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私暴力：辱母殺人案背後一個需要關注的深層次問題

該文選編自研究報告《從贖買到塑造--改革開放以來公司權力擴張的研究》，研究認為：公司的私暴力和公司的政治參與、公司的社會影響、公司的集體行動一起構成公司的權力資源。

辱母殺人案的背景是催要高利貸本息，由於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當發生拖欠或賴賬時，放貸者經常需要藉助暴力威脅行為迫使對方就範，所以高利貸生意往往和黑社會暴力行為相因相生。根據《今日說法》的報道，甚至一些民間借貸公司依託黑社會暴力資源，故意設置高利貸陷阱，從而導致對方傾家蕩產的案件也時有發生。

企業化趨勢的出現和擴張,使現代黑社會組織將新興的企業與古老的暴力結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暴力是企業保護下的暴力，企業是暴力支撐下的企業，成為一種更為強大、更為隱蔽的威懾力量,極大地加快了黑社會組織的發展速度。

公司私暴力存在的空間是由於法律成本高昂

暴力壟斷是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徵，也是政府維持對社會行使權力的最重要的資源，而公民、公司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則主要通過司法系統進行裁決，並以剝奪生命權、限制行動自由、物質賠償或道歉等懲罰措施構成對非法行為的威懾。理論上，在一個完善的法制社會治理之下，守法的民事主體（公民個人或其他組織法人）可以通過司法系統來維護和伸張自己的權利，所有的民事主體也應該在法律所規定和賦予的權利下保持行動的自由和約束，無須以個體暴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但事實上，我們很難看到以這種理想化模式運作的社會，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法治是一個有成本的公共產品，從集體角度，要達到內部成員所有的行為都能以法律的形式進行裁決和規定，將在立法、司法和執法等各個環節上產生巨大的費用，從個體角度，如果完全依賴於法律，將需要承擔時間和費用等成本。就像市場中的交易成本的存在而催生了組織的產生一樣，法律成本的存在，使得以個體行為來維護個人利益的方式成為一種替代選擇，私暴力就是強化個體對抗能力的措施之一。

我們把私暴力定義為個體所擁有可以對人身威脅、生命剝奪、行動限制等在內的強制性力量。公司作為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組織，其經濟性和社會性交往應以契約為基本準則，並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來維持其可行性和正當性。但當法律所不及之處，擁有私暴力成為公司在爭奪資源、佔據和維護市場、解決糾紛等方面的重要優勢，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和經濟利益。

現在像英國殖民時期西印度公司那樣可以武力佔領一個地區和國家或者直接顛覆一個政府的公司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暴力依然是依附在公司身上的一件重要鎧甲。比如在中國公司的體系里，公司重要辦公地址配置保安、公司重要人員配置保鏢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和公安、司法不同，保安和保鏢就是維護私人安全和利益的暴力資源。

從類別上劃分，我們可以把公司的私暴力分為防禦性和進攻性的，臨時性的和長期性的，分散化的和組織化的，獨立的和生產體系化的。自有的和關聯的。我們把公司私暴力列為一個研究維度，從中可以發現暴力這一最基本的權力資源在公司權力發展過程中的演化軌跡。

改革開放早期的公司私暴力表現特徵

這一時期的公司規模普遍偏小，大部分公司都處於初創期，但一些人已經通過創辦企業成為當時意義上的能人、富人，這在普遍貧窮的社會外部環境之間顯得比較突出，也構成了一定的張力，根據89年《公安大學學報》上的一篇文章的分析報道，在河南鞏縣境內，已經有鄉鎮企業2萬多家，這些鄉鎮企業普遍面臨著盜竊、詐騙、綁架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威脅，廠長、企業家的人身財產安全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威脅和侵害：一是由於經濟、財產糾紛和勞務組合引起的報復、傷害廠長案件日漸增多；二是腰纏萬貫的廠長、企業家是財欲型犯罪侵襲的目標。盜竊、搶劫、寫恐嚇信進行敲詐勒索的案件不斷發生，所以一些萬元、幾十萬元的「富裕戶」紛紛「購獵槍」、「買狼狗」，或「晝睡夜作」，實行自衛。這種公司的私暴力是基於外部環境的威脅而產生的被動防禦型暴力模式。

另外就是一些本身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通過註冊公司以暴力做後盾參與市場爭奪、資源佔有，特別是在建築、運輸、商品批發等技術含量比較低的行業以及歌舞、洗浴、走私等存在非法活動的行業從事經營活動，以黑互商，以商養黑，一些黑社會組織甚至通過公司化運營逐漸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商業帝國。

