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其實就是吃文化

06-08

　　中國文化其實就是「吃文化」！謀生叫糊口，工作叫飯碗；受雇叫混飯；靠積蓄過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的叫吃得開；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歡迎叫吃香；受偏愛受照顧叫吃小灶；不顧他人叫吃獨食；沒人理會叫吃閉門羹；有苦難言叫吃啞巴虧；嫉妒叫吃醋；理解不透叫囫圇吞棗；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廣泛流傳叫膾炙人口；收入太少叫吃不飽；負擔太重叫吃不消；猶豫不決叫吃不準；幹不成叫幹什麼吃的；負不起責任叫吃不了兜著走。打招呼叫吃了嗎?

　　民以食為天。論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國人必稱「四大發明」，但依愚見，「四大發明」只不過是對一種自然現象的最原始認知而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沒有多少技術含量，也沒有產生多少經濟效益，不值得炫耀，若從對民生的影響而言，「吃文化」倒是值得一提。

　　時下，國人每論一事，常冠以「文化」一詞，大者如政治文化、社會文化，小者如企業文化、校園文化、足球文化、廁所文化。但問及每種文化的內涵如何，則未必皆能夠回答上來。就「吃」而言，其中到底散發著什麼文化氣味，或大有學問存焉，但依愚見，所謂「吃文化」，不外是指有關吃的觀念與行為。

　　悠悠萬事，惟「吃」為大。圍繞這一大事，從窮人到富人，美食家到醫學家，從營養學家到哲學家，從男人到女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但說來說去，總跳不出兩個問題：一是「吃什麼」，二是「怎麼吃」。以此來分析中國的「吃文化」，或可推導出如下答案：「中國人吃什麼？什麼都吃。怎麼吃？使出各種花樣來吃。」

　　那麼吾邦何以會孕育出以「什麼都吃」和「使出各種花樣來吃」為基本精神的「吃文化」呢？思之再三，或可妄說如下。

　　一是「窮」出來的。吾嘗撰文《國人活得好辛苦》，言及逼仄的自然環境和政治環境造成國人生活的艱難，「貧窮」成為困擾國計民生的基本問題。即便是在「文景」、「開元」、「康乾」等「盛世」，「國富」依然難以改變「民窮」；正如目前我們的GDP總量雖已直追美國，超越日、德，位居第二，但每日消費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仍達三億之多，仍然沒有擺脫「貧窮」。晚清時期，來華洋人對中國的一個顯著印象就是「窮」。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氣質》中這樣寫道：

　　「一個隨時隨地與普通中國人打交道的外國人，用不了多久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很少有幾個中國人口袋裡裝有現錢。無論做完什麼活兒，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錢，為的是買點什麼吃的東西。他可能一直在餓肚子。即便是小康人家，在急等著用一筆不大不小的錢時，時常也會感到非常困難。……中國最突出的現狀就是成千上萬人生活在貧困當中，看不到一絲希望。」。（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文匯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187頁）

　　窮則思變。面對貧窮，面對飢餓，國人在飲食上很自然地選擇如下路徑：

　　首先，凡能充饑者，不論死物、活物，飛禽、走獸，山珍、海味，家養的、野生的，統統納諸腹中，此所謂「什麼都吃」。明恩溥不無驚訝地描述道：

　　「中國人對食物不怎麼挑剔，……落進他們網中的就全是魚，而幾乎所有的東西遲早都會被他們網住。在中國北方，馬、牛、驢和騾子都是廣泛使用的畜力，而在很大一片地區，駱駝也被用來幹活。毫無疑問，我們在下面將要舉出的這個事例，或許會讓我們的某些讀者感到中國人的節儉實在走得太遠了：通常，在這些家畜死後，它們全都會被很快地吃掉，無論它們是老死、病死還是意外死亡的。這種做法很自然，不會引起什麼非議，即便是死於肺炎之類傳染病的牲畜，也依然會被吃掉。這些死畜的肉吃了並不好，這一點人們其實也都清楚，因此病畜的肉會賣得很便宜，但這樣的肉還是全都賣了出去，全都吃掉了。人們也都意識到了，吃了這樣的病畜肉對身體肯定不好，但人們考慮更多的卻無疑是，以很低的價錢吃一頓肉是很划算的，可以冒一下險，不過應該說，吃這種肉的後果也並不一定就會得病。死狗和死貓，也會像那些死馬、死驢和死騾子一樣，會被人的腸胃消化掉。我們親身經歷過幾個村民們吃死狗的事情。處於排除騷擾的考慮，他們用毒藥毒死了那些狗。有幾個比較小心的人曾經向洋醫生打聽過，吃了這樣的肉會有什麼壞處，但是那條狗『已經下鍋了』，這幾個人怎麼也下不了決心抗拒美食的誘惑，但大吃了一通之後，結果什麼問題也沒有！」（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第7-8頁）　　讀到這樣的文字，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洋人造謠，但依我個人經歷，所言非虛。少時居鄉下，每有瘟豬、瘟雞死去，村民們一般不會白白地掩埋，除了內臟，都要吃掉。今天，每當我們聽到某國、某地發生口蹄疫，便感到恐懼，其實在那個時代，染患此疫的牛羊常常成為村民們的美味佳肴。最令人不解的，或許是國人具有超強的免疫力，吃了這些病畜，大家居然「什麼問題也沒有」。難怪明恩溥感嘆道：

