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家族化、幫派化

第一篇

高級官員的腐敗最能代表一個時期腐敗的「高精尖」模式，對下又極具「示範」意義。

2014年底，最高檢副檢察長邱學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當前職務犯罪的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發展演變趨勢，即系統化、區域化、家族化、群體化等動向更加明顯。從一起案件、一個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牽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個單位乃至整個行業系統。

這在高官腐敗中表現尤為明顯。

「一家兩制」輸送利益

據《財經》統計，十八大以來至2015年1月23日，共有62名省部級以上「大老虎」（其中包括軍隊腐敗中的徐才厚）落馬。目前移送司法機關的有37人，其中4人已經領刑。

雖然集中力量查處大案要案自1982年就成為中共反腐鬥爭的重要策略，但其力度在十八大之後表現最為顯著。2014年，中管幹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的人數是30人，這個數字是前一年的3.75倍，在近30年中高居峰值。

此前數年，每年進入司法程序被檢方立案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數量多在個數，上一個峰值是2004年，當年有11名省部級高官被移送司法機關立案偵查。

在紀委或司法機關已公開的有案情信息的34名落馬高官中，涉嫌收受賄賂或經司法認定構成受賄罪的有30人。

高官腐敗投射出的一大新特點是公權力家族化、腐敗家族化。官方信息顯示，30名落馬高官的案情通報中，明確提及其配偶、子女等親屬及特定關係人參與利益輸送的比例達40％。

官員變現手中權力，通過家屬等「曲線」斂財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官員兜售權力，其家屬負責收取賄賂，比如周永康，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等。倪發科案已一審判決，他利用職務便利，為有關單位謀利，收受財物1296萬餘元，且有580餘萬元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因此獲刑17年，充當其受賄「中介」的有其妻、妹夫、兄弟、特定關係人；其二是實現公權力與市場資源的有效利己配置，幫助親屬從事經營活動，「近水樓台先得月」，比如周永康和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等。在周永康案中，周涉嫌濫用職權幫助親屬、情婦、朋友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巨額利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

這兩種方式的謀利實質上都是將公權力家族化，把權力當作官員及其家族共同攫取利益的「通行證」。如果說「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尚存在官員家屬被拉攏、腐蝕的可能性外，第二種謀利方式則是主動出擊實現利益最大化，但風險也最高——「一損俱損」。

後一種謀利方式被中央紀委首次命名為「領導幹部『一家兩制』的利益輸送新形式」。2014年11月，中央紀委公布第五巡視組反饋的巡視情況時稱，這種形式「手段隱蔽」，並要求有關省份妥善研究應對領導幹部「一家兩制」造成的利益衝突問題。

領導幹部的親屬特別是高級官員的近親屬不得經商的禁止性規定，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有但「令行不止」，官員級別越高，其家族化腐敗的形式越隱秘，染指的領域也具有高度壟斷性。

《財經》此前披露，周永康之子周濱已因涉嫌非法經營罪被批捕。依託其父的政治資源，周濱建立的商業帝國橫跨中外，涉及水電、石油、投資等項目。

權貴結盟「依附」

62個落馬高官雖分布在北京、海南、重慶等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但他們並非單一孤立，早已織成縱橫交錯的腐敗關係網。

「秘書幫、石油幫、山西幫」首次出現在2014年底的官方文件中，這主要是指周永康及其秘書、下屬等群體性腐敗現象。高級官員一旦拉幫結派，結成腐敗共同體，則層層傳導形成更大的輻射面，已不僅僅表現為「窩案」「串案」。

他們拉幫結派，在政治上互相依附，經濟上共同分利。比如周永康的原秘書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及其原下屬李崇禧、李東生、譚力、李春城等，都在這場「打虎」風暴中落馬。

據《財經》了解，周永康之子周濱同郭永祥之子郭連星、蔣潔敏之子蔣峰均有交集。與周家類似，郭氏父子也涉嫌共同收受巨額賄賂，同時郭永祥的兒子受其父蔭庇從事經營活動謀利。

2014年10月，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王岐山強調「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輸送」。在同年1月習近平曾稱，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

在2014年和2015年中央巡視組的巡視「檢查單」中，對四川、河北、山西等地的巡視情況反饋中提到，個別領導幹部、國有企業內部「搞團團伙伙」或類似警示。

「腐敗已由手工作坊式的操作，進入集約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中，從權錢交易到權色交易、權權交易，必然要拉幫結派才能經營下去。」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分析，權錢交易在單個人之間就可以完成，權色交易已具有「團團伙伙」的色彩，才能實現非物質化的賄賂，但並不具備集約性、規模性，但一旦發展到權權交易，「必然要拉幫結派，超越物質交易、非物質化交易，進入『政治聯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