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塑造國民素質的思想

近代中國，孫中山在領導振興中華的民主革命過程中，是探索、追求、鼓吹與實踐社會變革的傑出代表。他對社會變革的構思、選擇與實踐，遠遠超過了他的前人與同輩人，成為19、20世紀交匯時刻最科學、最先進的構思和方案。

為著要使中國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孫中山構築了涉及物質、精神及制度的各個層面的建設藍圖。在精神領域，他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建設》(又稱《孫文學說》)，而在塑造國民素質方面，即如何進行國民素質的改造和提高，雖然沒有提出系統而完整的方案，但在其論著、講演和談話中，以其睿智的眼光，提出了不少有關這一問題的種種主張和看法。這些主張和看法，有許多真知灼見，確為具有認識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問題，這也是孫中山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一切社會變革，社會的發展與轉型，都同國民素質的提高息息相關，並互為因果。要實現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發展，人的思想、觀念、行為的近代化，是十分重要的條件。社會的近代化與人的近代化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近代中國一些進步人士都先後對此進行思考，從嚴復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到梁啟超的「新民說」，再到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等，都是圍繞提高國民素質這一問題提出的主張。

孫中山一生中，特別是晚年由於經歷了一系列頓挫，把精力轉移到改造國民性上來。他高度重視國民素質對建設、維護共和政體的重大作用，認為社會變革的快慢與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民素質的高低，並把塑造國民素質視為重造中華民國的重要途徑。

1918年，當孫中山為民主革命奮鬥30餘年，回首革命屢遭失敗的歷程，在總結教訓時，他清楚地認識到國家的根基是建築在國人思想之上，「國家之興亡，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糜」。[注1]他說：「夫國者，人之所積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所以，必須「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注2]要鞏固國家根基，就必須進行國民思想的革新。因此，健全國民心理，進行國民精神建設，便成為革命建國的前提，也是其他一切建設的基礎。欲要革命成功，重造中華民國，首先就要進行國民思想上的革命。孫中山殷切希望通過塑造新的國民性來改革中國社會的面貌，認為這將決定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稍後，孫中山對此還用比喻予以形象地說明：「改革國家，並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變。好像改革廣東一樣，並不是要把白雲山搬到河南(指廣州在珠江南岸的市區——引者注)，把東江、西江、北江都要改變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國家有了新基礎，那麼好像做新屋一樣，只要屋基做成，以後做牆上樑，還有什麼大困難呢!」[注3]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先有近代化的國民，然後才可以實現近代化國家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民國以來，共和國命運之所以多舛，軍閥官僚之所以能操縱政權，禍國殃民，既是野心家、陰謀家篡奪政權實行專政所造成，同時也同國民政治素質不高，國民心態與共和制度不相適應密不可分。孫中山對此無限感慨地說：「國人因缺乏新思想，放棄權利，國中政權遂為一般強盜官僚乘時而操縱之。民國十年來所以如此大亂，其原因亦即在是。」[注4] 「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人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也。」[注5]正是從辛亥革命的成敗和民國初年動亂不已的實際中，促使孫中山深刻地認識到：「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注6]。他把改造整個國民心理作為「立國的大根本」來對待，在晚年多次提到改造國人社會心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覆進行了闡釋和宣傳。應該說，這是孫中山系統總結以往鬥爭經驗教訓的提煉。

在塑造國民素質問題上，孫中山認為，國民思想革新的工作，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注7]，從「回復人格」入手。指出：「我們人類的天職，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會，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當然進步。」[注8]因此，要特別重視人格的塑造。他大聲疾呼做人要講人格，國民要以人格來救國，明確指出：我們要「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是想得到有一個機會，令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以改良人格來救國。」[注9]如何塑造高尚人格呢?認為「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做起」，「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進行自我「心理上的革命」，用新的道德範疇砥勵自己，塑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認為只有「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注10]

魯迅在總結辛亥革命的教訓時曾說過：「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注11]對照孫中山的「人格救國」論，可以說和魯迅的「改革國民性」來救中國的思想是相同的。它們對啟發當年人們的愛國熱忱、激發人們的革命覺醒，都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

所謂國民素質，具有著豐富的內涵。包括政治素質、文化素質、體能素質和心理道德素質等，共同構成密切相關的有機整體，形成為國民綜合素質。孫中山在有關論述中，對這些都做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有過獨立見解和深切思考。

在近代，愛國主義同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時代使命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孫中山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其愛國心強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注12]。因此，他為培育國民的愛國精神全力以赴，把熱愛自己的祖國，並自覺盡應負的責任和義務，視為國民道德的第一要素。他說：「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怎麼樣可以管國事」；國家由無數個家庭組合而成，「對於家庭，有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是更重大的，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注13]他將個人與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特彆強調愛國是做人的準則，一個公民的起碼道德要求。

