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下場最慘的十大忠臣。

1.商鞅，死因，五馬分屍。秦孝公通過變法使秦國國力躍於各國之首，商鞅功不可沒。但他由於執法嚴厲，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後，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發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車裂」之刑(即五馬分屍)。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下場。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于山東六國。其次，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商鞅一樣抱著法家「明法」的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

商鞅獨立的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後經過發展逐漸形成一門學派，名為商學派。商學派經過建立、開拓、發展、定型和後勁五個階段，配合秦的歷史，逐漸成為主宰秦國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2.李斯，死因，腰斬。李斯不僅是輔助秦王橫掃天下，也是小篆的發明人，現在泰山石刻據說好多都是他的手筆，同時他的文章水平也是屈指可數的(大家應該讀過他的諫逐客書，魯迅就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就這樣一個大人物竟被指鹿為馬的小人趙高陷害，被腰斬於咸陽。

政治

周統一以後，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後來一個個都疏遠了，互相視為仇敵，經常發生戰爭，周天子也不能禁止。郡縣，天下才得以安寧。秦始皇也認為，天下已經統一了，再立許多國，不利於統一，安寧也沒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見。於是，他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以下為縣。郡縣制比之分封制是一個進步，有利於國家的統一。

這一整套中央集權制度，從根本上剷除了諸侯王國分裂割據的禍根，對鞏固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所以，這一制度在秦以後的帝制社會裡一直沿用了近兩千年。

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書同文字」的建議，命令這個禁用各諸侯國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為統一書體。統一後的中國急需一種統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製作這種標準字樣，這便是小篆。而關於小篆的由來，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製作標準字樣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稱也是為了尊崇大篆而卑稱其「小」的。緊接著，為了推廣統一的文字，李斯親作《倉頡篇》七章，每四字為句，作為學習課本，供人臨摹。不久，李斯又採用秦代一個叫程邈的小官吏創造的一種書體，打破了篆書曲屈迴環的形體結構，形成新的書體——隸書。從此，隸書便作為官方正式書體，始於秦，盛於漢，直到魏晉楷書流行才漸被取而代之。但作為書法藝術，篆書、隸書因其獨具一格，深受後人喜愛。中國書法四大書體真、草、隸、篆，隸、篆占其半壁江山，這全是李斯的功勞。

經濟

秦朝建立後，為了不使其影響王朝的經濟交流和發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議廢除六國舊制，把度量衡從混亂不清的狀況下明確統一起來，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許。度制以寸、尺、丈引為單位，採用十進位計數；量制則以合、升、斗、桶為單位，也採用十進位計算；衡制則以銖、兩、斤、鈞、石為單位，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固定下來。為了有效地統一制式、劃一器具，李斯又從制度上和法律上採取措施，以保證度量衡的精確實施。[33]

這是秦王統一中國，李斯位居丞相之後的又一功績。而它的影響不言而喻。幾千年來，無論朝代更迭，這種計量方法從無更改，生活當中依然還有它的身影。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後一道重要的奏摺：廢除原來秦以外通行的六國貨幣，在中國範圍內統一貨幣。此舉雖然對秦王朝的經濟發展已無大用，但對後世的影響大。在李斯的主持下，貨幣規定了以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每鎰重二十四兩，以銅半兩錢為下幣，一萬銅錢摺合一鎰黃金。並嚴令珠玉、龜、貝、銀、錫之類作為裝飾品和寶藏，不得當作貨幣流通。同時，規定貨幣的鑄造權歸國家所有，私人不得鑄幣，違者定罪等。李斯此舉被後人認為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創舉。而當初他所主持鑄造的圓形方孔的半兩錢（俗稱秦半兩）因其造型設計合理、使用攜帶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社會

為了政令暢通，物資交流便利，李斯又立刻建議讓全國的車軌統一，並在全國範圍內修築馳道。就這樣，一場大規模的統一車軌、修築馳道的運動在全國展開。李斯以京師咸陽為中心，陸續修建了兩條馳道，一條向東通到過去的燕、齊地區（今河北、山東一帶），一條向南，直達吳楚舊地（今湖北、湖南、江蘇、浙江等地）。這種馳道路基堅固，寬50步，道旁每隔三丈種青松一株。後又修築「直道」，由九原郡直達咸陽，全長1800餘里。又在今雲南、貴州地區修築「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區的交通。

在湖南、江西一帶，修築攀越五嶺的「新道」，便利通向兩個地區的交通。就這樣，一個以咸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全國各地聯繫在一起。同時，為與道路配套，李斯還規定車軌的統一寬度為六尺，以此保證車輛的暢行無阻。

