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學研究大觀

　　本文所要討論的女性文學研究，包括中國學者的關於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和關於外國女性文學的研究兩方面內容。

　　一

　　女性文學研究依賴於女性文學存在的這一前提。那麼，女性文學是何時出現的，這始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中國文學而言，主要觀點有兩個，一是女性文學在其古代文學的源頭中就已出現了，這類論述如：「成書於周朝的《詩經》，收錄了不少出自女性手筆的詩歌，它不僅經典地反映了兩周時代女詩人的創作水平，也不時留下她們的創作意圖」[1]。另一個主要觀點則認為，中國的女性文學，五四時期才真正誕生———應該「把女性主體性作女性文學這個概念的基本內涵，並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以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為精神血脈的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現，作為我國女性文學的開端，而把這之前由晚明開始直到晚清和民國初期具有朦朧的人文主義覺醒的女詩人們的創作作為中國女性文學的一個長長的序幕」[2]。同理，關於外國女性文學也可以說是古已有之，譬如，古希臘時期薩福的出現，就標示著女性文學的誕生，她寫的大量的抒情詩歌，已經代表了西方古代婦女創作的最高成就，並明顯地有了女性的「性」意識。但是，作為有意識出現的女性文學，又是和女性主義運動同步成長的。那麼，女性文學研究始於何時呢？應該說，就隻言片語的、朦朧的、針對某一女作家的研究而言，在漫長的學術史上是有散在的痕迹的；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而被廣泛參與，有觀點認為形成於20世紀的80年代：「無論女性創作還是女性文學的研究工作，其發展都是曲折而緩慢的，顯然滯後於其它一些文學研究領域，以致遲遲未能建立起成熟而獨立的學科門類。這種狀況直到80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改觀」[3]。這一看法是符合實際的，因為在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中以「女性文學」為檢索詞，在「題名」項下最早出現的一篇文章是在1985年，而到80年代末，最高的檢索項(全文檢索)已有238篇文章，這說明此時的女性文學研究已不是以往的散在的痕迹，而是真正的起步了。

　　那麼，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30年來，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總體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從研究的廣度上看，毫無疑問，明顯地呈迅速拓展的態勢。

　　當然要以數據說話。進入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進行檢索，這30年中，研究者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情況如表1(註：筆者檢索時間為2010年2月)。

　　註：此表系「題名」項下的檢索結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題目中含「女性文學」的研究文章明顯地呈上升的趨勢。為了更加說明問題，我們依然以「女性文學」為檢索詞，但把檢索項增加，結論會更加清晰。還是以前面的三個十年為檢索範圍，檢索項分別為題名、全文、主題、等，那麼，三個十年的文章數量分別為44/287/982(題名)，238/1865/11784(全文)，85/722/3318(主題)，59/496/2062。這組數據構成了下面的圖表：

　　從圖1可一目了然，無論是通過題名、全文還是主題、的任何一項進行檢索，都明確顯示出研究成果每十年上了一個新台階。以全文項的數據為例，2000至2009這十年的11784篇文章是第一個十年238篇的49·5倍。這說明，作為一個學術術語，女性文學已廣泛被大家使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女性文學已吸引了眾多人的參與。

　　上述是以「女性文學」為檢索詞的數據情況，而以某一個女作家為檢索詞，研究文章的數據同樣是呈上升態勢的。如，分別以中國大陸的王安憶、池莉、畢淑敏、港台的瓊瑤和外國的簡·奧斯丁、勃朗特等女作家為檢索詞，在「全文」項下顯示的結果如下：

　　上述女作家研究的抽樣數據同樣顯示了三個十年的遞進趨勢：第三個十年中關於王安憶的研究文章是第一個十年的145倍；關於池莉的是944·5倍；關於畢淑敏的是3023倍；關於瓊瑤的是365·8倍；關於簡·奧斯丁的是10·8倍；關於勃朗特的是5·9倍。

　　上述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從起步到今天，在研究廣度上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從最初的星星之火，已經發展到當下的燎原之勢。

　　二

　　那麼，女性文學研究的深度如何？是否也是隨著時間而向縱深拓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主要標誌有以下面三個方面。

