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晚清「太子黨」——從改革先鋒到反革命(2)

　　然而到了1908年之後，光緒帝不在了，強勢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強勢的權力中心被弱勢的攝政王監國載灃和隆裕皇太后組合所取代，不論是漢大臣還是滿洲貴族還是皇族，似乎都對這個變化缺乏心理準備和調適，特別是稍後的外部危機尤其是日俄不斷在東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機，使滿洲貴族和皇族在對權力的看法上產生了嚴重錯覺。換言之，如果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繼續執掌政權，滿洲貴族和皇族心裡可能比較踏實。對於攝政王，他們好像心裡並不是太踏實，總覺得自己有責任出來協助渡過危機。所以在攝政王接收權力之後第一步，這些滿洲貴族為了防止漢大臣利用機會攫取更大權力，首先找到一個機會和借口，將袁世凱開缺。在隨後的改革中，有意無意讓滿洲人加強了對軍權對中央權力的壟斷，皇族中的載濤、載洵在政治上逐漸進步，獲得重用。這一方面說明攝政王在政治上的信心越來越弱，不似前朝那樣重視漢臣重用漢臣了，另一方面必然使漢臣尤其是那些逐漸失去權力的漢臣在內心深處生出一種反叛的心，至少不像先前那樣忠心耿耿了。君為臣綱，原本就是一個相對待的關係，君愛臣，才能讓臣愛君。既然皇權中心不再像前朝那樣信任這些庶族了，那又怎能指望這些漢臣繼續效忠呢？先前早已消失的滿漢官僚階層的心結在1908年之後突然明顯了，皇族、滿洲貴族逐漸上位，佔領一個又一個權力要衝，而漢大臣則隨著袁世凱出局逐漸受到冷落。[袁世凱罷官肯定有不同尋常的國際因素，這一點我們過去的研究是不夠的。過去的研究太過看重攝政王的復仇，現在看來這大概是一個假問題。詳細的研究和認識，參見馬勇《袁世凱罷官歸隱說》，《史學集刊》2011年第4期。]

　　如果從政治忠誠度來說，滿洲貴族和皇族無疑對體制更加忠誠，他們所鼓吹的變革，所期待的君主立憲，一定是改善滿洲貴族對中國的統治，而不是相反，取消或者削弱滿洲人對中國的統治。這是一個根本原則問題。庶族漢臣對於中國未來肯定沒有滿洲貴族和皇族的這些憂慮，無論這些漢臣比如袁世凱對大清國的政治體制多忠誠，多麼堅持君主立憲既定立場，但在他們思想深處，一定是想著國家好，只要中國好，就是大清國好；只要大清國好，就是皇上好。至於滿洲貴族，大約真的不在漢臣或那些立憲黨人思考範圍中。

　　從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說，這些想法是對的。君主立憲的實現，就是皇室之外的皇族、貴族退出政治。於是，這就發生了一個不可避免的衝突，任何朝著君主立憲原則走去的變革，在滿洲貴族和皇族看來，都是對他們既得利益的剝奪。所以到了關鍵時候，到了將要進入君主立憲新時代的時候，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十三名內閣成員中竟然有九名不是來自皇族，就是來自滿洲貴族，這就在預料之中了。這就是滿洲貴族、皇族對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他們的概念中，對體制最忠誠的人，一定還是自己的子孫。

　　認錯、妥協及退讓

　　按照君主立憲的一般原則，或者說根據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的規定，為了保證君主享有至上權威和永遠不出錯，皇族親貴不得出任政府要職，不得擔任任何享有政治權力的行政職務。然而，此時的滿洲貴族和皇族錯誤理解《欽定憲法大綱》中關於皇權至上的另一個規定，即大權統於朝廷，皇帝享有頒布法律、召集解散議會、設官制祿、黜陟百司等權力，以為君主立憲體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上有權任用一切官員。這顯然是對《欽定憲法大綱》的誤解。

