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明清戰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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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16世紀的中國史籍里還默默無聞。那裡的人民「聚落星散」、「聚族而居」，生產力落後，社會狀態處於原始公社制的轉型期。17世紀後，國內外一些海盜以台灣為萃藪之所，海商在跨海販運時以台灣為中轉補給，還有人從福建等地遷徙而入，進行開發建設，於是漸有起色。崇禎元年（1624），荷蘭殖民者侵佔台灣，長達38年，這時，它在東亞的海外貿易地位有了顯著提升。 1644年，清朝入關，與南明徵戰長達18年。台灣在清政府、鄭氏集團、荷蘭殖民者三方作用下，一再表現出它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三方時而聯合，時而分裂，時而談了又打，時而打了又談，圍繞著對台灣的攻取和棄留問題，進行過談判、辯論和交鋒。隨著明清勝負戰局的變化，隨著荷蘭的介入和退出，三方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的認識也不斷調整，策略不斷變化，直到清朝獲得全面勝利，將台灣統一後，納入直接管轄。說到明末清初的台灣，一定要提到活躍在東南沿海的鄭氏集團。清朝入關後，忠於明朝的各派勢力與之展開激烈角逐。其中鄭氏集團是持續時間最長聲譽最隆的抗清武裝力量。鄭氏集團歷經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塽四代近60年，馳騁中國東南沿海和台灣，尤以鄭成功抗清和收復台灣而名震天下。這支武裝能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受挫後仍長期存在，這和17世紀台灣的地位與作用密不可分。另外還必須提到荷蘭殖民者。17世紀上半葉，當明清還在山海關外交兵的時候，當鄭氏集團在東南沿海迅速崛起的時候，荷蘭殖民者已經竊據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從事殖民活動和開發，把台灣打造成東亞地區海外貿易的中轉站，「商務冠於東洋」。荷蘭殖民者主要將大陸的生絲、瓷器等商品，從這裡轉口到日本、巴達維亞、歐洲等地銷售，或者將胡椒、香料等經此運往中國大陸，從中賺取可觀的利潤。荷蘭與鄭芝龍的關係即相互競爭，又彼此依賴。雙方為了爭奪海外市場，曾經發生過激烈的戰鬥。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接受明朝詔安，依官府為後盾勢力大漲，荷蘭無力殲滅，便開始和鄭芝龍聯合。荷蘭在台灣從事轉口貿易，在貨源和銷售渠道等方面，都離不開大陸商人協助，這是雙方依存的基礎。關於台灣，鄭芝龍在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支持下，曾招募數萬福建饑民入台，目的是緩解福建的緊張局勢；而荷蘭殖民當局也極力招徠大陸移民，從事農業、漁業和商業，目的是繁榮台灣經濟，增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收入。因此，雙方在開發台灣土地，促進人口增長等方面，客觀上都起到過積極作用。順治三年（1646），清軍打到福建，鄭芝龍降清。鄭成功與之分道揚鑣，他用十年左右時間，不但成為鄭氏集團的首領，而且成為南明在東南沿海抗擊清軍的統帥。到順治十六年（1659）北征南京時，鄭成功的力量達到全盛，兵力最多時有三、四十萬人。鄭軍的特點是水師強，步騎弱，可以縱橫海上，卻很難深入內地。要維持這樣龐大的舟師、人馬，必須要有大量的經費和各種物資，但僅限鄭成功所據的閩南、粵東地區，肯定無力解決。他們想方設法發揮優勢，向海洋索取各種軍費和作戰物資。而荷據台灣在這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間接支持了鄭氏集團的抗清鬥爭。例如鄭成功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競爭中，曾封閉過對台貿易，即禁止各國商船航行於大陸和台灣之間。這迫使荷方在順治十四年（1657）作出決定，派遣談判代表何斌前往廈門拜見鄭成功，商談恢復對台貿易之事。何斌是鄭芝龍從前的部將，在荷蘭殖民政府中擔任通事，是管理台灣漢人的重要人物。談判的結果是台灣向鄭成功保證：每年輸送稅餉五千兩，箭柸十萬支，硫磺千擔，這樣，鄭成功同意對台復航。在雙方談判中，何斌暗中相助鄭成功，使得鄭氏對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商船，獲取在裝貨地收稅的特許權。