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所見清代後期陝南地區的水利問題與自然災害

以漢中盆地和安康盆地為中心，陝南地區的堰渠水利有悠久傳統，漢中地區早在宋代已形成較系統的堰渠。明清時代，尤其清代秦嶺—大巴山區經歷了一次廣泛的開發。就水利建設而言，不僅以山河堰、五門堰、楊填堰等為主的許多堰渠仍在發揮作用，還興建了一些新的堰渠灌溉工程。特別是在川楚移民開發山區的過程中，修建了不少小規模堰渠，山中農田水利面貌因之一新。（註：參見拙作《明清漢水上游山區開發與水利》，文載《武漢大學學報》（哲杜版），1994年第1期。）不過，清中葉以後，與山區自然生態環境及社會狀況的變化相關聯，陝南地區的堰渠水利也發生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變化。與此同時，水旱等自然災害也有增多加重的傾向，並由此成為該地區發展進程中影響深遠的轉折。本文主要依據現存碑刻資料，對清代後期的有關變化作一初步探討，（註：碑刻資料主要據陳顯遠編《漢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張沛編《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參以有關方誌著錄。）並請方家指正。一、清後期陝南堰渠水利中的矛盾衝突清中葉以後陝南堰渠水利值得關注者有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堰渠變遷頻仍，表現為大堰渠灌溉面積盈縮不定，小堰渠甚或存廢無常。前者最典型的例子可推城固、洋縣二縣共同用水的楊填堰。嘉慶年間，該堰灌溉城固田1400餘畝，續增加到6800餘畝。灌溉洋縣之田遠較城固為多，始為10800畝，相繼增加到17000餘畝、18400餘畝。即所謂的「城三洋七」，也是「三分堰」、「七分堰」的來由。後來，城固先後報下蘇村、蘇寨村、留村沖廢田計1100餘畝。到同治年間，三分堰水冊所載灌溉面積僅存3800畝，較之6800畝原額，失額達44%之多。（註：《修復楊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又如城固縣五門堰，清初灌溉面積30000畝，後增至40000畝，最多時城固、洋縣合計達50000餘畝。其間因宅基所佔，為流沙所摧，或為堰長、渠長隱匿，最少時僅存田28000餘畝。道光年間曾「清而厘之，復額如舊」，到同治、光緒年間，「田冊毀於兵燹，其減者視前更甚矣」。光緒元年(1875)始又清查，僅「田之由隱而顯者，計數在四千以外」（註：《五門堰複查田畝碑》，光緒元年六月。）。灌溉面積盈縮現象在山河堰、漢陰鳳亭堰等堰渠皆不同程度存在。小堰渠之存廢無常現象主要發生秦巴山區，山區灌溉設施修建難度大，規模小，有因時因地制宜的性質。如漢中府屬留壩廳：「本無水利，近年以來，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兩岸地稍平衍者築堤障水，開作水田。又壘石溪河中，導小渠以資灌溉。」「小留壩以下間引留水作渠，各渠大者灌百餘畝，小者灌數十畝、十數畝不等。町畦相連，土人因地呼名。然至夏秋山漲，田與渠嘗並沖淤，故不得名水利也。」（註：嘉慶《漢南續修府志》卷20。）興安府屬平利縣，「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處，均由鄉民自行修浚，移徙無常。」略陽縣、定遠廳皆有與留壩廳類似的記載。（註：光緒《定遠廳志》卷3：「夏秋水漲，田渠亦易沖淤。近日墾田灌溉，數倍往時，其利終難恃，故渠溉田數目多本漢中志。」此說在嘉慶《漢南續修府志·水利》中已有，文字略有差異。「夏秋山漲，田渠亦沖淤。