妒殺韓非

李斯害怕秦王重用韓非，向秦王講韓非的壞話，秦王輕信李斯，把韓非打入大牢。根據秦國法令的規定，獄中的囚犯無權上書申辯。在李斯和姚賈的串通下，韓非吃了李斯送來的毒藥，自殺而死。

另有一說，李斯一直想將韓非留在秦國，等秦滅韓之後再為秦國所用。但由於韓非之書《韓非子》對於帝王之術、統治之術的分析過於透徹，導致秦王嬴政對其才華感到恐懼，加上韓非的三條不利於秦國發展的建議、姚賈的陷害，使秦王將韓非下獄拷打。李斯實心欲救韓非，曾幫韓非呈韓非絕筆之作《初見秦》於秦王政，無奈秦王政鐵心欲除韓非。後秦王以韓非書中《八經》之三中除「陰奸」之術施於韓非，嫁禍於李斯，從而不背罵名。李斯無奈，只得從命而下毒於韓非飲食，使韓非暴斃而亡。

焚書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場來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動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為不滿，把淳于越交給丞相李斯處理。李斯不贊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李斯認為：由於時代的變化，五帝三代的治國辦法也不同。三代時期的做法，也並不值得效法。那時候諸侯並列，互相爭奪，天下統一，情況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以古非今，攪亂民心。對於造謠惑眾，不利於統一天下的言行必須禁止，否則將會影響政局的穩定，有損於皇帝的權威。最後，他又把這一切都歸罪為讀書的緣故，建議秦始皇下令焚書。

凡是秦記以外的史書，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詩、書、百家語都要燒掉，只准留下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秦始皇下令焚書，先秦許多文獻古籍都被燒掉了，使中國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損失。然而，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曾將一些禁書收藏在咸陽皇家圖書館，使得部分珍貴書籍得以保存了下來。

3.韓非子，死因，毒死。韓非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散文家，也是「依法治國」的開山鼻祖。他的法家學說，為秦國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當時的李斯是宰相，但這個宰相肚子里撐得了船，卻裝不下一介書生韓非子，在秦王面前奸言兩句，一杯毒酒，便讓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法學家煙消雲散了。

韓非子之死的母本說法和主流說法見於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葯，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遷寫韓非子之死，寫得簡練、生動、傳奇，然而太過簡略的筆觸，給人留下了難以釋然的空白。

韓非子即使不死，也早已斷絕了活路，終將走向死路。

當堂溪公言之諄諄地告誡韓非：「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非的回答，卻顯得義正詞嚴，直率而不夠禮貌（倆人之間，可能存有年齡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鄉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先王（當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韓非認為，堂溪公雖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誤解了自己，甚至，傷害了自己。同時，「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之句表明，韓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決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準備。

凄慘結局

韓非與李斯之政見相左。韓非欲存韓，李斯欲滅韓。因為韓非子和李斯曾經是同窗，李斯深知韓非辯才了得，擔心嬴政被韓非計謀所蒙蔽，故上疏嬴政，陳述其中利害。

嬴政信任李斯，便把將韓非打入監獄，韓非就這樣身死獄中。

4.韓信，死因，誅殺三族。韓信是漢朝開國的第一功臣是無可爭議的，但他到底有沒有謀反實在是個難解之迷。可憐一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千古名將，竟被小女人呂后斬之於長樂鍾室，誅殺父、母、妻三族，只是成就了兩個成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韓信熟諳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作為戰術家韓信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戰術典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臨晉設疑、夏陽偷渡、木罌渡軍、背水為營、拔幟易幟、傳檄而定、沈沙決水、半渡而擊、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其用兵之道，為歷代兵家所推崇。作為軍事家，韓信是繼孫武、白起之後，最為卓越的將領，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靈活用兵，是中國戰爭史上最善於靈活用兵的將領，其指揮的井陘之戰、濰水之戰都是戰爭史上的傑作；作為戰略家，他在拜將時的言論，成為楚漢戰爭勝利的根本方略；[173]

《咸豐·清河縣誌》第十三卷「藝文」中記載：「韓信三篇」其小注云：「漢成帝令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前後漢書藝文志皆載之。且雲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一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蓋淮陰人著書之最古者。」由此得知，韓信曾有三篇軍事著作，這是淮陰人著書立說的最早記載。

韓信在被軟禁的時間裡與張良一起整理了先秦以來的兵書，共得一百八十二家，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兵書整理，為中國軍事學術研究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同時還收集、補訂了軍中律法。著有兵法三篇，已佚。

5.晁錯，死因，腰斬。為了加強對地方勢力的控制，漢景帝利用晁錯「削藩」的建議打擊了各地諸侯的勢力;各地諸侯，歷史叫七國也不是吃醋的，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漢景帝看沒法收拾了，只好拿出晁錯做擋箭牌了。可憐晁錯那天正高高興興去上朝，就稀里糊塗地被腰斬了，遭殃的還有他的所有親屬，皆被處死棄市。

