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言網 | 哲學家郵報 | 大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他形容自己是強迫性神經質。

儘管他是現代心理學之父，說了那麼多關於我們內心世界的事，他自己卻脆弱得令人同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於今捷克共和國一個中產猶太家庭。他深愛喚他「金西吉」的母親，對父親的敵意也同樣深，父親可能曾威脅小西吉要是再摸小丁丁的話就割掉它。

他在專業生涯中大器晚成。年輕學醫時，他解剖了成百隻雄性鰻魚試圖去找到它們的生殖器官而未果，最終他沒能在這個課題上面發表論文。接著，他又把注意力轉向一種新型的令人興奮的麻醉劑，大力宣揚它神奇的功效。但不幸的是可卡因被證明是危險和使人成癮的，弗洛伊德不得不停止宣揚它的藥用功效。

幾年以後，他終於開始提出了最終使他一舉成名的理論：一門新的他稱作精神分析學的精神醫學。他1900年的著作《夢的解析》是里程碑式的研究作品。在此之後很多作品陸續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有《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學》（1901），《歇斯底里的個案》（1901），《性學三論》（1905），《」小漢斯「和」鼠人「的案例》（1909），《精神分析學導論》（1915-1917），《超越快樂原則》（1920）和《文明及其不滿》（1930）。

儘管弗洛伊德作為一個醫生、作家和精神學專家取得了成功，但他常悶悶不樂。他是個工作狂，曾向一個朋友透露，」我無法想像沒有工作的生活會真正舒坦。「在他的研究中一個特別繁重的部分，他寫道，「我忙於應付的一個主要病人是我自己...」

他可能非常嫉妒他的同事。曾經有一次他在看到卡爾·榮格做講座時暈了過去，他還禁止幾乎他所有的學生見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他確信他將死於61歲到62歲之間，因此對這兩個數字極為恐懼。曾有一次在雅典時他因為酒店房間號是31（62的一半）而恐慌不已。他靠摯愛的雪茄來放鬆，但他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因為他認為雪茄是他早年自慰習慣的替代品。

弗洛伊德和一些同事。他尤其嫉妒卡爾·榮格（右下方）

然而他的暗自憂傷和焦慮事實上是他最偉大成就的一部分：他對人類頭腦中奇奇怪怪的苦惱所做的調查研究。他的作品講到，大腦中顯意識、理性的部分，用他的話來說，「甚至在自己的房間中也不能做主。」相反地，我們被一些超越顯意識知覺、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支配。我們應該關注他，因為他醍醐灌頂般講述了為何做人如此艱難，儘管他的有些理論可能有些奇怪、煩人或好笑。

快樂 vs. 現實

弗洛伊德在他作於1911年的文章《兩項心智運作原則的構成》中首次提出一個關於內心衝突的理論。他描述的「快樂原則」驅使我們追逐快樂的事物比如性和芝士漢堡，和遠離不快樂的事物比如苦差事兒和討厭的人。我們在生命伊始只被本能所支配；嬰兒時期我們或多或少只依照快樂原則行事。當我們長大了，我們的潛意識繼續同樣行事，因為「潛意識永遠長不大。」

嬰兒大多遵循快樂原則，直接追求快樂和避開痛苦。

問題在於，弗洛伊德說，當我們長大了，我們就不能簡單地遵循快樂原則，因為它會讓我們做出瘋狂的事情，比如和家人上床，偷吃別人的芝士漢堡，以及殺死惹惱我們的人。我們需要考慮他所謂的「現實原則」。

理想中，我們以一種有用、有效的方式順應現實原則的要求：「放棄後果不確定的短暫快樂，是為了沿著新的道路去獲得之後確定的快樂。」這是眾多宗教、教育和科學的潛在原則：我們學會控制自已，放棄短暫的快樂來獲取更大的（通常也更為世俗接受）的更長久的快樂。

但弗洛伊德注意到，實際上我們大多數人都在其中掙扎。他認為有人對現實適應得好些、有人差些；他稱讓人苦惱的適應為神經官能症。在神經官能症的病例中，我們撇開或壓抑快樂的驅動力，但也為此付出成本。我們變得不快樂或者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瘋狂，但我們不理解這些癥狀。

