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尼采——中國文學網

中國在歷史長河的發展中，當封建地主階級從奴隸主階級手中奪得政權之後，為了鞏固政權，以便使自己的皇位傳至子孫萬代，進行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思想的各個方面的統治。雖經二十幾次王朝變易，但是一直沒有跳出專制主義的窠臼。直至清朝嘉慶年間，這潭死水日漸腐爛發臭。1840年，列強的槍炮使這個封建社會改變了古帝國的面目，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面對這康乾盛世之後的一蹶不振，中國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為了挽救中國亡國滅種的危險，他們紛紛把視野擴展到西方，西方各種思潮大量湧入停滯落後的中國。這些西方思潮衝擊著舊中國的傳統思想，對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西方文化的影響和滲透。這種影響和滲透對20世紀初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文學革命的展開以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思想觀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對中國有影響的西方眾多的思想家當中，尼采是個不可忽視的人物。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都有過重大的影響。

一 尼採在中國的影響

尼采(1844——1900)的思想和著作主要形成於19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個時期自由資本主義開始轉變為壟斷資本主義。巴黎公社革命運動雖然遭到失敗，但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尼采作為哲學家和思想家是極為矛盾的。他一方面要挽救資本主義的沒落，一方面力圖抵制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大發展。他的思想可以簡單地概括為「重新估價一切」，超人學說和權力意志論。他的超人學說以為由於社會的壓迫和分工的瑣細，人已經被歪曲變形、支離破碎，人失去了其本身應有的價值。因此，必須超越這樣的凡人(包括超越自身內部的平庸)成為健康的完整的人類，即超人。而能夠達到這種境界的只是極少數的天才，廣大群眾只不過是他們使役的工具。因此，任何群眾思想的覺悟和力量的發展都只能是超人成長的障礙和威脅。尼采還提出了最堅強最高尚的生命意志不在微不足道的生命掙扎，而在戰鬥意志、權力意志。他認為這種趨向權力的衝動是唯一的基本衝動，由此產生的思想行為都合理而偉大。尼采最後死於瘋狂，他的著作中到處都是缺乏邏輯論證但卻深邃而獨特能夠使人信服的比喻和象徵，還有很多潛意識的難解的表述，也不乏狂人的夢囈。他的學說豐富而紛亂，充滿著複雜的矛盾，也包含著不少有價值的東西。這些有價值的東西也正是尼採在「五四」前後的中國產生很大影響的根據。

尼采最初是作為文學家被介紹到中國的。他在中國文藝界的影響遠比在哲學界要深得多，廣得多、也早得多。1900年王國維最初介紹尼采時，首先強調了他的「以曠世之文才鼓吹其學說」，指出尼采學說的目的是要「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為「馳其負擔」(指舊傳統負擔)，「圖一切價值之顛覆」並「肆其叛逆而不憚」，讚揚他「以極強烈之意志而輔以極偉大之知力，其高掌遠遮於精神長，固秦皇漢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倫之所望而卻步者也」(見《靜庵文集》)稍後，魯迅在他寫於日本的幾篇文章中多次稱道尼采是「個人主義之至傑雄者」，是「思慮學術老行」，「博大深邃、勇猛堅貞、縱忻性時人不懼」的「才士」。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辭《敬告青年》的第一條中就引用了尼采關於奴隸道德和貴族道德的論述，以為反抗封建統治的武器，1917年元旦，蔡元培在政學會歡迎會的演說中提到「迨至尼塞(德國之大文學家——原注)，複發明強存之理弱者恐不能保存，亦積極進行，以強者相抵抗。如此世界始能日趨進化」(載《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1918年2月，陳獨秀在《人生真義》中又再次強調尼采主張「尊重個人的意志，發揮個人天才，成功一個大藝術家、大事業家，叫作尋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麼仁義道德都是騙人的話。」顯然，「五四」以前，尼採在中國已相當廣泛地為人所知，他做為一個大文學家被介紹到中國，他的思想的傳播為「五四」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潮作了積極準備。

