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資治通鑒》，看大秦帝國崛起的百年戰略

··　　一、「戰略形成」的兩種流行觀點　　沒有一個公司不在做決策，但只有少數公司擁有成熟、清晰的戰略。有一種觀點認為，戰略是在決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戰略是經過精密謀劃，往往由公司總部制定和發布，實施上既有明確的起點也經過了充分的動員，所謂謀定而後動。但這兩種說法都有問題，既然每一個公司都在做決策，但不是每一個公司都有戰略，因此由決策的累積從而產生清晰的戰略就不是必然的；而「謀定而後動」式的戰略規劃在究竟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方面讓人很不放心。當然，不斷變化的環境可以通過「壓縮時間」來部分地加以控制，因為按照常識來說，時間越短，相應的環境變化也就越容易預測，而戰略規劃是離不開預測的。壓縮時間也有一個度，壓縮得過分了，就不再是戰略，而是戰術了。　　柏楊有一個有趣的說法：「政治家能看到20年之後，歷史學家則能看到30年之後。」因此，企業界「謙虛」一點，往往把戰略規劃的時間定為3-5年，偶爾也會謀划到10年以後，那就有點浪漫色彩了。　　戰略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們再把時間擴大到「百年」這麼大的區間，還有沒有可能觀察到某個組織清晰的戰略走向或戰略邏輯？既然有無數的中國公司立志要成為百年企業，那麼這就是一個需要理性對待的大題目。··　　二、秦統一中國的「百年戰略邏輯」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激蕩繽紛的戰國時代同時宣告結束。秦始皇為什麼能統一中國？為什麼在戰國七雄中是地處函谷關以西的秦國吞滅了山（崤山）東六國（韓、趙、魏、齊、楚、燕）？這些問題千百年來讓人著迷。從戰略的角度加以觀察，《劍橋中國秦漢史》有一個結論：　　在前338年商鞅之死到前221年秦統一的一個世紀稍多的時期中所發生的大事，沒有提供任何跡象可以說明秦的成就是蓄意制定的任何長期戰略性計劃或謀略的結果。　　這是說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秦統一中國並不是大戰略的謀定而後動；或者說，秦統一中國並不是「百年戰略規劃＋精準實施」的一個理性過程。但《劍橋中國秦漢史》又有另外的一個結論：　　秦國朝帝國方向的發展（趨勢）至少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變得很明顯了。　　所謂「朝帝國方向發展」就是秦統一中國的進程，統一前是秦王國，統一後是秦帝國。為什麼在一百多年前，秦統一中國的趨勢就很明顯了呢？這種趨勢究竟是什麼？這種趨勢又如何在百年的時間跨度內得到強化和執行，最終成為現實？如果我們不滿足於玄遠的天命論，那麼回顧秦統一中國的戰略歷程就顯得迫在眉睫。　　西漢政論家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奮六世之餘烈」。也就是說，秦始皇統一中國不完全是他個人的功績，而是在他之前六代君主共同努力的結果。我把影響秦統一中國的戰略性大事件列表如下：

　　這六代君主中真正重要的是孝公、惠文王、昭王，其餘三位君王在位時間短，戰略上也乏善可陳，可以存而不論。　　1、孝公—商鞅—變法圖強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矢志以300年前的先祖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為榜樣，認為只有穆公才體現了秦往昔的光榮和夢想。孝公即位初年的秦是一個僻處西方的貧窮小國，在國際社會抬不起頭，崤山以東的強國、大國不讓秦參與重大的國際外交活動。因此，秦的大國之路實肇始於一個卑微的起點。　　孝公想振興秦國，其戰略思維的邏輯起點首先在於網羅人才。他在即位當年發布《求賢令》：「我想到先輩的未竟之志，常常痛心疾首。現在賓客群臣中誰能獻上奇計，讓秦國強盛，我就拜他為高官，給他封地。」　　商鞅是衛國人，當時在魏國相公孫痤手下做事。公孫痤是個伯樂，他了解商鞅的才能，就向魏國君主梁惠王推薦商鞅，提出兩種策略：一是任用商鞅做自己的接班人；二是如果不能任用商鞅，就一定要殺了他。梁惠王認為公孫痤行將就木，語無倫次。梁惠王鑒別人才的能力有一個明顯的天花板，他能看出龐涓的才能，但不能欣賞商鞅、孫臏這樣的超級人才。　　商鞅既然在魏國沒有出路，就響應孝公《求賢令》，西行來到秦國。當時的魏是強國，商鞅從魏入秦，就像從大公司到小公司，帶來了先進的法家意識形態和改革經驗。魏國約在半個世紀前就由法家人物李克主持過變法，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魏是戰國時代變法的策源地。