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庭華：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內容提要：

一、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之一，其內涵體現在以德治國、以德修身和以德處世。二、孔子的德治仁政包含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今天要求領導幹部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做到「三嚴三實」，與孔子提倡的「尊五美，屏四惡」，有異曲同工之妙；孔子提出的從政者應「身正令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思想，與我們黨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為殊途同歸。三、孔子提出正確處理好「足食、足兵、民信」三者關係，極富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具有超越時代的歷史借鑒意義。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存在時代的局限性，應汲取其精華，應堅持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的有機結合。

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的主體之一，自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日起，至清朝終結的二千多年裡，一直是佔據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的頭把交椅。以儒家文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中國式道德基本規範，是中國道德文化的顯著特點，它已融化為中國人血脈和骨髓的主要基因之一，至今還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而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所主張的以德治國、以文化人；提倡修德，「忠信篤敬」、「君子喻於義、」 「君子義以為質」 、「言必信，行必果、」 ； 強調「仁者愛人」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 等等思想和理念，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特色，有著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無疑是今天我們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之一。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但嚴格科學而準確地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道德思想家。道德作為意識形態之一，始終是人與人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即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是法律、制度、紀律的有機部分，並通過個體自律和輿論勸誡的方式彌補再細的法律也存有的空隙。道德，是對於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表明，任何社會要想維持安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一是（主要是）要靠行政法規和法律的強制作用，二是要靠廣大公眾所公認的、並且能夠自覺遵守的道德約束，即我們平常所說的不能違反道德底線。因此，道德氣候或氛圍對個人或社會群體的引導約束功能，始終為法律的補充和實施基礎。作為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道德思想家，孔子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用一套「禮」（在孔子眼裡則是制度性質的）來維繫社會的穩定。孔子德治仁政思想中的愛人、惠民、民信和做君子的思想理念等具有普世價值。

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非常豐富，可以說博大精深，其核心的道德思想精華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德治國，二是以德修身，三是以德處世。

道德思想，從政治學意義講，就是倫理思想，或者說，它屬於倫理學的範疇。孔子的許多道德理論學說，許多尤如像是一位博學多才、善良厚道的老者對青少年的諄諄教誨，被尊崇為「政治」理論了，用歷史辯證法的觀點看，孔子的道德思想內容兼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封建性和民主性等雙重性。換一種說法，則是既有精華，也有糟粕。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至今褒貶不一，且又日益受到舉世關注的重要原因。如何批判繼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這一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打造中國的軟實力，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孔子一生雖然從政的時間不長，做官也不大，但他提出的德治仁政，反對苛政暴斂，主張以人為本、為官清廉、舉賢授能等治國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普遍意義。

孔子把以德治國理政放在國家各項工作的核心位置來看待，可謂重中之重。他將「德」比喻為「北極星」，其他的一切則如小星星，要一切環繞北極星來轉。他說，當政者運用道德來治理國政，就好像北極星，安成其所，而其他眾星井然有序地環繞它（「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第1章》）。孔子認為，用道德來治國理政的好處是，一是老百姓因此有羞恥心，會盡量避免犯罪；二是用道德來引導，老百姓會有羞恥心，更願意歸順，服從領導。如果再加上刑罰和禮教來整飭，老百姓就會更好管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第3章》）。

一、 「仁者愛人」：——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是「仁」的內涵和實質

孔子所倡導的道德，其內涵和實質是什麼呢？《呂氏春秋·不二》中說「孔子貴仁」。可以說，仁，是孔子所倡導的道德的最準確、最本質的概括。換一句話說，仁也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對仁的不同解讀，直接涉及對孔子的評價褒貶不一。

什麼是仁？其內涵包括哪些？這都很難在《論語》中找到現成的答案，因為，《論語》中講到仁的地方很多，孔子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自己也說法不一，要界定仁的定義，實在太難。我以為，孔子的仁，就好像一個大籮筐，什麼都可以往裡面裝，它包含孝、忠、恕、禮、勇、恭、寬、信、敏、惠，等等。但是，我以為，仁的最本質的內涵，應該說是「愛人」。孔子認為，仁是治國的必由之道，誰能夠出屋而不經過門呢？仁之道就像門一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論語.雍也第六第17章》）。現在，我們先從《論語》中找出一些最主要的關於「仁」的論述吧。

1、「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第十二第第22章》）

2、「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為仁，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哉？』」（《論語.顏淵第二第1章》）意為每個人都要約束自己 ，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實行仁，做有利於愛天下所有人的事的人。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第二第1章》）

3、「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第十二第2章）意為對待老百姓，要像承當重大祭典一樣小心，不致於招致民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千萬彆強加給別人。