「五四」運動後，尼採的作品在文藝界更加廣泛地得到了傳播。「五四」遊行示威發生的那個月，傅斯年就在「新潮」雜誌上提出了口號「我們須提著燈籠沿街尋超人，拿著棍子沿街打魔鬼。」同年九月，田漢在「少年中國」上詳細介紹了尼采早期的著作《悲劇之發生》，特彆強調「人生越苦惱，所以我等越要有強國的意志」去進行戰鬥。緊接著沈雁冰在《解放與改造》雜誌上發表了尼采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最富於批判性的兩章《新偶像》和《市場之蠅》的譯稿，並在存言中盛讚尼采是大文豪，他的筆是鋒快的，駭人的話，常見的。就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看，也算是文學中少見之書。(見《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二、七期)1920年初，他又寫了全面介紹評論尼采思想的長篇專著《尼採的學說》在「學生雜誌」第七期分四卷連載。同年8月，《民鋒》雜誌出版了尼采專號，全面介紹、駁斥了尼采是歐戰罪魁的說法。九月，《新潮》二卷第五期發表了魯迅翻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存言並附有魯迅對存言各書的解釋，指出「尼採的文章即太好，本書又同箴言集成，外觀上常見矛盾，所以不容易理解」。這一時期，魯迅曾經在文章中多次引用尼採的文章或聯繫尼採的思想來分析問題。他對尼采思想和文章的採用，與1907年的採用相比較，已經有了極大的不同。這時，郭沫若對尼採的學說和思想也是醉心的，他曾因上海一家外用書店竟然沒有尼採的《看哪!這人》而大罵這家書店是《破紙簍》(見《沫若文集》第七卷399頁)。1923年，他翻譯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部全部和第二部的一部分，在《創造周報》上分三十九期連載。「起初每禮拜譯一篇，譯得相當有趣」。後來因感到反響寂寥而中途放棄。但後來當他偶爾到江蘇吳縣東面的一個偏僻的小鎮去參加一個小學教師的婚禮時，新娘的第一句話卻是「我喜歡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為什麼不把它譯完呢？」可見反響並不寂寥。所以郭沫若說「早曉得還有良才夫那樣表著同情的人，我真是不應該把那項工作終止了。」(見《沫若文集》第七卷第201、202頁)

1925年以後，由於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廣大工農群眾和很多知識分子都已找到了適合中國社會的革命道路，紛紛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尼採的影響逐漸減弱以至消亡。正如郭沫若所說：「那時(指1926年)尼采老早離開我們的意識中心了」。(同上)這時，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向都已十分明朗，再停留於呼喚我們需要動的力，狂呼的力、衝撞的力、攻擊的力、反抗的力、殺的力。」(向培良《水平線下》，見《狂風》不定期第一期)就再也不能像「五四」時期那樣起到激動人心的作用了。因此，1925——1926年間，高長虹、向培良為核心的狂飆社以「尼采聲」為其「進軍的鼓角」，「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並常擬尼採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魯迅《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反響卻真是空虛而寂寥了。然而，他們所取於尼採的仍是掃蕩一切舊的傳統的束縛，為爭取做一個強者而打倒一切障礙，這使他們從本質上不同於在四十年代初期鼓吹尼采思想的「戰國策派」。最後，1930年，郁達夫在對舊勢力的憤懣和因革命失敗而產生的感傷頹喪之中翻譯了尼採的情書七封，題名《超人的一面》讚賞了尼採的「潔身自好」，「孤獨掘犟」(郁達夫《超人一面》見《斷殘集》)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圍里，尼采仍以一個反抗者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

但是，到了四十年代，由於整個世界和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尼采卻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中國產生了全然不同的作用。1940年前後，正值世界法西斯和國民黨蔣介石反共反人民都極為猖狂時，尼采學說也已被納粹分子利用改造，以作為他們的法西斯思想理論基礎。這時，在中國文壇上出現了所謂戰國策派。他們奉尼採為當代「最前進的、最革命的、最富於理想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生命力飽漲的象徵，是生命的頂峰」，「創造的純火。」在他們主辦的《戰國策》半月刊和《戰國》周刊上陸續發表了《尼採的思想》、《尼採的政治思想》、《論英雄崇拜》、《再論英雄崇拜》、《德國民族的性格和思想》、《狂飆文學》、《民族文學運動》、《力》、《力人》等等，此外，還出版了《從叔本華到尼采》、《文學批評的新動向》、《時代之波》等專著，大力宣揚尼采思想，「嘗試著運用尼採的這些思想來建立戰國派的文藝理論。」(歐陽凡海《什麼是戰國派的文藝》載《群眾》1943年4月)儼然掀起了一陣尼采熱潮。尼采對他們來說，只是能頂禮膜拜的絕對偶象，也是維護反動統治、鼓吹戰爭、鎮壓群眾的有力武器。