　　「如果一個民族具有中國人這樣的身體素質，就能夠擺脫戰爭、饑荒、瘟疫和鴉片造成的後果而生存下來，如果他們再對生理學和衛生學的法則稍加註意，再依靠合適的飲食獲得均衡的營養，那麼就有理由認為，這樣的民族將有足夠的能力佔據這個星球上的一大片地區，甚至更多的區域。」（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第142頁）

　　明恩溥描述的是中國社會的常態，在非常態下，國人「吃」的對象則更廣。從野菜、樹皮吃到泥土（觀音土），待到吃無可吃時候，便吃自己的同類。余嘗思索，吾邦森林植被面積何以如此狹小，原因固然很多，但「吃」是一個重要因素。史載，「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民生計無遺，加之飢謹，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屑榆作粥」（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五）。清人魏象樞的那首《剝榆歌》更道出「吃榆」的慘狀：

　　黃沙日暮榆關路，煙火盡絕泥寒戶。

　　路旁老翁攜稚兒，手持短鐵剝榆樹。

　　我問剝榆何所為，老翁倚馬哽咽悲。

　　去歲死蝗前死寇，數十村落無孑遺。

　　蒼蒼不恤儂衰老，獨留餘生伴荒草。

　　三日兩日乏再饘，不剝榆皮那能飽。

　　榆皮療我飢，那惜榆無衣。

　　我腹縱不果，寧教我兒肥。

　　嗟呼！此榆贍我父若子，日食其皮皮有幾。

　　今朝有榆且剝榆，榆盡同來樹下死。

　　老翁說罷我心摧，回視君門真萬里。

　　至於吃人，歷朝正史野記皆有記載，茲不贅述，直至三年「大饑荒」時期，廣西仍然發生人吃人的現象。

　　其次，因貧窮，可供選擇的原料極其有限，欲滿足口腹之慾，從素食中品出肉的味道，從山貨中嗅到海鮮的滋味，只有因材制宜，設法做出品目繁多的飯菜，此所謂「使出各種花樣來吃」。對此，明恩溥這樣評論道：「在中國旅行過的人的最初印象之一，就是當地人飲食的極端簡單。大多數人看上去只吃有限的幾種食物，比如大米、豆製品、小米、蔬菜，還有魚。以上這些，再補充一點其他東西，就構成了為數甚眾的好幾百萬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過節或者什麼特殊的日子裡，才會添上一點肉。」。但令明恩溥驚訝的是，中國人卻利用這「有限的幾種食物」烹調出多種飯菜：

　　「在中國，在一般的年份里，兩個美分很可能就足夠一個成年人一天的飲食花銷了。在鬧饑荒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僅靠著每天超過一個半美分的救濟金生活好幾個月。這表明，在中國，人們普通掌握了高超的烹調技藝。儘管他們下鍋的常常都只是寫簡單、低劣的東西，在外國人看來簡直無法下咽，但是不能不承認，中國人絕對是烹飪方面的大師，能把手邊的任何東西都變成可口的飯菜。……即便是那些對中國的烹飪很少關注的人也都知道，中國人的廚藝非常精湛，能夠用簡單的原料做出繁多的

　　晚清來華洋人一方面看到中國窮人的清貧，另一方面對富人的奢侈感到震驚。明恩溥這樣寫道：

　　「更為可怕的是中國人那無休止的宴席，宴席上的菜肴之多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儘管中國人樂在其中，直到離開時還似乎意猶未盡，而每位參加過這種宴會的外國人卻都會感到恐怖和絕望。」（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第30頁））

　　外國人為什麼會對無休止的宴席感到恐怖和絕望呢？一則因為這些宴席太浪費時間，二則或許因為這些宴席不夠人道。當成千上萬的窮人飢腸碌碌時，而這些富人們卻在花天酒地，盡情地享受口福，富於同情心的洋人當然於心不安，「感到恐怖和絕望」。其實，這些洋人哪裡知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不足為怪。

