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 ： 「國語」是怎麼來的

我曾不止一次在公寓樓的電梯里碰到這樣一對母子——

牙牙學語的小男孩每說一句普通話，年輕的母親總是溫和而又堅持地對他說：「講上海閑話」。小男孩不得不萬分吃力地把那句本來相當流利的普通話翻譯成「洋涇浜」上海話，一臉的不情願。年輕的母親隨後不厭其煩地幫他糾正發音和用語……一旁的我沒忍心告訴她，其實她自己的上海話說得也很糟糕。

每次見到這樣的彆扭場景，我都難免相當感動。我甚至認為，這位年輕媽媽應該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嘉獎。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要是在以前，我有這樣的念頭都會被認為是極其錯誤和不應該的。

進入新世紀後，許多地方的人們相繼喊出了「保衛方言」的口號。用「保衛」（而不是「保護」）這個詞，泄露了他們內心的恐慌和焦慮，上海和廣州兩地還因媒體出言不慎和電視台方言節目可能減少而引發了民眾不小的抗議。

每次發生這樣的紛爭，全國性的主流輿論多會發出一些勸慰的聲音。但看得出來，它們說到底不是視此為大驚小怪，就是乾脆認為它不可理喻。

那些進步派人士通常會這麼說：語言主要是個交流工具而已，地方方言則是傳統社會裡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特定產物。在開放的現代社會，隨著流動性空前增加，普通話逐步取代方言是一個必然趨勢。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文化自然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有些傳統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惋惜，因為新的更好的事物會不斷湧現。當然，他們有時也會寬容大度地表示，作為一種「地方文化」，方言或許的確需要得到保護和傳承，但這與推廣普通話並不矛盾，將兩者對立起來是一種狹隘思維。

在這些人看來，普通話的普及程度甚至還是衡量一個城市開放和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標尺。2009年上海《新民晚報》發表的一篇引起軒然大波的文章就用調侃的口吻說道：在浦東，尤其是在陸家嘴（相當於中國的曼哈頓），「說上海話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說實話，我並沒有期待這些開明進步的人士能夠理解我正在寫的這篇文章。不過我還是想弱弱地提醒他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大多數時候，上海都要比現在更加開放和國際化，要不怎麼會贏得「遠東第一大都市」、「東方巴黎」這樣的稱號呢？但那時的上海灘上沒幾個人說普通話——哦，那時叫「官話」或「國語」；同樣，今天的香港無疑要比廣州更加開放和國際化，但香港街頭的廣東話不僅比廣州街頭更嘹亮，也更純正。

那些骨子裡信奉文化大一統的進步人士也不太可能明白，就任何文化門類而言，大一統從來就不是社會自然演化變遷的結果。相反，它的背後總是有一隻清晰可辨的政治權力之手，而且大多數時候是強制性的。因此，大一統恰恰是開放多元的反義詞。

被當代歷史教科書捧上天的秦始皇的「書同文」這裡就不談了，僅拿近400年來中國的官方口語來說，自清初北京的「南京官話」到雍正八年朝廷設「正音館」，定「北京官話」，再到晚清光緒年間「推廣通語」，直至民國初年趙元任的「老國音」以及後來的「新國音」……可以說，沒有一次重大的變化不與政治權力的推動密切相關。說起來許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岌岌可危的粵語當年差一點就擠掉北京官話，坐上民國「國語」的大統。

至於「普通話」這個概念本身，實際上一點也不「普通」。第一個提出它的並不是哪位語言學家或白話文學大師，而很可能是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到了1949年之後，關於新文字和新口語的爭議已不僅是學術之爭，而是關係到「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頭等大事。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推廣普通話」就一直是各級地方政府肩負的一項嚴肅政治任務，並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因為在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的廣袤的中國，推廣和普及普通話被認為有利於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的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維護國家統一。

從明清時的「官話」到民國時的「國語」，再到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我們看到的是一則國家權力不斷深入滲透社會生活的沉重的政治敘事：「官話」，顧名思義，是「當官人所操之語」，與草民基本無涉；而「國語」，就顯著不同了，它是「國家的話」，只要是中國人就應當說它；到了「普通話」，就更不得了了，不說它的人都是「特殊人」……你或許會認為我這麼說有些誇張，但40歲以上的人應該都還記得當年那句著名口號——「說普通話，做文明人」。意思很清楚：不說普通話的人都不是文明人。

這裡順便提一下，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滿人曾經贏得了整個天下，但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和民族特性。

沿著這條線索，如果把視野拓得更寬一些，我們還會毫不意外地發現，上世紀50年代以後，海峽對岸的台灣也出現了模式相同的「國語運動」，而且在大多數時期它比大陸的「推普」更加用力。許多台灣人至今記憶猶新，當年在學校里說閩南話是會被罰款的。自然而然地，閩南話也就成了台獨政治操作的重要標誌之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在新加坡，政府也在華人中熱心推動「講普通話運動」，而對各種主要方言（如閩南話、廣東話、潮州話、客家話等）一概不表支持。相比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方言，粵語的命運之所以要好得多，一個經常被忽視的重要原因是：它在香港和澳門擁有法定地位。在廣東許多地方，港澳的廣播電視節目比遙遠北方傳來的聲音更受歡迎，這也塑造了廣東人與眾不同的文化人格，並成為改革開放之初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