從以上簡括的敘述中，可以看到尼采對中國現代文學確實有一定影響，這種影響隨時代和政治需要的不同而變化。辛亥革命前，人們從尼采找到的是具有偉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傑的個人可以拯救中國的危亡。「五四」前後，人們心目中的尼采是一個摧毀一切舊傳統的光輝的偶像的破壞者，他幫助人們向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挑戰，激勵弱者自強不息(雖然這並非尼采本意)。1927年前後，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進步思想界已經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為適應法西斯統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國統區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廣為傳播，這時對於尼采思想的介紹無論是目的、方法，還是社會的效果與「五四」時期截然不同。可見一種外來思想能不能在本國產生影響，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其決定因素首先是這個國家內在的時代和政治的需要，全盤照搬或無條件移植都是不大可能的。對一個國家是這樣，對一個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的影響，同樣是這樣。

二 魯迅思想中的尼采

從思想上看魯迅和尼採的聯繫是很明顯的，把魯迅僅僅說成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尊為「中國的尼采」顯然是不對的。但無視這種聯繫或把這種聯繫說成是出於魯迅的錯誤或弱點或不幸，認為尼采對魯迅只能有消極反動的影響，甚至把魯迅與尼采分明一致的地方也說成是對尼採的批判，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早在1939年，唐 就曾經說過：「我想，魯迅是由嵇康的憤世，尼採的超人，配合著進化論，進而至於階級革命的。」(唐 ：《魯迅的雜感》載《魯迅風》創刊號)

尼采對魯迅思想上的影響，在「五四」前和「五四」後不完全相同。「五四」以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紛紛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中間的先進入物不能不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日趨沒落。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尼采思想，乃至意志哲學，在日本學術界正磅礴著。」(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沫若文集》第12卷第535頁)尼采對資本主義文明庸俗頹靡的批判和對於「創新」的執著的追求很快就引起了魯迅的注意。但是，當時的魯迅並不是把尼採的思想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研究和接受的。也不一定深深研究過尼采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作用，他只是「為我所用」地擇取尼采思想中引起自己共鳴，符合自己意志的部分，按自己的理解加以應用。尼採的許多著作，特別是後來的《權力意志論》等可以肯定地說魯迅並沒有完全看過。

魯迅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思想集中表現在《文化偏至論》中，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就是指出吸取西方的物質文明是可以的，但如果把那些「已陳於殊方」的「遷流偏至之物」、「舉而納之中國」、「馨香頂禮」，則非常危險。魯迅以為西方十九世紀文明中「至偽至偏」的東西就是「物質」和「眾數」。前者指的是「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在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不少人失去了心靈的光輝，被物質慾望所蒙蔽，因此詐偽罪惡乘之而萌」，以至社會「惟悴，進前已停」；後者指的是「同是諸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無視個人之獨創和個性，這樣「夷隆實陷」(削高填平)的結果必然是「絕俗橫行」，「全體以淪於凡庸」。魯迅以為十九世紀末葉，西方思想所以發生了「很大變動」，就是因為當時的「大士哲人」要「矯十九世紀文明」的「通弊」。在這些「人士哲人」中，魯迅談得最多的就是「深思遐矚，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的尼采。魯迅在文章中引用了尼采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話：「反而觀乎今之世，文明之邦國矣、斑瀾之社會矣，特其為社會矣，無確固之崇信、眾庶之於知識也，無作始之性質，邦國如是，豈能淹留？」「無確固之崇信」，就是只重物質而沒有精神上的堅定信仰，「無作始之性質」就是不少人隨波逐流，無獨創精神。尼採的這段話正是魯迅把十九世紀文明通弊概括為「物質」和「眾數」的由來。