　　在這種「吃文化」的牽引下，國人的「吃」無所不包，水裡游的，地上跑的，空中飛的皆可拿來吃。吃的方式多種多樣，煮的、煎的、蒸的、熬的、燒的、烤的、燜的、炸的、燉的、烙的、燴的、腌的，不一而足。中國民間節日幾乎都與吃有關。正月初一吃餃子，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餅，過年吃得更是五花八門，故云：「有錢沒錢，吃喝過年。」

　　在「吃文化」的牽引下，產生了不少「食癖」奇聞。茲錄幾則如下：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四云：「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瘡痂，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載：「東莞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貽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太平廣記》載：「劍南東川節度鮮於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雲其味實佳。」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十一載：「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知福建院權長輿嗜人爪甲」；「李楝之好服人精。」

　　清空空主人《豈有此理·好食說》載：「賀蘭進明好啖狗糞。」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載：「吳江某婦人好食死人腸胃」。

　　清末汪康年《汪穰卿筆記》載：「王西台者，直隸人，曾留學日本，為吉林警察之譯人，娶長春劉氏女為妾。劉有奇稟，自小有食炭之癖，冬日食最多，夏則少食，且謂人曰：『味甚甘美，余殊不覺其有難食之處。』」

　　以上典故所載諸君，或食糞中芝麻、陰津月水，或食胎衣、蚯蚓、臭蟲、狗糞、死人腸胃，既駭人聽聞，又令人反胃。雖屬「異食癖」，但未嘗不是「什麼都吃」文化的變態反映。　　在「吃文化」的牽引下，國人的「吃」已超越「吃飯充饑」的含義，而成為一種無處不在的行為動詞。劉心武在《什麼都吃》中這樣寫道：

　　遇見難對付的事，我們常慨嘆：「真吃不消！」棋牌賽中我們贏了對方的棋子或牌，很少說：「我贏了你這個！」或「我取消了你這個！」一般總是說：「我吃了你！」費力時，我們說「吃力」；受驚時，我們說「吃驚」；受損失時，我們說：「吃虧」；依賴原有功勞，我們說「吃老本」；愛讓人表揚，我們說「吃捧」；挨了批評，有時我們說成「吃了批評」；受重視，我們稱之為「吃香」，受冷落則叫做「不吃香」或「吃癟」；混得好，我們稱之為「吃得開」、混得不好自然就是「吃不開」；挨了罵不敢還嘴，我們就說是「吃罵」；形勢不好，我們說是「吃了敗仗」；被刀砍我們說是「吃一刀」，被箭射我們說是「吃一箭」、被槍擊我們說是「吃一槍」、「吃黑棗兒」或是「飲彈」；足球場上運動員犯了規，裁判給了他警告或罰他下場，我們中國人也說是「吃了一張黃牌」或「吃了一張紅牌」；工廠訂貨量不夠，我們說是「吃不飽」；對問題心中無數，我們說是「吃不準」；捲入了訴訟，我們說是「吃官司」；當中間人拿傭金，我們說是「吃回扣」；女子長得漂亮，那就麻煩了，我們不說「秀色可賞」，而說「秀色可餐」；想佔有一樣非食物的東西，我們也說是「垂涎三尺」；肯定一樣並非食物的東西，比如文章、節目、繪畫……我們也說是「很有嚼頭」；有技術、生存能力強，我們說是「一招鮮，吃遍天」；汲取教訓，我們說是「吃一塹，長一智」—細想這話最怪：「塹」怎麼個吃法呢？

　　貧富懸殊的兩極社會「煉」出了中國的「吃文化」。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今我們雖已進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但「貧窮」問題、貧富懸殊問題依然沒有很好地解決。據有關數據，2008年，中國的GDP總量是4.4萬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日本，而中國人均GDP只有2460美元，位列世界第104位，日本的人均GDP是34023美元，位列世界第22位。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的國家是盧森堡，為102284美元，是中國的40多倍。從家庭平均資產而言，2004年美國家庭平均資產為448000美元，而2002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資產只有2283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的城鎮居民家庭平均資產水平還不足美國的1/10。中國國民不僅貧窮，兩極分化更為嚴峻。按照某些社會學家的分析，中國目前是一個「倒丁字型結構」的社會，20%的人擁有全社會80%的消費支配權，1.3%的人擁有全社會20%的存款額，城市裡的底層佔55%，農村社會的底層佔98%。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多數窮人只能根據微薄的收入設法解決溫飽，並盡量吃得豐富些；而少數富人一如傳統權貴則可根據自己的口味一路「吃」下去，吃得豪華，吃得氣派，吃出身份，吃出地位。

　　但是，新舊權貴的「吃」也有不同之處。舊權貴們基本是「吃自己」，吃的時候尚存幾分「捨不得」的心情；而新權貴們很大程度上是「吃公款」，一任口味而吃，無所吝惜。因此，中國的「吃文化」在新的時期藉助「公吃」的力量進一步發揚光大，正所謂：「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誰不吃，不吃是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