人物性格

晁錯年少時師從張恢學習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法家思想主張性惡論，強調法律的作用，銳意改革。[32]

基於這樣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現。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描述晁錯時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嚴厲、剛直、苛刻、心狠。晁錯為國深謀遠慮，奮不顧身，[33]

與周圍大臣關係並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竇嬰、大臣袁盎等都與晁錯有隔閡甚至怨仇。[34]

強行削藩

賈誼和晁錯都諫言削藩，文帝沒有採納，這與當時的治國理念和形勢有關。漢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國理念是道家學說，都是道家派，只不過漢景帝的態度比較溫和，

因而削藩不但觸動了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內也有不少反對者，

而晁錯的德行節義並不足以鎮服眾人。

蘇軾認為削藩需要三個條件：「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晁錯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卻未論及可行性，沒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備「徐為之圖」的條件。北宋田錫也認為晁錯未考慮周全。

諫帝親征

吳楚七國之亂，晁錯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關鍵時刻把皇帝推到前線，自己卻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滿，為他人留下了口實。蘇軾就認為晁錯「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臨危不亂，指揮若定。

議殺袁盎

晁錯與袁盎素來互相仇視，晁錯任御史大夫後，就派人調查袁盎收受吳王劉濞賄賂的事情，證據確鑿，依法應處死刑。劉啟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貶作平民。

吳楚等七國既反，晁錯準備趁機打擊袁盎，結果他的下屬都不贊成，袁盎得到消息後驚慌恐懼，星夜拜訪竇嬰，表示願晉見以當面陳述。漢景帝召見袁盎，袁盎便獻策：「今計獨斬錯」，可平定叛亂。

故晁錯之死，直接原因與袁盎有關。

景帝取捨

漢景帝考慮的不僅僅是吳楚聯軍能不能罷兵的問題，他還要看沒有造反的諸侯的反應，誅殺晁錯，起碼可以穩住這些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大臣團結一致抵禦叛軍，周亞夫、酈商、欒布、竇嬰等肩負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錯不和，同時， 「犧牲」晁錯，吳楚聯軍就失去了反叛的旗號。故而，景帝權衡利弊後，對斬殺晁錯的奏章批曰：「可」。

晁錯為了削藩而死於削藩，雖然身後爭議不斷，但他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愛國之情，千年以來一直為人讚頌，司馬遷云：「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劃。」班固也說：「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錯雖不終，世哀其忠。」

6.岳飛，死因，縊首。岳飛的命運是註定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宋高宗想讓他死，要是仗打贏了，迎回被金人俘虜的兩個皇帝，他這個皇帝不就失業了秦檜也想讓他死，要是岳家軍凱旋歸來，他這個鴿派，投降派，宰相烏紗帽無論如何也是守不住的。兩個掌大權的心有靈犀，以莫須有的罪名在風波亭勒死了岳飛父子。

岳飛是中國古代治軍的楷模，「岳家軍」成為一時的典範。他雖然沒有軍事論著傳世，但從其散見於史書篇牘中的論述和軍事實踐，可看出岳飛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前人在總結岳飛的治軍思想時指出有六個方面：貴精不貴多；謹訓習；賞罰公正；號令嚴明；嚴肅紀律；同甘苦。

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嚴治軍。

由於岳飛嚴於治軍、善於治軍，故「岳家軍」戰鬥力強，「皆可以一當百」，金人也讚歎：「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家軍」為當時一些將帥所嘆服，也為後世一些名將所效法。如明代名將戚繼光亦以岳飛為榜樣，練就了抗倭勁旅「戚家軍」。

岳飛在作戰中不僅強調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為重視謀略的作用。早在岳飛為張所部下時，張所素聞岳飛「勇冠三軍」，便問他：「汝能敵幾何？」岳飛回答說：「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他列舉春秋時「欒枝曳柴以敗荊（楚），莫敖采樵以致絞」為例，認為此「皆謀定也」。所以，岳飛進一步肯定了謀略在作戰中的作用。他說：「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這就明確指出了謀略是決定作戰勝負的關鍵。

岳飛注意靈活用兵。宋王朝實行「將從中御」，將帥作戰必須依事先準備的陣圖行事，不得擅自改變。岳飛認為，陣圖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戰是千變萬化的，「古今異宜，夷險異地」，不能照搬陣圖。他說：「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敵遇，何暇整陣？」因此，他提出「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飛還提出「善觀敵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7.劉伯溫，死因，慢性中毒。人們常常將劉伯溫和諸葛亮相提並論，事實上二人也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只是「前看五百年，後算五百年」的劉伯溫最終也沒有逃出朱元璋的如勒佛手心。史書記載，劉伯溫是吃了胡惟庸送的葯之後，病情加劇而死。許多人認為這是老朱借了胡惟庸的刀殺掉劉伯溫的，不久之後，胡惟庸全家亦遭滅門之災。