例如，我們可能竭力抑制我們被不是自己的伴侶的人所吸引。然而這種掙扎太痛苦以至於我們不會一直直接感受到它，所以我們在潛意識中壓抑了這種慾望。相反，我們感受到對伴侶的嫉妒妄想，認為他們在欺騙我們。這是我們真實的焦慮的反映。它將減輕我們對自己東張西望的負罪感，但它也可能讓我們發狂。它是我們對所面臨挑戰的適應，但顯然不是很好的適應。

弗洛伊德認為生活中充滿了這樣的神經官能症，它們來自於我們由快樂原則驅動的「本我」（「id」，字面上指我們原始的一面）和理性地決定我們應該如此對待來自本我的驅動的「自我」（「ego」，即我自己）之間的衝突。其他時候，神經官能症來自於自我和充滿道德倫理思想的超我（superego，即超越自我）之間的掙扎。

安德烈·馬松的「自動圖畫」（1924）想要描畫作者的潛意識，那大腦中沒有被意識到、而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衝突中被捕捉到的部分。

為了理解這些因素，我們通常需要回顧生活中那些引發如此多焦慮的時光：

童年時光

童年時光正是我們學習各種不同的方法適應現實、向更好的或更糟糕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孩童時期的我們充滿了原始和無原則的慾望。然而，當我們長大成人，我們被「教化」，從而被帶入社會現實的規矩中。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調整，麻煩就來了。

我們心理發展的最早階段被弗洛伊德稱做「口欲期」，此時我們專註於吃。我們生下來就會在任何想吃的時候便吸食母乳。但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不得不被斷奶。這對我們非常艱難。如果我們的父母不夠體貼（或者更糟的是，如果他們有點虐待狂傾向），我們就可能染上各種焦慮：主觀上自我否定，靠食物來讓自己鎮靜，或者對乳房感到憤怒。最重要的是，我們和依賴做著鬥爭。如果我們的母親等待太長時間，我們可能成大後變得很苛刻，對於外界沒有給我們提供所有想要的而大為吃驚。或者，我們可能學會完全不信任對別人的依賴。

接著我們來到「肛欲期」（更為人熟知的是「上廁所訓練」），此時我們面對排便的挑戰。父母告訴我們怎麼做，何時做——他們告訴我們怎樣做好。在此期間，我們開始學習試探權威的邊界。比如，我們可能會選擇違抗。及至成人後，我們可能形成「肛門滯留人格」和潔癖。我們還可能吝嗇。還有可能，如果我們的父母縱容我們，我們可能過於頻繁地試探權威和他人的邊界。這不僅導致我們在蹣跚學步時「搗亂」，還導致我們成年後揮金如土和不為別人著想。

弗洛伊德說父母回應我們的方式非常重要。如果當我們不順從時他們羞辱我們，我們就可能染上各種恐懼和焦慮。但同時我們需要學習界限和社會認可的行為方式。簡言之，「上廁所訓練」是我們在追逐自身快樂和順從父母要求之前的衝突中尋找方向的主要時期。我們必須要恰當地適應這些要求，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問題。

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弗洛伊德從他對自己童年和自己的孩子的研究中發展出很多理論。

接下來是「性器期」（大概在我們6歲時才結束），此時我們解決有關生殖器渴望和萌生出的荒唐性願望的問題。讓同時代人震驚的是，弗洛伊德堅稱兒童是有性慾的：他們有性的感覺，他們勃起，他們手淫，他們想讓自己在各種物體和人身上摩蹭（即使在今天，這些觀點仍然讓人們感覺到不安）。在弗洛伊德的時代，孩子會被粗暴地呵止；今天我們會溫和地制止他們。但觀點一致：我們不允許兒童性行為。對兒童來講，這意味著他們年幼自我中非常強烈的一部分被緊緊壓抑了。