近日墾田資渠灌溉者雖數倍往時，而其利終不可恃，故各渠灌溉田數目仍循舊志」，該志論及略陽水利時云：「原無水利，現有水田者，近因川楚人民徙居來泥開墾，引山溝水以資灌溉，每處或數十畝、十數畝不等，然至夏秋山漲，多被沖淤，不得稱為水利也。」）一方面是擴大灌溉面積的努力，另一方面卻是無法避免的沖淤廢弛的結果，實已表明墾田灌溉與山地環境之間並不相宜的關係。堰渠灌溉面積的盈縮，大多是從「冊載」的意義上而言，特別是冊載灌溉面積的減少，不少是為逃避修堰負擔而有意隱匿、失載的，而非灌溉面積真的萎縮了那麼多，楊填堰城固一方的灌溉面積大幅度失額即有此因素作用。但也有實際上的減少，除了戰亂時期外，主要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結果，如水沖、沙壓、河道變遷等導致田地無法灌溉或無水灌溉。與此相對的是灌溉面積的擴大，擴大亦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合法的引水灌溉，改旱地為水田，其灌溉面積得以在有關冊籍上登載、反映出來。另一種是不合法的、違例的偷行引水灌溉或強行強水灌溉，即所謂「射利之徒，間有將旱地開作水田……恃強爭水」、「偷挖堰水」等情況。（註：嚴如＠①：《請專委府經歷專管公堰詳文》，載嘉慶《漢南續修府志》卷20。）其二，用水秩序混亂，爭訟不斷。各堰渠所灌溉田地，各有定數，這就是通常說的「冊內原灌正田」。冊載正田「歲修有費，輪甲行夫，為日已久，是以永沾灌田之利」（註：嚴如＠①：《請專委府經歷專管公堰詳文》，載嘉慶《漢南續修府志》卷20。）。用水秩序混亂的第一種形式就表現為冊外之田與冊內正田爭水的衝突。沔縣泉水堰創自明代，原為12家軍戶所修，「系拾貳家軍戶之私堰，沿河兩岸支流汛泉，總歸此堰，外人不得開地作田，阻截上流」（註：《處理泉水堰糾紛碑》，咸豐九年。以下此案引文俱出此碑。）。據說一直「無敢違者」。但到道光十一年(1831)，「有客民陳正秀開地作田，違例霸水，被堰長投約，處明具結，永不得攔截堰水。十四年，又阻攔堰水，亦具有結。又十五年，張文興、李普、王修德等估截此堰上流之水，被堰長具稟在案，蒙縣主李斷令仍照舊例，立碑為記，外人不得紊亂」。詎料截水者不僅未立碑，而且不悔過，此後又先後於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咸豐九年(1859)，由陳正秀之弟陳正章，陳正秀之子陳有剛、陳佘娃、陳周兒，張文興之子張武剛，陳正秀之孫陳二狗，李普之侄李茂春等多次恃強違例攔截堰渠上流，「勺水不下」，甚且反控堰長，並將堰長按於水中，「淹浸幾斃」。20餘年間，雖有官府多次理斷、禁令，陳、張、李、王諸家竟五次攔截堰水，可見爭水之激烈程度。楊填堰在光緒年間發生了一系列修堰、用水衝突，先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西營村廩生張成章賄竄百丈堰首事劉永定，與村民張玉順等多人一道，「以旱地作田，在於洪溝橋搭木飛槽，接去五洞外若干濟急之水，從旱地鑿渠引水，退入官渠，沙淤壅塞，有礙堰水，為害非淺」（註：《處理楊填堰水利糾紛碑》，光緒二十五年。）。接著又有「呂家村呂璜等偷砍西流河護堰之柳，私捏字具；狡騙河西攔水壩地址，凶阻工人，不準揀石修堰。又補修二道□□庄村人率眾阻撓，亦不得揀石修砌，種種謀害，疊相侵擾，直使古堰竟為烏有」（註：《處理楊填堰水利糾紛碑》，光緒二十五年。）。由此而起糾紛先後告至縣、道，判西營村為違例搭槽開渠，改作水田，令其拆槽平渠，不得再犯。呂璜利己害公，附堰村民不得霸佔近堰之地，阻攔修砌。但事情到此並未了結，西營村張成章等乘原任道台恩開卸任之時，欲翻控逆結，訟案又起，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審斷，維持前判。