如何來掃蕩這些通弊呢？魯迅提出的主張是「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張靈明」就是強調發揚人們內在的主觀精神和堅強的毅力，能夠「勇猛奮鬥」，要「屢踣屢僵，終得現其理想」。魯迅回顧了這種主張發生髮展的歷史過程，最後歸結為尼采、易卜生皆據其所信，力抗時俗，示主觀之極致，而最高理想則在尼采所希望的「意力絕世，幾近神明而超人」和易卜生所塑造的「多力善斗即忤萬眾不懾的強者」。「任個人」就是反對無視各人特點，提倡發揚個性和個人的獨創精神。魯迅追溯了十九世紀以來個性主義發展的源流，以極端個人主義的斯蒂納到叔本華、契開迦爾、易卜生，最後仍是歸結到尼采「苦夫尼佉，斯個人主義之至雄傑者矣。」

由此可見，魯迅「掊物質張靈明，任個人排眾數」的思想顯然正是以尼采思想為依據，同時又是以尼采思想為其歸宿的。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接受尼采思想是把它作為一種武器，意在挽救垂危的祖國。他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怎樣使自己的同胞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解脫出來。與尼采怎樣遏制日益興起的群眾革命運動的目的不一樣。這就使魯迅雖然接過尼採的口號，運用尼採的某些思想形式，但目的與內容卻與尼采不同。例如：魯迅提倡「尊個性」，目的是突破當時「萬喙同鳴、鳴又不撰諸心」的庸眾紛擾的局面，要使人們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己的創見，做到「個人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破惡聲論》)。他提倡「張精神」，也是期望「古國勝民」具有百折不回之意志力，然後能在「狂風怒浪之間」，「以群生路」。魯迅認為：「真正能夠作到尊個性而張精神的人並不多，所屬望只一二士立之為極、俾眾觀瞻」(《破惡聲論》)，但群眾可以向他們學習和效法，根本目的仍在「群之大覺」。魯迅明確提出救國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求，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只有「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才能「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這就是青年魯迅的最高理想。可見魯迅雖然接受了尼採的超人學說，但魯迅心目中的超人和英哲顯然正是少數先覺者，他們的任務就在於廣泛喚起群眾的自覺和心聲。這和尼采力圖鞏固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統治的理想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時，這些思想對魯迅本人來說確是產生了積極進步的影響，使他得以突破「競言武事」的洋務派和專事製造商估立憲國會的改良派的擾攘，看到了救國其根本在於喚起人民之自覺，而投身於改造國民思想的偉業。

「五四」運動前後，曾經歷了辛亥革命並受到十月革命鼓舞的魯迅，在思想上有了很大進展，仍不曾斬斷與尼採的聯繫，但他所取於尼採的，也不同於前一階段。

首先，配合著反帝反封建的時代需要，魯迅特彆強調了尼采徹底破壞舊傳統的反抗精神。他把尼采和易卜生、托爾斯泰一起稱為「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隨感錄四十六》)，讚揚他們「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手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定。」(《再論雷峰的倒掉》)而「舊像愈摧破，人類就愈進步」。其次，魯迅看到中國傳統積習太深，即使小小改革也不免付出重大犧牲，「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尚且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便「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甚至「可以夷到九族」。因此，他認為在中國立志做一個改革者、破壞者，就必須像尼采那樣不怕孤立。不僅「絕不理會保護者的嘲罵」，而且「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恭維」。他特別引了尼采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市場三蠅》的一段話儆醒人們：「他們又拿著稱讚，圍著你嗡嗡的叫，他們的稱讚是厚臉皮，他們要接近你的皮膚和你的血。」(魯迅《隨感錄第四十一》)魯迅在《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後》，說綏惠略夫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來，這「強者的色采」就是「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寶劍，終身戰爭，就是用了炸彈和手槍，反抗而且淪滅。」魯迅在《野草》中塑造的一些形象，如「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明知前途並非野百合、野薔薇，仍不顧饑渴困頓，「昂著頭奮然走去」的「過客」，在「無物之陣」中大步前行，只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但他舉起了槍」，「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這些都是魯迅認為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特別需要強韌的意志力這一思想的形象再現。

