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復明」在朝鮮

拜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所賜， 「天地會」在「反清復明」的旗幟下從事「地下鬥爭」已是世人耳熟能詳，至於鄰邦朝鮮的君臣們所從事的「反清復明」的活動，卻依舊鮮為人知……

天下秩序

古代的東亞世界，受儒家思想的浸潤，形成了一個以中華帝國為核心，同心圓式的宗藩世界秩序。在16世紀的「天下」，圍繞著「居其中而眾星拱之」的大明帝國，周邊的東亞、東南亞國家，以其與北京朝廷關係的親疏與自身儒家文化素養的高低—作為明朝的「藩屬」—距離不一地位於這個同心圓的周圍。至於剛剛實現地理大發現，遠涉重洋來到中華帝國大門口的西歐國家，還只能謙卑地處於這個天下秩序的邊緣，被天朝輕蔑地稱作「夷」，即野蠻人。

在大明帝國的宗藩世界秩序中，屬於「漢字文化圈」的國家，諸如越南、琉球與朝鮮，無疑處於同心圓內層的優越地位。其中，琉球過於貧弱，「開化」亦晚—直到明太祖朱元璋賜下閩人三十六姓給琉球國王之後才加入到漢字文化圈之中；越南則是關起門來做皇帝，自詡 「與北朝（明朝）各帝一方」，用現代語言講就是秉持「兩個中國」的觀念，甚至曾在永樂年間與大明兵戎相見，顯得桀驁不馴。至於另一個使用漢字的國家日本，則壓根就遊離於中華世界之外。在日本人的觀念里，唯有自己才是「神國」，甚至連堂堂大明也是其眼中的狄夷。

《皇家職貢圖卷?朝鮮人》

相比之下，朝鮮李氏王朝則是宗藩秩序中的「模範生」，不僅「朝鮮」這一國名是明太祖所賜，連禮樂文物、民風土習都對明朝亦步亦趨，所謂「事大以誠」，而大明帝國則報之以「字小以仁」。在大明的眾多「藩屬」中，1511年，馬六甲被葡萄牙殖民者滅亡，成為中國失去的第一個屬國，大明不過口頭抗議；1609年，琉球被日本薩摩武士劫掠，就此淪為中日兩屬，大明依舊無動於衷；唯有朝鮮在1592年遭到豐臣秀吉侵略時，大明兩度出兵，靡費千萬，「竭天下之力，東出兵救之，得以再造邦家」，幫助李氏王朝從日本手中復國成功。不唯如此，在外交禮儀上，前來朝貢的朝鮮使臣均可以朝覲明朝皇帝，得睹「天顏」，這是其他任何國家的使臣都無法得到的優待。

可見朝鮮與大明關係之緊密，如同當時的朝鮮宣祖所言，「中國父母也……我國孝子也」，同樣在當時中國人心目中，朝鮮「其人業儒通經，尊孔聖之道；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

誰曾想，援朝抗日戰爭的勝利，竟然成了大明帝國赫赫武功的最後絕唱。此後不久白山黑水之間的滿族興起，明軍連戰皆北；帝國境內的農民起義也是此起彼伏，以致星火燎原。結果崇禎帝「死社稷」，李自成也坐不穩江山，關外的滿洲八旗笑到了最後，敗義軍、亡南明統一了天下！作為和中國關係最密切的藩屬國，明亡清興在朝鮮引起的震動之大，也絕不亞於在中國本土。

說起來，滿族的前身女真與朝鮮之間，也算得上是「苦大仇深」了。早在1433年，被今天的韓國人稱頌為最偉大的朝鮮國王李裪（韓國2007年建造的最新型宙斯盾驅逐艦與現今擬遷新都的名字均以其廟號「世宗」命名）就曾出兵襲殺女真首領—明朝冊封的建州左衛右都督猛哥貼木兒。李裪在位期間，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積極「用夏變夷」、開疆拓土，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法，討伐與招撫並用，先後在北方的咸鏡南（北）道和平安南（北）道設置了「東北六鎮」與「西北四郡」，將原先居住在鴨綠江、圖們江南岸的女真族各部落逐走或者同化，就此奠定了今日朝鮮北部疆界的走向。

