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賢皓 胡振龍：八世紀以來李白研究的十大熱點

　　 李白研究肇始於唐，以後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論著，然成果較少，僅有宋楊齊賢、元蕭士贇、明胡震亨、清王琦數家注及各種詩話文集中的片斷評論。這和宋以來千家注杜的盛況顯然無法相比。進入20世紀，李白研究的局面有了改觀，70年代後更是碩果累累。因而本文所述詳今略古，著眼於爭論較多和創穫較豐的問題。

　　 　　　　一、家世

　　 李白家世的原始記載，見於李白詩文中自敘、李陽冰的《草堂集序》、范傳正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但李白所說和李《序》、范《碑》敘述都有不契合處，從而引起後世種種推測，出現了漢人、胡人、胡化之漢人三說。

　　 1.漢人說　又有唐宗室說和非宗室說。李白自謂「家本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贈張相鎬二首》其二）；說其祖先曾「遭沮渠蒙遜難」（《上安州裴長史書》），即謂涼武昭王暠之子李歆被沮渠蒙遜打敗而死。李《序》、范《碑》均雲白為「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這實際上說李白與唐室同宗（李暠為唐高祖李淵七世祖），《新唐書?李白傳》、王琦《李太白年譜》等從之。而俞平伯（《李白的姓氏籍貫種族的問題》，《文學研究》1957年第2期）、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等則認為李白的祖先為漢人但非唐宗室。

　　 2.胡人　陳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問》（《清華學報》10卷1期，1935年1月）提出李白之父本為西域胡人，至蜀地才改姓李。詹鍈《李白家世考異》（《國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月）也認為「白之家世或本商胡」。

　　 3.胡化之漢人　胡懷琛《李太白的國籍問題》（《逸經》第1期，1936年3月）認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羅斯城的南面十餘里，是突厥化的中國人。幽谷《李太白——中國人乎？突厥人乎？》（《逸經》第11期，1936年11月）支持此說。

　　 李白家世眾說紛紜，但對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於神龍初潛還蜀地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出生地

　　 明人胡應麟曾慨嘆：「古今詩人出處，未有如太白之難定者。」（《少室山房筆叢》卷5）

　　 1.山東　此說蓋源於元稹誤解杜甫「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之句意，而在《杜君墓系銘》中徑稱「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見稱」。其後《舊唐書?李白傳》、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卷2等遂以訛傳訛，以太白為山東人。

　　 2.蜀中　明楊慎《李詩選題辭》引《成都古今記》說：「李白生於（綿州）彰明之青蓮鄉（今四川江油）。」清王琦、黃錫珪兩種《李太白年譜》都採用這種說法。今人鄭暢《李白究竟出生在哪裡？》（《四川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認為李白於神龍元年生於青蓮鄉，但此說顯然與李白的出生年代不符。裴斐《評李白出生碎葉說兼及其籍貫問題》（《江漢論壇》1984年第11期）亦持生於蜀中說，謂李《序》、范《碑》中的「神龍初」為「神功初」之誤。

　　 3.西域　李宜琛《李白底籍貫與生地》（《晨報副刊》1926年5月10日）通過對李白生卒年的考證，斷定太白不生於四川，而生於西域碎葉，但未說明碎葉的位置。其後，陳寅恪、胡懷琛、幽谷都認為李白生於西域。

　　 4.中亞碎葉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根據范《碑》，提出李白出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其位置在原蘇聯哈薩克境內的托克馬克，並指出李《序》說的條支是區域大專名，碎葉是城鎮小專名，碎葉屬於條支都督府。這就把李《序》和范《碑》所說統一了起來。郭說影響很大，一時幾成定論。

