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冷漠之心:猶太人如何審視納粹大屠殺?

作者| 潘晶，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家，畢業於南開大學世界史專業, 後負笈英國,在愛丁堡大學修讀國際與歐洲政治。曾供職國內外交與人文類雜誌多年，現旅居耶路撒冷，從事品牌諮詢及珠寶設計等工作。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今天是猶太歷尼桑月27日，為以色列官方大屠殺紀念日。相比中國在三年前設立公祭日將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提升到國家級層面，猶太人為紀念600萬在二戰期間慘遭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於1951年便在以色列首次舉行大屠殺紀念日活動，並於1959年正式通過立法。

去年的猶太大屠殺紀念日我正在耶路撒冷當地朋友的工作室，當天上午10時，汽笛聲響起，朋友停下手中的工作，起立默哀。窗外，道路上所有正在行進中的汽車突然停駛，司機打開車門，在車旁肅立。而其他行人也在道路兩旁佇立默哀，彷彿就在一瞬間整個世界停止下來，直到兩分鐘後一切才又恢復正常。

紀念日前後，以色列全國的娛樂設施場所全部關閉，所有電視台和電台節目都報道相關紀念活動。而在當天，更多的人聚集到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哀悼遭納粹屠殺的猶太人。

Yad Vashem的館名來自於聖經：「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有記念，有名號」的希伯來語原文發音即為yad vashem），紀念館由以色列國會設立於1953年，包括紀念堂、歷史博物館、名字堂、畫廊、猶太會堂、猶太社群紀念谷、教育中心、影像中心和檔案館等設施，是一處全球知名的國家官方紀念設施。

寫有「猶太人不得入座」的長椅

博物館通過影像、實物以及場景再現等呈現了大屠殺的不同面向：納粹向公眾進行反猶宣傳的漫畫和報紙；猶太人戰前在德國、波蘭等地生活的還原與再現，通過罹難者戰前和戰後的生活對比展現大屠殺的殘酷和對個體命運的改變；集中營內的生活狀況，活人實驗室、焚屍爐、毒氣室等設施；罹難者的衣服、日記、信件等遺物。在全景式的敘事之外博物館更多呈現的是個體的故事和命運，讓觀者感同身受。

大屠殺紀念館內的名字堂，來源：Yad Vashem官網

在名字堂內，抬頭便看到由大屠殺受難者的照片組成的一圈圖片牆，往下看則是一方水池，可以算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公墓，周圍靠牆一圈則擺滿了罹難者的檔案。紀念館教育中心的負責人告訴我，在600萬的罹難者中他們已搜集到450萬人的名字和信息，而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每一個大屠殺罹難者信息的工作還在繼續。紀念館也會給參觀者尋找受難者信息的便簽，上面有紀念館相關部門的聯繫郵箱和電話，不放過任何一個獲取相關信息的機會。

大屠殺紀念館內陳列的二戰期間用於運送猶太人的車廂

在紀念館的教育中心內設有大屠殺研究國際學校，每年定期向全世界的學生和學者開設有關大屠殺歷史的課程及研討項目。四年前，我曾有幸參加該中心組織的大屠殺教育研討班。項目成員在項目期間會參加由各國學者開設的猶太教史、反猶史、納粹對猶政策等系列主題講座，參觀以色列境內的各類大屠殺紀念館，討論大屠殺文學和電影，與大屠殺倖存者面對面交流訪談等。雖然時間只有兩周多，但一共有近50個專題課程的講授和討論。

項目安排和我們交流的大屠殺倖存者就包括辛德勒名單上的倖存者Nachum和Genya夫婦，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Frieda Klieger以及曾和安妮·弗蘭克（《安妮日記》作者）一起逃亡的Hanna Pick等。

而當時在我們教室的隔壁就是一個專門針對德國中學生的課程項目。這些課程與研討項目所需的費用則多由世界各地的基金會出資提供。

此外，紀念館專設一處以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承擔巨大個人風險，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尊稱為「國際義人」，其中包括挽救了1200名猶太人的奧斯卡·辛德勒夫婦以及給猶太人頒發籤證的中華民國外交官何鳳山等。

