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反猶邪念來自亨利·福特？

在反猶主義盛行的這一時期，魏瑪政府的行為也算不得什麼新鮮事。但事實上，聲稱自己是1918年至1920年期間唯一一名猶太血統的駐德美國記者的赫克特，卻陳述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說法：「我必須要說的一點是，作為一名猶太人，在我身處德國的兩年間，我從未耳聞目睹任何反猶跡象，也未曾聽人污衊過猶太人……與任何時期的美國相比，你在『一戰』後的德國所能聽到的、看到的、感覺到的反猶情緒都要輕得多。」

赫克特故意對當時德國如此明顯的反猶現象避而不談，可能出於幾個原因。首先，他不希望美國在這方面太有優越感。其次，上述言論是在「二戰」和猶太人大屠殺之後不久發表的，他試圖說明的觀點是，造成這次災難的原因是德國人的國民性格。赫克特稱，無論從外表看起來德國人是多麼有教養和頭腦，「他們始終把服從上級擺在價值觀念的第一位」。換言之，人們追隨一位領袖並非是因為他有多麼崇高的理想，而純粹是因為他要求人們效忠，而人們盲目地服從了。

不可否認的是，在「一戰」以後，反猶主義思潮在美國大行其道。某些狂熱的美國人不僅對反猶主義張開懷抱，而且竭力將它推而廣之。這其中最突出的人物要數亨利·福特。這位著名的汽車業大亨也是一名激進的和平主義者，早在1915年時他就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戰爭是誰造成的——就是那些德裔的猶太銀行家們。」他對和平主義者、匈牙利裔猶太人羅西卡·施威墨說道，「我有證據。事實就擺在那裡！」

1919年，福特買下了《德寶獨立報》。不久後，這份小型周報就發起了一項針對猶太人的運動，並發布《猶太人賢士議定書》，意在愚弄國民，揭露猶太人企圖統治全世界的陰謀，並稱消息終於從歐洲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隨後，這些文章被集結成冊，並被冠以「國際猶太人」的標題進行出版。1931年12月28日，當《底特律新聞報》的專欄記者安妮塔·安東娜在慕尼黑的納粹總部「棕屋」對希特勒進行採訪時，發現他辦公桌上擺著一具很大的福特的塑像。希特勒告訴她：「亨利·福特給了我很多啟發。」

從這位未來德國領導人的話中，我們可以讀出很多深意。在聽聞福特的觀點以前，希特勒早就已經是一位反猶主義的踐行者。他對於福特的反猶思想和他在汽車行業的創舉懷有同等的欽佩。在掌權以後，希特勒將把「Volkswagen」——大眾汽車——變為現實，並大肆讚揚「福特先生的智慧」：汽車是一種可以用來團結各階層人民而不是分化他們的工具。

但是，福特和其他美國人的反猶言論仍然證明了，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並非唯一一個反猶主義盛行的國家。在1921年2月23日寫給美國著名歌唱家薇薇安·狄龍的一封信中，韋根表達了對她正考慮嫁給「一個富有而上進的猶太經理人」的震驚。他質問道：「為何非得嫁給猶太人？難道除了猶太人以外，世界上就再也沒有其他既富有又上進的人了嗎？」

然而，反猶主義在德國並不僅限於一種觀念上的偏見而已。1922年6月24日，德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當時身居最顯要職務的猶太人——在柏林遭到暗殺。此後，右翼分子的暴力活動愈演愈烈。外交官休·威爾遜將原因歸結到各個方面：數以百萬計的德國士兵在戰後離開部隊，在就業機會稀少的國內無所事事；而有錢有權的群體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猶太人」。他指出，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國會中的某些民主黨派，都被認為是猶太人在幕後操縱。「你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一種不滿和仇恨的情緒在蔓延。」他這樣寫道。

20世紀20年代中期，德國經濟似乎又慢慢回到了正軌，雖然來自納粹和其他極端主義分子的反猶主義聲音已不再令那些身處德國的美國人高度緊張，但也遠遠不像赫克特數年前所聲稱的那樣不值一提。尤其是當著猶太人的面時，那種凝重的氛圍變得更加強烈和明顯。

（本文摘自《希特勒的土地》，[美]安德魯·納戈爾斯基/著，重慶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