愛國主義，可以說是貫穿於孫中山思想和行為的一條主線。「文，愛國若命」[注14]——這是他的自述，他40年奮鬥的歷程證明此言絕無虛誇。在孫中山的所有著述和活動中，無不體現愛國主義的激情和所追求的愛國主義崇高目標。為著改造中國，他殫精竭力，奔走疾呼，百折不回，並勉勵國人，「凡國家社會之事，即我分內事」；「凡有益於國家社會之事，即犧一己之利益，為之而不惜，然後國家社會乃能日臻於進步」。[注15]孫中山堅信，只要人人擔負起改造中國之責任，「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定能「建設一世界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注16]他的愛國思想和精神，也一直在鼓舞著後繼者去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奮勇前進。

國民的政治素質，包含有民主意識、法制觀念和參政能力等內容。我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制度統治之下，專制之毒深中於人心，頭腦里塞滿了封建宗法觀念和皇權主義毒素，造成愚昧無知，盲從迷信。這些落後意識不僅窒息了民主自由；而且腐蝕了人的良知，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和尊嚴。孫中山清醒地看到，在我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堅持用民主思想武裝國民，提高參政意識和管理國家能力，不只是維護國民正當權利的手段，而且也是關係到共和國前途命運的大事。他為了彌補國民政治素質同共和政治要求不適應的缺憾，既花大力量徹底批判封建皇權主義，告誡國民和一切革命者，一定要徹底肅清作為「國害」的皇權主義思想流毒，為建設民主與法制國家掃清道路；又曾有計劃、有意識的引導中國人民在實踐中，確立明確的近代國民政治意識和實際參政能力，並將這項工作作為他畢生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

孫中山提出建國三時期中「訓政」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實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注17]，把這一時期看做是「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注18]。這一時期，由中央政府頒布《臨時約法》，對國家性質、中央政府機構、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公民權利義務等都做出明確規定，作為中華民國民主與法制的政治基礎。並且，要「在此期間，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注19]孫中山非常重視「地方自治」的方案，把它看做是實施「民治」的主要手段。

為著提高和強化國民參政的實際知識和能力，孫中山還在《建國方略》中專門撰寫了《民權初步》(原名《會議通則》，又名《社會建設》)一章。在這一專章中，舉凡國民集會、選舉、社團章程、議事日程，以及動議、報告、討論、表決、複議等議政、議事的具體要求、步驟、方法等都做了詳細說明和規定。這些，今天看起來是比較繁瑣淺薄的。但它在當時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具體的可操作性，是很必要的。它表明孫中山以極大政治熱情和堅定意志，始終關注國民政治素質和國家命運的良苦用心。

中國人口眾多與文化素質低下，成為近代化建設的突出矛盾。孫中山指出：「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注20]認為應該大力發展教育，用文化科學知識武裝頭腦，來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他說：「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否則反此。」[注21]他將興學育才視為關係國家、民族前途的大事。

民國初年時，孫中山已開始把普及教育作為建設新國家的主要內容之一；迨晚年把精力轉移到改造國民性上來時，又一次深感提倡教育的重要性，曾反覆強調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他說：「因為民國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要替國家做事的，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辦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後人才知道替國家在辦事。」[注22] 「世界進化，隨學問為轉移」，「應該從學問著手，拿學問來救國。」[注23]孫中山還將興學育才提高國民文化素質與實現中國近代化結合起來，認為：「我們中國人民受專制者已數千年，近260餘年又受異種族專制，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復其人格，第一件須從教育始。」[注24]為此，他始終把教育視為中國近代化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條件。

正是出於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目的，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孫中山主張建立以普及國民教育為中心的教育制度。他指出普及國民義務教育，掃除文盲，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的一項主要任務。明確地說：「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泉源也。」[注25] 「學者國之本也。若不從速設法修舊起廢，鼓舞而振興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國脈。……惟教育主義，首貴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注26]

孫中山深刻地體會到，民主政治國家的基本力量和源泉是人民，只有給人民以普遍受教育的機會，使之成為健全人格的公民，民主政治才能得以健全和保障。因此，他一再強調要「多辦義務教育，讓一般沒有錢的人都可以去讀書。」[注27]他嚮往建立一種「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注28]的全民教育制度，給全國國民創造充分受教育的機會。並提齣兒童、婦女應是普及教育的重點，指出：「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注29]；而我國婦女雖有2億多人，「惟於教育一道，向未多注意，故有學問者甚少。處於今日，自應以提高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教育既興，然後可望男女平權。」[注30]。

科技是人類智慧、理性和文明的重要標誌。孫中山對科學推動文明建設及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有著充分地估計。他說：「日本自維新以後50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變化，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注31]他主張要學科學，學外國的長處，要「迎頭趕上去」，並提出通過各類各級學校培養各種技術和管理人才，和通過生產實踐增強科技素質和才能。還考慮到培養科技人才的種種途徑，如提出外國來華的科技人員，除完成本職工作外，更要承擔「教授訓練中國之佐役，俾能將來繼承其乏。」[注32]就是在促使我國科技人員在外籍專家指導下「陸續成就」，以加快中國科技隊伍的成長，從而使建設富強的近代化國家具備必要的條件。