第三是一些企業在舉得初步的經營成功之後，獲得了各級政府的榮譽和支持，逐漸變得驕橫跋扈，在處理企業內外部矛盾和衝突時，不惜採取暴力違法行為，這方面的典型如天津靜海縣的大邱庄，大邱庄本來是一個遠近聞名的窮村，在村黨支部書記禹作敏的帶領下，通過創辦鄉鎮企業，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禹作敏也因此獲得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十大優秀農民企業家、全國勞動模範等稱號，而在大邱庄內部，禹作敏也儼然建立起了一個農民帝國，禹一人兼任村黨支部書記、村監委會主任、派出所指導員以及農工商總公司董事長等職務，在武警部隊為執行任務保衛大邱庄時，禹在莊裡庄外「五道防線」公然對抗，禹作敏後來因此被判刑，大邱庄此後也開始走向衰落。

公司的私暴力的演化發展

1993年隨著公司法的頒布和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司的數量和規模都處於高速發展過程之中，公司之間的競爭從市場爭奪進一步升級為包括資源爭奪在內的全面競爭，由於在很多領域產權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和滯後性，或者說雖然法律上的產權界定清楚，但不同的利益群體對權益的歸屬認知上並不統一，因此圍繞土地、礦山等資源領域的暴力違法行為屢見不鮮，一些黑社會組織也利用公司體制積累形成龐大的產業群體，甚至出現了象廈門遠華、四川漢龍這樣的黑白通吃的金錢帝國，一些市場化經營比較成功的企業，在終端市場爭奪、內部員工管理上也存在採取暴力手段的行為。

礦山資源行業是暴力事件的高發行業，華中科技大學的李雅楠僅對有網路公開報道的事件統計表明，自 1991 年至 2012 年 10 月，在案例中明確記載、在礦產衝突中死傷的人數達 1829 人，刑事拘留 1082 人。僅 2004 年，因礦產衝突死亡的人數就高達 29 人；2010 年，因礦產衝突死傷的人數達 431 人。《民主與法制時報》的記者在貴州的一些礦區調查發現，黑煤窯已然形成一條完整的地下黑煤產業鏈，但當地相關部門表示「很難打擊」。而且這些地方都有成組織的暴力體系，「第一道防線通常就在通往山上的入口處，有專人在山頭巡邏。發現可疑的人或車輛，就攔截詢問。一旦產生懷疑，就拉倒一棵「消息樹」。這個時候就出現第二道防線，會立即衝出幾個人丟石頭、砸車，砸完之後一鬨而散。」

2000年以來，隨著房地產行業的高速發展，房地產領域的暴力違法行為也層出不窮，特別是暴力拆遷行為屢見不鮮，公開報道中也不乏死人事件，暴力拆遷是指拆遷方通過種種暴力手段，例如斷電、斷水、恐嚇、打人等來恐嚇、威脅被拆遷人，逼其就範，甚至不惜與被拆遷方發生肢體衝突。一些學者認為，暴力拆遷的出現反映了我國社會轉型期的諸多矛盾與問題，這不僅僅是當前國家的體制、機制的不完善，更是行政倫理的失范。

另外，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競爭價值觀支配下，一些公司的市場競爭過程也不乏暴力行為，特別是在市場終端競爭中，隸屬於不同公司的業務員之間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2009年9月29日，美的實習生強大偉在安徽巢湖當地最大的家電賣場倒地重傷，終不治身亡，悲劇直接起因是被害人與賣場里格力的業務員激烈衝突。同一時期，在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雲南、陝西等多個家用電器賣場中，單單九陽豆漿機與美的推銷員之間發生的暴力事件就有約50起。在內部管理上則推行軍事化管理模式，對員工工作、住宿、行為細節都制定了細緻的規章制度。稍有違反就要批評或處罰,讓員工身心時刻處於緊張狀態，以及利用企業對員工的強勢地位，設置一些諸如強制加班、歧視性用工等違法勞動合同法的用工制度，都是企業變相的私暴力行為。

一些黑社會組織成立經濟實體，把黑社會通行的暴力方式也用到了公司經營領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劉南男在對63個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的黑社會組織特徵的統一分析後發現，有43個黑社會組織註冊成立了公司或企業，這一比重達到68%。在43個成立公司的黑社會組織中，公司規模達到3家以上的有15個，更有4個形成了商業集團。中國大陸地區的黑社會組織已經將黑手伸進了建築、運輸、商品批發等各類市場，歌舞、洗浴等娛樂休閑場所和餐飲業,有的還滲透到能源領域。進一步分析，在43個黑社會組織中， 5個存在時間達到10年以上的全部是企業化的黑社會組織。劉南男分析認為，企業化趨勢的出現和擴張,使現代黑社會組織將新興的企業與古老的暴力結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暴力是企業保護下的暴力，企業是暴力支撐下的企業，成為一種更為強大、更為隱蔽的威懾力量,極大地加快了黑社會組織的發展速度。犯罪是為積累資本,資本再投資於犯罪。形成「以商養黑、以黑護商」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