《滿洲實錄?姜弘立率眾歸降圖》 ?崇禎八年（1635年，天聰九年）成書，滿、漢、蒙三種文體

有道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大明和朝鮮都在歷時七年的「壬辰倭亂」中大傷元氣時，昔日被明朝和朝鮮目為「犬羊之輩」的女真族卻在其領袖努爾哈赤（朝鮮史籍寫作「老乙可赤」）的統領下日益強盛。應當說，比起明朝怠於國政的萬曆皇帝與處事顢頇的遼東邊臣們對「建虜」的放任自流，與女真人結怨甚深的朝鮮李朝早就意識到了努爾哈赤的威脅。早在努爾哈赤還在貌似恭順地當著大明所封「龍虎將軍」時，訪問建州女真歸來的朝鮮使節就已經心懷憂慮地指出「老乙可赤之勢，極為非常，終必有大可憂」！但此時的李朝早已不復世宗時代之勇，根本做不到「先發制人」，只能有心無力地坐視羽翼豐滿的後金崛起。

1616年，努爾哈赤建號稱汗，以「七大恨」誓師伐明，但對李朝只是致書勸告，「朝鮮與我將無嫌怨，謹守封疆，勿使動兵」。即便是朝鮮出兵助明朝進攻後金，努爾哈赤對戰敗的朝軍將領非但未殺，反加優待，半個月後，居然將主帥姜弘立等釋放回國。足見後金為全力征明，希望爭取朝鮮至少在明金間保持「中立」，從而避免「腹背受敵」。

只是在滿腦子「華夷之辨」的朝鮮士大夫看來，女真人依舊是其不屑一顧的「藩胡」。與「藩胡」通好，那自己豈不是也由「夏」變「夷」了。因此當執政的光海君與努爾哈赤通款媾和時，堅持「寧以國斃，不負大義」的「親明派」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以「通虜」的罪名廢黜了光海君。新上台的仁祖國王痛心疾首地譴責光海君所作所為「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誓言「壬辰再造之惠，萬世不可忘也」，堅定地站在了明朝一邊。

《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征伐朝鮮上諭》

後金的熱臉貼了朝鮮的冷屁股，只得用武力迫使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李朝就範。1627年，皇太極發兵三萬越過鴨綠江，迅速迫近平壤，城內軍民棄城逃走，從漢城（今首爾）逃到江華島避難的朝鮮仁祖只能遣使求和，在雙方達成的和約里，自命「小中華」的朝鮮被迫降尊紆貴與後金達成了「兄弟之盟」，朝鮮史籍將是役稱為「丁卯胡亂」。1636年，「後金」改稱「大清」，「大汗」皇太極稱「皇帝」。由於朝鮮使節拒絕在皇太極的登基大典上行叩首禮稱臣，清廷遂以朝鮮「敗盟逆命」為由進攻朝鮮。12月2日，皇太極親率十二萬大軍從瀋陽出發，僅12天便抵達600公里外的漢城，可謂神速！形勢比人強，真的到了「寧以國斃」的地步時，也只有簽訂「城下之盟」一途了。

在這場朝鮮所稱的「丙子虜亂」的戰爭結局裡，李朝仁祖國王親自對皇太極行了三拜九叩大禮，朝鮮被迫與明朝斷交，接受清朝的冊封；與清朝的關係也正式從「互為兄弟」降為「君臣之義」，並一直持續到甲午戰爭。

表面上，皇太極通過強力建立的清朝版「宗藩」秩序幾乎是明代的原版克隆。朝鮮國王因襲王位後，首先要向清廷報告，受清帝冊封；朝鮮國王給中國皇帝的表箋用清朝頒發的曆書與年號；而作為宗藩秩序中最重要的內容，朝鮮也需要每年向清廷朝貢以體現「永為臣僕」的誠意。這一切看似都與明朝時期無二。

但在雷同的外表之下，實質卻大相徑庭。在明朝時期，藩屬國每次的朝貢都能換回「天朝」價值數倍的回賜。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回報，李朝尋找一切機會力求能夠更多的進貢，以至於到了明朝政府財政上吃不消，不得不三令五申限制朝鮮朝貢次數的地步。而朝鮮向清臣服以後則變成了另外一種情形。為了彌補對明貿易斷絕帶來的損失，也為了應付滿洲八旗在短期內人口大量增加而形成的糧荒，清廷一度將朝鮮的朝貢從純粹的禮儀變成了徹底的榨取。朝鮮每年要向清朝進貢黃金百兩、白銀千兩、水牛角二百對……布千四百匹、米萬包。對這種赤裸裸掠奪的憤恨與對滿洲「夷狄」的蔑視匯合在了一起，使得朝鮮對清朝的表面恭敬，完全出自於對強力的畏懼，沒有了「宗藩秩序」中最需要的文化認同感。