而在這個最重要的紀念館之外，以色列還建立了不同種類的大屠殺博物館。考慮到孩童的理解和承受能力，當地政府在以色列北部設立了Yad L』Yeled大屠殺兒童博物館，特別針對10歲到14歲的孩童。

兒童大屠殺博物館保存著罹難猶太兒童使用過的小提琴，攝影：潘晶

在這個博物館內呈現更多的是二戰期間猶太隔離區中的音樂會、兒童唱詩班、隔都生活的繪畫作品、大屠殺期間的孩童日記、上課場景等，以展現猶太人面對悲慘遭遇時對生命依然保有的希望與努力生活的勇氣。整個博物館的色調是彩色與明朗的。既達到了使孩子自幼接受大屠殺教育的目的，又不致因過於沉重和壓抑的影像畫面給孩童心理造成壓力。

兒童大屠殺博物館為參觀孩童準備的繪畫教室

而除了在博物館接受大屠殺教育，以色列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都有開設大屠殺相關課程或主題活動，有針對不同年齡段孩童的書籍教輔和影像資料，適應不同年齡層的需求。

在進行大屠殺公眾教育之外，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一項重要職能是聯合其他相關機構和學者開展大屠殺研究及證據搜集。

對於大屠殺證據搜集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進行大屠殺死亡人數調查。600萬的死亡人數並非一個估算的數字，而是有據可查。納粹在二戰期間進行的每一次屠殺都會進行人數統計和報告，納粹絕密文件上標明了每次屠殺的具體數量和地點（按男人、女人、兒童分類）。德國納粹的系統和嚴謹在這裡也體現得很徹底。雖然在二戰結束之前納粹銷毀了大部分文件，但仍有不少保存了下來。600萬的死亡人數正是根據這些零散留存的文件統計出來的。這為猶太大屠殺死亡人數的認定提供了重要依據，也對試圖否定大屠殺的聲音進行了有力反擊。

記載納粹屠殺猶太人人數、地點的文件

不過對於猶太大屠殺研究者來說，600萬罹難者的數字本身是冰冷的，他們更關注每個罹難者的個體經歷，以及這些經歷能夠給人們帶來的反思。然而這個工作曾一度非常艱難。

在五六十年代，戰前或二戰期間出生的民眾對大屠殺表現出一種無意識的、漫不經心的冷漠。在德國更表現為集體沉默，很多年輕人甚至沒有聽說過奧斯維辛集中營。

《紐倫堡》審判是1948年斯圖爾特·舒伯格為美國國防部拍攝的影片。該片作為同盟國「去納粹化」運動的一部分在德國廣泛播放。是用納粹自己拍的影像和照片來作為控訴材料。該片在德國播放後，很多人不相信集中營中的這一切。就連很多以色列的猶太年輕人也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甚至沒有興趣了解。

很多悲劇事件在剛結束之時，會發生社會的集體失語。這也解釋了最初，幾乎所有的出版機構都拒絕出版大屠殺倖存者埃利·威塞爾的非虛構自傳小說《夜》。辛德勒的事迹經加拿大新聞記者赫伯特·斯坦霍斯採訪後在最初沒有報紙願意刊載，被塵封了將近半個世紀,直到1994年才在《星期六晚報》上刪減篇幅刊登。

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Frieda Klieger，攝影：潘晶

現年96歲的大屠殺倖存者Frieda Klieger曾被送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左手手臂還留有當時的編號：48427，就在蘇聯軍隊進入集中營時，她和關押在集中營的其他猶太人已經被要求脫光衣服進入毒氣室等待死亡。如果蘇聯軍隊晚到哪怕一分鐘，他們都將喪命。曾有人問起她手臂上的數字，她告訴他們「這是我的電話號碼」。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她一直保持沉默，連子女都不願訴說。直到七年前她才開始講述這段經歷。