西營村並不因此甘心，四月插秧之時，竟又恃強違斷，「預備搭槽灌溉」，於是，爭訟又起。此類冊外田地與冊內正田爭水現象，在安康縣東壩、漢陰鳳亭堰、城固五門堰、漢陰濟屯堰、山河大堰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冊內田畝爭水的現象更為普遍，幾乎無堰不有，只是程度、規模互有差別。碑石所見規模較大、歷時長久者有漢陰廳月河濟屯堰，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八月，咸豐元年(1851)三月、九月，咸豐六(1856)年五月，先後有監生沈興洽、生員沈興潮及工書白際太等與堰內武生劉紹傑等為爭水（沈興洽等恃強截放，淆亂舊規）而互控，屢斷卻不能結。（註：《月河濟屯堰總序碑》，咸豐六年七月。）城固五門堰之油浮、水車二湃（居上流）與西高渠（地居下流）之間為爭水亦「迭次控爭，官經數任，蔓訟不休」（註：《油浮水車二湃修渠定式碑》，光緒五年五月。）。自光緒三年(1877)至光緒五年(1879)，亦屢斷不結，西高渠紳糧楊春華曾率眾挖毀所修渠底平石。安康縣千工、萬工兩堰：「灌田數萬畝，闔郡民食所出也。（光緒年間）每逢夏旱，民以爭水灌田，糾眾持械輒釀巨案，前此判斯獄者訖不能決。」（註：《興安府紳民縷陳政績稟》，見童兆蓉《童溫處公遺書》卷1。）他如唐公車湃、鳳亭堰、小龍王溝五堰、月河補濟堰籌，各有爭水事件發生。「黑夜偷水」、「將平水改窄易寬，渠旁暗挖窟眼」、「變詐多端」偽造水冊，「奸滑詐增水數，豪強任意兼并」現象每有出現。其三，堰渠修浚衝突頻仍，嚴重影響灌溉效益。衝突大多由修浚負擔分配而起，有為逃避修浚負擔而隱匿灌溉面積者，如五門堰（註：《五門堰複查田畝碑》，光緒元年六月。）、楊填堰（註：《修復楊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有避重就輕者，如褒城荒溪堰（註：《荒溪堰條規碑》，道光四年。）；有為減輕修浚負擔而擅改堰渠設施，不顧堰渠整體利益者，如城固唐公車湃（註：《唐公車湃水利碑》，道光三年。），安康大濟堰（註：《大濟堰棉花溝水道爭訟斷案碑》，《大濟堰棉花溝水道議碑》咸豐二年四月。）；有堰長人等圖一己私利人為妨害堰渠修浚者，如五門堰（註：《五門堰定章告示碑》，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亦有堰外之人盜取護堰林木、阻礙採取修堰工料者，如楊填堰（註：《處理楊填堰水利糾紛碑》，光緒二十五年。），西鄉縣金洋堰等（註：《公議禁止金洋堰一切樹木碑》，同治十二年六月。）。有的衝突反覆多次，持續數年，對堰渠修浚影響嚴重。如安康團山鋪大濟堰上下兩牌間為棉花溝廢閘建ｊｉǎｎ＠②而起爭訟，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始，持續至咸豐二年(1852)，歷時五年之久，幾經周折，終以「欲廢兩閘，而於堰心水面平鋪石板五丈為渡水之ｊｉǎｎ＠②，載棉花溝濁流於ｊｉǎｎ＠②上，使石ｊｉǎｎ＠②下堰水通流，日後溝沙塞積，堰水不致受淤，即可諉挑浚之工於上牌而不問」（註：《大濟堰棉花溝水道爭訟斷案碑》，《大濟堰棉花溝水道議碑》咸豐二年四月。）的下牌敗訴為結案。又如五門堰黃家湃，「舊規每春分工挑淘，洗幫見底，所灌之田，每畝派錢四十二文，交堰長以資工費。兵燹後，各堰長視沙土為利藪，包于田戶，疊層漁利，年復一年，竟將古之渠心堆作沙波，其灣曲愈淤愈大，偶一逢旱，下流不得見水，屢興上控」（註：《五門堰黃家湃修浚定章告示碑》，光緒十九年十一月。）。當然，有些堰渠用水、修浚中的矛盾衝突，清代前期亦有存在，前後期相比，變化在於這些問題更加廣泛、更加嚴重了。二、社會風氣變化與堰渠水利灌溉水利為農業命脈，其重要性為眾所皆知。