《建州紀程圖記》卷?【朝鮮】申忠一撰

在朝鮮看來，明亡清興，滿洲入主中原根本就是「以夷亂夏」、「神州陸沉」，昔日的中華在辮髮易服之後已經淪為狄夷，唯有自己因為保留著明代的禮樂衣冠，因此仍是獨存的「小中華」；甚至可以因為明朝這一「大中華」的淪喪而升格為真正的「中華」。在這種朝鮮式「華夷觀念」的驅動下，朝鮮人對清朝中國的稱呼變成了「大國」，有時甚至是毫不恭敬的「清國」，而不再是依照明朝傳統所應當稱呼的「皇清」。朝鮮前往北京朝貢的使節們撰寫的遊記名稱也從「朝天錄」，悄然變成了「燕行錄」—言下之意是並非去朝拜天朝，而僅僅是到燕京去出差。在私下裡，他們甚至把清朝皇帝稱作「胡皇」，清朝使節稱作「虜使」。而在表明清朝宗c朝實錄》也極度惋惜地寫到「（孝宗）天不助順，中途而殂，雄圖大志，遺恨於千秋」！而李朝的「北伐」聲勢也隨著孝宗的意外去世而人亡政息，陷入低潮。

十五年之後的1674年，隨著新君李焞（肅宗）的繼位，朝鮮李朝沉寂已久的北伐聲勢突然再次高漲。原因很簡單，吳三桂在昆明奉「崇禎三太子」起兵反清了！第二年，「三藩之亂」席捲南中國。「興明討虜大將軍」吳三桂飲馬長江；同時，王輔臣在陝甘響應，退據台灣的鄭成功之子鄭經也出兵「反攻大陸」，以關內十八行省計，竟只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江蘇六省完全在清廷控制之下！更有甚者，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直系後裔，同時也是康熙皇帝的表弟，蒙古察哈爾部首領布爾尼也在漠南豎起反旗，向清廷的背後插上一刀！這一切，在堅信「胡虜無百年之運」的朝鮮北伐論者看來，簡直就是天欲亡清的信號！

激進的北伐論者、右副承旨尹鐫認為朝鮮國家當時面臨的三件大事是：北伐、渡海通鄭（經）、與北絕和。其實這三件事用二個字就可以形容，那就是「反清」。他當即上疏剛即位不久的肅宗，「吳起於西，孔連於南，韃伺於北，鄭窺於東，天下之大勢可知也已」，在這種情況下，「處要害之地，居天下之後，有全盛之形」的李朝要是不「興一旅，馳一檄……以扶天下之義」的話，那肅宗陛下您簡直是沒臉見您的先王祖宗了！

平心而論，當時也確實是李朝自「丙子虜亂」受辱以來最好的北伐時機。當時由於吳三桂的攻勢凌厲、長江以南各省迅速淪陷，清軍主力不得不全部南下平叛，甚至於京畿如此重地，竟然「幾乎沒有滿洲人的軍隊，連守衛大門的也只是些小孩」，至於陪都盛京（瀋陽）所在的東北大地，更是到了「不事武備，遼瀋千里，了無操弓騎馬者，似當入無人之境矣」的地步！而多年整軍經武的李朝自我感覺已是「全盛之國，士卒精銳」，如果真的像當年孝宗夢想的那樣以十萬精兵渡過鴨綠江，取盛京、過遼河、兵臨山海關的話，無疑將使年輕的康熙皇帝與他的大清帝國陷入「四面楚歌」般絕望的境地。

只不過，此時李朝的「帶頭大哥」肅宗年僅十四歲，這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有如此大氣魄大膽識的年紀，即便是同樣的少年天子康熙帝玄燁，敢於用一群少年力士智擒鰲拜時也已經十六歲了！而肅宗之於康熙帝不啻雲泥之別，「主少國疑」正是儒家觀念中的國家中樞最為虛弱的階段，已經全盤儒化的朝鮮君臣只能在猶豫中按兵不動。