　　 5.其他說法　20世紀80年代以後又出現幾種新說，如李從軍謂李白出生於焉耆碎葉，即今新疆境內博斯騰湖畔的庫爾勒和焉耆自治縣一帶（《李白考異錄?李白出生地考異》，齊魯書社，1986）。劉友竹謂生於條支，唐代條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帶，其治所就是昔之鶴悉那，今之加茲尼」（《李白的出生地是條支》，《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2期）。鍾興麟則認為李白的出生地碎葉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的碎葉位置新探》，《新疆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三、幾入長安

　　 千餘年來，研究者都認為李白到長安只有一次，即玄宗天寶元年(742)秋奉詔入京、供奉翰林，至天寶三載(744)春出金門離開長安。現在兩入長安說盛行，尚有人堅持李白一生到長安只有一次。

　　 稗山在1962年《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發表《李白兩入長安辨》一文，注意到李白在關中所寫詩篇流露出進身無門、彷徨苦悶的思想感情，是天寶初奉詔入京時期不當有的，因而提出李白在開元年間曾到過長安。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肯定其說，並據李白《與韓荊州書》「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王公大人，許與氣義」等語，以及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蘇晉卒於開元二十二年(734)之史實，推定首次到長安的時間為開元十八年(730)。郁賢皓於1978年以後陸續發表《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等系列文章（《李白叢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補充了大量證據。

　　 李從軍認為除開元中、天寶初兩次入京外，李白還在天寶十一二載間第三次到長安（《李白三入長安考》，《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2期）。持此說者還有安旗（《李白三入長安別考》，《人文雜誌》1984年第4期）、胥樹人（《李白和他的詩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四、重要行蹤

　　 1.出蜀年代　清以前的各種載籍均未明確李白何年出蜀，清季黃錫珪《李太白年譜》定於開元十四年(726)，詹鍈《李白詩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定為開元十三年(725)。郁賢皓《李白出蜀前後事迹考辨》（《蘇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據李白開元十八年《上安州裴長史書》「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句，認為李白於開元十五年在安陸成婚，由此按李白行蹤向上推算，李白出蜀時間當在開元十二年(724)秋。

　　 2.在山東寓居地　舊說據《舊唐書?李白傳》「父為任城尉，因家焉」，認為李白在山東之寓居地為任城（今山東濟寧）。20世紀80年代，安旗至山東實地考察，並查閱了大量方誌，撰《李白東魯寓家地考》（《李白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考出李白詩中的「東魯」、「魯門」、「沙丘」等地名均指唐兗州治所瑕丘（今山東兗州），而非任城。「堯祠」、「石門」亦在兗州東門外。安說已為學界公認，特別是近年在兗州出土的一塊石刻上有「沙丘」名稱，更證實了李白詩中的「沙丘」就在兗州。

　　 3.安史之亂初期李白行蹤　前人都以為安史之亂初起時李白一直在宣城。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據李白《奔亡道中》，提出李白在天寶十四載冬曾回梁園，恰逢安史之亂，於是攜宗夫人南奔。郁賢皓《李白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及《安史之亂初期李白行蹤新探索》（《文史》55輯）作了進一步考證，從李白《奔亡道中五首》考出李白並非從梁園南奔，而是從淪陷區改換胡裝逃出後西奔函谷關。

　　 4.是否到達夜郎　李白因從永王璘而被判長流夜郎，但是否到達夜郎歷來有爭論。宋曾鞏《李太白文集後序》謂「至巫山，遇赦得釋」。王琦《李太白年譜》、詹鍈《李白詩文系年》、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郁賢皓《李白叢考》等亦持未至說。但清人黎庶昌《拙遵園叢稿》卷四、張澍《續黔書?李白至夜郎辨》等則提出已至說。如黎庶昌釋李白詩題「半道承恩放還」云：「半道猶言中間也，蓋白本是長流不赦之人，今中間得釋。」今人張才良《李白長流夜郎的法律分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認為李白被判為唐律懲治最嚴厲的三年「加役流」，但至夜郎不久即遇赦，相對於「役三年」來說，是「半道承恩放還」。

