關鍵特徵。並不只有那一隻狒狒會表現出勇氣一類的東西，其實附近的狒狒們也會有心理掙扎——糾結於「對狗的恐懼」與「幫助同類的衝動」。目睹英雄行為會讓它們對「見義勇為」者產生積極的情感，這隨後會演變成更有凝聚力的行為。換句話說，這隻英雄狒狒會變成其他狒狒想接近的對象。同時，Wedgwood指出這種圍觀者效應可以為害羞和虛榮的出現提供解釋。這一結論偏於主觀，Wedgwood也因此飽受爭議。

通過學習，群居動物讓自己的情感變得更為「圓滑」，比如尋求支持、避免受到同輩和長輩的否定。對於靈長類、犬類及其他哺乳動物而言都是如此。我們有個情感反饋圈，它會鼓勵「親社會」的行為，懲罰「反社會」行為。與認知主義所主張的相反，人類更傾向於通過靈活的情感機製做事，而不是計算能力。

達爾文很禮貌地給表兄回了信。他承認一個觀察者可能會誇大或減弱道德羞恥感和認同感。不過，只要靈長類不是盲目地幫助對方，這種觀察偏差便不會造成實質影響。見義勇為的衝動需要被更充分地了解和界定，從而得到合理的解讀。

在《人類的起源》末尾幾行，那隻英勇的狒狒再度出現。有些精英總以為人類高高在上，達爾文藉此向他們揭示了人類的殘忍與野蠻。「對我自己而言，我也是老狒狒的後代，它們從山裡來。在面對一群惡犬時，它們將年輕的夥伴勝利救出。」其他的靈長類也許沒有法律、沒有iPhone、沒有戲劇，但它們的情感文明也許比我們所想像的要豐富很多。

Stephen T Asma，哲學教授，芝加哥哥倫比亞大學傑出學者，最新著作：《反對公平》——解構人類的偏袒行為。

譯者註：

【1】 地質時代第四紀的早期。

【2】 魚類和兩棲類大腦半球的腦皮為古腦皮。古腦皮由神經細胞構成，為嗅覺中樞。在哺乳類中退化為梨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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