吳起也是先在魏國，後到楚國主持變法的。梁惠王不能任用商鞅、孫臏，後果是嚴重的，在未來20年的時間裡，魏國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中相繼戰敗。這兩次戰爭，魏國大元帥都是龐涓，馬陵之戰龐涓兵敗身死，魏國從此轉衰。　　商鞅入秦求見孝公，這一年孝公20歲，商鞅29歲（據錢穆的考證），都是年輕人。這一年距離秦統一中國還有整整140年。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包括：　　1）鼓勵生產、獎勵勤勞。　　儒家的理論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盡量縮小貧富差距，但商鞅反其道而行之。耕田織布好的，積存糧食特別多的，反而免除其賦稅和勞役。產出少的，也等於是懶惰的，抓起來貶為奴隸。　　2）強迫每一個國民都要有正當職業。　　遊手好閒的人，即使是世襲貴族、富商子弟，一律罰為奴隸，送到邊疆墾荒。商鞅要求每一個國民都必須增加社會財富，都要勤奮工作。　　3）用優厚的條件招請移民。　　不分國籍，凡到秦國從事墾荒的，9年不征田賦，以求人口迅速增加，而人口就是兵源。約100年之後的長平之戰，秦昭王就親至前線，秦國15歲以上的男子全部徵發。能夠一次戰爭坑殺趙國45萬軍隊，秦國軍隊的數量必定也相當可觀，因為那是冷兵器時代，沒有原子彈。這項制度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秦國實際上是讓外藉老百姓墾荒種田，而讓本國老百姓從農田裡解放出來，成為專職軍人。這是商鞅制度設計的精妙之處。　　4）對敵作戰是第一等功勛，受第一等賞賜。　　金鐵木在《帝國軍團》中說，秦國士兵只要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秦國的爵位一共20級）、田宅一處和僕人數個。斬殺的敵人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如果一個士兵在戰場上斬獲兩個敵人首級，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隸，也可以轉為平民。《戰國策》上說，秦國的老百姓聽說要打仗，就好像餓狼碰到肉一樣。　　5）必須作戰有功才能升遷。　　貴族的地位雖高，商人的財富雖多，如果沒有戰功，就不能授爵，也不能做官。這是一項激烈的改革措施，春秋到戰國一直是世襲制，以出身和血統來區別高低貴賤，分配財富與權力，但是現在商鞅說，出身和血統統統不管用，要想獲得爵位，只有華山一條路，拿敵人的首級來。在商鞅亘古未有的「軍功授爵」制度驅動下，《帝國軍團》提供了一個數據：「自商鞅變法以來，強大的秦軍通過一次次戰爭不斷消耗東方列強的軍事力量。在130年時間裡，秦軍殲滅六國軍隊160多萬。」　　商鞅變法的其他一些內容包括：父子兄弟姐妹，不準同睡一個炕；一家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強迫分家；人際爭執，必須訴諸法庭裁判；統一度量衡等等。這些內容可以看出變法前的秦國文化落後，經濟原始，民風尚武。　　商鞅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書記載：「新法施行十年，秦國一片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的太平景象，百姓勇於為國作戰，不敢再行私鬥，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就外部國際競爭觀察，秦也在短短10年時間內，神奇地實現了大國崛起的歷程。從前的秦默默無聞，山東六國羞與為伍，但自商鞅變法，秦國勢驟強，各國震恐。變法進行到20年的時候，秦開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前340年，商鞅會合齊、趙聯軍攻魏，大敗魏軍，魏被迫割地求和，並且把都城從山西安邑遷到河南開封，以避開秦東進的鋒芒。　　戰國時代各國都程度不同地實行過變法，比如前面提到過的魏國、楚國；另外齊國在齊威王時代、趙國在趙武靈王時代（胡服騎射）、燕國在燕昭王時代也都有過變法的嘗試，戰國七雄中相對弱小的韓國也曾經任申不害（法家「術」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為相，戰國後期韓國還擁有法家理論集大成者韓非（和李斯同為荀子的學生），但各國之變法與商鞅變法相比，無論在廣度、深度、執行力、延續性以及更重要的意識形態層面都不可同日而語。有些變法只是人事鬥爭，並很快被人事鬥爭淹沒；有些變法非常局限，比如胡服騎射基本上是純軍事性的；有些變法不是在戰略時間內展開的，沒有系統規劃，往往出了幾個亮點，很快無疾而終。