4、「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論語.顏淵》第十二第3章）

5、「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9章）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第十七第6章）意為要讀書人、特別是領導者在天下實行恭敬、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五種仁的品德。因為，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寬厚就能獲得眾人擁護，信實就會使別人為你效力，勤敏就會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管理別人。

7、「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來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已。」（《論語.雍也第六第30章》）意為當領導者要經常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達到了聖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讓別人成功；自己想通達，也要讓別人通達。這不是共同進步，共同富裕，雙贏的思想嗎！

8、「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第十三第27章》）剛強、果斷、樸實、言語謹慎，有這四種品德的人接近仁了。

9、「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第四第2章》）沒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長久地處於窮困的環境中，也不可能長久地處於安樂的環境中。有仁德的人安於仁，聰明的人善於利用仁。

10、「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論語.學而第一第2章》） 孝悌是為仁的根本。………等等，不一而足。

孔子正面論述「仁」的辭句，有28條之多，如果加上從側面、逆向方面論述的，那就更多了。僅從上面這些最主要對「仁」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給「仁」作出整體、宏觀和本質上的判斷，即「仁」 的基本內涵包括三方面：治國、修身、處事。

此外，《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說：「仁，人心也。」《孟子·盡心上》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物。」 《呂氏春秋 ·愛類》說：「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 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 這幾種對仁的內涵和意義的解釋，應該說是對《論語》中關於仁的本質內涵的科學準確概括，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人，是指人民大眾，愛人民大眾，也就是仁了，或者說仁愛。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親親而仁民」的「仁民」的意思了。孟子認為，孔子的仁，是指愛民，而不是愛物；如果愛物就不是仁，愛民且親，即仁民。

可見，孔子說的「仁」，是為人民大眾的愛，不是為某一個人，他要求人們去除自私自利的心機，養成為天下大眾謀利益的服務精神和獻身精神。所以，「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只要你準備獻身自己以維護大眾（即全心全意為人民），那就幹什麼事情都是好的。你既然準備獻身為大眾，「殺身成仁」，那就什麼都不怕了，必然能「寬則得眾」，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擁護，必然會成為一個好領導，必然能事業有成。所以，孔子說：「仁者不憂」、 「仁者必有勇」 ，而且「仁者壽」。萬事莫如為善樂，百花爭比讀書香。一個心懷天下，沒有私心的人，當然無欲則剛，自然就無憂、有勇、長壽。

綜上所述，作為孔子思想體系核心的仁，實質上是一種主張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價值，關心每個人的現實權益的崇高人文主義精神——「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堯、舜是最具「仁愛」的典型人物（子曰：『何來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第六第30章》），也是人們學習的典型模範代表人物。孔子的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它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雖然缺乏民主基礎，但是，它必竟是代表了社會進步的思想潮流，順應了奴隸解放的歷史大趨勢，它與起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思潮中的「博愛」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少了其中的「自由」、「平等」之內容，但「仁愛」的提出卻早於「博愛」二千多年。至於中國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或之後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主義，那是封建主義制度的頑固性所致，極大地阻礙了孔子仁愛的人主義精神的發展。

二、「身正令行：」——實施德治仁政首先要從領導人做起

孔子認為，作為吃國家俸祿的臣或士（即公務員、各級領導幹部等），應該要以身作則，以行動的示範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這指明了轉變社會風氣的關鍵所在。同時，他也直接指出了吏治、官德的好壞，對社會影響的嚴重程度。可謂治國先治吏，國敗吏先哀。因為，為官者手中掌握老百姓的生殺大權。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史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王朝的滅亡，都是先從官吏的腐敗開始發孝的。官德問題影響到國家的安定團結，影響到國家的發展。因此，孔子高度重視為官從政者的道德修養問題。他說，一個領導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當領導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會聽從（「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當領導的，端正自身的行為，對於以德治國有著重要意義（「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還提出，當領導的還要以自己的行動作表率，行動走在老百姓的前面，並且要永遠不要解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領導人能夠帶頭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眾誰敢不端正的呢！（「季康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認為，實行德治仁政的關鍵是「政在選臣」，即選拔好領導幹部，特別別是選拔好朝廷大臣（高級幹部），推薦正直的人，廢棄心術不正的人，心術不正的人慢慢就會變為正直的人。孔子說，如果當領導人沒有貪慾，你就鼓動人去偷竊，也沒有人去幹這種事。（「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世家第十七》）。

提倡領導幹部個人品德的全面發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內容。孔子提出，從政者要尊重五種美德，去除四種惡習（「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五種美德為：