　　君主立憲政體下的黜陟百司，只是君主根據議會的選舉結果，或根據政府的提名享有任命官員的權力，而這個權力顯然只是禮儀性質的，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也就是說，皇帝的任命並不是皇帝的決定，而皇帝根據議會和政府的決定加以宣布，從而使這些政治任命具有神聖性至上性。所以，君主立憲政體下黜陟百司和君主專制政體下黜陟百司具有完全不同性質。

　　至於皇族親貴不得擔任政府要職，這不僅是君主立憲政體下的必然規定，因為主要是避免皇族被這些親貴拖入某些政治的或經濟的醜聞。要保持皇室的神秘、至上、榜樣的功能，就必須在制度上保證皇室親貴只做好事不做壞事，比如皇室親貴可以從事慈善事業、親善事業，但絕不能擔任任何實質性官職。政府或者說國民可以全資將皇室宗親養起來，就是要使這個特殊的第一家庭不發生任何影響國民信仰的醜聞。通觀世界各君主立憲國家，其實都是這樣做的，這是君主立憲的起碼要求。

　　君憲體制的這些要求，對於皇族和貴族來說，並不是不知道。當第一屆責任內閣演變成皇族內閣、親貴內閣後，皇室出身的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和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攝政王提出辭職，這一舉動雖然帶有傳統政治虛應故事的性質，只是他們多少或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攝政王當然不會對朝廷的決策朝三暮四，當然不會同意慶親王等人辭職。但是慶親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月10日再次請辭，而且這次請辭的理由很直白，明確表示由於責任內閣的人員構成太偏皇族成員，這與立憲體制明顯不合。現在的中國正處在改革關鍵時期，決不應該以「皇族內閣」為發端，以辜負皇上期待和臣民厚望。皇族內閣既不利於天下，也有害於皇室。奕劻已經說得很明白。

　　慶親王第二次請辭依然被攝政王拒絕。攝政王當然明白這些理由，但權衡利害，還是堅持原議，讓慶親王走馬上任，出任責任內閣第一任總理大臣。

　　攝政王之所以堅持既定方案，顯然有著自己的考慮。這個考慮就是，現在公布的內閣名單，只是一種過渡時代的過渡形態，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責任內閣。這是第一。

　　第二，立憲國家的政治改革，是泯滅一切種族身份，所有種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區分貴賤。漢人可以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滿洲人乃至滿洲貴族也同樣可以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立憲政治人無分貴賤，是對所有人而言，那麼為什麼要限制皇族成員出任政府要職呢？更何況，從當時實際情況看，這幾個出身皇族的內閣成員，也並不是五穀不分的草包飯桶吧？他們畢竟在過去幾年預備立憲運動中衝鋒陷陣，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那些人那麼多人，可供攝政王選擇的實在太少了。漢族出身的高官自老一代李鴻章、張之洞相繼去世，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真正有力量有影響的人物實在還沒有出來，北洋系自袁世凱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馮國璋等都還不算成熟，漢族士大夫中的楊度、張謇等人，給人的感覺是還差那麼一個層次。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人才其實也是如此，自恭親王奕去世後，中間雖然也出現過端王之類的人物，但真正為大清王朝撐起門面的，也就只有慶親王奕劻。至於新內閣中另外幾個滿洲貴族政治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刻意培養出來的，現在除了他們，也真的沒有多少可用之才。

　　在立憲政體下，人人當然都有從政的自由和權力，只是在君主立憲政體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權帶來的許多好處和優先，這些人介入實際政治或許會給現實政治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但更多時候則會給皇室帶來無窮無盡的負面影響。所以東西各立憲國家從來都對皇室成員採取厚養辦法，由國家拿出相當錢財讓他們過著體面尊嚴生活，成為國家名片，從事一些善事，而不讓他們介入實際的政治活動，更不會讓他們出任政府要職。