瓦爾特·戈利茨在《德軍總參謀部》中說：「1789年的法國革命徹底摧毀了法國舊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只有商鞅變法達到過這樣的高度。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是通過嚴密的法律制度幫助秦國實施全面、徹底的競爭導向，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柏楊評價說：「變法是人類智慧所能做的最驚心動魄的魔術，它能把一個侏儒變成一個巨人，把一個沒落的民族變成一個蓬勃奮發的民族，把一個弱小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　　孝公在位24年，他是新法的守護神，也是商鞅的守護神。秦大敗魏後又過了兩年（前338年），孝公逝世，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車裂。商鞅雖死，但商鞅確立的法家意識形態（道層面）和軍功授爵等制度（法層面）卻完整地保存下來，後代君主必須而且只能在商鞅鋪設的軌道上前進，一個「政治和社會制度」徹底改變了的秦國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這種趨勢難以逆轉，後代君主只能加以深化，與時俱進。這是秦國大戰略的第一階段，秦國完成了蝶變，在法的層面擁有了堅實的基礎，在道的層面也確立了法家意識形態的基因。　　2、惠文王——張儀——連橫　　孝公的繼任者惠文王在位27年。在此期間秦國在商鞅變法成就的基礎上，國家戰略的重心由「內部成長」向「外部競爭」轉移，秦國需要尋找自身的競爭戰略。　　惠文王即位的第四年（前333年），洛陽人蘇秦以「合縱」遊說各國成功，成為山東六國的聯合國相。這可以說明秦之強，已需要六國協同來加以扼制。同一年，蘇秦的老同學張儀以「連橫」遊說秦國，秦用為客卿（由外國人擔任，位為卿，以客禮相待）。從此以後，大國爭鋒的歷史就表現為「合縱——連橫」的拉鋸戰。但在一方（秦）對多方（六國）的競爭格局中，連橫佔有人性的天然優勢，事實上早在惠文王即位的當年，蘇秦即以連橫遊說惠文王，惠文王當時剛殺了商鞅，煩外國人，因此沒能接受。蘇秦回到洛陽老家，「妻不停織布，嫂不為煮飯」，處在人生和事業的最低谷。這裡透出一個特別重要的信息，在縱橫家的考量中，為秦國實施外交連橫戰略是成功把握更大的第一選擇，而為六國謀劃合縱抗秦戰略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合縱需要六國在各自利益的基礎上不斷尋找共同利益，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非常困難，就像以前熱鬧一時的彩電價格同盟，你不可能希望它長久成功一樣。　　幾乎在意料之中，蘇秦建立的合縱體系第二年就瓦解了。因為秦國在張儀的謀划下教唆齊國、魏國聯合進攻合縱的盟主趙國。蘇秦害怕趙王殺他，逃奔燕國。蘇秦在燕國四、五年，在合縱事業上再無大作為，後因桃色事件又逃奔齊國，最後在齊國死於人事紛爭。蘇秦的弟弟蘇代也是吃合縱飯的，蘇代後來在秦國行反間計，導致秦國名將白起自殺。往後的百年時間裡，山東各國（不是六國全部參與）也曾經組織過幾次不像樣的聯軍，但一般到函谷關就一鬨而散。因此，綜合來看合縱事業從來沒有長久地成功過。　　兩相對比，張儀領導實施的連橫戰略可謂風生水起。在惠文王前期，秦國瘋狂進攻和它相鄰的韓、趙、魏三國，尤其是魏國，但秦國相張儀又兩次任魏國相，魏在「合縱－連橫」的拉鋸戰窘態百出，不再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惠文王后期，張儀戲弄戰略思維極端貧乏的楚懷王（蝴蝶模型特別定義楚懷王的決策模式為「條件反射式」），導致楚國不可遏制地衰落下去。　　秦國大戰略的第二階段是「合縱——連橫」的拉鋸戰，秦佔有絕對優勢，其戰略成果是鄰近秦國的韓、趙、魏三國很受傷，南方大國楚決定性地轉衰，東方大國齊被秦的親善弄得昏昏沉沉。秦國在外部競爭中開始強硬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尋求國際新秩序。另外，在惠文王時代秦國大夫司馬錯（後為客卿）攻滅了蜀國，天府之國在資源上給秦以後的兼并戰爭提供了支持。　　3、昭王——范睢遠交近攻　　惠文王的繼承人武王在位4年，只是一個小插曲，武王死的很奇怪，他到洛陽去，和大力士比舉重，結果絕脈而死，秦國尚武的氣息歷歷在目。武王死後，他的弟弟即位，就是在位56年的秦昭王。　　秦昭王初期，轉衰的楚國跟魏國一樣開始外交失序，它一會兒合縱，一會兒連橫，拿不定主意，結果兩邊不討好，最後弄得屈原投江，楚懷王本人也作為囚徒屈辱地死在秦國。楚與秦接壤的版圖不斷被秦兼并，不久楚還要被迫不斷向東遷移都城。　　