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衛士」高克訪華：邊賺錢邊推牆？

在對世界的認知上，很多德國人的腦袋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這兩天正在中國訪問的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

3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歡迎德國總統高克訪華

高克總統此行有兩個想法：一是和中國領導人談笑風生，幫助德國的企業老闆們鋪通向中國的「錢程」；二是從「人權教」出發，居高臨下把中國批判一通。中國媒體重點報道第一個想法；德國媒體重點報道第二個想法。這兩個想法，當然是相互矛盾的。

「有故事的男人」

這位總統是個「有故事的男人」。他1940年生於德國東部城市羅斯多克。父親曾因間諜罪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數年，長大後的高克也因此被多所大學拒之門外。好不容易上了家鄉的羅斯多克大學後，高克又因「出身問題」，無法選擇其他專業，沒學成新聞，而只好學習神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德國東部一個小城擔任牧師，幹了25年佈道工作。父親的歷史問題，自己早年求學的曲折經歷，以及自己的神學背景、佈道經歷，大概有助於理解高老爺子日後在人權問題上的執拗。

2015年10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與德國總統高克舉行會談。當天，高克向奧巴馬贈送了部分柏林牆牆體，紀念德國統一25周年。

上世紀80年代，高克同時以路德教會牧師的身份從事、領導民權運動，包括促使推倒柏林牆的抗議運動。柏林牆倒塌後，高克主持了解散前東德秘密警察的工作，隨後負責組建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館，並出任館長。去年10月，高克訪問美國，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結束後，還向奧巴馬贈送了部分柏林牆牆體，以紀念德國統一25周年。拿來當「國禮」送人，可見高老爺子本人對這段「推牆」經歷，還是相當看重和自豪的。有了當年的推牆經歷，估摸高大爺看著中國官員就像看到了柏林牆，恨不得伸出手去推一把。

高大爺的「大嘴巴」

德國實行議會制政體，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更多只有象徵意義，中國媒體對高克不太熟悉，而德國媒體對他自然知根知底，所以高克此次訪華，中德兩國媒體的關注點也不大一樣。如果你去瀏覽國內各大主流媒體和門戶網站，映入眼帘的關鍵詞基本上是「工業4.0」對接「中國製造2025」、「新絲綢之路」等等；至於高大爺的「推牆」事迹，國內媒體則不大關注，至多在新聞背景里用一句「前東德人權活動家」一筆帶過。總之，中國人覺得，高大爺是做生意賺錢來了。

但德國媒體關注的一大重點，恰恰是高克「人權活動家」的身份，一直渲染高克是「推牆」來了，要拿「人權教」教訓一下中國人。像《明鏡周刊》、《世界報》、《法蘭克福彙報》這樣的主流媒體，用的新聞標題都強調他是「反共主義者」、「人權活動家」。

《明鏡周刊》對高克訪華的報道「高克總統在中國：來自反共主義者的訪問」，配圖是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德國時在柏林會見高克

《世界報》的報道：「高克將為人權活動家和律師說話」

《法蘭克福彙報》的標題：「高克將催促中國人權問題」

德國每日新聞的報道，標題是「拿捏好分寸的國事訪問」，估計意思是高克如何拿捏好同中國人做生意與自己原有的反共、人權立場之間的分寸吧

估計德國媒體都滿心期待，這樣一位資深反CP人士訪問一個CP執政的國家，會碰撞出怎樣耀眼的火花呢？德國企業界不少人就很擔心，怕高克「大嘴巴」得罪中國人，把經濟上的好處給攪黃了。

「老辣」的英美

不過，應該說，這種擔心多少有點多餘。中國人講實惠，對挨罵看得沒那麼重。而且，因為有著豐富的挨罵經驗，我們很容易就看出罵中國的那些人的道行深淺。

英國與美國都做過帝國，當過老大的主，道行自然比較深，善於以現實主義的態度來運用人權話語。換句話來說，人權話語在英美那裡，經常是他們拿來敲打對手，以服務於本國國家利益的工具；至於是否真正給對方國家人民的生活和境遇帶來實質改善，他們不很care。