　　只是中國的情形太特殊了，處於過渡期的立憲政體，如果不讓滿洲貴族承擔主要角色，那麼滿洲貴族怎麼能夠願意逐步放棄權力呢？說到底，立憲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剝奪皇帝的絕對威權，如果上來就這樣做，又有多少可能呢？所以說，皇族內閣的出現，在當年中國是個不得已的「贖買政策」，既然先前那麼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員對現實政治的干預、介入，現在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而且，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確定的立憲目標已經是不可更易的，1913年就要實行完全意義上的立憲政體，也是確定無疑的。屆時，新的政府必須重新組織，而新的政府就是立憲政體下與議會真正對立制衡的兩極，如果此時籌建的政府是一個比較弱比較沒有效率的機構，那麼怎麼能夠保證兩年籌備期諸多事務能夠按時按質完成呢？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僅是社會所需要，也是任何政治改革過程中都必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將遇到無數壓力和困難，必將遇到來自皇族的反對和抵制，因為他們畢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損者。當皇族成員出面反對時，誰最有力量出面反擊或勸阻呢？當然是皇族自身。

　　實事求是地說，新宣布的責任內閣較之先前舊體制還是有很大進步。過去的軍機處雖為全國行政中心，但在事實上對全國行政並不負有責任，而只是皇帝的辦事機構、秘書處而已，只是負責上傳下達而已。現在新成立的責任內閣，依然是輔弼皇帝，但明確規定了內閣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國務大臣不能再像過去的軍機大臣那樣遇事敷衍推卸，不願不敢實際上也無法承擔實際責任，因為所有的決策都來自皇上，即便是軍機大臣的主意，也畢竟因為變為皇帝的意志了，因而軍機大臣無法繼續承擔責任了。現在的內閣制，內閣處於行政第一線，總攬全局，獨立決策，許多政策的制定頒布，都是內閣應有的權力和責任，所以內閣總理大臣國務大臣，就無法像過去那樣推卸敷衍。於是倒閣的情形是立憲政體下最常見的事情，內閣再也不可能像軍機處那樣從來只是局部改組，遇到重大政治失誤，內閣必須承擔責任，這是立憲政體下內閣的基本功能。所以，內閣成員是不是皇族出身，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只是更高要求，從皇族自身安全說，皇族成員確實應該重回清朝早期祖制所規定的那樣，不得介入現實政治，不得出任政府要員。

　　新內閣名單的發布引起了國內外一些人的反感，以為這個名單確實不是一個理想名單，尤其不合憲政原則，不過是過去軍機處班底換個新名字而已。更重要的是，這個以皇族為主的新內閣，恰恰證明了孫中山等人多年來的指責，證明滿洲貴族統治集團決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決不會還政於民，決不會讓漢人掌握政府主導權。凡此，對清廷尤其是攝政王政治威信的傷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後政治演變越來越不利於清廷的一個重要關鍵點。

　　滿洲貴族或許真的相信自家孩子最值得信任，或許真的具有比較狹隘的心胸和種族主義立場，但是現在確實是弄巧成拙，得不償失，做實了革命黨人的指責。「皇族內閣」不是一般的有礙觀瞻，而且深刻影響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前程。

　　皇族內閣立即招致各方面反對。6月10日，都察院代遞咨議局聯合會呈請親貴不宜充任內閣總理折，以為皇族內閣與君憲體制不合，請求清廷務必儘快在皇族之外另行選派大臣重新組閣。[《東方雜誌》宣統三年第五號《中國大事記》。]稍後，山東巡撫孫寶琦也向朝廷表達了類似意思。

　　這些反對並沒有引起清廷重視，攝政王始終不願接受這些意見裁撤這屆內閣。攝政王或許擔心政治的惡性互動，因而不願讓步。7月5日，都察院代奏直省咨議局議長議員袁金鎧等請另組內閣的奏摺。在這個奏摺具名的有四十多人，分別來自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江蘇、安徽等十幾個省份，其言辭也較咨議局聯合會先前更激烈，指責朝廷將責任內閣演變成皇族內閣，適與立憲國原則相違背，這不能不令人懷疑朝廷是否還具有立憲誠意。