更為複雜的是兒童把性衝動導向他們的父母。弗洛伊德把這稱作「俄狄浦斯情結」（取自希臘悲劇人物），在其中我們都無意識地傾向於「愛父母中的一人、恨另一人。」這聽起來非常奇怪，但仍然值得我們關注。

開始是這樣的：孩童時期，我們大多都非常粘母親。事實上，弗洛伊德說小男孩自動把他們最初的性衝動導向母親。但是無論媽媽多麼愛我們，她總有另外的生活。她很可能有親密關係（比如和我們的爸爸）；或者如果沒有的話，其他的一些優先事項也會讓作為孩子的我們感到失落和被遺棄。這讓我們孩童的自我感到嫉妒和惱怒——同時又為這怒火感到羞愧和內疚。小男孩會特別仇恨把媽媽帶走的人，同時也害怕這個人會殺了自己。這整個情結——現在這個詞就好理解了——給小孩帶來了極大的焦慮。（在弗洛伊德看來，小女孩也輕鬆不到哪裡——她們有另一種稍微不同的情結（厄勒克特拉情結——譯者注））。

童年時期充滿了嫉妒和相關的依戀關係的問題，尤其是對我們的母親的。

接下來就是亂倫的問題。成人不可以和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這是世人確信的一則非常嚴厲的亂倫禁忌。我們也不可以和親人們發生性行為。但即便我們聲稱對亂倫感到震驚，就彷彿我們對此幾乎想都不會想，弗洛伊德提醒我們，如果不是因為很多人潛意識中要想要打破禁忌，那麼這些禁忌也就不會成為禁忌了。這解釋了所有的有關亂倫與未成年人性交的歇斯底里——這個想法潛藏在我們腦海深處。

為了防止和家人發生性行為，孩子必須被戒除想要和媽媽或爸爸發生關係的慾望。媽媽或爸爸也需要溫和地對待孩子，不讓他們為性衝動產生負罪感。但所有這些可能變得糟糕透頂。

可能最糟的情形是，媽媽或爸爸（或類似他們的人）可能真的和孩子發生了性關係。這會讓我們極度苦惱；我們可能會感到自己有責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確想要這樣——而我們不喜歡這樣！

或者，在沒那麼嚴重的情形中，媽媽和爸爸可能一直在爭吵或者甚至經歷一場混亂的離婚。於是，雖然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和父母發生關係，我們無形中被邀請去代替性伴侶：我們變成了爸爸的小女人，或媽媽的小男人。弗洛伊德告訴我們這不是很健康。

我們大多數人都經歷過關於對父母的某種形式的性困惑，這些困惑之後關係到我們的戀愛觀。媽媽和爸爸都給我們愛，但他們把愛混在各種古怪的行為中。而因為我們愛他們依賴他們，我們對他們和他們的古怪、破壞性的行為都保持忠誠。例如，如果我們的母親（對我們）冷淡和言語貶低，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愛她或者甚至覺得她很溫柔。結果我們可能總是把愛和冷淡聯繫起來。

成年時期

自然而然，結果就是非常艱難的成人關係。理想中，我們應該能夠順利地進行一些好的性關係，更長期來說，甚至能把對一個和藹的人的愛與性結合起來。何其美妙的夢啊！

然而在現實中，困難重重。我們常常沒法把性與愛結合起來：我們感覺性並不屬於柔情。「這類型的男人會對他深為敬重的女人一往情深，但她並不會激發他想要與之發生性關係的慾望，」弗洛伊德說，「他只會與他並不『愛』而是有些鄙視的女人發生關係。」結果，在婚姻中維持性關係非常困難，因為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柔情上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們發現自己不能結合情愛與友善，因為我們的父母如此糟糕地對待我們，以至於我們沒法想像這樣子的結合。或者可能我們逃離可能的情愛關係，因為我們認為（如果不這樣做）我們背叛了脆弱的仍然需要我們的父母。歸根結底，我們想要的是如此複雜，對於如何得到它們，我們如此地疲憊不堪、惶恐不安，於是我們建立起一套防禦體系（關於這方面更多的信息，請參考我們的哲學家郵報上關於他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的文章。）

