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信干政」背後的制度沉痾

　　【國際觀察】

　　韓國「親信干政」事件引發的政治危機持續升級，朴槿惠總統遭到彈劾，前途未卜。在很多人眼中，韓國是後發國家政治現代化的「榜樣」，卻發生如此政治醜聞，著實費解。單從此次事件本身來看，似乎事出偶然：朴槿惠個人犯下過失，而韓國的民主機制發現並糾正錯誤。但是如果把此次事件放到歷史視野下，我們又會看到，一些政治沉痾在韓國重複上演，並未因民主化而消除。這對「西方民主萬能論」莫不是一個諷刺。

　　二戰後，韓國雖然早早引入了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制，但國家卻只有民主形式，沒有民主權威。一方面，社會結構相對簡單，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政治精英中，保守勢力一枝獨大。特別是朝鮮戰爭後，左翼力量在憲政框架內沒有生存空間，無法對保守派構成制約。結果民主制要麼是被李承晚這樣的克里斯馬式權威所操作，要麼就是被朴正熙這樣的軍事威權所控制。威權主義的長期統治對韓國政治生態造成極大扭曲，很多弊端和惡習沿襲至今，民主在其面前失靈失效。

　　比如親信政治。1960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上台，由於沒有黨派背景，朴正熙就重用他在偽滿新京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韓國陸軍士官學校學生以及出身嶺南（慶尚道）的同鄉，形成以朴正熙為核心，以學緣、地緣、血緣為紐帶，以儒家等級觀念為階序的政治集團。他們再披上政黨外衣，通過名義上的選舉程序，執掌政權。而被排除在核心集團之外的勢力，也會用同樣方式結成自己的政治派系。韓國民主化之後，這種親信政治延續下來。政治領袖靠人情關係凝聚自己的親信團隊，而上台之後，即使本人清正廉潔，但無法約束親信不搞以權謀私。韓國近幾任總統都無一例外地陷入親信腐敗的醜聞，這似乎已是韓國政治的「潛規則」。

　　再比如金錢政治。韓國的大企業大多都有與日本殖民當局合作的「原罪」，害怕進步派掌權後遭到清算，因而支持保守勢力。朴正熙掌權後，用國家力量發展資本主義，那些親近政府、行賄官員的大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和項目，逐漸發展成為三星、現代、LG這樣的財閥。可以說，威權體制的本質就是金權共治，威權主義為財閥擴張提供便利，財閥為威權主義貢獻資金。民主化之後，韓國雖然重拳治理腐敗，比如實行金融實名制、財產公開等，但是政商之間的曖昧關係始終讓人懷疑政府的公正性。金錢政治成為財閥參政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

　　還有街頭政治。在威權主義時期，遊行示威是民主力量反對獨裁、爭取民權的主要鬥爭方式，特別是青年學生更是歷次政治運動的先鋒。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集會抗議也成為工人和市民爭取權利、表達訴求的主要途徑。正是韓國民眾長期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才迫使威權主義向民主主義讓位。然而民主化之後，街頭政治仍然是韓國民眾最熱衷的參政方式。近年韓國出現一個有趣現象。一方面，選舉投票率持續下降，尤其是年輕人的投票意願更為低迷。據統計，二十幾歲和三十幾歲年齡層選民只有半數參加了2012年總統選舉或2016年國會選舉投票。而另一方面，韓國又是發生抗議示威最多的國家之一。2008年市民抗議進口「瘋牛病」疫情後的美國牛肉，2014年農民抗議開放大米市場，2015年公務員抗議退休金改革方案、教師抗議國定教科書、工人抗議新勞工政策。示威者還常採取斷指、剖腹、自焚等極端方式表達訴求。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把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暴民示威、軍人政變這樣充斥非制度途徑參政的社會稱之為普力奪社會。民主化之後的韓國，除了徹底清除了軍人干政外，似乎仍延續著普力奪社會特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制度的發展水平不能滿足多元化社會的參政需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社會結構呈現多元化的特徵，隨之而來的是政治參與意識的覺醒，社會多元化成為民主轉型的基礎。