1、君子給人恩惠卻不需破費。

2、役使百姓卻不會讓百姓心存存怨恨。

3、有慾望卻不貪心。

4、安詳坦然卻不驕傲。

5、威嚴卻不兇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

四種惡習為：

1、不事先進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殺戮，這叫做虐。

2、不提前申誡，馬上便成果，這叫做暴。

3、隨意下命令卻要求限期完成，這叫做賊。

4、給人賞賜，當到給時卻很吝嗇，這叫做小氣。（「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

當官與當老百姓，就是有不同的道德標準要求，而且應該是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幹部幹部先干一步，幹部要在各個方面做出好的榜樣。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當官者必須做到。可以說，工作八小時以外的興趣愛好，是檢驗領導幹部的道德品行的一個重要晴雨表，那些經常出入燈紅酒綠高檔場所的幹部，很難擺脫低級趣味和跳出貪慾的泥潭。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東漢王充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一切從政者都 必須把修道德，講情操，不斷完善自己的品格，作為頭等大事來對待！

孔子關於實施德治仁政首先要從領導人做起，即「身正令行」的思想，對於今天我們抓黨風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習近平提出「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樹立和發揚好的作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已，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的逐步深化，各種利益矛盾日益凸現，更需要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支撐。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一是它利益於改革開放的結果，二是也利益於儒家文化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執政社會資源。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分子。比如，今天提倡領導幹部要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做到「三嚴三實」，與孔子提倡的「尊五美，屏四惡」，有異曲同工之妙；孔子提倡的從政者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思想，與我們黨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為殊途同歸。

三、 德治仁政的根本：——正確處理好「足食、足兵、民信」的三者關係

孔子認為，實行德治仁政的關鍵是政府、領導人要講信用，愛人民，取信於民比軍隊、糧食更重要，它關係到國家的命運前途問題。可以說，民信則國興，失民信，則國將亡。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第十二第7章》）

孔子提出，治理一個比較大的國家，領導人必須謹慎從事，言而有信，關愛老百姓，特別是在農忙時，不能役使民眾（「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第一第5章》）。同時，孔子還提醒從政者，不要帶著功利主義的目的，搞那些急於求成的形象工程。否則，只會「欲速則不達。」（「『子曰：無欲速，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7章》」）

孔子還特別提醒領導人要注意解決好財產分配與人口關係問題，簡單一句話，就是解決好分配不公問題。老百姓不擔心貧困，最擔心的是分配不均；老百姓不怕寡，就怕不公。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出現很大的貧富差距，從而引發社會的不和諧、不安定；解決好了，國家就會比較穩定（「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事，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第十六第1章》」）。貧富差距過大，說明財富分配嚴重不公，這必然會導致社會民眾的不滿，從而引發社會的動蕩。

由上可見，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相當豐富，內容廣泛。孔子特別提出必須正確處理好軍備、糧食、民信三者的關係，要使國家穩定，人民幸福、安康，民信第一，糧食第二，軍備第三。孔子這一治國安邦思想，無疑是具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孔子的「民信」思想就是最大的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也是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民信即民心， 民心走向，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和執政黨的公信力；民心走向，決定了一個國家、政府和執政黨的政治前途和命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被無數歷史事實所證明的鐵律。

近年來，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的4位獨裁總統下台，阿拉伯國家大動蕩的原因，主要是政治體制獨裁，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缺糧漲價，青年大批失業。這些現象更說明了孔子民信思想的千真萬確。

蘇聯的解體和蘇聯共產黨的亡黨，也說明了孔子關於正確處理「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的重要意義。長期以來，蘇共權利過分集中，搞個人專斷，執意把軍備（足兵）放在國家的第一位，全力發展重工業和軍工生產，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搞軍備競賽，而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執政黨的特權階層生活則腐敗奢侈。可以說，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台，主要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廣大人民所拋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則是起了外部推波助瀾的作用，決定的因素還是失去了「民信」這個內因。

與蘇聯相反，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群眾和關心群眾，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作為指引、評價、檢驗黨的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習近平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改革開放，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首先解決好吃、穿、住、行的日常民生問題。然後，逐步提高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同時，也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逐步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使中國的「足食、足兵、民信」三方面日益強盛，至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進出口已經佔到全球進出口的十分之一。這既是中共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民本主義思想在今天的重要歷史借鑒意義所在。

