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問道：十五、孔子愛自由（下）

孔子周遊列國圖

孔子享受自由，突出的一點是批判權貴的自由。

魯國正卿季平子祭祀祖先的時候，竟然使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樂舞蹈，這個規模的禮儀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季平子是大夫，只能使用十六人。孔子知道後，十分憤怒，批判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樣的事情可以做得出來，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天子和諸侯才有這個資格，季氏要去，明顯違禮。孔子告訴他的弟子冉有，「你能勸說他不去嗎？」當時冉有在季氏手下做家宰，冉有說做不到。孔子說：「難道泰山不如林放，會接受季氏違禮的祭祀？」林放是孔子的弟子，曾經向孔子請教過禮的問題。

季氏想討伐顓臾，孔子揭露他，「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孫擔憂的不是顓臾，而是魯國國君，季氏幹掉顓臾的目的，是避免在與國君的對抗中，顓臾站在國君一邊，將季氏反叛之心暴露無疑。

季氏世襲魯國正卿之職，相當於魯國宰相，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季氏，還有什麼人不可批判。

魯國最有權勢的三桓（三家大夫）家族，當他們祭祀祖先的時候，也用天子之禮，唱著雍這首詩來撤除祭品，孔子批評說：「雍這首詩上有這樣的話，助祭的是諸侯，天子嚴肅的在那兒主祭。這首詩用在三家大夫的大廳上，取的是那一點呢？」

普通的士大夫更不用提了，孔子批評他們：「一點都不心誠，參加祭祀就像沒有參加一樣。」

孔子的弟子冉有擔任季氏家臣，為季氏聚斂財富，孔子對弟子們說，「冉有不再是我的弟子了，你們可以敲著鼓去批判他。」

不僅士大夫們受到他的批評，魯國國君也不例外。魯國國君祭祀祖先的時候，用了諦禮，這也是天子才能使用的祭禮。孔子批評說：「諦祭的禮，從第一次獻酒之後，我就不想看了。」因為之後的程序都是違禮的。

不僅本國國君受到他的批評，外國國君更不用說了。齊景公非常富有，但非常吝嗇，不顧百姓死活，孔子罵他：「齊景公雖然非常富有，但他死了，沒有一個老百姓稱讚他的。與此相反，伯夷、叔齊隱居在首陽山，窮得要死，但老百姓一直在懷念他倆。」

台灣有一個狂人李敖，從蔣介石父子罵到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普通政治人物被罵的更多了。但李敖因此得罪人太多，坐過兩次牢。孔子牛逼多了，把當時的政治人物罵了個遍，居然沒事。

孔子享受的另一大自由就是遷徙的自由。

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國貴族，他的祖父在宋國混不下去，只好逃到了魯國。孔子三十多歲的時候，跑到了齊國，大概老婆孩子沒帶出來，最終沒移民，又回了魯國。五十歲之後孔子在魯國從政，得意了一段時間後，政策觸犯了三桓的利益，受到了抵制，乾脆辭職，離開了魯國，在衛國、陳國、鄭國、曹國、楚國…到處跑。這樣的自由度難以想像。要不是因為懷念故鄉，老婆孩子都在魯國，估計孔子也移了民了…

孔子這麼任性，有制度上的保障。

《孟子》記載：

齊宣王問孟子，君主死後，臣下怎樣才能為君主穿孝服。

孟子說：「臣子勸諫要照辦，臣子建議要聽取，恩惠要落實到百姓頭上；臣子因故離開本國，君王要派嚮導帶他出境，還要先派人到他所去的邦國早作安置；離開三年不回來，才收回他的田宅。這就是『三有禮』。這樣，臣子就會為他穿孝服。現在做臣子的，勸諫不被採納，建議不被聽取，恩惠落實不到百姓頭上；臣子因故離開，君王就把他抓起來，還想方設法在他要去的地方設置障礙；離開當天，就收回他的田宅。這叫『仇敵』。既然是仇敵，怎麼可能為他穿孝服？」

孟子講的君主對臣子要「三有禮」，應該是周禮的規定，說明春秋以前，貴族的日子挺好過，但在戰國之後這個制度遭到破壞。

不僅貴族有遷徙的自由，平民也有。梁惠王問孟子：「我費盡心力治理魏國，黃河北岸遇到饑荒，我便把那裡的百姓遷移到黃河以東，同時把黃河以東的糧食運到黃河以北。黃河以東的地方遇到饑荒，也這樣辦。我曾經考察過鄰國的政事，沒有誰像我這樣盡心的。可是，鄰國的百姓並不減少，我的百姓並不加多，這是什麼緣故呢？」