大量倖存者對這段歷史的迴避與抗拒給證詞搜集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很多倖存者是在年屆八、九十的高齡下才開始答應接受採訪，這也對採訪者的素質提出了很高要求，採訪者只有在經過心理學、社會學、史學的嚴格培訓之後，才被允許進行訪談。

截至目前大屠殺紀念館聯合其他機構已搜集了大量口述、文字證詞。紀念館內的影像中心能查到大屠殺相關的幾乎所有電影、紀錄片、倖存者訪談視頻等。檔案館則搜集了倖存者的證詞等一切相關資料。而大屠殺紀念館也在官網上對大量信息進行整理歸類，方便遠程研究者搜尋查找。

以奧斯卡·辛德勒夫婦的資料為例，它們被歸在「國際義士」的條目之下，裡面有辛德勒的生平事迹、辛德勒名單原件圖片、被辛德勒挽救的部分倖存者的文字與影像證詞、辛德勒在德國投降後對工廠工人做的最後演講稿以及倖存者收藏的辛德勒贈送給工人的物品等信息。

對於大屠殺的研究工作很多則是由紀念館協助全球各地的學者一塊進行。除了研究世界範圍內的反猶史、納粹不同階段的反猶政策出台背景及變化、納粹反猶宣傳、戰前猶太人在歐洲各地的人數及社會經濟狀況等，也對大屠殺期間的不同人群進行細分研究：納粹、納粹合作者（如猶太委員會）、猶太游擊戰士、集中營中的猶太人、旁觀者等，由此對人性進行深入的反思：

猶太人隔離區中的猶太領袖為了爭取猶太人的利益成立猶太委員會與納粹合作，和他們周旋、談判，但免不了背上「猶奸」的罵名；

在納粹抓捕猶太人的行動中，一個猶太女孩選擇了她的波蘭鄰居而非她的母親；

一個猶太游擊隊的領袖逃離集中營時，他母親希望他能將她帶走，但他以他母親不能戰鬥為由拒絕了她的要求，最終他的母親死於集中營；

在《紐倫堡法案》頒布之後，一個德國貴族為了保住家族的榮譽，與自己猶太妻子離婚。

在被稱為「死亡行軍」的轉移途中，一位猶太拉比的兒子為了不被父親拖累，看到他父親跑不動了繼續往前跑，聽憑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面對猶太大屠殺, 無論是殺戮者、受害者，還是旁觀者，沒有一個相關的當事人能夠與它和解。德國人將這整個事件稱作「不可把握的過去」。在這個不能依賴通行準則進行判斷的困境中，人性遭遇了赤裸裸的拷問。正如電影《紐倫堡審判啟示錄》所揭示的，紐倫堡審判是對人性的審判，而這次審判真正的原告是人類文明。

所有的當事人不願回憶，不僅是痛苦的回憶，而是不願意麵對自己人性的另一面。

猶太大屠殺教育中心的負責人一直強調對待這段歷史應「同情地理解」而非評判，試圖去理解人性，理解那些無從選擇的選擇。了解他們當時的處境，再去思考他們是否有更好的選擇，或者是否有能力保持清醒的判斷。

展現絕大多數旁觀者在大屠殺期間選擇漠視的圖片，攝影：潘晶

而在對不同群體的研究中，有相當大篇幅是對旁觀者的研究。在殺戮者和受害者之外，這類群體最為龐大。我曾在兒童大屠殺博物館旁的另一個大屠殺主題博物館內看到一幅由上千個密集頭像圖片組成的巨幅圖片，除了四幅圖片顯示的是正面頭像外，其他圖片則是人的背影，由此隱喻在面對納粹實施大屠殺時大多數人選擇視而不見。

假使我們處在相同的處境，我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我們是否能夠抵制心中的惡魔，在「法律」和「道德」之外具備獨立的判斷能力？國家利益與個人意願發生矛盾時，我們該怎麼辦？如何在集體無意識中保持清醒，維持不受外在社會輿論和國家價值體系定義的內心的道德底線和良知？

這是猶太大屠殺研究試圖揭示與反思的，以避免人類重蹈覆轍。正如德國柏林的大屠殺紀念館門口的警語：這些事曾經發生過，還可能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