就在李朝君臣的猶豫觀望中，突如其來的戰機稍縱即逝。布爾尼作亂僅三個月，就被圖海帶領的由幾萬八旗家奴臨時編成的軍隊一舉擊潰，布爾尼兄弟在戰場上被射殺，整個察哈爾部被勒令編入八旗，取消自治，置於清廷的嚴密監視之下。烜赫一時的北元汗系正統就此徹底斷絕。消息傳到朝鮮，察哈爾部反叛清廷的下場如此悲慘令李朝君臣不寒而慄，而由一群「烏合之眾」編成的清軍所表現出的戰力居然如此強大更讓李朝不敢輕舉妄動，感到清廷「其勢之不敵」；「北伐」之議，遂告無疾而終。

「北伐」雖然無望，但李朝對「反清復明」依舊沒有死心。1676年，在聽說台灣鄭經向日本借兵的傳聞後，李朝政府下令濟州島地方當局對可能出現的鄭日聯合艦隊提供一切方便，包括上岸休息、取得補給，甚至可以讓其「竊去」船隻。為了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李朝竟然不惜「引狼入室」，向昔日的仇敵倭寇大開綠燈！然而，令李朝君臣遺憾的是，鄭經的艦隊從來沒有出現在濟州島外的海面上—此時，他正忙著在福建爭搶地盤，目標居然是同樣在反清的耿精忠。更令李朝君臣失望無比的是，1681年，清軍攻克昆明，長達八年的「三藩之亂」以清廷完勝告終。兩年後，在一場決定性的海戰之後，清軍攻克澎湖，迫使台灣的鄭氏小朝廷無條件投降，消滅了最後一個公開打著明朝旗幟的政權。從此，整個中國仍堅持「反清復明」的只剩下了一些秘密會黨組織，譬如天地會。

即便如此，朝鮮李朝仍然執著地堅持「反清復明」的訴求。縱然不能以武力實現「北伐」，但至少在精神上必須要「明辨華夷」，保持對清廷的道德優越感—雖然這在今人看來，頗有點阿Q精神。

平壤古城門

1704年，正值明朝滅亡一甲子。李朝肅宗堂而皇之地自宜春門詣禁苑壇，以太牢祭祀崇禎皇帝。又命漢城府在後苑春塘台設「大報壇」，祭祀神宗萬曆皇帝。1749年，又以明太祖、神宗、思宗並享大報壇，並於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禮。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進行，直到李朝末年。在這個一句「清風不識字」就可以奪去一家性命的「文字獄」時代，中國人已對前明之物噤若寒蟬，而朝鮮人的私人著作卻大模大樣地寫上了「崇禎後某某年」。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檢不會想到，他的年號「崇禎」竟然能在異國他鄉持續如此之久，直到清末，朝鮮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於出現「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哪怕是力主「北學清朝」的朴趾源也固執地認為，「皇明吾上國也……四百年猶一日，蓋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而對清朝，「不謂之上國者，何也？非中華也！」「清人入主中國，而先王之制度變而為胡」。他的所謂「北學論」，只不過是「利用厚生」，學習清人利於生產的實用技術來改善民生、增強李朝國力，而絕不涉及文化上的重新認同，這就頗有了一些下個世紀魏源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味道。

19世紀後期，天朝的大門已經被西方殖民者的炮火叩開，整個東方都在殖民主義的時代中風雨飄搖，朝鮮的儒士呂圭信還在向朝廷建議「北伐」清朝，並為此四處奔走，聯絡同志，參與組織秘密結社。事情敗露後，呂圭信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之中，仍念念不忘「北伐」，每天研讀兵書和算學。如此罔顧世界大勢，著實令人匪夷所思。

實際上，在朝鮮李朝不合時宜地堅持了長達二百餘年「反清復明」的背後，那個曾經建立在同一文化價值觀基礎之上的文化共同體—「中華世界秩序」已經悄然崩潰。在清朝中國與李氏朝鮮之間的那一道思想上的鴻溝從未完全填平，兩國在徒有其表的「宗藩」體系下實際卻是漸行漸遠，直到甲午戰爭後這個體系徹底崩潰……

作者來源：頭條號-文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