同時，水利工程又具有公共性質，在傳統的分散小農經濟條件下，人們在水利事務中的表現是最能反映當時社會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和認識的。而且，水利領域並不是孤立的，它仍是當時社會無可分離的一部分，用水秩序混亂、堰渠修浚衝突等反映出來的問題實質，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當時主要社會問題的核心所在。或者說，用水秩序的混亂，修浚衝突頻仍有其社會背景。在清代後期陝南的碑石中，每見有對當時社會風氣的記述，最為概括性的便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之類的說法，無論堰渠水利類碑石或是其他類碑石都能看到類似的內容。如褒城縣《荒溪堰條規碑》云：「無奈時移勢易，人心不古，竟有奸詐之徒，揀好修者修之，至難修者遺之。」再如安康縣《黑油溝公議禁碑》稱：「無奈世風不古，民習日偷，藐視王章，罔知責恥，常窩藏匪類，以賭博為生，甚至狗黨胡行，為盜為賊。嗚呼，世道流污，何至如是耶？」而這正是堰渠用水、修浚衝突的社會背景。集中體現當時陝南社會風氣變化的是各地方關於整飭風化、維護社會秩序的禁令、告示、鄉規民約等，如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平利縣《豐口壩公議條規碑》，道光五年(1825)九月《石泉知縣整飭風化告示碑》，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鎮平撫民分縣嚴禁牲匪賭竊告示碑》，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紫陽知縣嚴禁近灘小船水夫藉機搶撈貨物告示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紫陽知縣禁匪徒乘機搶取客貨告示碑》，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嵐皋雙豐橋組碑》，同治元年(1862)十月安康《景家公議十條規款碑》，同治五年(1866)《洋縣正常為民除弊碑》，同治六年(1867)一月《洵陽知縣嚴禁埠頭訛索過往船戶告示碑》，光緒元年(1875)五月《署磚抨撫民分府嚴拿匪類告示碑》，光緒元年五月《洵陽廟子埡鋪公議鄉規碑》，光緒元年十一月《陝安兵備道嚴禁埠役詐索船隻致擾行旅告示碑》，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白河知縣裁革牛稅諭碑》，光緒九年(1883)一月《寧陝撫民分府嚴禁燒山毒河告示碑》，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平利縣水田河保共置產業公應雜稅條款碑》，光緒十四年(1888)三月《平利縣秋木河公設稅局以納雜費碑》，光緒十五年(1889)十一月《會辦全陝厘稅總局嚴禁白河等處厘卡故意勒ｋèｎ＠③商販人等告示碑》，光緒二十二年(1986)六月《平利縣牛王溝公議禁盜碑》，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月《安康知縣頒布流水鋪後牌公議禁令告示碑》，光緒二十四年《白河知縣豁免雜稅告示暨豁免畜稅告示碑》，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安康縣黑油溝公議禁碑》等等。諸碑石中所列舉示禁的種種現象如縱放六畜踐害禾稼，各種形式的作偽欺詐，遊方僧道乞丐、么兒等強討惡化，各種各樣的盜竊行為，窩賭窩娼，誣控興訟，勾結匪類，搶撈落水貨物，訛詐往來行旅，差役乘機以權謀利、多派肥己、鄉約保正受賄勒索，燒山毒魚，故禍生意，買賣婦女等等，其實質無非是為謀私利而不顧他人或公眾利益，甚至以損害他人或公共利益來為自己謀利，另一方面，盡量逃避責任和負擔，只欲享利而不願受累，好逸惡勞且欲不勞而獲。