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

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

——由世博會想起的

.....................................................................................................................................................

近期《財經》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世博與奧運的誕生都是一個源頭：那就是工業革命後，歐洲國家主義意識抬頭，借公眾活動進行的國家形象行銷。

這十年來國內的種種怪狀，恰恰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抬頭。而我們的民族主義者，不正是借著這些幌子招搖世界嗎？反美反日反德反法，中國的憤青以全世界為敵，《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人不高興》暢銷華夏……近期如火如荼的世博會再次提醒我們，雖然國家強大了，然而我們的科技依然嚴重依賴歐美和日本。透過這重重迷霧，有心人反會生出疑問：近代中國科技為何落後？

個人覺得可以從下面三個角度來解釋——制度、文化、經濟。

一、制度決定論

正確制度的建構一直被西方啟蒙思想以來的歷代思想家津津樂道，這類人認為，靠文化和所謂的道德力量來約束人心，肯定是不靠譜的。由此引出所謂的依法治國，靠制度力量來正人心、開太平。「一人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傳統儒家觀念在啟蒙運動之後不再成為主流。

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允許獨立科學家的存在，科學研究者也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除非你是張衡、劉夢溪這樣的高級公務員。而科學制度呢，壓根就沒在這塊土地上存在過。在西方，剛開始的科學與哲學傳統是聯繫在一起的。牛頓，既是科學家又是哲學家。培根，既是科學家又是哲學家。而近百年的中國，在錯過了當初的蒸汽機時代之後，又錯過了當時的電氣時代。

李約瑟那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引起部分考古者和懷古者的一些興趣罷了，其影響也僅限於史學領域。李約瑟在這本書中指出，無論是在以前的千餘年，還是近五百年，中國的科學「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一直在穩緩地前進」。此所謂「李約瑟難題」。李約瑟不僅提出問題，還企圖解決問題。他的解釋是：中國是「官僚體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為了維護灌溉體系的需要；而歐洲是「貴族式封建體制」，這種制度有利於商人階層的產生，當貴族衰落之後，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便誕生了。中國的官僚體制最初適宜於科學的成長，然而，它卻阻礙了重商主義價值觀的形成，所以，它沒有能力把工匠們的技藝與學者們發現的數學和邏輯推理方法結合在一起。因此，在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沒有成功地實現向現代的過渡，故而落後了。進一步說，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政治形態和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地主經濟，決定了它的技術結構是大一統的、封閉的。理論和實驗結構則與以儒家為正統、道家為補充的文化結構相適應。實驗是科學發展的骨架，而抽象思維是科學的血肉，中國的制度是為地主階層設計，地主階級不需要靠科技來維生，沒有變革的動力。

但是，怎麼解釋1949年之後中國科技的滯後呢？顯然不能僅僅用蘇俄模式的封閉性大一統性來回答，因為近百年的蘇俄科技，直到現在都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所以說，我們就此武斷地宣稱制度決定論的話，文化決定論者該躲在背後訕笑了。

二、文化決定論

對於近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雖有德（民主）賽（科學）兩位先生護航，後世看來，卻也漏洞百出，林毓生和朱學勤的深刻反思，令得袁偉時的高度樂觀頗顯尷尬。當代學人劉小楓認為當年引進德賽的時候還差個宗教，以至於後來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蓋中華無信仰也。熊培雲認為還差個孔先生（不是孔夫子而是多孔化），以至於20世紀走向狂飆和極端的法國路線蘇俄路線，與溫和理性的歐美路線失之交臂。至今中國，公民社會尚在建立當中，多孔化社會的路也還很長。可見，如果沒有文化的根，單純的技術引進和單純的全盤西化都是很難奏效的。

科技以人為本。儘管蘇俄式的舉國體制也曾創造過人類首次進入太空的壯舉，不過是炫技而已，與付出的巨大代價比起來，這點成績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因為這跟真正意義上的人無關。

顧准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把研究的重頭追溯到古希臘，透過城邦政治以窺近現代西方政治的玄機。我們在提到文化對中國科技的影響時，至少要從春秋戰國算起。大家都知道，漢書藝文志里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這十家之中，儒家只算其一，墨家最重科技，設計出一套套的工具。但是在強大的儒家文化攻勢下，這些技藝都被描述成奇技淫巧。

直到一百多年前，天朝的官員在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時，都還持同樣的觀念，可見其影響之深。儒家重道德，輕實踐，至少輕技術層面的實踐，政治實踐倒是不少。不過儒家文化熏陶出來的讀書人，其理想最大莫過於當個宰相，王安石把這條道走到了頂峰。而企圖恢復周公之治的王莽，是一個失敗的教材。

另外，西方心物二元的思維方式更適合對物質科學的研究，而中國天人合一的思維顯然不能接受那種將東西拆來拆去的研究。中國人拿筷子吃飯，講究的就是天人合一，西方人刀叉並舉，用的就是拆零件似的招式。

三、經濟決定論

經濟原因一直不願被我們提及，但經濟原因絕對是中國科技滯後的重中之重。拜鴉片戰爭、庚子之難、辛丑之恥和兩次世界大戰無數內戰所賜，近百年的中國經濟可謂滿目瘡痍，人們吃飯都成問題，這也影響了中國科技的發展。

極端一點來說，中國經濟在這段時間就沒發展過，科學技術發展落後也就順理成章了。經濟在科學發展過程中，有一個激勵和促進的作用。在沒有經歷過科學革命的中國，如果再沒有經濟的激勵，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愈發艱難了。當年美國科技領先世界，不就是有長效的激勵機制能吸引他國人才嗎？就憑美國的經濟實力，面對那樣的誘惑，哪位科學研究者若攘足不前，非痴即愚。

矛盾分歧依舊

有意思的是，有個叫林毅夫的經濟學家，他從制度層面而不是經濟層面來解決李約瑟難題，他認為，中國沒有成功地從前現代的時期的科學躍升到現代科學，這或許與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有一些關係。然而，問題的根源並不是由於中國的制度抑制了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實際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激勵結構使知識分子無心從事科學事業，尤其是做可控實驗或對有關的自然的假說進行數學化這類事情。林毅夫具體地強調了既不是儒家理論、政治意識形態的統一，也不是科舉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國的天才們發起一場科學革命，真正起阻礙作用的，是科舉考試的課程設置和其激勵結構。繞了一大圈，又回來了。以上所述表明，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制度層面來解釋近百年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解釋之間存在矛盾與分歧依舊，李約瑟難題依舊。（王猛寫於201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