　　袁金鎧等人的這次奏摺引起了攝政王的注意，但是攝政王不僅沒有接受這個批評，予以改正或改組內閣，哪怕只調整幾個人。相反，攝政王借題發揮重申任命百官是君主的權力，這在1908年的《憲法大綱》中寫的明明白白，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至此預備立憲之際，凡我君民上下，都不應該超出大綱所表達的共識和範圍。至於各省議員一再呈請，幾近干政，超出了職權範圍，議論漸近囂張。若不亟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攝政王重申，朝廷用人，審時度勢，一秉大公。各位臣民均當遵守《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干請，以符合君主立憲的本來意思。[《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579頁。]

　　如果從國會請願運動的教訓說，攝政王的堅持或許有道理，畢竟他期待「有計劃政治」能夠落實，一切都照計划走，不能朝三暮四，也不能暮四朝三，第一屆責任內閣並不是隨意出台的，也是朝廷慎重考慮全盤考慮的結果，怎能說變就變？然而，由於各方面的壓力太大了，慶親王有點頂不住了。再加上各地抗議鐵路幹線國有政策風潮日趨嚴重，慶親王於9月24日奏請開缺。假如攝政王當此時借坡下驢，不管慶親王出於什麼原因請辭，都利用這個機會改組內閣，重建政府，或許結局不一樣。然而不知攝政王出於什麼樣考慮，他竟然一口拒絕了慶親王的辭呈。

　　清廷錯過了一次改組內閣的機會，緊接著就是武昌起義，就是政治危機，在這種狀況下，改組內閣更不可能，因為哪一個大臣也不願在這個時候顯得自己不出力，顯得自己想疏遠朝廷。然而，武昌起義原本就是對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的抗議，清廷不願正面回應這兩大問題，只能激起更大範圍的反抗。緊接著，湖南、陝西等省相繼獨立，清廷除了按照常規派兵鎮壓，根本無法拿出能夠平息事態的有用辦法。

　　各省危機像傳染病一樣持續發酵，但只要有中央軍在，各省新軍在攝政王看來或許並不是心頭之患。然而讓攝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駐紮在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等起兵發難，通電奏請立即實行立憲，又奏政綱十二條。張紹曾等中央軍將領的通電直指問題本質，要求清廷明白宣布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任，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辛亥革命》資料叢刊（4），96頁；《宣統政紀》卷62。]

　　中央軍發難終於使清廷感到了恐懼。當天，資政院經議決，奏請罷親貴內閣，特簡賢能為內閣總理大臣，並使其組織各部國務大臣，負完全連帶責任，以維持現今之危局，團結將散之人心。[《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597頁。]稍後，朝廷以小皇帝名義下詔罪己，承認皇族內閣多用親貴是不對的，是違反立憲宗旨的，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宣布軍諮大臣載濤開缺；這多少有點認錯意思。

　　在隨後宣布的《憲法十九信條》中，清廷也對未來的政府組成提出新規定，強調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宣布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應該說，這些規定都是對的，基本上滿足了先前各方要求，由皇族內閣引發的政治危機大致可以平息。

　　忍讓極限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頒布了《憲法十九信條》，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進步。16日，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正式組成。應該說，這兩件大事做的相當漂亮，立憲黨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國轉向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只有一步之遙。這一步就是根據《憲法十九信條》召集正式國會。國會召集，就意味著君主立憲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國會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應該怎樣召集，在《憲法十九信條》中並沒有明確規定。第七條說，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之。[《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103頁。]至於怎樣公選，這個信條沒有進一步的解釋。

　　再看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雖然其中多處說到國會功能，但關於國會怎樣組織怎樣召集，也沒有具體規定。其「君上大權」部分第四條，說君主享有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的權力。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很顯然，這兩個重要文件都沒有國會選舉的具體辦法。