如義倉事務中之「強行估借，甚至暗串多名，借數不少。每年收倉之際，恃痞強騙，抗不償還」（註：《平利秋河義倉條規碑》，光緒十五年三月。）；差役徵收稅費中之「竹木草紙及一切雜稅，雖交於官者有限而差役執票下鄉，多方需索，不遂其欲不止。甚至有稅已交出而被差役乾沒，仍累及花戶完納者。剝削窮民，毫無限制」（註：《白河縣豁免雜稅畜稅告示碑》光緒二十四年。）；鄉約管理中之「近連年歲饑饉，田間小竊，不肯經官，鄉約私自懲罰，原不欲壞其名節，冀其人自改也。乃近來鄉約視為利藪，遇有形跡可疑之事，使人具售狀，伊藉廟會、船會為名，動輒罰錢數串或數十串文，無錢者折給地畝，鄉約自行收租」（註：《洋縣正堂為民除弊碑》，同治五年。）。其他則有「近來人心不古，□各鄉保肆行告狀興訟；又有□□游僧野道並裝煙、歌唱之輩，每里紅白喜酌，硬行強討惡化；並有淘挖沙金損毀田地；無賴匪類偷竊□□、漆樹、田禾、樹木，及窩賭窩娼之家，任意妄為」（註：《石泉知縣整飭風化告示碑》，道光五年九月。）。「狗盜狼竊之徒，白晝強取，黑夜竊盜，竟使業不由己，民不聊生」（註：《平利縣牛王溝公議禁盜碑》，光緒二十二年六月。）。「每有橫暴之徒自無桑樹，竟多喂蠶，俟蠶放□時，呼朋引類，三五成群，偷竊搶砍，互相行兇，膽將守桑葉之人凶捆。匪等搶桑葉各去，反致有葉之家無葉喂蠶」（註：《安康知縣頒布流水鋪後牌公議禁令告示碑》，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對照堰渠水利用水、修浚過程中發生的種種矛盾衝突，其實質與前述似無二致，可知堰渠水利的問題不是孤立的。與鄉約、保正、差役的種種舞弊營私、以職權謀私利行為相對應，堰渠水利中的許多弊端、衝突亦與首事、堰長、渠長有關。城固五門堰唐公湃的問題「日甚一日，其弊總由首事年年□者，只飽私篋，一二端正之人，又以公事難管，勉強塞責，只求眼前之無事，不顧日後之貽患」（註：《城固五門堰分水碑》，嘉慶二十三年。）。其在冊灌溉面積則「又為堰長、渠頭所匿，日ｊｕāｎ＠④月削」（註：《五門堰複查田畝碑》，光緒元年六月。）。對於修浚事務，「各堰長視沙土為利藪，包于田戶，疊層漁利，年復一年。」（註：《五門堰定章告示碑》，光緒十九年十一月。）西鄉金洋堰之經費由堰首收用，任意妄為，私擅修造，想像興工，浪費殆盡。（註：《金洋堰公議除弊碑》，光緒二十二年。）光緒年間楊填堰所以發生長時期爭水糾紛，起因即有賄竄百丈堰首事一節。（註：《處理楊填堰水利糾紛碑》，光緒二十五年。）咸豐年間漢陰濟屯堰的爭水事件，亦與堰長不無干係。（註：《月河濟屯堰總序碑》，咸豐六年七月。）鄉約、保正、堰長、渠頭、差役等涉足公共事務管理的人員「人心不古」，對公共事務離心力增大，甚或視公共事務為利藪而化公為私，是清代後期陝南社會風氣變化、公共事務弊端叢生的重要標誌和原因之一。堰渠水利及其他領域正常秩序的穩定與否，與清朝官府權力對基層社會控制力的強弱成正比關係。堰渠用水秩序和堰渠修浚中矛盾衝突的大量出現，尤其是衝突長時期持續且屢經官斷而不能解決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代後期的陝南山區，清朝官府權力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度受到削弱。在陝南，對堰渠水利事務非常重視，時有「一君命，二堰命」、「軍務事大，堰務事大」之說。道光以後，堰渠水利屢次發生持續長時間的爭訟，如前揭道光十一年至咸豐九年(1831-1859)間沔縣泉水堰發生的違例霸水案，中間經縣官多次理斷，明確批示，霸水一方竟一犯再犯。