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蔣經國與台灣民主化

文｜張鐵志

　　如何解釋台灣的民主轉型，既是許多台灣人的共同關懷，也是不少大陸朋友關心的問題。有人強調經濟社會現代化結構性原因，有人則強調行動者的策略性互動。　　在大陸，不少人都強調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扮演的關鍵角色；在早期的學術文獻中，也的確有部分論文強調蔣經國的民主信念。問題是，蔣經國到底是主動推動了民主改革，還是受到環境壓迫不得不然？理解蔣經國的角色，不只是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而是可以真正讓我們理解台灣民主化的動力與原因。　　強調蔣經國作為民主改革者角色的論點經常忽略一個歷史事實：亦即就在他宣布解除戒嚴（1987年）的幾年前，發生了嚴重鎮壓黨外民主勢力的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　　如果蔣是一個改革者，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美麗島事件的鎮壓？　　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統治者永遠都想要保持政治權力。面對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他會考慮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何者較為巨大。一旦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讓他無法忽視，甚至鎮壓也很難維繫其政權時，威權統治者就可能考慮實行某種改革，來維持政治權力的延續。這正是台灣的歷史事實。　　美麗島事件　　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戰後高壓極權的台灣開始鬆動，所謂的黨外民主運動開始成形，參與選舉、創辦雜誌。1977年底舉辦五項地方公職選舉，「黨外」人士進行全島串聯，多人以「黨外」之名競選，最後贏得4席縣市長、21席省議員、8席台北市議員、146席縣市議員、21席鄉鎮市長。這場大勝利讓他們逐漸成為一個非正式的政團。　　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更多知識分子投入選舉，如女性主義鼓吹者呂秀蓮、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等人。「黨外」人士以黃信介、林義雄和施明德為中心，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作為共同的選舉後援組織，並發表十二項共同政見。　　面對黨外勢力逐漸壯大，國民黨無法容忍，開始採取壓制行動。1979年一月，警備總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的莫須有罪名逮捕余登發父子。翌日許信良、張俊宏等人齊集橋頭鄉，發動示威遊行要求釋放余登發。事後，余登發被判處8年徒刑，桃園縣長許信良被停職兩年。　　但黨外持續前進。6月，兩個黨外雜誌先後成立。一份是由康寧祥擔任發行人的《八十年代》雜誌；另一份是由黃信介為發行人，張俊宏為總編輯的《美麗島》雜誌。《美麗島》雜誌不只是論政，而是要組織群眾。在封面「美麗島」的刊名下，英文寫著「The Magazine of Democratic Movement」（民主運動的雜誌）。施明德後來更說，創辦《美麗島》的目的是「要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美麗島》雜誌發行到第四期時，發行量已經超過10萬本，顯見民心求變。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一場示威遊行，引發激烈警民衝突，並給予國民黨鎮壓反對運動的借口，事後對黨外主要領導者展開大逮捕。1980年2月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等八人在軍事法庭上被以叛亂罪判刑，其餘33人亦被判刑2-6年不等。　　很明顯，面對越來越組織化的黨外民主運動，主政的蔣經國決心要一網打盡，徹底鎮壓。但是統治者沒有料到的是，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並不能壓制住已經崛起的人民聲音。當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會力量和異議聲音開始吶喊。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力的崛起　　首先，1980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黨外勢力取得良好戰果，整體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約為3成。尤其，幾位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出來參選「討公道」，都高票當選。次年，美麗島大審的律師辯護團多人參選市議員，如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也都高票當選。黨外已經重整出發，並確立了約3成的民意基礎，讓國民黨無法忽視。　　黨外政治力量更進一步組織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競選共同政見；1983年，不同派別分別成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同時，1983年立委選舉得票率為29.3％，高於1980年的27.9%。1985年，兩派共同成立「1985年選舉中央後援會」。這已經是1986年9月正式組黨的先聲了。　　除了政治組織，80年代也有更多的「黨外雜誌」出現。這些雜誌報導政治黑幕、社會不公，激烈批評政府，因此也屢屢遭到查禁。但查禁之後，又會有新的雜誌前仆後繼的出現。　　政治之外，進入80年代後，由於政治空間擴大，所以出現各種社會運動和街頭抗議，尤其從1983年開始劇增：環保、勞工、消費者、原住民、學生運動等等。據統計，從1983年到1986年，有3000件街頭抗議事件。　　民間壓力之外，國民黨機器也開始逐漸損壞。首先，從80年代初開始，蔣經國的健康就不斷惡化。其次，國民黨的統治也發生一連串危機，如1984年的「江南案」，1985年的十信事件金融醜聞（並導致財政部長下台）。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給予國民黨政權的壓力。雖然台灣和美國在1979年斷交，但是台灣仍然需要美國的政治支持。而80年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年代，也給予台灣需要進一步革新的壓力，來持續強化作為「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　　必須指出，蔣經國並非黨內最保守的力量。他確實希望透過小部分改革來維持國民黨的權力。所以在上世紀70年代初，他擔任行政院長後，開始拔擢部分本省籍精英；1984年國民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又增加了本省籍的中常委，並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1986年三中全會，決定政治革新。他是一個看到民主化壓力，知道無法逆勢而為的聰明統治者。　　這裡的一個關鍵是，台灣的民主化很大部分是與本土化的動力重迭的。因為國民黨作為一個移入政權，把絕大部分政治權力都集中在作為台灣少數族群的外省人身上，而且堅持所謂中央民意機構必須維持中國法統，而無須具有本地代表性。以省籍不公為基底的威權統治，成為反對運動最重要批判主軸。因此，黨外運動要求民主化，也就是要求讓本省族群更能享有政治權利的機會，要求讓政治權力本土化。 蔣經國清楚認知到這個矛盾，所以才先在70年代，後在80年代，以拔擢本省籍精英，作為政治革新的手段，但並未進行大規模改革。直到伴隨著本土化而來的民主運動在80年代前半越來越強時，他清楚知道國民黨不推動本土化，很難具有正當性。因此，在他容忍組黨的1986年，他說出「我也是台灣人」這句話。　　第二年，他廢除長達將近40年的戒嚴令。半年後，1988年一月，蔣經國過世。　　結論　　回顧上世紀台灣的80年代，確實是一個顛簸動蕩的年代，但相對於其它國家的民主轉型，又是一個相對比較寧靜的過程，沒有大規模的暴力與流血。這當然是政府與反對者的摸索與智慧。　　台灣的民主化顯然絕非來自蔣經國的良善，說他「開啟」或「帶領」台灣民主化，都是不準確的。是先有了反對運動的精英與民眾冒著各種風險去衝撞體制，形成了巨大壓力，而後蔣經國先從小範圍讓步，而後發現反對力量已經沛然莫之能御，尤其是認清作為少數族群政權的脆弱性後，他做出了一個順勢的決定，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並且開放民主化。他的貢獻主要是在於認清時勢，做出明智的決定──且這個明智也表現在能讓國民黨成功度過民主化，持續掌握政治權力，並且為他贏來不少人眼中「改革者」的好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