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夭折

06-08

到抗戰後期，中央政府幾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局面。

經濟觀察報蘇琦/文

關稅獨立、幣制改革成功、建設委員會和資源委員會等工作卓有成效、中央軍德械師擴張等等，令民國一時間擁有了現代化的新氣象。可惜，此一現代化努力行之未遠，便為日軍侵華戰爭所打斷。離開了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沿海地區，南京國民政府漸漸走上了一條毀滅之路。

淞滬會戰一役雖然打破了日本六個月解決「支那問題」的迷夢，但也令蔣介石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軍精銳付之一炬。隨後南京國民政府在武漢會戰後撤往內地，失去了關稅和沿海地區的工商稅等主要稅基，中央財政於是日漸枯竭，埋下了以增加貨幣發行量和「苛捐雜稅」應對財政赤字的伏筆。

以田賦為例，自1928年以來，作為蔣介石和地方實力派之間的一種妥協，田賦及有關的附加稅一直由省和地方政府征管。到了1940年底1941年初，中央政府重新「發現」了田賦的重要性。自從撤退到內地後，其稅入已經降到只有戰前水平的37%，而它的開支卻上升了33%。由於抗戰軍需日益繁重，中央政府於1941年7月決定把田賦國有化，並以實物徵收。以實物徵收是因為政府為軍隊大量購買糧食使國家預算更為緊張，並推動糧價直線上升，這導致市場出現囤積居奇行為，反過來又加劇了購買糧食的困難，並使平民也遭受糧價上漲之苦。

以實物徵稅雖然減少了現金支出，但在具體運作過程中代價非常高昂，除了征繳、儲存、運輸、分發等環節的成本和跑冒滴漏造成的損失外，還極大地擾亂了農村的經濟生活秩序。政府希望以稻米為主要的抵稅糧食，但只有雲南、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和浙江這6個省份能做到這一點，有11個省份要徵收四種糧食才能湊齊田賦，而「倒霉的」甘肅則要以包括大豆、玉米和小米在內的9種不同的莊稼來交納田賦。而那些此前從事商品作物專業化生產的地區則不得不從價格奇高的市場上購買糧食，用於完稅之後留給自己的往往不足果腹之用。

隨著田賦徵收困難的加大，政府開始訴諸於強制徵購，但價格並不是足額支付，其中只有30%以現金支付，其餘則以國庫米糧券、國幣儲蓄券和美國金元儲蓄券等「未來兌現」的票據進行支付，農民的憤懣之情可想而知。等到了1943年，接近走投無路的國民政府幹脆採取「征借」的方式來強征糧食。這些票據和白條從來沒有得到國民政府承兌，而被中央政府「剝奪」了田賦的地方政府則加大了進行各種自行規定的攤派的力度，其所依託者則為臭名昭著的鄉村保甲體系，從而加深了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性質。而與此同時，輕車簡從的中共政權在其根據地則展開了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兩相比較之下，廣大農村地區的人心向背早在抗戰勝利前便成定局。

更為致命的是，內遷的中央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被迫與此前「鞭長莫及」的內地軍閥發生直接的衝突。而此前蔣介石的策略基本是與他們井水不犯河水，除非他們公開作亂挑戰中央的權威。蔣介石的算盤是先通過政治收買，維繫中國表面上的統一，等到以沿海和長江下游諸省份為權力之基的中央政府實力日益壯大之後，再行實質「收服」。

中日戰爭的突然爆發打亂了蔣介石的政治議程，蔣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對各懷鬼胎的地方實力派，他們與中央政府離心離德，而維繫戰時中央政府的日常運轉又離不開他們的支持，中央政府很快陷入了焦頭爛額的境地。由地方實力派軍人控制下的政府機構，當然會把它們主子的利益放在中央政府之上，比如收到稅金首先放進地方軍人的銀庫，剩餘之數才被送往重慶的「國庫」。同樣，最好的壯丁一定先留下來補充地方部隊，剩下的才會送交中央。因此，中央政府規定的徵兵徵稅征糧等任務從來無法如期完成。

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央政府與雲南省政府之間的一系列摩擦、衝突乃至最後兵戎相見，便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抗戰前龍雲治下的雲南屬於典型的「山高皇帝遠」，不僅軍政自成一體，經濟上也抵制外來勢力的影響，長期拒絕使用法幣即為具體表現之一。然而，抗戰的爆發，迅速將雲南「捲入」到戰時政治經濟運行軌道中來，新秩序的構建不可避免，雲南事實上的「自治」很快便被打破。

雲南遠離前線，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負責發展國防工業和重工業的國家資源委員會特別「青睞」雲南，早在戰前，便開始在雲南修築公路和興建企業。戰爭爆發後，資源委員會又把一批新的工廠搬遷安置到昆明城鄉內外。中國銀行在昆明開辦了棉紡織廠，軍令部也設立了一家光學儀器廠。到1939年8月，共有49家企業從華東遷到了雲南。此外，還有大量的科教文衛機關遷入。

伴隨著經濟生態的變化，法幣的統治地位很快建立起來。1938年，中央銀行昆明分行開始發行法幣，新富滇銀行緊急公布雲南鈔票和法幣兌換率，向以此堵住法幣的灌入。然而，這註定是一場徒勞的努力。在雲南，中央政府僱傭的工作人員數目大幅上升，他們和國家資源委員會下屬企業工人的薪金都以法幣支付。大批逃難者和過路客也都腰纏法幣。此外，雲南擁有通往河內和緬甸的公路與河道，這使其一躍而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主要集散地。雲南經濟總量的急劇擴大，客觀上也使新富滇銀行無法應對日益增加的銀行貸款以及外幣兌換的需求。

在1939年中，雲南鈔票還能在打折後用來結賬，到1942年法幣就支配一切了。下一個戰線出現在外貿領域，隨著上海、廣州等沿海重鎮相繼淪陷，國民政府統治區的對外貿易和來自外部的援助，只能通過雲南這條通道。此外，掌握了雲南的外貿，還能給財源日益局促的中央提供關稅，而此前對出入境徵收的過路稅正是雲南數目最大的單項財政收入。

1939年7月，重慶宣布將掌管所有的對外貿易項目，而雲南政府則反向規定任何雲南產品，如沒有領到新富滇銀行貿易許可證，一律禁止出口。雙方衝突一觸即發，幾乎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後來，雙方達成了妥協，以後雲南省全部出口貿易都由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昆明辦事處掌握，不過辦事處組成人員由央地雙方代表聯合組成，而且中央每年付給雲南省政府相應的補貼來「彌補」其外貿「損失」。

經濟大權的逐步旁落，自然一步步威脅到龍雲對雲南的政治控制，不甘心如此的龍云為提升自身政治合法性，選擇對蔣介石的政治反對派「網開一面」，以民主捍衛者自居。作為反制手段，蔣介石派出「中統」和「軍統」加強對昆明的滲透，以加大特務政治的力度來打壓民主風潮。類似的戲碼在中央與其他地方實力派的博弈中也屢屢上演。

到抗戰後期，中央政府幾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局面。猝然而來的抗戰勝利令南京國民政府喘了一口氣，但矛盾和裂痕並沒有被修復，反而因外敵的驟然消失而更行放大。很快，中央政府就因為「搞砸」了接收而再度成為眾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