經常有人將方言稱為「地方文化的活化石」以強調其價值，我自己則並不認同方言與地方文化之間的線性必然關係（在下文中我們將看到，粵語早就超越了嶺南文化的邊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文化是一個生態系統，就像自然生態系統一樣。人為因素導致的物種消亡註定會威脅到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良好運轉，長期來看尤其如此。

方言是無法被準確地翻譯成普通話的，勉強為之，則一定會失去很多神韻和味道，相信每一個人對此都心有靈犀。普通話只有4個聲調，而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的方言里都有6個以上聲調，有些方言則完整地保存了古代的「八聲」；上海奉賢的金匯方言中有多達20個母音，被譽為世界「母音極地」……語言的這種豐富性所蘊含的隱秘的文化活力，豈是「語言交流工具論」所能領悟？

因此，方言中沉澱了文化——特別是文學創作——的寶貴結晶，並持續地激活著特定人群的生活形態。此外，方言還是地方戲曲、音樂等藝術的關鍵載體。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適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至於方言所塑造的身份認同，則更是人們與生俱來和揮之不去的「鄉愁」。 一位生活在杭州的客家人年輕同行告訴我，他不管去哪裡辦事，假如對方恰好也是客家人的話，肯定會順利許多。如果是做生意，雙方一開口說出客家話，一下子就省去了許多「交易成本」。他有一次採訪一位美國華裔人士，事先做功課時知道對方是客家人。電話里對方一開始還相當拘謹，待他的客家話一出口，對方立刻變得彷彿是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一樣熱情爽朗。但假如他遇到的是一位廣東「同鄉」，比如說廣州人或中山人的話，恐怕就遠不會那麼熱絡了。「這跟距離沒什麼關係，主要是我們天然的情感紐帶在發揮作用。」

只有很好地理解了這一點，你才能對廣州人和上海人內心的敏感痛楚感同身受。的確，上海話在，上海就在。

越來越多的民眾的覺醒促成了一絲轉機。

從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起，上海市各級政府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上海市語委辦已經著手在全市範圍內招募上海話發音人，它試圖用建立方言資料庫、繪製方言地圖的方式來完整保留20世紀初原汁原味的滬語。2011年底，上海的近百位教授學者聯名發表倡議書，呼籲政府鼓勵幼兒園、中小學學生在課間自由活動時多說上海話；在全市所有公交、地鐵、機場、碼頭等公共場合增設上海話通報；電台和電視台開設和增加滬語頻道和節目……

然而，說實話，我對這樣的努力並不抱樂觀態度。因為它們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沿用了過去的思維，即以行政力量推升一種文化的地位。在我看來，方言真正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權力加持，相反，是去政治化，讓它們自由和自然生長。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應該建議政府做什麼，我們只需要讓政府明白自己不應該做什麼。

我的父母都不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他們青年時代從江蘇移居上海以後，很自然地就融入了上海的語言環境。雖說他們的上海話到現在也說得很不標準，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非要藉助普通話這個「工具」才能在社會上與人交流，就像今天的上海「新移民」那樣。而他們的下一代——我的姐姐們和我，都毫不費力地說著一口上海話，成為了真正的上海人。20多年前我在同濟大學和復旦大學讀書時的許多外地同學，大多也都能毫不費力地聽懂上海話，畢業後留在上海的，現在基本都會說上海話。這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程。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粵語是中國眾多方言（也有人認為它不是漢語的一種方言，而是獨立完整的另一種語言）中運氣最好的。可能唯有在廣東，地方方言能夠在官方廣播電視中佔有那麼大的地盤。據說到外交部去考外交官，會說粵語還能夠加分——算你多懂一門語言。但粵語的這個強勢地位並非來自國家權力的特別關照，而完全是憑藉它自身的優勢。簡單地說有三個原因：一是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經濟實力的輻射；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北伐」；三是數千萬說粵語的海外華僑。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粵語早已超越了特定地方方言的地位，上升為一種全球性的通用口語。在海外華人圈，粵語比普通話的「通用」程度更高，它是美國的第三大口語、澳大利亞的第四大口語。在中國以外的全世界，共有近7000萬人口（可能不比中國廣東、廣西兩省說粵語的人口少）使用粵語，他們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粵語經濟圈」和「粵語文化圈」。這就足以證明了文化的自然生命力。

因此，歸根結底，我也並不想要阻擋文化的自然演化和生生死死，我反對的是以強加的政治敘事代替文化自身邏輯的削足適履，因為它將使社會趨於單一和封閉。

也許我家公寓樓電梯里的那個小男孩長大後註定不能夠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他的記憶深處永遠會保留這樣一片充滿溫情的天地，那是連接他和母親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