在民間傳說中，劉伯溫的形象是一位神人、先知先覺者、料事如神的預言家，有「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之說。

劉伯溫

相傳，劉伯溫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亂，戰火不斷，饑荒遍地。玉帝令劉伯溫轉世輔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蒼生，並賜斬仙劍，號令四海龍王，但龍王年老體弱，事務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個兒子。龍九子個個法力無邊，神通廣大。他們跟隨劉伯溫征戰多年，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奪得了皇位。當它們功得圓滿準備返回天廷復命之時，明成祖朱棣這個野心極大的帝王卻想永遠把它們留在自己身邊，安邦定國，雄霸天下。於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為名，拿了劉伯溫的斬仙劍號令九子。但九子仍是神獸，頓時呼風喚雨，大發雷霆。朱棣見斬仙劍震不住九子，便決定用計，他對九子老大贔屓說：「你力大無窮，能馱萬斤之物，如果你能馱走這塊先祖的神功聖德碑，我就放你們走。」贔屓一看原來是一塊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猶豫地馱在了身上，但用盡法力卻寸步難行。原來，神功聖德碑乃記載「真龍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善事）之用（功德是無量的），又有兩代帝王的玉璽印章，能鎮四方神鬼。八子眼看大哥被壓在碑下，不忍離去，便決定一起留在人間，但發誓永不現真身。朱棣雖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卻僅僅是九個塑像般的神獸。劉伯溫得知此事後，也棄朱棣而去，脫離肉身返回天廷。朱棣後悔莫及，為了警示後人不要重蹈覆轍，便讓九子各司一職，流傳千古。

8.解縉，死因，雪地凍死。單從對華夏文化的貢獻來說，解縉的確是居功至偉、史無前例的。他主持編篡的永樂大典，是當時古今文化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他精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對政治卻是一竅不通不懂。結果被太子誣告，打入大牢，一天深夜被灌得酩酊大罪，拖入雪地，不明不白地死去。

9.方孝儒，死因，凌遲。滅十族方孝儒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學富無車、才華橫溢，朱棣奪得皇位後要他投降並命他起草詔書，他卻寫了燕賊篡位四字，朱棣要滅其九族，他破口大罵，滅我十族又如何，人本有九族，何來第十族，朱棣橫下一條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門生也列作一族，連同宗族合為十族，全部凌遲處死!

10.袁崇煥，死因，凌遲。袁崇煥是明朝著名的軍事將領，戎馬一生，為守衛明朝東北邊疆、抵禦清軍進攻，立下了赫赫戰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錯殺袁崇煥，造成千古奇冤。更可悲的是，袁崇煥被處死時，竟被不明真相的群眾生咬活割，不忍。

袁崇煥的事迹、評論幾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正如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中提及，明末時期歷史記載十分混亂，即使是與其耳目相關的人，其恩怨糾葛也尤其複雜。其中，主要爭議的集中點是袁崇煥殺死毛文龍、是否背叛明朝政府等。

被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學者之一的朱舜水參加過「反清復明」的活動，在他的著作《朱舜水集》里，將袁崇煥稱為「賣國賊」，

明末將領徐石麒也認為，袁崇煥表面上主戰，而實際上是想主和，甚至以擒殺毛文龍的方式取信於清廷。

清朝學士張延玉在撰寫《明史》時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是「妄殺」，計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認為袁崇煥雖然死的冤，但是他列十二條罪狀殺毛文龍，如同秦檜以十二道金牌殺岳飛一樣。

葉恭綽等人給毛澤東的書信及毛澤東的回復

清乾隆皇帝覺得袁崇煥的死值得憐憫，民國初年，梁啟超在《袁崇煥傳》中對袁崇煥大加讚賞，認為他是能影響國家安危、民族興亡的人。1952年，北京市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城市建設時，葉恭綽等聯名上毛澤東，請求保護袁墓，毛澤東在回復中稱袁崇煥為「明末愛國領袖」。

袁崇煥因為行事作風的問題，曾經讓器重他的孫承宗大為震怒，

擒殺毛文龍也是袁崇煥擅自主張。他的同事王在晉認為袁崇煥雖然死於國法，但是他的功勞不可淹沒，

但同時，他也認為袁崇煥的死是自取滅亡。

《劍橋中國明代史》稱：「他（崇禎皇帝）相信了謠言，於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殺了他最有才能的將領袁崇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