　　 　　　　五、交遊

　　 8至19世紀，關於李白交流的研究成果散見於元蕭士贇《分類補註李太白詩》、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及《年譜》等，但所得不多。20世紀以來，有詹鍈《李白詩文系年》、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郁賢皓《李白叢考》等為代表性著作。其中，《李白叢考》考明李白交遊達四十多人，其研究成果已多為學界接受。

　　 其他關於李白交流研究的單篇論文有：耿元瑞《關於李杜交遊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增刊》總第13輯）、陳尚君《李白崔令欽交遊發隱》（《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劉友竹《李白與李邕關係考》（《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許嘉甫《李白交遊考錄三題》（《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等。

　　 　　　　六、卒年

　　 1.代宗寶應元年(762)說　唐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並序》云：「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又肅宗至德二載(757)，太白作《為宋中丞自薦表》有「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之句，據此推算，則白生於武后長安元年(701)，卒於寶應元年(762)。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沿用此說。

　　 2.代宗廣德二年(764)說　曾鞏《李太白文集後序》稱：「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李從軍《李白考異錄?李白卒年辨》謂曾鞏所說六十四歲卒是正確的，只是「寶應元年」有誤，應為廣德二年。張昕、陳建平《<李白卒年辨>存疑》（《唐代文學論叢》總第8輯）否認李從軍的看法，認為其論據不足以推翻傳統的寶應元年說。

　　 3.廣德元年(763)說　此說見於閻琦《李白卒年芻議》（《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及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巴蜀書社，2000年）。反對此說的論文有楊栩生《李白卒於寶應元年辨》（《中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4期）、王輝斌《李白卒年新說辨析》（《漳州師院學報》1990年第2期）等。

　　 　　　　七、作品真偽

　　 李白作品在唐代已大量散佚。宋敏求編《李太白文集》在搜輯過程中摻入了一些偽作，鑒別李白作品的真偽也就成為李白研究的重要課題。

　　 1.詩之辨偽　李詩辨偽始於北宋蘇軾，他認為《笑歌行》、《悲歌行》、《草書歌行》等篇皆唐末貫休以下詩格，《姑熟十詠》為李赤詩等，然無確據。嚴羽《滄浪詩話》、蕭士贇《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及王琦《李太白全集》指出他人詩誤入太白集情況，論據充分。明朱諫作《李詩選注》，另把他認為非李白所作的216篇作品編為《李詩辨疑》，多無根據。20世紀的李詩辨偽更具學術性，主要有詹鍈《李詩辨偽》（《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郁賢皓、尹楚彬《李白詩的輯佚與辨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等。經過古今學者的考辨，現可確定為他人之作誤入李集的有：岑參的《送別》（「斗酒渭城邊」），王昌齡的《軍行》（「騮馬新跨白玉鞍」），顧況的《去婦詞》（「古來有棄婦」），高適的《觀放白鷹》（「寒冬十二月」），玄宗的《謁老君廟》（「先君懷聖德」），晚唐人的《送賀監歸四明應制》（「久辭榮祿遂初衣」）等。

　　 2.詞之辨偽　李白作《菩薩蠻》、《憶秦娥》之說分別見於北宋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上、南宋初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19。南宋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盛讚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明胡應麟最早表示懷疑：「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之七言律，鄙不肯為，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象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少室山房筆叢》卷41《庄岳委談》卷下）今人詹鍈、俞平伯、吳熊和等也否定李白作二詞。肯定李白作此二詞的學者主要有任二北、夏承燾、唐圭璋等。如唐圭璋、潘君昭認為：「《教坊記》曲名表及敦煌曲中均有此調名，李白在開元、天寶時依調作詞完全有可能。」（《論詞的起源》，《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1期）

　　 3.文之辨偽　黃錫珪《李太白年譜》從《四六法海》和《古今圖書集成》中輯錄出李白文三篇，附錄於該書之後，謂是新發現。郁賢皓《黃錫珪<李太白年譜>附錄三文辨偽》考明此三文非李白所作，而是獨孤及之文，並考明《四六法海》和《古今圖書集成》致誤的原因。

