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花朵為何失去了思維？

06-08

思維的花朵為何失去了思維？

三個月前,一部令世界動容並引發思考的書在美國問世——《沒有我們的世界》，它從假設的角度，對可能發生的人類這一種族的突然滅絕以及其後的世界演變作了大膽推斷。作者艾倫·韋斯曼在書尾提出了結論性觀點:人類要想作為當前生態系統的一分子留存下來,就要更多地注重保持生態平衡。其實,這樣的觀點我們並不陌生。多年前，生態倫理學的創始人阿爾貝特·史懷哲在他「敬畏生命」的演說中就曾向這個物質的世界大聲疾呼:一切生物(生命)的休戚與共是世界中的大事。

　　史懷哲不無悲哀地看到，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突飛猛進，物質財富以人類難以想像的速度和規模創造並發展著，人類這艘快速行進中的航船，卻因為缺少倫理精神的引導而偏離了航線：物質主義者自然而然地認為擁有比其他生命更多的權利,人類與自然萬物的關係隨之日趨惡化。物質至上觀給文化帶來的最普遍危害就是人的物化和被奴役,精神生活匱乏和人文意識淡薄……這一切令青年時代的史懷哲陷入苦思:當代文化是否還有不可或缺的倫理動能？它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沿著這一路徑探尋下去，史懷澤看到，近代以來，在科學技術的單極作用下，「人正失去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自由、思維、理性、價值、人道和精神,人類的文化理想不再能被清醒地思考和追求，而是在迫切的生存鬥爭中被扭曲；知識程式正在取代獨立性的思維」。史懷澤為人類「思維著的花朵」失去思維而痛心不已。

　　作為擁有哲學、醫學、神學等多個博士學位的公共知識分子, 史懷澤認為, 知識的價值所在和對社會的最大責任，是向人們展示更好的生活前景。知識分子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行動者。作為思想家，可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給正在路上艱難行走的人們增添信心；作為行動者，不是為行動而行動，而是要去踐行自己的思想。

　　1905年，史懷哲決定放棄所有的事業和地位，用八年時間轉而習醫。1913年他以醫學博士的身份攜新婚妻子去了當時的法屬赤道非洲的蘭巴雷內(今加彭共和國境內)，開始了終其一生服務非洲的生命歷程。

　　在長達50年的行醫經歷中，史懷哲目睹了非洲人民艱苦的生存境遇，體驗了生命的脆弱與頑強，開始反思傳統的生命哲學和倫理思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作為戰俘從非洲遣送回歐洲。黃昏時分，他看到夕陽下幾隻河馬在自由擊水的情景，這與慘烈的戰爭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二戰」的爆發，尤其是核武器的使用,致使無數鮮活的生命頃刻間灰飛煙滅。戰爭所暴露的人類倫理精神的危機,讓史懷澤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要用「敬畏生命」的倫理思想來捍衛所有生命的尊嚴，不僅對人的生命，而且對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須保持敬畏的態度。

　　然而,在靈肉分離的凡俗年代，更多的生命個體則陷入二元背離的尷尬處境：為了追趕潮流,物質主義的氛圍和壓迫越來越沉重，幾乎壓垮了存在的意義; 精神的高遠、心境的遼闊，靈魂的安詳，已然失去了本源的光采，頹變成生命的疑難。「平靜地生活」已不再是個體守望的生命意向，全民逐鹿的財富意志只剩下了物質主義的濫觴。有人用「赤貧的精神」來詮釋眼下的生存狀態，似乎並不為過。

　　顯然，生命意義的自決是每一個個體的權利。史懷哲選擇了尊重一切生命，並將有限生命直接服務人類和無限自然，信仰給他帶來了生命的多彩與永恆；反之，當人的企盼只限於一己之利時，凡俗生命的卑俗就會與你如影隨形，日漸衰敗的肉身不再可能成為靈魂的棲息之所，反將變成它的限制。或許你也會感受快樂和滿足於一時，但發達之後的孤寂，快樂之後的痛苦，滿足之後的虛無將接踵而至, 難覓持久的平和與喜樂。

　　面對人世間不盡苦難的不盡追問，便是永恆之門的開啟。因為恰是這不盡的發問與質疑使人的心智趨向神聖，使人對生命取了嶄新的態度，使人崇尚博愛的理想和生命的和諧。

　　因此，史懷哲雖已辭世四十多年，仍是全球後繼者們最尊敬、最仰慕的人。在世界各地, 以史懷哲命名的團體和組織在經年累月地開展環保、反戰、動物保護和人道救助等工作。他的著作，在我國讀者中同樣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據不全統計，在「百度」和「谷歌」網站上，分別有34000和240000條相關信息。近年來，我國出版的數十種「生態倫理」著作中大多引證了史懷哲的觀點。

　　史懷哲的生命實踐，將我們引入一種由於敬畏生命倫理觀而變得與比過去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謀求人類與自然，與世界的和諧共處。它讓思維的花朵重新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