弗洛伊德把我們對親密關係經常產生的問題比作冬天的刺蝟：它們需要相互偎依取暖，但它們又因為一身的刺而不能靠得太近。他從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叔本華借來這個比喻。

沒有容易的解決方案。弗洛伊德說我們沒法讓自己完全理性：「原始的頭腦就其完全的字面意義而言，是永久不滅的。」我們可能會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改正這個社會。但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滿》（1930）中，弗洛伊德寫到，這種精神失衡正是因為有了社會而付出的成本。文明提供給我們很多東西——我們生活的組織，意義的來源，社交網路，以及金錢。但它做到這些是通過嚴格限制我們只能和一個人上床、強制亂倫禁忌、要求我們推遲眼前的慾望、要求我們服從權威、工作賺錢。社會本身就焦慮——他們就是這樣如何運作的。一個沒有克制的文明將是個矛盾體。

媒體是最明顯的證據之一。你只需要瞥一眼電視頻道，就會看到人們是多麼樂意聽到關於可怕的兇殺故事，尤其是這些故事涉及亂倫和戀童癖時更是如此。弗洛伊德說媒體是在上演我們最陰暗的幻想，從而我們道德上的自我可以來譴責他們：從而我們可以憤恨戀童癖，於是我們可以審判暴力的丈夫。所有這些更讓人滿意的是，這幫人做了我們潛意識中所渴望的。我們幸災樂禍，因為我們壓抑了自己的本能而感到痛苦。難怪我們如此熱衷於戰爭。只要我們沒有理解這點，弗洛伊德說，我們將維持一個無知的社會：「壓抑是所有文明人不得不與之鬥爭的敵視行為。」

弗洛伊德幫助我們了解我們都有著被壓抑的兇猛的本能。可能因此就有了像摔跤這樣的暴力的運動，因為這些運動可防止我們把兇猛的本能演變成另一次世界大戰。

分析

弗洛伊德試圖發明一種焦慮症治療方法：精神分析法。最開始這種療法非常局限。他認為病人應該在五十歲以下，否則他們就太僵化了。這種療法很貴，尤其從他認為病人應該一周來四次時。同時他對治療結果很悲觀：他覺得他最多能把歇斯底里的痛苦轉化為成為日常的痛苦。不管怎樣，他認為藉助一些適當的分析，人們可以讓他們的焦慮浮出水面，從而更好地應對現實的艱難。

弗洛伊德在倫敦的辦公室，一個長沙發供他的病人在被分析時坐或躺著。

以下是一些弗洛伊德致力去「分析」的東西：

夢

弗洛伊德認為睡眠是我們脫離有意識的困難去放鬆的機會，尤其是去體驗他所稱的願望實現。乍聽起來似乎難以理解。例如，我們也許認為夢到在高等考試中不及格是因為我們在工作中非常焦慮，因而會回憶起從前焦慮的事情。但是弗洛伊德告訴我們，實際上我們夢到這種類型的事情是因為部分的我們自己希望在我們在高等考試中沒及格，於是我們就不必擔負起有關成人的、工作和養家糊口的所有責任。當然，我們也有更源自本能的願望實現的夢，比如和性感的同事或明星上床。

一旦醒來，我們必須回到現實世界和聽從我們道德上的超我的指揮——所以我們通常壓抑和忘記我們的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遺忘了那些非常令人興奮的夢，這讓我們很沮喪。 在弗洛伊德看來，我們壓抑我們最美的無意識的願望實現的夢只是為了讓它不會侵擾我們清醒時的生活。（例如，我們也許記得那個關於性感明星的夢，但不大會記得關於閨蜜的男朋友的夢了...）

動作倒錯

弗洛伊德喜歡留意他的病人是如何遣詞造句的。他認為當他們說漏了嘴或者出現動作倒錯（今天我們把這些揭示真相的錯誤叫做「弗洛伊德式口誤」）尤其能透露真相。例如，弗洛伊德寫到，有個人讓他妻子（他並不愛她）來美國和他團聚。這個人本意是建議她乘茅利塔尼亞號，但實際上他寫到她應該乘露西塔尼來號（一戰中，這艘船被德國的潛水艇擊中，在愛爾蘭近海岸的海上沉沒，船上乘客無一生還）。