　　 　　　　八、《蜀道難》的寓意及寫作年代

　　 《蜀道難》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但關於該詩的寓意及創作年代，歷來有不同的解說。

　　 1.罪嚴武　此說始自唐人，李綽《尚書故實》云：「《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范攄《雲溪友議》卷上也說：「嚴武擁旄西蜀，……李太白為《蜀道難》，乃為房（琯）、杜（甫）危之也。」

　　 2.諷玄宗入蜀　蕭士贇《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3、沈德潛《唐詩別裁》卷5持此說。俞平伯《<蜀道難>說》（《文學研究集刊》第5冊，1957年5月）也認為此說最可信。

　　 3.即事成篇　胡震亨《李詩通》卷4云：「白蜀人，自為蜀詠耳。」顧炎武《日知錄》卷26亦說：「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

　　 4.送友人入蜀　詹鍈《李白詩文系年》謂送友人王炎入蜀作，王運熙《談李白的<蜀道難>》（《光明日報》1957年2月17日）也認為是李白在長安送友人入蜀之作，採用樂府舊題，描繪蜀地道路艱難、環境險惡，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5.寓功業難成　郁賢皓《李白叢考?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認為作於初入長安時，指出唐人已認為此詩寓有功業難成之意。安旗《<蜀道難>新探》（《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等文章認為是以蜀道艱險寄託對仕途坎坷、現實黑暗的憤恨。

　　 　　　　九、是否反映盛唐氣象

　　 20世紀50年代，林庚《詩人李白》（《光明日報》1954年10月17日）一文提出李白詩歌是盛唐氣象的代表，「沒有李白，我們今天對於盛唐高潮的認識就要減低，沒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為之減色」。又在《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盛唐氣象的本質是「蓬勃的朝氣，青春的旋律」，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此後，李澤厚《盛唐之音》（《文藝理論研究》1981年第1期）更明確提出「盛唐之音在詩歌上的頂峰當然應推李白，無論從內容或形式都如此」。裴斐則不同意上述說法，他認為李白詩歌貫穿著懷才不遇與人生若夢這樣兩個基本主題，其感情基調不是樂觀、少年解放、青春奮發，而是憂鬱和憤怒（《談李白的詩歌》上、下，《光明日報》1955年11月13日、20日）；又在《唐代歷史轉折時期的李杜及其詩歌》（《文學遺產》1982年第2期）及《盛唐之音再質疑》（《光明日報》1982年11月23日）二文中指出李白創作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一個危機四伏和充滿災難的時代。

　　 現在，多數學者認為李白詩歌反映了盛唐氣象。如羅宗強《李杜論略》（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袁行霈《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文學遺產》1986年第1期）分別指出李白身上鮮明地體現了盛唐的時代精神，是盛唐文化的代表，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十、李杜優劣論

　　 1.杜優李劣　元稹在《杜君墓系銘並序》中說杜甫的長篇排律遠優於太白詩。宋蘇轍承其說進一步對李白加以貶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詩病五事》，《欒城集》卷8）　　2.李優杜劣　歐陽修《李杜優劣論》說李白「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明祝允明作《罪知錄》，論唐人詩尊太白為冠，而力斥子美，總評杜詩曰「外道」（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2）。郭沫若著《李白與杜甫》一書，竭力貶抑杜甫，將揚李抑杜傾向發展到極致。

　　 3.李杜正不當優劣　韓愈《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李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明李東陽也認為「二公齊名並價，莫可軒輊」（《懷麓堂集?雜記》卷10）。20世紀80年代後，學術界比較李杜多著眼於客觀分析，羅宗強《李杜論略》全面地比較了李杜二人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學思想、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等方面的異同，持論中肯。

　　 以上簡單回顧了李白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及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相信，通過後繼者的不懈探求，21世紀的李白研究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