另一方面，做過帝國/老大的，知道辦事經常要靠一些劣跡斑斑的傀儡和盟友，這時候講人權就不能「一碗水端平」，而要「選擇性失明」，知道什麼時候該提，什麼時候不該提。就當年羅斯福回答一位記者為何要支持拉美一位獨裁者的問題時的話說，他「也許是個狗娘養的，但他是我們（美國）的狗娘養的」。

英美會祭出人權話語來幹掉妨礙自己利益的卡扎菲和阿薩德，但對更獨裁反動的沙特，就啥都不說，因為沙特是基友，哦不是，盟友……

英美運用「人權教」的老辣熟練，典型的例子是對中東國家的不同態度。在中東，英美會祭出人權話語來幹掉妨礙自己利益的卡扎菲和阿薩德，但對於更獨裁反動的沙特，就啥都不說，因為這是盟友。一來，沙特是歐佩克老大，而歐佩克又控制了世界石油產量的最大頭。據歐佩克發布的數據，2014年底，OPEC控制了世界81%的已探明石油儲量，而OPEC探明儲量的66%又在中東，其中，沙特佔OPEC探明儲量的22.1%，居OPEC成員國第二，僅次於委內瑞拉；2016年2月，OPEC石油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33.7%。美國要保住自己仰仗「石油美元」支撐起來的美元霸權，就必須讓這個中東石油土豪帶著它的一幫兄弟都用美元結算石油貿易，所以必須與沙特搞好關係。

二來，沙特也是美國在中東地區一根不可或缺的戰略支柱。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6天後，美國軍隊便藉機開進沙特，建立起兩個軍事基地。1991年1月海灣戰爭爆發後，美軍將其前沿司令部設在沙特，駐軍達幾萬人。之後那麼多年，沙特和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就成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發動軍事打擊的前沿基地。

OPEC2014年底的數據顯示，OPEC控制了全世界81%的已探明石油儲量

沙特佔OPEC探明儲量的22.1%，居OPEC成員國第二，僅次於委內瑞拉

如果按西方「人權教」的標準，沙特肯定是倒數的差生。沙特施行遜尼派君主專制，不僅政教合一，而且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若干實權君主國之一，不消說，這與英美宣傳的「政教分離」的自由民主體制嚴重不符。為了維護遜尼派君主的統治，沙特對外對內鎮壓什葉派異見分子的抗議活動可謂不勝枚舉。就在今年1月，沙特剛剛處決包括知名什葉派教士尼米爾在內的47名囚犯，導致伊朗與其斷交。

可就是這麼一個在「人權」上劣跡斑斑的沙特，去年1月，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剛一去世，美國領導人就忙不迭地哀悼。國務卿克里說他是一位「睿智、有遠見的人」。副總統拜登宣布他將率代表團親自弔唁這位國王。可能美國方面後來覺得分量不夠，於是，奧巴馬特意縮短在印度的行程，去沙特弔唁去世的沙特國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並與新任國王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舉行會談。而他上一次出席這類活動，還是2013年參加南非國父曼德拉的葬禮。可見，英美嘴上喊人權，但落到行動中還是看重實際利益，而不會為了人權而犧牲本國利益。

2015年1月，沙特老國王去世，奧巴馬特地縮短在印度的行程，「擠出4小時」，前往沙特弔唁沙特老國王，可見關係非同尋常

在去年的歐洲難民危機中，英美也對難民表示同情，但到了行動上，就扭扭捏捏了。大批難民聚集在法國加萊，等著進入英國，英國死活就不開國門。而且，英國就是因為討厭移民和難民，所以才跟歐盟鬧，威脅「脫歐」。美國奧巴馬政府則宣布在2016財年收一萬難民，與德國人收的一百多萬難民相比，一萬這個數字實在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中東地區之所以有這麼多難民，本身就是美國的大手筆。