可見各國君主為了吸引移民，也是費盡了心思，但梁惠王如此努力，移民卻沒增加幾個，大概對移民的爭奪相當激烈吧。

但這種自由遷徙的日子從商鞅變法開始，慢慢的就沒有了。商鞅眼中只有兩件事，種地和打仗，其他的行業一概不準。所以，秦國的百姓，不是在地里就是在軍營里。老百姓要離開到外地，一定要有路引，就是當地幹部開的介紹信。後來商鞅被繼位的太子收拾，匆忙逃跑，到了秦國邊境住旅店，拿不出路引，店家不讓他住，說，「我們商君定的法，沒有路引給客人住店，如果客人有什麼罪，店家與他同罪。」

住店都不行，更何況混出邊關了。商鞅仰天長嘆：「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第三個自由是做官和不做官的自由。

孔子的弟子子夏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科舉制度開始後，後人附會後一句話，說讀書優秀了就可以做官，前面一句話倒沒人提了。

其實這兩句話的真實意思是說，做官有餘暇可以學習，學習有餘力可以去做官。「優」非「優秀」的意思，而是通「悠」，悠閑，有餘暇，有多餘的時間。

可見古人很瀟洒，想出來做官就做官，政見不合不做就不做。但到了帝制時代就不一樣了。

朱元璋坐了天下後，請江西名士高啟出來做官，高啟很感動，以為可以施展平生所學，為天下百姓做點事情了。豈料朱元璋請他出來，不過是為新朝裝點門面，雖然養尊處優，實際的事一點不讓他干。高啟書獃子脾氣犯了，幹不了事辭職吧。朱元璋一聽，非常惱火，安了個罪名，將高啟腰斬。給你臉不要臉，豈有此理！

這件事給人巨大的啟示，在帝制時代，只有被利用的自由，沒有不被利用的自由。

孔子是幸運的，享受了以上三大自由，但如果孔子僅僅享受了以上三大自由，他和大多數的士大夫也沒有什麼兩樣，使孔子成為孔子的，是他堅持的關鍵自由，心靈的自由。孔子堅持道義，不符合自己理念的，絕不勉強。

他在魯國從政，見魯國國君與正卿季氏忙著快活於齊國送來的美女和跑馬，乾脆離開了魯國。在衛國，權臣王孫賈試探他:「你討好表面崇高的奧神，不如討好掌握實權的灶神。」孔子回答：「得罪了天，討好誰都沒用。」

他聽說楚昭王禮賢下士，有遠大的抱負，不遠千里迢迢跑去與他會面，哪知道還沒到，楚昭王病死了。他想去晉國實現夢想，到了黃河邊，傳來了趙簡子亂殺人的消息，孔子臨河而嘆，「壯麗啊，黃河之水，汪洋恣肆，奔騰不己！我孔丘卻不能過黃河，這是命啊！」

孔子在周遊列國途中，有一回碰見了兩個隱士，隱士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你們汲汲於行道有什麼用呢，還是和我們一起隱居吧。」

孔子說：「我怎麼可能隱居於深山，整天和鳥獸打交道呢？我不和天下的百姓在一起，我和誰在一起呢。天下走在正確的軌道上，不需要我來改變，正因為天下出了問題，才需要我等汲汲以求道啊。」

孔子的一生，顛沛流離，並沒過幾天好日子，只要他稍微現實一點，放低一點原則，日子就不會如此辛苦，甚至飛黃騰達。但他選擇了一條忠於自我心靈的道路，就象他講到伯夷、叔齊的時候一樣，「求仁得仁又何怨。」我求的是仁，因為求仁，任何的人生際遇和結果我都不會抱怨。

忠於自己的心靈，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春秋時代與帝制時代是完全不同的時代，孔子的人格光輝與寬鬆的時代氛圍相得益彰。

沒有自由的條件，而要談批判的自由、遷徙的自由、不被利用的自由，根本不可能。孔子享受了三大自由，但使孔子成為孔子的，是他堅持了心靈的自由。

如果沒有三大自由，孔子還能堅持心靈的自由嗎？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