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題解(中興小歷)又名(中興小紀)南宋.熊克(記述南宗高宗史的史書)

《中興小歷》

　《中興小歷》，又名《中興小紀》，是南宋時期熊克撰寫的記述南宗高宗史事的一部史書。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自幼聰慧異常，長大後好學上進，善於屬文。建寧郡的博士胡憲很看重熊克，認為他日後會以文章顯名。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至1161年）熊克中進士，任知紹興府諸暨縣，不久，被調至都城提轄文思院。熊克的文章很受當時人的推崇，孝宗皇帝看過文章，下旨任其值學士院。宰相趙雄十分推重熊克，上疏皇帝，建議朝廷召用他，孝宗皇帝於是又下詔任熊克為校書郎，後遷任學士院權直。孝宗曾召見熊克，說：「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間可論治道。」要熊克談論一下自己治國安邦的見解。 　　熊克所處的時代是南宋和金南北對立的時代，當時國家的軍國大事在外就是對金的關係。熊克因受到皇帝的器重，就上書讓奏有關國家內外政事。熊克經上書說：「朝廷雖然與金朝締結了和約，但不能保證以後能否和平，因此朝廷應該宋取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的策略。在和好的時候，要做好防備進攻的準備，這樣才能未雨綢繆，有備無患。邊防鞏固了以後，金朝如果一旦撕毀和約，南犯我朝，肯定占不了優勢，而且發動戰爭的責任不在我方。現在的邊防事務，最重要的莫過於淮東地區。金朝如進犯淮西地區，一定要自帶糧草，這樣很難。如果從淮東地區進犯，順清河運糧南下，十分容易。 　　然而防守淮河的計策，以墾田、修堰、教育民眾為首務。援助淮東的策略，上策是靠近江陰建立水軍，急難時可以互相聲援照應。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的弊端，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以前諸大將對待士兵像家人子弟一般，自從削奪諸大將兵權認後，前線的主帥經常變換，以前軍隊里用以養活士兵的財物，現在卻挪作他用，不僅如此，還要剋扣軍餉，這樣一來，士兵能不怨恨嗎？應該嚴禁前線半將帥剋扣士兵軍餉。」皇帝對熊克的建議十分欣賞，任熊克為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宋史·文苑傳》講熊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除著書寫文外沒有別好嗜好。特別熟悉宋朝的典制度，趣聞軼事。熊克樸素儉約，富貴以後，仍不改清貧本色，住的地方卑下簡陋，門口不能通車，同官大吏來訪，都要下車而入。熊克卒年七十三歲。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二·中興小紀提要》，該書四十卷，主要記述靖康南渡以後的南宋史實，起自建炎，迄止紹興。按照宋朝的制度，累朝的國史都是先修日曆，本書名為《中興小歷》，以示有別於官修史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認為「熊克之為書，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稱良史。」岳珂《呈史》也認為如此，並舉《中興小歷》記載金海陵王南侵南宋時，把薰風殿議政和武德殿議政一併記載於紹興二十八年，十分不妥。以為當時人記當時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尚未論定」，當然比不上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但岳珂仍認為《中興小歷》「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輯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認為創始之功不少，不宜太多苛求。《宋史·藝文志》記載，熊克所著還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大多佚去，《永樂大典》里僅存十一卷，而且首尾零落不堪，無法排列秩序。 　　從政治上講，熊克是主張論和的人，因此，在《中興小歷》中，對主張派李綱、趙鼎等人的事迹和言行在字裡行間意在貶抑。在南宋初年、岳飛、韓世忠等人屢次抵抗金兵南侵，立下赫赫戰功，但在《中興小歷》經常是一帶而過，要麼是語焉不詳，要麼是明褒暗貶，和實際發生的歷史史實殊難相合。岳飛被迫害致死，是當時的一件大事，但在《中興小歷》中卻只有廖廖數語，既沒有剖析岳飛冤死的原因，也沒有記述岳飛之死在朝野中所造成的反響，這是絕對不能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真相的。 　　與此相反，對於主和派的主要人物如汪伯彥、黃潛善、秦檜之輩的記載則從自己的政治立場上出發，在內容上詳細記載，不厭其煩；在用字遣句上則大加褒賞。對於黃潛善放逐李納，誅死陳東，歐陽澈等人，《中興小記》不僅不如加以譴責，而且語含褒賞。當時南宋面臨的最大事情，是如何抵抗金兵的南侵，並進而北上中原，收復失地，迎回二帝，但身快相位的黃潛善、汪伯彥等因循苟且，不思進取，對力主抵抗的主戰派百般阻撓，橫加干涉，致使主和派人士紛紛落入縲紲，恢復失地無望。對於黃潛善、汪伯彥的這種行為，熊克沒有予以應有的譴責反而濫加褒美。 　　在《中興小歷》中除了對主戰派的無情貶抑和對主和派的肆意褒賞，熊克還在記述中對宋高宗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在卷一記載趙構即位時，《中興小歷》記載道：「夏五月庚寅，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軍節度使。……康王博涉經史，道君向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在同卷記載宋高宗趙構與黃潛善議事時，黃潛善將探事人張宗獲得的金朝人的赦書和迎立孟太后書上奏高宗。高宗「揮淚大慟，其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受，不可輕舉。』」 　　再如紹興十二十一月有這樣一段記載，「上謂宰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避』，上曰：「臣下迎氣，孟子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照臨，百官士庶熟不精白以承休德哉。』這一段記載是充滿了溢美阿諛之詞，而歷史事實卻與此相反，在秦檜執掌朝政的近二十年歲月里，兩度為相，靠的就是處處揣度、迎合高宗的心思，而高宗也並不是熊克描述的虛懷若谷的英明皇帝。 　　按照常情，這樣一部充滿對皇帝歌功頌德的書是不可能被列入禁毀之列的。但許多歷史事件的出現是超出意料之外。《中興小歷》的被禁，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於，熊克撰寫《中興小歷》的時候，是主和派和朝廷上掌權的時候，但政治上的局勢也會有變化的。宋寧宗繼位之後，很想有番作為，而他任用的權臣朝胄也是意在積極北代，恢復中原故土，這樣一來，堅持議和立場，貶折主戰派，褒揚主和派的《中興小歷》和宋寧宗及權臣韓胄的政策顯然是多有抵觸了，其被禁毀是必然的事。而《中興小歷》的被又有偶然的一面，寧宗嘉泰二年（公元1220）夏天，有一個書商，帶著《中興小歷》渡涉淮河時，被駐守盱眙的官軍查沒，而當時寧宗已下詔查禁私人修撰的歷史書，又把私修史書分為「有益公議」和「有干國體」二類，而《中興小歷》又屬於「有干國體」這一類的私修史書，書中充滿著與當時國策不和的投降、妥協論調，於是命令各地道師憲司府嚴格檢查各地私人書坊，一經查出《中興小歷》，即行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