光緒年間發生的楊填堰水利糾紛更是「一味恃強刁橫，不遵王法」，在縣、道多次明確飭令「曉諭森嚴」的情況下，越例方不僅不遵行，反而翻控原告，仍欲搭槽引水。更為嚴重的是當城固知縣帶差親赴西營村拆毀違例引水設施時，敗訴者「竟仗刁風，糾眾毆官」，又鳴鑼集眾，打鬧堰局，門窗俱壞，領首受辱」。直視官府審斷為兒戲。值得思考的是，違例方多次翻控、強行引水等行動，多是乘陝安道台換人之際發生的。（註：《處理楊填堰水利糾紛碑》，光緒二十五年。）寺觀經濟是一個相對特殊的領域，陝南地區寺觀較多，道光以後，多數寺觀的廟產管理都弊端叢生，從相關的禁碑、條規碑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如道光九年(1829)四月城固《洞陽宮山場條規碑》，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平利《女媧山三台寺條規》，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城固《文延功果贊並遺囑條規碑》，咸豐六年(1856)城固《重立護持洞陽宮扁鵲觀碑》，咸豐八年(1858)六月安康《永興寺地界碑》，咸豐九年(1859)九月沔縣《整頓觀子山廟產碑》，咸豐十年(1860)八月漢陰《吉祥庵施田碑》，同治元年(1862)一月沔縣《保護武侯祠財產告示碑》，同治九年(1870)三月沔縣《嚴禁侵吞武侯祠廟產碑》，光緒三年(1877)二月漢陰《重修吉祥庵樂樓碑》，沔縣《重修武侯墓廟碑》，光緒十六年(1890)十二月安康《天柱山廟公議戒律條規碑》，光緒十七(1891)年城固《清查文昌宮田產碑》，光緒二十年(1894)九月安康知縣頒布《天柱山廟公議章程告示碑》等等。寺觀廟產管理的弊端來自多方面，但核心仍是住持、首士之弊。城固洞陽宮，「舊來住持，不守清規，污穢神山，偷當山場，私賣租典，爭奪興訟，數載不休」（註：《洞陽宮山場條規碑》。）。「住持丁永貴不安本分，素有自私自利之心，於是嫌隙生而師徒成仇，詞訟起而財米盡空。擅將響水岩山廠賣於會長，洞陽宮福地棄諸他人」（註：《重立護持洞陽宮扁鵲觀碑》，咸豐六年。）。平利女媧山三台寺，「飛錫游僧，望空門而托足；燒丹野道，每幻術以愚人……他如伯佃恃橫，抗廟租而不納；強鄰倚勢，侵廟界以自豐。頂撥者業不由僧，葬埋者地以墳占。老桂婆娑，狂夫或恣其攀折；雜植旋繞，竊者或殘以斧斤」（註：《女媧山三台寺條規碑》，道光二十年十一月。）。沔縣觀子山廟，「物換星移，人心趨於澆漓，每多假公以濟私，或剝削於強鄰，或侵佔於豪強，或沖崩於河水，或廢弛於住持，即間有一二老成者為之董正，而垂成則疑忌之心又不免」（註：《整頓觀子山廟產碑》，咸豐九年九月。）。漢陰吉祥庵，「自道光二十八年住持將田地加佃減稞，致訟多年」（註：《吉祥庵施田碑》，咸豐十年八月。）。沔縣武侯祠住持「非特不守清規，並且通同舞弊，不以香火為事，專守肥己之謀，廟宇日見傾頹，出息盡皆剝削」（註：《保護武侯祠財產告示碑》，同治元年一月。）。「現在廟宇荒涼，田地侵佔，住持不守清規，香火無人供奉」（註：《留侯廟接管沔縣武侯祠墓碑》，同治八年十月。）。「住持徐教升不守清規，偷賣古樹，私伐皇柏」（註：《重修武侯墓廟碑》，光緒三年二月。）。漢陰吉祥庵，「邇來住持不軌，稞租皆耗」（註：《重修吉祥庵東樓碑》，光緒三年二月。）。諸如此類，從另外一個方面，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說明了清後期陝南社會風氣的變化，而且變化的實質與前述堰渠水利及其他領域的弊端頗為類似。不少碑文將前述一系列變化的契機定在咸豐、同治年間的戰亂，所謂「兵燹之後」，其實，已引的碑石就足以說明，變化早在道光年間已經普遍發生。三、環境變遷與堰渠水利堰渠水利是人類利用自然的一種重要方式，是人們通過自己的勞動實現與自然界間物質轉換的重要門徑之一，這就決定了堰渠水利之建設，必然受到自然環境的約束，隨自然條件的變化而產生新的問題。