秦昭王中後期，魏國人范睢正式提出遠交近攻的大戰略，他說：「現在大王不如採取遠交而近攻的策略，得一寸地就是大王的一寸，得一尺地就是大王的一尺。」遠交近攻是連橫戰略的深化，連橫有點籠統把與六國分別親善作為戰略訴求，在當時是作為化解合縱的應對戰略提出來的，有點接招的味道。現在事勢大不同，合縱江河日下，而秦越發強大，相應地在戰略上要求更加主動，要變接招為出招。遠交近攻要求對六國進一步加以分化，區別對待。按地理之遠近，在蠶食鄰國的同時，讓遠方的強國（主要是齊）在戰略上無為，使秦的兼并戰爭更少干擾，更有效率。　　蠶食需要強大的軍事執行力，這一點在尚武的秦國從來不缺。秦昭王時代誕生了一代名將白起，白起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台「巨大的絞肉機」，昭王即位的第13年（前293），白起大敗韓、魏聯軍，斬首24萬 。33年後的前260年，白起在長平之戰中一舉殲滅趙國45萬軍隊。秦既要兼并土地，更要消滅對方戰鬥力，在這雙重目標下，遭受重創的六國的確是萬劫不復了。　　遠交近攻大戰略的成功實施使合縱再難成體系。唯一的亮點是長平之戰後，秦圍攻趙國都城邯鄲，魏王的弟弟信陵君一方面「竊符救趙」，一方面發動各國聯軍，在邯鄲城下大敗秦軍。十年之後，信陵君作為殘留合縱事業的領導者還曾經大敗過秦軍，一直追到函谷關。但秦國馬上用萬金施反間計，魏王怕信陵君奪其王位，就削了他的兵權，信陵君從此無所事事，只好花天酒地，最後「死於醇酒婦人」。魏國從此也不再有振興的機會。　　就在信陵君被削奪兵權的那一年，未來的秦始皇即位，年僅13歲。秦始皇即位的第26年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秦始皇即位前期，由老邁衰朽的楚國作為發起人還有過一次虎頭蛇尾的合縱，聯軍拖拖拉拉到了函谷關，不敢戰而走，這可以算是合縱最後一次迴光返照。再往後，各國已不可能再有大戰略，只能靠個別國士苟延殘喘，其中最耀眼的是趙國大將李牧，但對已成驚弓之鳥的趙王來說，秦一施反間，李牧即身死，就像在長平之戰前夕，秦一施反間，趙國就用紙上談兵的趙括代替了老將廉頗一樣。再往後，各國越發短視和狗急跳牆，只剩下「荊軻刺秦王」這樣無用的一招半式了。　　4、秦王政——李斯——系統反間·和平演變　　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後期，李斯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同為法家巨子，李斯與商鞅遙相呼應。李斯對遠交近攻戰略進行升級，賦予它新的內涵，並在實踐中加以深化。李斯把屢試不爽的反間計系統化、體系化，從而加速兼并戰爭，減少損失，提高效率。李斯的辦法是暗中派遣謀士攜帶大量金銀到六國去遊說，各國權臣（尤其是那些制定國策或能影響國策制定的人）可用財物結交的，就大量賄賂他們；不能以財物結交的，就用暗殺等手段消滅之。最後在十年的時間裡，秦相繼滅亡六國。其中，齊國自始至終籠罩在秦和平演變的戰略氛圍中，在整個戰國時代，齊與秦幾乎沒有發生過戰爭，到了最後，齊國那些大量受賄的決策者們還堅持認為齊國不需要國防，因此秦國「和平地」滅亡了齊國。李斯的系統反間也從一個側面讓人了解到孫子「上兵伐謀」的內涵。··　　三、一氣呵成的秦國大戰略均來自「客卿」的智慧　　秦國從商鞅變法的「戰勝自我」到連橫、遠交近攻、系統反間以「戰勝對手」統一中國，整個百年戰略邏輯條理分明、步步遞進、一氣呵成。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秦歷經七代領導人而能夠做到「道—法—術」三位一體，融合無間，實在難得。從國君來說，秦在此期間沒有楚懷王那樣暗弱的領導人長期在位，而在戰略深化的每一個轉捩點，秦往往人才輩出，遊刃有餘。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商鞅、張儀、范睢、李斯都是客卿，他們開始都是智囊，向秦王貢獻自己的思想和謀略，得到信用後，再負責實際操盤。秦國本身只有軍事人才可以自給，像白起、王翦和蒙恬都是秦國人，而戰略人才都是國外進口的。　　秦的百年戰略歷程沒有夭折、歧路，甚至迂迴的陰影，你可以去論證是決策累積成了戰略，也可以論證是最高權力中心的謀定而後動，但最要緊的還是戰略人才以及附著在他們身上的戰略思想。秦孝公即位初年的《求賢令》事實上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在發揮作用，在國際範圍內不斷把最優秀的人才收入囊中，秦國的百年戰略歷程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典範。··　　作者：丁千城 「中國人的心靈史」項目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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