　　其一，高層次的科研項目。在我國當下的科研體制下，科學研究立項的數量和層次是研究深入與否的重要標誌之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是當下的最高立項，據筆者統計，從1993年(統計系統提供的起始年)至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的女性文學研究方面的課題共有27項，同時涵蓋了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和外國女性文學研究兩個方面的內容，具體的立項情況見表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因其權威性，加之管理制度的逐漸完善，使其交付的研究成果都顯示了高質量的特點。除了國家的立項之外，這些年間，教育部、各省市、各學校也都有不同層面的關於女性文學研究的立項。這裡，我們也做幾項抽樣，如：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庄禪文化思想與當代女性文學創作」[4]、江蘇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立項「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史」[5]、邢台學院的重點課題「生態女性文學的建構」[6]，等等。隨著上述科研項目的研究深入，一批批有質量的研究成果紛紛問世，並帶動了項目之外的更多的女性文學研究的成果問世。

　　其二，高素質的研究隊伍。任何一項學術研究的開展，隊伍的形成與壯大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的隊伍，並不是刻意組建起來的，而是在研究的廣泛展開中自覺形成的。

　　首先，出現了一批高水平的前沿學者。喬以鋼、劉思謙、李小江、王紅旗、任一鳴、荒林、林丹婭等紛紛推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並適時地對學術界的研究現狀進行總結和梳理，具有引導性的意義。如喬以鋼的《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3]、王紅旗的《回眸與反思：中國女性文學六十年(1949—2009)》[7]等。在外國文學領域，同時出現了一批女性文學的研究學者，如王曉英的艾麗斯·沃克研究等等。更應該指出的是，除了一大批自覺的女性文學研究的學者外，還有一大批不經意中被捲入女性文學研究中的學者，他們時而拋出一篇或幾篇頗有價值的論述，但並不在意是否是女性文學研究者的身份。這就是《1995年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論文選目》[8]僅一年就收錄300篇文章的原因，而且那還是16年前的事了。因此說，女性文學研究已自覺和不自覺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群體。

　　其三，高目標的學科建設。發展到當下，女性文學研究已走上了學科化的階段。許多高校都開設了女性文學研究的課程，更有一些學校建立了女性文學研究的碩士、博士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有更多的學者將女性文學研究作為其研究方向。因此，學科領域的建構和研究的規範化都已經受到了高度的重視。

　　學科建設在本科層面上的發展，最大的收穫是為女性文學及其研究培養了基礎層面上的愛好者及鑒賞者，最明顯的標誌是為數不菲的本科畢業生的畢業論文選題都進入了女性文學研究的領域，雖然這類研究大都比較稚嫩，但是，它是女性文學研究在普及方面的成績。

　　學科建設在研究生層面上的發展，最主要的成就是為女性文學研究培養了堅實的後備力量。縱觀博、碩士論文庫中的現有論文，可見大量的女性文學研究的文章，無論是選題的角度、立意、研究的深度等，都不乏優秀之作。這就為女性文學研究的可持續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儲備了優秀的人力資源。

　　總之，上述「三高」，說明女性文學研究正在一步步向縱深發展。

　　三

　　當探討了女性文學研究的廣度、深度之後，一個新的問題必然擺在面前：女性文學研究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任何一項研究都要有其目的性，女性文學研究也同此理。那麼，女性文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呢？這是研究者有必要思考的問題。我認為，女性文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世界文學」。在展開這個討論之前，有必要把筆者在寫此文時與一個年輕的男性學者的對話引進來。當筆者談到「女性文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世界文學」的時候，他驚訝地說，女性文學與「世界文學」能有什麼關係呢(他剛剛讀完一本關於「世界文學」的理論著作，在他看來「世界文學」很神聖)？不過，他誠摯地憨笑說：「我實在不是男權主義者。」他是不是男權主義者且不論，但至少說明男權主義的集體無意識是隨處可見的——什麼女性文學就不能與「世界文學」相聯繫呢？

　　眾所周知，「世界文學」的概念是18世紀德國偉大的文學家歌德提出來的。他在與愛克曼談話時說：「如果我們德國人把眼光轉出環繞我們的狹小圈子之外，我們就太容易淪為冒充博學而又自高自大的人了。所以，我總喜歡向外國看看；我勸每個人都這樣做。民族文學在今天毋寧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名詞；世界文學的時代已不遠了，每個人應當努力促進它的來到。」[9]。之後，「世界文學」就成了文學研究的重要論題。不過，當全球化時代沒有到來時，「世界文學」似乎還是遙遠的，人們對此並未現出迫切感。而今天，當整個世界似乎已變成小小的地球村的時候，人們對「世界文學」的探詢就越來越迫切了。如今，有專題討論「世界文學」的國際學術會議，如……；有專門探詢「世界文學」的學術專著，如……的《什麼是世界文學》；並有大量的談論「世界文學」的學術文章，如……。