前述堰渠水利在清後期出現的變化，並非純粹的社會事務，與自然因素變化、環境變遷有密切關聯。環境變遷是一個複雜過程。明清時期，人類活動因素在環境變遷過程中的影響日益顯著。具體到秦巴山區論之，經歷了明清時期的廣泛開發之後，環境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註：參見譚作剛《清代陝南地區的移民農業墾殖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中國農史》1986年4期），（荷）費梅爾《清代大巴山區山地開發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2期）；拙作《明清農業墾殖論略》（《中國農史》1990年4期）；《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待刊）。）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壞及水土流失是問題的核心，由此又引發水文條件一系列的變化。環境變遷直接影響堰渠水利建設，尤其是水文條件的惡化，不僅破壞水利設施，而且加大堰渠水利建設的難度，並從而引起用水困難，堰渠修浚費用提高，成為誘發用水秩序混亂，發生修浚衝突的重要因素。對人類活動引發或促進水文條件惡化，陝南碑石有直接的論述。道光《西鄉縣誌·水利》收錄縣令張廷槐《重修五渠碑記》云：「當年山地未開，沙泥罕潰。此日老林盡辟，土石逢流，偶值猛雨傾盆，便如高江下峽，一出山口，登時填起河身，四溢平郊，轉眼化為湖澤。」西鄉縣東沙、中沙、北寺、白廟、西沙等五渠亦因受眾山之水而淤塞，以致泛濫橫流，淹沒民田廬舍。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刊平利縣《創設壩河埡公渡記暨公議船規碑》稱：「乾隆前，汝河口兩岸石嘴造有鐵鎖橋以濟行人，名曰六郎橋……乾隆後，人煙日多，山地漸漸開墾，暴雨暴水，沙土將河填高，石嘴湮沒，六郎橋化為烏有。」地方志及其他文獻的記載可為碑石佐證。道光《石泉縣誌》卷一論及漢水水情變化時云：「近因山中開墾既遍，每當夏秋漲發之際，洪濤巨浪，甚於往日。」《留壩廳足征錄》載嚴如＠①《棧道圖說》稱：「沿棧山林開墾略盡，土浮石松，夏秋雨發，淤塞道中，各溪河亂石填高，往往水與路平。」盧坤《秦疆治略》載：「南山一帶，老林開空，每當大雨之時，山水陡漲，夾沙帶石而來，沿河地畝屢被衝壓。」具體的事例如紫陽縣長灘，「向皆平衍」，至嘉慶末年，「溝水暴涌，石高數丈」，以致舟楫不通。（註：民國《紫陽縣誌》卷1。）漢中府屬略陽有石馬洞在蹇家壩，原本清流潺潺。至道光年間，「穴口被河水沖淤，沙石寨門」（註：道光《略陽縣誌》卷1。）。鳳縣有故道河，又名縣河、大散河，乃嘉陵江之上游，秦蜀要津。其「源出大散嶺，經縣境之黃牛鋪有三岔溝流入；至城東，安河流入；至方石鋪，小峪河流入；至兩當之單河鋪，野羊、東溝等河併流入；西南經徽縣之大魚關可通舟楫，至兩河口入白水江，經略陽城下出川境，為嘉陵江……墾闢日多，沙石淤塞，舟行不便。」（註：光緒《鳳縣誌》卷1。）不少山地開墾後的耕作條件惡劣，亦是山區環境變遷的寫照。興安府屬紫陽縣的情況很有代表性。道光後期知縣陳僅為《紫陽縣誌》作序，其中有「路角澗濱無跬步之地不墾，其用力勤矣。而戴土之山，先澇而潰，未ｈàｎ＠⑤而龜，偶有豐收，亦無宿蓄」之語。知縣朱允治亦云：「紫陽多崇山峻岭，民所耕以為食者皆陡坡石磧，%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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