於是，何斌就在台灣為鄭氏代收一切出口的獵物稅、魚稅、蝦稅、糖稅及其貨物稅。這筆錢到底有多少最終歸入鄭氏，還不太清楚，但至少說明，鄭氏集團對台灣保持了強大的影響力，可以獲得相應的物資回報，也迫使荷方對鄭氏保持低調的順服。在清朝入關後與南明作戰期間，台灣為荷蘭殖民者所盤踞，它發揮的作用就是為鄭氏集團提供軍需和經費，使得鄭軍能夠得到保障繼續作戰。但是，荷蘭殖民者時刻擔心鄭軍用武力強取台灣，為了減緩鄭成功的軍事壓力，他們也聯絡清廷，曾經派員到達廣州和北京，商談貿易和軍事結盟之事。順治十三年（1656），清朝承認了雙方的朝貢關係，但只允許他們八年參加一次朝貢，來人不能過百，也「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貨賣」，這樣就極大限制了雙方的海上貿易關係，斷絕了軍事聯盟的可能性。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在北征南京時遭到慘敗，十年之積累化為灰燼，江南士民的期盼從此泯滅。這導致明清對抗格局的根本改變，進而影響到台灣在戰爭格局中的作用。鄭成功勢力大損後，連他的大本營金門、廈門也遭到清軍進攻，因為感到「地蹙軍孤」，於是籌划進攻台灣。鄭成功收復台灣與明清戰爭之間的關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曩者出師北討，未奏膚功，故率我將士，冒波濤，欲辟不服之地，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敢貪戀海外，苟延安樂也。」鄭成功的理想打算就是，據有台灣後，可以連金廈而撫諸島，然後廣通四海，訓練兵卒，進可戰而復中原，退可守而無後憂。因此收復台灣，便成為鄭成功為抗清鬥爭而極力爭取的穩固根據地。順治十九年（1662）四月到六月，距鄭成功復克台灣不到一年，他因病去世，南明永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晉王李定國也相繼離開人世，這標誌著南明復興力量的徹底斷送，也是明清軍事對抗的終結。之後不久，鄭氏集團所據金門、廈門、銅山等地，在清軍的大舉進攻下紛紛失守，鄭氏集團遁入台灣，從此隔海峽與清朝對抗。一般認為，南明小朝廷至此已經終結，但由於鄭經在台灣仍沿用永曆年號，這就使清朝在完成全國統一和顛覆前朝政權的夙願，未能徹底實現。鄭氏集團仍能孤懸台灣，全賴地理位置特殊，而清軍水師較弱，幾次出兵，皆無功而返。因此，台灣和大陸代表著兩個政權隔海對峙，長達20年。如果說清朝在入關後，江南士民擁立在南明旗幟下奮起抵抗，還有反抗民族壓迫的性質，那麼到了康熙時期，清朝發兵進攻台灣，顛覆鄭氏集團，則完全是封建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的矛盾對立。清朝完成平定「三藩之亂」後，這時能夠騰出手，對佔據台灣的鄭氏集團進行最後一擊。這段時間，荷蘭與清朝試圖聯盟，但有時是荷蘭希望藉助清朝力量消滅鄭氏，重返台灣，有時是清廷要求荷蘭出兵，合力打敗鄭氏。雙方曾聯合作戰，迫使鄭經棄守金廈二島，全部敗退台灣。但荷方的最終意圖是先消滅台灣的鄭軍，而清軍的願望是清除鄭氏在大陸的勢力，最後雙方因為戰略意圖有差等原因，聯合出兵之事最終不了了之。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遣水師大將施琅收復台灣，統一中國，這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就最高統治者決策出兵而論，主要目的是顛覆代表南明的鄭氏集團，而非矚目於台灣，將其納入中華版圖。施琅在澎湖擊敗鄭氏水師，迫使鄭克塽獻土而降，清廷關於台灣的棄留問題，在高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眾以留恐無益，棄虞有害，各議不一。」放棄派主要擔心台灣地瘠民貧，派兵據守多達萬人，徒靡軍費。在這個問題上，施琅決意主留，並給康熙帝上疏，恭陳台灣的棄留問題。他從台灣地理位置重要性、物產之富庶、棄台之弊端等方面，力陳必須堅守台灣。尤其他認為，如果荷蘭殖民者再得台灣「數千里之膏腴，附其依泊，必倡合黨伙，竊窺邊場，逼近門庭，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這種遠見卓識，最終說服了康熙帝。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在台灣設立一府三縣，隸屬福建，最終確定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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