另外，魯迅在這一時期對尼采採取了比前一時期更鮮明的批判態度。如果說1907年魯迅所矚望的正是「惟超人傑，世乃太平」，那麼到了1919年，他已經感到尼採的超人「太覺渺茫」。但魯迅決非全面否定尼採的超人學說，他這句話的著重點顯然是「確信將來總有猶為高尚猶近圓滿的人類出現」，魯迅所不同於尼採的是認為不必等候那「炬火」，而應該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同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魯迅《隨感錄第四十一》)。魯迅已經批判了自己在前一階段所接受的尼採的「置眾人而希英哲」的思想，認為最現實、最有希望的還是每一個人都能貢獻自己即便是微薄的力量。如果說前一階段，魯迅和尼採在一致的思想下已存在著目的和內容的不同，那麼在「五四」時期的社會條件下這種分歧有了新的發展，魯迅進一步突破了尼采。但這並不是說魯迅已經拋棄尼采，遠非如此，他自己甚至把這種充分發揮個人能力和意志、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思想也認為是尼採的思想延續。1930年，當他回顧自己和《語絲》的關係時曾說：「我的傍徨並不需要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採的Z ara thustva(查拉圖斯特拉)的餘波。」(《我和語絲的始終》)。這裡所說的「餘波」雖然是指的就是「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精神。不僅如此，在魯迅這一時期的某些作品，特別是《野草》中，無論是意境、構思、形象，往往都若隱若現地閃爍著尼採的《查拉圖斯拉如是說》的影子。把兩個人的作品作一些外在的比附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當我們讀到魯迅所塑的那個「終於傍徨於明暗之間……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運行」的「影」的形象時(《野草·影的告別》)尼采筆下的另一個「細瘦黧黑，空廓、凋敝」、有過「很壞的白天」，要「注意更壞的夜晚」的「影」，(《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六十九「影子」)就會浮現在我們眼前，當我們讀到魯迅說的「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然而青年們很平安」時，又不由得想起了尼采說的那些青年的心都已經蒼老了，甚至沒有老，只是倦怠平庸懦弱。(《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五十二《叛教者》)儘管這些作品的內容和思想都不盡相同，但這種藝術表現上的微妙聯繫確是真實可感的。

魯迅和尼採的徹底決裂是在三十年代以後，1929年在《致〈近代美術史潮論〉的讀者諸君》中，他還把尼采和歌德、馬克思並提，稱他們為偉大人物。1930年，在《硬譯及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他又因尼採的著作只有半部中文譯本而深感遺憾。但是到1934年，魯迅寫《拿來主義》時，他對尼採的態度就有了非常明顯的變化。他說：「尼采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照無窮，只是給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與「五四」時期相比，這段話所表現的對尼採的思想感情和立場態度顯然都有了根本的不同。第二年，在《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魯迅又進一步分析了這個總是指出尼採的超人哲學只有兩條出路，「一條是發狂和死，一條是收縮為虛無主義者……成為沙寧之徒，只為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魯迅在這篇文章中，不僅批判了尼採的思想，同時也批判了那種「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這表明了魯迅和尼采思想上的徹底決裂。但這並不排斥魯迅有時也採用尼採的某些思想形式來說明問題。例如1933年在《由聾而啞》中，魯迅就運用尼採的「末人」這個概念來說明用秕谷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由此可見，早期魯迅曾以尼採的新理想主義(新神思宗)和唯意志論(意力說)為理想，但他的目的在於使中國避免資本主義的缺陷，改造國民精神，提倡奮發自強以挽救祖國。「五四」時期，他把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精神鼓勵人們為改革舊弊，要不理嘲罵，不聽恭維，不怕孤立。三十年代開始，魯迅批判了尼採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但仍然肯定尼采對資本主義社會現象某些精深的觀察。魯迅正是把尼采學說中某些有用部分加以吸收、改造來充實和闡明自己的觀點的。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和魯迅思想發展的規律來看，尼采對魯迅思想影響的主要方面應該說是積極的。

原載：《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夏之卷(總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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