　　但是，韓國的民主化只是實現了「一人一票」選舉和多黨輪流執政，而社會參與政治的制度渠道並不通暢。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黨政治不成熟。一個成熟的政黨應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代表固定選民的利益，建立完備的組織體系。而韓國的政黨承襲了舊政治傳統，分化成一個個以政治領袖為中心的親信團體，政黨只不過是他們競選的工具。為了選舉，政黨更名、分化、聯合在韓國政壇司空見慣。比如新國家黨正是由過去朴正熙所創建的民主共和黨幾經演化易名而來。朴槿惠遭彈劾後，親朴與反樸陣營的矛盾再次將該黨推向分裂境地。進步派政黨也是如此。1995年，民主領袖金大中為了贏得總統選舉，集合自己舊部組建新黨，並與死對頭金鐘泌聯合，這就是現在的共同民主黨的前身。可以說，在西方，政治人物依附於政黨；而在韓國，政治領袖決定政黨命運。至於所謂「保守派」與「進步派」的政治分野，主要是源於歷史出身，而非基於政治理念。他們的政策差別主要體現在對朝態度而非內政上。像盧武鉉這樣帶有鮮明「草根」「進步」色彩的總統，一樣倚重財閥、壓制工人訴求。盧武鉉的很多政策都是出自三星經濟研究所，以至於他的政府被冠以「三星內閣」。而真正由左翼工會組建的民主勞動黨（後改名為統合進步黨），卻在2014年被以「從北」「違憲」的罪名解散。可見，在韓國，政黨沒能起到選民與國家之間的「中間人」作用，這就造成政治與社會脫離，民主成為少數政治精英的遊戲。

　　回到此次「親信干政」事件，政黨政治與街頭政治的關係就非常微妙。在野黨想利用這一事件把執政黨拉下台，但又害怕招致民眾反感，所以前期在推動總統彈劾上顯得謹慎猶豫。執政黨想儘可能降低負面影響，但又怕在民眾心中留下不負責任的形象，所以推出朴槿惠「有序下台」的方案。而真正推動事件走向的是街頭示威群眾的規模和喊聲。隨著民眾對朴槿惠的不滿情緒越聚越大，在野黨在朴表示辭職意願後，堅持提起彈劾表決，而執政黨多數代表也選擇棄朴自保。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對國家、對選民的責任，而是根據示威情況判斷民意、制定策略，目的都是為下一次選舉做準備。市民走上街頭用和平方式表達不滿，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建制框架內韓國黨派解決政治分歧能力不足，社會參與政治的管道不暢。

　　那麼，韓國政治頑疾是不是民主不成熟所致？比較一下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不難發現，其實就是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成熟的西方國家，同樣有著諸多政治頑疾，只不過美國將一些政治參與途徑合法化、制度化。比如，美國的金錢政治比韓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大選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選舉，而不受限制的競選捐款規則更是為資本參與政治大開綠燈。曝光的希拉里在高盛內部講話，充分顯示了其華爾街代理人的形象。特朗普的勝選正是利用了中下層白人選民對金錢政治的反感，然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名地產大亨，現在正邀請多位富豪加入其內閣。特朗普還給自己的親信團隊論功行賞，「封官加爵」，甚至不避諱自己的家人，而這卻是美國法律允許的。在選舉之外，美國社會更多是通過形形色色的遊說集團或公關公司介入政治。他們代表或受雇於各種利益團體，向議會或行政部門遊說，搞政治交易。美國雖然也常常發生街頭抗議，但與韓國相比，遊說政治比街頭政治更為有效。比如，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都是近年所罕見，但卻對華盛頓毫無影響。與之相比，代表保守勢力的「茶黨」團體卻能遊說國會否決奧巴馬的「向富人加稅」方案。形象地說，在韓國，誰的抗議聲大，政治就關注誰；而在美國，誰花錢多，誰就能影響政治。所以，西方的憲政民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的政治頑疾，只不過是用制度方式將其合理化。

　　（許亮，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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