　　鑒於這種實際情形，資政院於11月5日議決幾件大事，一是奏請清廷准許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為政黨。這當然是為議會選舉做準備。二是奏請速開國會以符合立憲政體。清廷對這兩個奏請都有積極正面回應。指令資政院從速擬訂議決《議院法》、《選舉法》，辦理選舉。表示一俟議院選定，即行召集國會。[《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664頁。] 君主立憲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然而不論是清廷，還是資政院，覺悟都顯得太遲了，動作都顯得太緩慢了，南方獨立各省等不及了，沒有獨立的省份也有點等不及了，大清國大廈將傾的感覺越來越嚴重，不得已，清廷於11月14日下詔命各省督撫從速公舉素有聲望，通曉政治，富於經驗，足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來京公同會議，以定國是而奠民生。又派張謇、湯壽潛等人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決心和宗旨。只是這些宣布已經意義不大，這些人即便有幾個願意從命，但他們又能說什麼做什麼，南方獨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軌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等聯名通過美國公使致電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並不意味著清廷就沒有機會。事實上，如果清廷內部給予密切配合，已經就任內閣總理的袁世凱應該還有辦法讓南方放棄成見，重回君主立憲軌道。所以袁世凱12月8日在與北方和談代表談話時依然強調君主體制是萬萬不可更易的，這個制度是他們那一代中國人十幾年來的政治選擇，是君主專制和民主立憲兩個極端體制的中和。袁世凱還極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為此君憲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凱就這個意思反覆推論之數十分鐘，語極沉痛。聽眾也深受感動，如代表劉若曾、許鼎霖等出來之後無不喜形於色，以為君主制度的保存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了，至少在袁世凱在內閣已沒有什麼疑問了。[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289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

　　按照袁世凱的這個調子，唐紹儀與伍廷芳在上海開始了談判，君主立憲依然是供討論的方案。根據隨團代表嚴復的觀察，南方革命黨人雖然不願明白表示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一項重要選擇，但言談舉止間，並沒有表示對君主立憲絕對拒絕。南方所竭力反對的，是用君主立憲而輔以袁世凱內閣，似乎對袁世凱嚴重不信任。南方黨人寧願以共和而立袁世凱為總統，以民主憲綱鉗制之，也不願以君主而用袁世凱為內閣。大約他們擔心後將坐大，而至於必不可制。

　　根據嚴復的觀察，此次南北衝突無論如何結束，南方革命黨人大約有兩點所必爭的：一是事平日久，復成專制，此時朝廷雖有信條誓廟，但朝廷皆不可信，須有實際的鉗制措施方能使他們放心；二是黨人有的確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謂朝廷累次失大信於民，此次非有實權自保，不能輕易息事。黨人的目標不是對著袁世凱，而是對著朝廷。根據嚴復研判，如果繼續沿用君主制，則小皇帝的教育必從新法，海陸兵權必在漢人之手，滿人須規定一改籍之制。[《與陳寶琛書（4）》，《嚴復集》，503頁。]

　　嚴復的觀察是對的，關鍵是清廷必須拿出誠意重建信任，而這個誠意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儘快進行議會選舉，構建一個正式的民選國會。然而在這一點上，清廷內部強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願讓步。這就徹底惹惱了南方革命黨，還有那些立憲黨人，甚至還有北洋系新軍將領，他們以為清廷是故意拖延時間，繼續耗下去意義不大。12月20日，唐紹儀在第二次談判中發表了一通他個人贊同共和的看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君主立憲越來越不太可能。

　　唐紹儀的這通言論是否有其他背景，我們不太清楚，但我們知道就在這一天，南北軍事強人，湖廣總督兼北洋第一軍總統段祺瑞指使高級幕僚廖宇春、靳雲鵬等與黃興的特別顧問顧忠琛談判，達成確定共和、優待皇室、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組織臨時議會及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責任等五項共識[錢基博：《辛亥南北議和別記》，《辛亥革命》（8），103頁。]，這基本上確定了清廷的結局。

　　段祺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根據他1912年2月5日發布的通電，其主要原因還是皇族的敗壞與阻撓，為清廷計，為皇室計，只有走上這一步。[段祺瑞等將領通電說：「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系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實難數。事至今日，乃並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慾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許。祖宗有知，能不恫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因兵燹凍餒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軍總統段祺瑞致內閣請代奏電》，《辛亥革命》（8），179頁。]至此，皇族中的強硬派儘管籌組什麼宗社黨，但其已經很難翻盤，畢竟軍隊主力不在其手中，皇族從改革先鋒徹底轉向了反革命，但他們確實已經失去人心，沒有多少活動空間，更不要說勝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