　　那麼，什麼是「世界文學」？至今，關於「世界文學」的界定集中在三種意見上：第一種就是歌德的原意，「希望有一天各國的文學將『合而為一』，……成為一個偉大的綜合體」。第二種則認為「是指那些獲得了世界聲譽的作家和作品。……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文學』等於是名家名作的薈萃」。第三種則「把『世界文學』看作各國文學的總和』」[10]，這三種見解各有合理之處，而第二種意見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即「世界文學等於是名家名作的薈萃」。這就是說，「世界文學」不是指範圍之大，而是指質量之高。筆者也正是基於這層意義，認為女性文學的終級目標是「世界文學」；女性文學研究是助其實現這個目標。

　　女性文學完全有資格躋身於「世界文學」之中；也只有向「世界文學」進軍，女性文學才能跨越性別的界限，創作出人類文化財富中的精品，從而抖落「『女性文學』基本上處於自娛自樂的狀態，只在自己的圈子裡熱鬧」[11]之嫌。「世界文學」既是無國界的，也是無性別的。這並不是說，「女性文學」一定要在「世界文學」這個大蛋糕中切下一塊兒，而是說，「世界文學」這個大蛋糕中，「女性文學」是其必要的亮點。基於這樣的目標，我認為，女性文學研究應該有更大的開放性。

　　其一，研究目的的開放性。女性文學研究在支持女性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中，性別是其立足點、出發點，但不是終點。曾經有文章對女性文學批評有過這樣的指責：「這就是女性主義批評的現狀：一方面，它缺少理論上的透徹說服力，無法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只能像氣若遊絲的棄婦或教徒，在日薄西山的黃昏中自怨自艾或默默祈禱；另方面，它以不知天高不問地厚的勇士姿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地傲視一切，彷彿人類既有的一切都是故意與她們針鋒相對的產物，一部人類史就是男性壓迫女性的歷史，一部人類思想史就是男性意識壓制女性意識的歷史。」[12]這批評顯然很尖刻，說明有人對女性文學研究有了這樣的感覺：女性文學研究是在打性別批評戰。且不說這樣的感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認為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女性文學研究脫胎於性別關注，但最終的腳步不能停止在性別的門檻上，應該向為促進女性文學的經典得以躋身於「世界文學」這樣的大方向發展。

　　其二，研究論題的開放性。女性文學研究發展到今天，依據其女性文學這個研究對象蘊涵的豐富性，研究論題也顯其多元性。不過，如果置身於女性文學而放眼「世界文學」，那麼，女性文學研究的視野應該更加擴大，討論的問題有可能更加豐富。譬如，女性寫作的世界性問題；女性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問題；女性文學研究與「世界文學」研究的關係問題，等等其三，研究隊伍的開放性。目前，女性文學研究隊伍的人員構成基本上是女性，加入其中的男性寥寥無幾，一位男性批評家曾言：「『女性文學』雖然圈出了自己的地盤，但也設置了路障，讓男性逡巡徘徊在圈子之外，授受不親。對於紅紅火火的『女性文學』，男性理論家普遍反映冷淡，私下裡有非議的不在少數，但是卻沒有公開直接批評」[11]。如若分析一下，男性批評學者對待女性文學研究的態度是多種的：或存男權意識，覺得大男人去研究女性文學有失「尊嚴」；或覺「女性文學」已打上了性別標籤，無形中「男性」已被劃在了界外，便繞道而行；或是一種歧視，覺得「女性文學」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或覺女性文學沒有存在的理由，它是人類文學中的一部分，所以，有些男性批評者在研究女作家時，情願承認自己在從事作家作品研究，卻不願承認自己在作女性文學研究，等等。女性文學研究的發展，是期待研究隊伍的開放性的，即女性文學的研究隊伍應該跨越性別界限，呼籲男性學者的關注與參加，這樣會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聲音以及不同的見解來繁榮這片研究領域。譬如一位著名的女性學者曾這樣評論一位男性學者的學術成果：「林幸謙研究張愛玲的兩大本專著《荒野中的女體———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Ⅰ》及《女性主體的祭奠———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Ⅱ》，所用的價值尺度也是女性主體性。正是由於對女性主體生命價值的體認，對張愛玲文本中女性主體言說和只屬於張愛玲的女性獨特而豐富的女性經驗的體悟，作為一位海外男性學者，林幸謙對張愛玲的解讀，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超過了國內女學者的水平，成為迄今為止張愛玲研究的厚重之作。」[2]事實證明，研究隊伍的開放對女性文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綜上所述，女性文學研究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已收穫了可喜的成果。今後的發展，應該有更開放的眼光，更宏偉的目標，以此促其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