「很傻很天真」的德國

這時候回過來看德國在難民問題上的態度，就能發現德國人對「人權教」信得比英美深得多，甚至到了「很傻很天真」的地步。在難民問題上講人權，我們中國人的第一反應，肯定是計算一下接納、安頓、幫助這些難民融入本國社會，乃至訓練、轉化成可以為我所用的勞動力的政治、經濟、社會成本，看看是否划算，是否承受得起。畢竟，自由不是免費的，權利是有成本的。事實上，這一點也是成熟政治家的必備素質：考慮自己決策的後果，並為之承擔責任。

自由不是免費的，權利是有成本的——談人權，傷錢啊！

可是德國不。去年8月，面對洶湧的難民潮，在其他國家都很謹慎的情況下，默克爾高調宣布德國接納「無論從何處踏進歐洲土地」的難民，德國聯邦議會決定向收容及照顧難民的聯邦州和社區提供10億歐元的財政援助，並宣布暫停《都柏林協議》，不再把入境的敘利亞籍避難申請者遣送至他們進入的第一個歐盟國家，而接收從任何國家入境的敘利亞難民。

默克爾宣布「門戶開放」，接受難民不設上限，「量德國之物力，結難民之歡心」，正中各路人馬下懷，各國紛紛心照不宣地留出去往德國的「快速通道」。於是一百多萬難民湧入德國，德國的接待能力嚴重不足，亂象紛呈。不僅財政支出急劇增加、安置能力已經超過極限負荷，而且大量難民的聚集也帶來了社會治安的惡化，引起了德國社會的極大恐慌。此前經濟界期待的借難民緩解德國人口與勞動力萎縮的小算盤也落了空，德國不僅沒有得到流水線上馴順的工人，反而要為桀驁不馴的難民掏大筆銀子去「維穩」。

德國對難民不可謂不好。德國社會為了難民所付出的巨大成本，默克爾自己一清二楚，但還是死撐著不改「不設上限」的口徑。難民在德國犯了罪，德國政府和媒體還給他們「捂蓋子」。比如科隆、杜塞多夫、斯圖加特等地跨年夜的大規模集體性侵事件，官方一開始隱瞞事情真相，科隆女市長還反過來要求德國婦女與陌生人保持「一臂距離」。有德國人罵難民，德國政府反而同「臉書」成立工作組，把這類帖子定性成「仇視難民和種族主義的言論」，然後刪除。甚至還有人體貼地提出，政府要給難民發嫖妓的券，解決他們的性需求。

難民犯了事，德國政府和媒體還給他們捂蓋子。圖為網傳德國科隆跨年夜現場。

更讓人佩服的是德國民眾的忍耐力——明明很多人也不喜歡難民，但就是忍著不說，怕被人罵成納粹。 這種「政治覺悟」是被二戰後的體制規訓出來的。二戰之後的德國背負了納粹政權的「原罪」，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時刻反思納粹主義，「國家」、「民族」都成了敏感詞，愛國成了政治不正確。於是學校不敢唱國歌，不敢舉行升旗儀式，唯一能集體表現一下愛國主義熱情的場合是看球。平時的文化里拚命淡化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德國人當然就缺乏這方面的政治訓練。腦子裡缺根弦，一碰到難民危機這樣的事情，德國人的第一反應自然就是站在普世人權的高度去討論應不應該幫助，而不是馬上去計算講人權的政治和社會成本。

反而是大洋彼岸的美國人看著德國的狀況很著急。「大嘴巴」唐床破在一次集會上公開說，默克爾正在毀掉德國。床破公開表示對「政治正確」的蔑視。他的言論放在德國肯定要被視為納粹。但是在美國，床破人氣高漲，這說明美國老百姓比德國老百姓的「政治覺悟」實在要低得多。將人權話語作為實用主義的工具來用，這不僅是美國政客的慣用手段，在老百姓那裡也有深厚的土壤。

德國人的naive，連大洋彼岸的床破都看不下去了

賺錢與搞人權

讓我們回到高克總統。以高克為代表的東德「推牆黨」，可以說是德國最講「政治正確」的一夥，一恨納粹，二恨CP，情懷滿滿。這次訪華，高克就帶了新上任的德國人權專員考夫勒；德國總統辦公室表示，除了促進德中關係，高克還將在中國談到人權和環保問題。這真誠度，比英美那些見利忘義的政客們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不愧是「人權教」的宣傳隊和播種機。