玩笑

弗洛伊德也認為幽默非常能揭示真相。他在1905年寫了與此相關的一整本書叫做《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在書中，他解釋說：「玩笑讓本能（無論是愛或恨）面對阻礙仍得到滿足。」簡言之，玩笑——比如夢——允許我們獲得從其它方式得不到的快樂。

例如，取笑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不再迷人很可能感覺很粗魯，然而下面這個笑話對人的冒犯和搞笑的程度是一樣的：「這位夫人在很多方面像米洛的維納斯：她也非常非常的老，像她一樣沒牙齒，而且在她身體黃皮膚的表面有白色的斑塊。」我們的朋友更可能原諒我們說的這些話——畢竟，我們不過是在開玩笑。

弗洛伊德提到，玩笑也幫助我們從一些象徵性的事物中取樂，從而減輕我們對此的焦慮。所以我們可能嘲笑的不是某個特定的老人而是關於老去和死亡本身，或者我們取笑關於媒人的故事但實際上我們是在取笑婚姻。

藝術創作

薩爾瓦多·達利的「夢」（1931）。達利是弗洛伊德理論的狂熱追隨者，特別是跟夢相關的。他甚至在1938年去拜訪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可做為表達我們焦慮的一個重要手段。「藝術家本身就是一個逃離現實的人…他用憑藉天賦把他的幻想塑造成為一種新的現實。」他認為我們喜愛藝術的原因是因為藝術能讓藝術家和觀眾都能夠逃避現實的原則，哪怕只是暫時的。它幫助我們應對文明化的高昂成本：「這種對於生活的目標的審美態度並沒有提供多少免於受苦的保護，但是它能補償很多，」他寫到，「美並沒有明顯的用處；對文化方面也非必要。但是文明社會就是不能沒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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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在1933年掌權。他們焚燒弗洛伊德的書，並以「猶太科學」之名禁了這些書。「我們取得了多大的進步啊，」弗洛伊德告訴一個朋友。「在中世紀他們會燒死我；現在他們燒了我的書就滿意了。」不過他顯然錯了；他低估了自己一直長時間研究的人類陰暗殘暴的一面。上層的朋友們和一個有同情心的納粹軍官幫助他和他的家人逃到倫敦，在此他度過餘生。他於1939年死於頜面部癌。

追隨弗洛伊德的足跡，其他分析學者發展出新的精神分析技術，並最終發展成為廣泛和多樣的現代精神病治療領域。很多現代心理治療方法和弗洛伊德的已很不一樣，但都從他的一套前提出發：在訓練有素的聽者的引導下，慢慢地去發現我們內心世界中陰暗和困難的部分，然後釋放它們。

我們太過經常地認為這類心理治療是給不正常的「病人」的一種「治療」。心理學看起來更令人膽怯，因為弗洛伊德用了一些嚴重的諸如「歇斯底里」和「情感投注」之類的術語。然而弗洛伊德的著作表明，許多類型的精神問題作為人類生存狀況的一部分並非是不正常的疾病。我們每個人在某個方面都真的有點瘋狂。我們的內心世界非理性、貧乏、矛盾，它們經常讓我們焦慮甚至更悲慘。這就是為什麼回顧弗洛伊德很有價值：他平和地提醒我們可以時常從一些心理治療中獲益。

也許我們認為已經超越了他，或者他根本就是荒謬的。我們很容易說他不過是編造出了這一切，生活可不像他形容的那樣艱難。但是某天早晨，我們發現自己對伴侶充滿了無名怒火，或者在去上班的列車上持續的焦慮洶湧而來，或者看到新聞中報道的近期可怕的死亡而驚呆了，我們就會再次想到我們的精神運作實際上是多麼的不可捉摸、困難重重，弗洛伊德形容得多麼貼切啊。當然，我們可能仍然不接受他的學說。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說，「沒人能夠鄙棄鑰匙卻打得開門。」我們都可以用更多一些弗洛伊德的理論去幫助我們開啟自我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