四、一分為二看德治仁政

作為道德思想家的孔子，對以德治國，實行仁政的思想，可以說博大精深，已經形成了一個體系，但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局限性。比如，孔子對以法治國問題則少有論述。他在回答顏淵問怎樣治理國家時說，用夏代的曆法，坐殷代的車子，戴周代的禮帽，演奏舜時的《韶》、《武》樂，禁止鄭國的樂曲，遠離花言巧語的諂媚小人。鄭國的樂曲太淫蕩，花言巧語的諂媚小人很危險（「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復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10章》）。在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體系中，法的概念比較少，如果有的話，也主要體現在「禮」 的闡述中，孔子心目中的禮是作為規章制度的「禮」，是周禮，從廣義上說，當然也是屬於法的範疇，但它沒有像道德思想這樣形成體系。因此，一方面，不管抓反腐倡廉、社會風氣的建設，都要從思想道德這個基礎性工作掀起，引導黨員幹部、廣大群眾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和道德底線。另一方面，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 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我們要積極借鑒世界各國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運用歷史的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人類的文明歷史發展表明，過分地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必然會陷入自相矛盾的道德文化決定論。單靠道德的力量來治理國家，往往與思想家的願望相反。因為，道德的約束力是有限的，而且是會變化的。道德的力量在權力利益面前，往往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會被權力利益打得一敗塗地。在中國歷史上，那些熟讀儒家經典，深明禮儀廉恥的古代文臣學士，要麼直接參与篡權奪位（王莽、李林甫等）。要麼在改朝換代之時改換門庭，高官厚祿不變，如馮道、錢謙益等。要麼同流合污，深陷貪腐深淵，最後釀成王朝的崩潰滅亡，如童貫、蔡京、秦檜、賈似道、嚴嵩、和珅等……

沒有對為官從政者實行嚴格的、公開的、透明的監督制度，好官有可能會變壞；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對為官從政者實行嚴格的監督，那麼，壞官也會變好，起碼不敢貪贓枉法。所以，這種寄希望以德治國為主而用「仁政」建立起來的朝廷、政府，往往可能成為歷史了最為腐敗的朝廷或政府。中國封建王朝歷史為什麼如此漫長？封建獨裁專制延續二千多年，改朝換代只是換了皇帝，壓迫剝削人民群眾的制度卻沒有改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來，把道德政治化了，或者說，把道德和政治混成為一個東西，而缺乏反映民主、民生、民權的法治思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曆朝歷代從來沒有制訂過一部保護人民權益的國家憲法。老百姓總是寄希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一個個「包青天」式的好官。因為他們相信，能夠成為國家大臣的官員，個個都是仁人君子，像孔子一樣的「聖人」，都是仁慈的「父母官」、「父母」政府。無疑，這是對人性的過高要求，只有個別人或少數人能夠做到的，而絕大數人是做不到的，如要人人大公無私，太難，不可能；大公有私，則合情合理。

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文治高峰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出現了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辛棄疾等幾代名臣，但到宋欽宗時期，已經是「贓吏為害，遍於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衍，不可復治……」

可見，此時宋朝的腐敗之風已經蔓延全國上下，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等先賢名臣的高風亮節的道德力量，在封建王朝的權力利益面前，顯得蒼白又無能為力，而根本無法阻擋周期性的貪污腐敗。可笑的是，到了南宋王朝的最後歲月，宋理宗、宋度宗夥同賈似道等人，竟把儒學的繼大成者程頤、朱熹等理學宗師放進孔廟接受祭祀，以圖「使士之所趨一歸於正。」妄圖挽救宋王朝的崩潰。但是，30多年後南宋王朝就歸於滅亡。

以儒家「仁政」思想建立的封建政府，實行的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它維護著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利益，許多仁人君子則變成了貪官污吏，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顯得蒼白無力。顯而易見，我們想要保障維護北京十里長安街的交通秩序，決不能靠對司機進行思想道德自覺性的教育，而無需設置紅綠燈。一個簡單的事實告訴我們，法規制度的建立設置遠遠大於道德的說教。既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仍然如此。據國家預防腐敗局領導介紹，從1982年至2011年這30年間，我國因違反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黨政人員達420餘萬人，其中465人是省部級幹部官員。在這些省部級官員中，又有90餘人因貪腐被追究司法責任。黨的十八大以後被追究司法責任的省部級幹部有增無減。為什麼這麼多省部級幹部如江西省付省長鬍長青、 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鐵道部長劉志軍，直至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政治常委周永康等，會一個個淪為階下囚呢？不是因為缺少對他們進行思想道德教育，而是因為對他們缺乏嚴格、公開、透明的法律監督。官大即權利大，權利是一柄雙刃劍，不受制約、限制的權利，必然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利就意味著絕對腐敗的誕生。中國封建皇帝制的絕對權利，所導致絕對腐敗就是明證。所以，對那些從政為官的「正人君子」而言，側重點並不是對他們進行思想道德的所謂「黨性」教育，而是多給他們準備一些法律的「監獄」牢房，讓其提心弔膽，收斂而不敢貪贓枉法，變得廉潔奉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才是真正的德治仁政！真正的仁愛！

作者：劉庭華

解放軍首席軍史專家、中宣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主要專家」， 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

來源：微安塞-孔學堂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