但是這些真誠的「情懷黨」到底是利德國還是害德國呢？痛恨「政治正確」的唐床破當然認為他們是在害德國。但「情懷黨」連這個問題恐怕都會拒絕回答，因為重要的是「人性尊嚴」，而不是狹隘的「國家利益」。

人權，是二戰後歐盟用來整合自身的意識形態「元概念」之一。絕大部分歐盟國家是基督教文化，這些國家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其實根子里有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在作祟。但是，基督教文化可以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因素，但卻是一個「說不得」的東西，因為「政教分離」已經成為基本的政治正確。許多歐盟國家基督徒數量也在不斷減少，信仰無神論或伊斯蘭教的人在不斷上升。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上得了檯面的信仰替代品，就是「人權教」。

將人權絕對化的「人權教」是西方霸權的意識形態支柱。作為對政府和社會的要求，「人權」的保障是需要消耗資源，付出成本的，富國搞「高人權」有財富基礎，窮國就玩不起。在西方霸權體系下，大量非西方的窮國供養著西方的富國，窮國因為能源、人才、資本被富國吸走，工業化之路困難重重。富國吸走了窮國的能源、人才和資本，然後再居高臨下地評論窮國老百姓的「低人權」狀況。這一結構，使得「人權教」成為西方用得非常順手的「修理」窮國的地緣政治武器。

「人權」背後，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作支撐。只談人權，而不談「人權」的經濟基礎，就是耍流氓。

西方在國際政治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人權教」自身的一些嚴重的缺陷：第一，「人權教」可以用來修理別人，但如果自己真的信了，弄不好就會癱瘓一個社會的免疫系統。作為一種一神教，基督教信仰有著強烈的擴張性和排他性，基督徒大可以上帝的名義來排除對自身社會有潛在威脅的異己因素，從而在客觀上起到捍衛自身共同體的純潔性和凝聚力的作用；但「人權教」在這方面比較麻木，它大講人道關懷，經常不區分所關懷的「人」本身的特質，好壞不分、敵我不辨，又不談人道關懷的錢從哪來、收益幾何，不顧後果，不講可操作性。

二者，「人權教」可以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但很難像基督教一樣激發起犧牲和忍耐的精神。因為這是一個建立在慾望滿足與「怕死」基礎上的新宗教，讓人犧牲和忍耐，本身就是導致其無法滿足慾望，因此不符合「人權教」的核心教條。德國信仰「人權教」的政客們要求德國老百姓為難民的人權作出一點犧牲，但如果德國老百姓自己也搬出「人權」的說辭來對抗德國政客們，後者也很難死扛。

當一個國家從富國變成窮國，「人權教」很可能就會從修理別人的工具，變成一種阻礙改革和自我削弱的東西。一個社會長期將高水平的慾望滿足作為「基本人權」，經濟一旦不行，大家就會感覺到人權保障水平下降了。信了「人權教」，很難再有犧牲和忍耐精神，於是大家都開始嚷嚷，要求政府和其他社會群體保障自己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當所有人都這麼想的時候，最後反而會形成力量的相互抵消和相互否決，最後大家什麼事情都幹不成。

金融危機以來，在一些歐洲國家那裡，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苗頭。當然，德國現在經濟還是不錯的，原有的生活水平還是可以維繫下去，政客因此可以放心大膽地信「人權教」、用「人權教」。但德國企業界很多人實際上是很有危機意識的。2015年世界十大科技公司榜單里，中國佔2席，歐洲一家也沒有；全球市值最大的20個互聯網企業中，中國有4家，歐洲一家也沒有。如果趕不上最新的潮流，光靠吃老本，德國的經濟繁榮還能持續嗎？德國的生活水平還能持續嗎？如果德國變窮了，人權高調還能唱得下去嗎？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對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之間的關係，有著深刻的體會。窮國當然也可以擺出人權高姿態，甚至在立法中直接引入歐洲人權標準。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缺乏財政收入和有執行力的政權組織，權利保障就是說說而已。國家要有錢，先得社會有錢，所以要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就要搞工業化。但這時候西方又會跑過來，說你搞工業化污染環境，環境權是非常重要的人權。「人權教」既不許發展中國家搞工業化改善人民生活，又指責發展中國家人權保障水平太低，這簡直是耍流氓嘛。