在培養國民的道德素質方面，孫中山認為：「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展，便能成功。但是要維護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注33]他把「改良人格」與「心理改造」，作為改善和建設國民心理素質的基礎。提出「天賦人權，胥屬平等」，[注34]以「尊重人權，保全國體」[注35]，作為國民心理素質建設的重點。

孫中山主張要積極地從固有道德中發掘可供繼承和弘揚的道德理念，做到「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注36]，強調「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注37]。他採取的是科學的取捨方法，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合理揚棄，古為今用。

孫中山還明確提出：「夫明德新民，首滌污俗」[注38]，將其作為整頓社會風氣，凈化人的靈魂，建設國民新道德的起點。民國元年發布了一系列改革社會、改良風俗的法令，掀起了一股移風易俗、革故鼎新的思想潮流。積極提倡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信任、平等的新的人際關係，幫助人們衝破封建專制主義的束縛，摒棄愚昧盲從，徹底廢除清朝的「賤民」制度，「大人」、「老爺」等封建性稱謂和禮儀，以及「蓄婢」、「納妾」等種種陳規陋習，樹立近代國民意識和適應新時代的道德規範，以求民主共和制度根基的穩固。

在體能素質方面，孫中山指出國民健康體魄同增加國力是一致的，「夫欲圖國力之堅強，必先圖國民體力之發達。」[注39]為了促進「國民體力之發達」，他一方面提倡體育運動及軍事訓練，「諸君欲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為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也。」[注40]在他看來，要使國家獨立強盛，必須加強體育、增進健康，實施軍事教育以增強國防力量。另一方面，在《臨時約法》和後來的講演中，一再主張禁絕鴉片、纏足等損害體質的不良嗜好和惡習，積極樹立講衛生和加強體育鍛煉等新風氣。他認為，只有國民體素、體能不斷改善，切實提高國民健康質量，才能強國保種，「永雪東亞病夫之恥」[注41]。

三

在重塑國民素質上，孫中山深思熟慮，創見卓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首先是根據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從近代中國的國情出發，注入鮮明的反封建、反殖民主義內涵。把人的革命化作為人的近代化的前提和條件，進而揭示出我國國民素質應當具備的新的精神風貌和道德規範。其次，他認定一切發展都離不開人的素質提高問題，視全體國民素質的提高是關係到中國社會變革成敗的大事，把它提到一個十分突出的地位。實際上正是如此。只有實現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工作，一切的社會變革才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也才能為近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思想保證。

尤為可貴的是，孫中山要求國人做到的，他自己則矢志不渝的躬身力行，嚴以律己，「立身當推己以及人，行道貴由近而致遠」[注42]。孫中山的「愛國若命」、廉潔奉公、一生奉獻「替眾人服務」、不避艱險畢生謀求祖國富強等等言行，成為了近代中國人民的道德楷模；並且，在他身上體現的高尚道德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有良知的人民，並喚醒了沉睡的中國，鼓舞了幾代中國人。應該說，這也是孫中山這個名字永駐世界中華兒女心中和被全體炎黃子孫引為驕傲的要因所在。

孫中山對塑造國民素質所提出的一系列的主張和看法，儘管其中有著某些消極或片面的認識，如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心力」的作用等，但總體來看，具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它不僅激發當時人們改造自身、變革現實的極大熱情，從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至今仍蘊涵著發人深思的警論，給後繼者帶來了雋永而積極的影響。特別是，面對當前人們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重物質而輕精神文明建設的現實，重溫孫中山有關提高國民素質的論述，會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也使我們倍感其意義的深遠。

注釋:

1.《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2.《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14～215頁。

3.《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72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4.《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85頁。

5.《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07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6.《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55頁。

7.《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86頁。

8.《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315～316頁。

9.《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319頁。

10.《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3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1.《兩地書·八》，《魯迅全集》第11卷，第31頁。

12.《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3頁。

13.《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19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4.《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51頁。

15.《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439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16.《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439頁。

17.《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頁。

18.《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98頁。

19.《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08頁。

20.《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09頁。

21.《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2.《國父全集》第2冊，第125頁，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3年版。

23.《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24.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146頁，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版。

25.《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58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26.《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總25號)，第311頁。

27.《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74～75頁。

28.《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9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9.《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24頁。

30.《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58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31.《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00頁。

32.《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54頁。

33.《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頁。

34.《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第25號)，第302頁。

35.《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第25號)，第311頁。

36.《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頁。

37.《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

38.《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第25號)，第243頁。

39.《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第25號)，第280頁。

40.《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0頁。

41.《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總25號)，第215頁。

42.《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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