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在現實中升華

圓首的秘書，書生一介，不務正業

2015 年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員兩項大獎的巴西影片《尼斯：瘋狂的心》最近在院線上映。影片講述了一名女性醫生堅持用藝術創作代替暴力手段治療精神疾病的故事，雖然劇情略顯寡淡，但恰如《好萊塢報道》評論所言，「這部電影優雅地結合了戰勝逆境的故事和對藝術創作中蘊含的救贖力量的敏銳探索，既不失於樂觀向上的氛圍，又恰到好處地淡化了人性的主題。」這也是巴西電影第一次進入了中國電影院線，其意義之大，不言而喻。

影片甫一開始，強烈的視覺壓迫就已經撲面而來：主人公尼斯醫生走在一片灰色的高牆下，盡頭是一扇鏽蝕的金屬門。尼斯敲門，無人應答；再敲門，還是沒人應答。封閉的環境並沒有半點敞開懷抱的衝動，巋然不動地面對著外界的一切變化。就在尼斯醫生和觀眾馬上就要失去耐心的時候，門才好不容易打開了，但迎接她的又是新一輪、更加強烈的幽閉：陰暗的門廳，緊閉的柵欄、迷宮般的迴廊、不甚友好的接待和躁鬱不安的患者。

全控機構的禁閉和恐怖感一直延續到尼斯走進一間坐滿精神疾病醫生的報告廳里。在這裡，導演羅伯托·柏林厄有意製造了台上和台下兩重空間：講台上，一位醫生正在講解前額葉切除手術對精神病患者療效之「顯著」，並且用電擊讓一名患者恢復了「平靜」；講台下，尼斯身處男性的「包圍圈」中，她的觀點也像石投大海一樣淹沒在這些男性懷疑的目光中。這一場景無疑表明，影片至少將在病患和女性兩個維度上展開，而它們的交叉點，就是這些掌控著話語強權的男性醫生。

事實上，提到前額葉摘除和電擊療法，我們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會是尼斯醫生，而是捷克導演米洛斯·福爾曼 70 年代在美國拍攝的《飛越瘋人院》。兩部電影雖然都是講述精神病院的故事，但對女性的敘寫卻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面貌：在《飛越瘋人院》里，女醫生瑞秋是所有精神病人的控制者和監視者，是將傑克·尼科爾森飾演的麥克墨菲變成傻子的罪魁禍首；而在《尼斯：瘋狂的心》里，尼斯卻是病人的保護人和拯救者，是權力的對抗者。兩種女性形象既反映出不同的地域和時代特點，也投射出創作者的不同訴求。

影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羅伯托·柏林厄在拍攝前獲取了大量尼斯醫生的資料，親身探訪了尼斯曾經工作過的那家醫院，為的就是還原真實的年代感。但除去這些，《尼斯：瘋狂的心》將故事發生的時間設定在上世紀 40 年代也絕非偶然：一方面，伴隨 1945 年二戰結束，巴西的獨裁者瓦爾加斯被迫下台，議會制民主緩慢推進，國家尚在政權更迭的十字路口猶豫不前；另一方面，發軔於 19 世紀中期的巴西女權運動雖然在 20 世紀 30 年代達到高潮，此時卻陷入了停滯，女性雖然可以外出工作，但其權利始終未能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她們的活動範圍仍然受到限制，沒有男性的陪同，甚至無法獨自出遊。

在這個新舊交替、去向游移的年代，精神病院看似遺世獨立，實則根本不可能擺脫外界的滲透。所以，尼斯與男性醫生之間的種種博弈及其成敗，恐怕也自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影片雖然沒有像米歇爾·福柯那樣解剖精神病院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或者刻意強化一重政治和社會性指涉，但卻實實在在地表現了這個機構壓抑凝固的氛圍。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尼斯不僅是歷史中一個真實存在的精神疾病醫生，更是巴西人權抗爭的某種象徵。

《尼斯：瘋狂的心》之所以在東京電影節大獲成功，固然是因為尼斯醫生身上所蘊含的巨大的人道主義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影片採取的真假難辨的紀錄式手法，尤其是當攝影機面對精神病患者時那種小心翼翼地觀察、追隨，但從不僭越的姿態，讓人深切體會到醫患雙方的心境和來之不易的信任。這也使得影片雖然在文本上與《飛越瘋人院》有十足的可比性，但在手法上卻更接近弗里德里克·懷斯曼在 60 年代拍攝的紀錄片《提提卡失序記事》。

隨著劇情發展，繪畫成為了醫生理解病人的方法，而病人也通過畫作不斷重組他們的潛意識和記憶，從容地進行自我醫治，他們的畫作逐漸由碎屑歸於完整，由癲狂歸於秩序；病人與醫治者之間出現了越發完整的情感流動，某種接近和諧的韻律感逐漸浮現出來。與潛意識相對應的是外部空間的變化：從昏暗污穢的病房，到陽光明媚的畫室；從高牆環繞的放風平台，到半開放的庭院，再到樹影斑駁、流水潺潺的戶外，空間的遞變既影響著觀眾的感知，也同步暗示了患者逐漸敞開心扉的過程。某種意義上講，精神病院和電影院透過一張銀幕融為一個整體，我們和那些精神病人共同經歷了某種「治療」，直到精神病人的所有寵物被毒害，由病患雙方共同創造的烏托邦幻想被徹底打破，先前達成的一起成就不得不推倒重來。

儘管如此，尼斯的抗爭卻沒有就此終止。她努力尋求同仁和藝術評論家的支持，建立起「無意識意象博物館」，收集了 35 萬件藝術作品。她徹底革新了精神疾病治療方法，並藉此探索了藝術創作和潛意識的關係，一些病人在她的幫助和治療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藝術家。影片結尾，真實的尼斯出現在紀錄影像中，她調侃採訪人，調侃攝影機——這個坐在輪椅里的小老太太儼然是一個比正片中那個嚴肅的女性更加風趣而倔強的人。最終我們驚訝地發現，虛構竟然在現實中得到了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