但這種耍流氓，是一柄雙刃劍。如果富國自己變窮了，想搞「再工業化」，到時候就知道「人權教」對自己是多不利了。現在你指責窮國污染環境，等到你想搞「再工業化」，別的富國可以搬出「環境權」來治你；你希望你的民眾更吃苦耐勞，更有犧牲精神，以便把經濟重新搞上去，但對不起，你對民眾的要求，可能違反了「人權教」。

所以，高克訪華的兩個使命——賺錢和搞好人權，從原理上來說並不應該割裂。賺到了足夠的錢，人權保障也可以做到水漲船高；如果沒錢賺，大家最後可能就餓肚子了。但是這個原理，高克先生卻未必能想得清楚。他畢竟不是搞經濟工作出身的，對於德國企業界的憂慮缺乏足夠的理解。而德國經濟要搞好，現在當然要和中國好好合作。這個關係，可以用這麼一句簡單的話來表述：

搞好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是德國維繫較高人權水平，從而可以居高臨下評判各國的重要條件。

高大爺想不通怎麼辦？

一天的活動結束了，高大爺見了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去了中央黨校和頤和園，不知可有新的心得體會。已經有網友在網上給他支招，探討怎樣做到既擺出推牆姿勢，又能和東道主談笑風生，推薦的例子是前總理施羅德。施大爺當年訪問中國，跟東道主談了很多經濟合作，然後舉辦了一個座談會專門講講人權，但請的德國記者比正式出席座談會的代表都還要多。這樣德國企業界很happy，「推牆黨」們很happy，作為東道主，中國也比較happy。

2016年3月21日，高克攜其「同居伴侶」同游頤和園

但是，高大爺未必有施大爺這樣的高智商。如果他琢磨不明白賺錢和搞人權之間的關係，非要過把打嘴炮的癮，那中國也是能奉陪的。要談人權，咱就談難民問題。應該承認，德國去年的難民工作是做得不錯的，但最近怎麼倒退了？默克爾總理不僅找土耳其截留難民，而且是通過歐盟的機制來直接和土耳其談條件。要堅持高標準，就不要去找土耳其截留難民嘛，也不要叫歐盟的小夥伴們分攤嘛，也不要恢復邊境檢查嘛，應該繼續堅持「門戶開放」、「量德國之物力，結難民之歡心」的政策，最好德國全部自掏腰包，一律按照本國公民的標準安頓，德國政府負責給難民找工作、找房子、找對象、上社保（宣傳用詞都給高大爺想好了——「三找一上」），這才能充分保障人權嘛！鑒於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捍衛難民人權上的傑出貢獻，德國政府有必要授予他「人權衛士」獎章，以便他監督歐盟各國政府，繼續「量歐盟之物力，結難民之歡心」。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對難民不可謂不掛心，圖為艾未未為伊多美尼難民營中的難民潸然淚下。我們牆裂建議德國政府給艾先生一官半職，比如「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好讓艾先生繼續監督歐盟各國政府妥善做好難民安置工作

施大爺身經百戰，見得多了，所以很會辦事，但這樣的人在德國政壇上並不多見。歷史上德國出了太多的「一根筋」的政客，所以德國的帝國事業失敗了；所以今天的德國怎麼混也混不成一個世界性的政治大國。一言以蔽之，統治階級的能力無法與德國自身的實力相匹配。畢竟，治國不是光談談情懷就行了，而需要政治家「考慮自己決策的後果，並為之承擔責任」的責任倫理。

我們比較欣慰的是，德國真正的「女掌柜」默克爾女士在經濟合作問題上，基本上繼承了施大爺的路線。所以即便高克總統放幾句嘴炮，也添不了多少亂。對於高克總統，我們的期望就是，吃好，喝好，玩好，把中國人民的美好願望，帶給德國人民，剩下的事情，交給專業的政府官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