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詩人講演錄（79-83）

大唐詩人講演錄（79-83）

轉自：太子頭上的博客

79/趙嘏＝＝＝＝　　　　趙嘏在接近晚唐的詩壇，算是不大不小的詩人，今人對他的熟悉，似乎僅因一首被歷代評家反覆念叨的《江樓舊感》而知名，其詩曰----「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其實此詩也無甚深意，無非是舊地重遊，而當年同游的友人卻不在身邊，油然而生出一絲惆悵而已，沒什麼值得反覆玩味的，倘讀的遍數一多，反想嘔吐。我不大喜歡那些經不住人盯著看的東西，大有「猛一看還行/細一看還不如猛一看」的感覺，比較掃興。　　　　當年杜牧很喜歡趙嘏一句詩，曰「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由是還得了個「趙倚樓」的綽號。這是趙嘏一首七律裏的頷聯，詩題為《長安晚秋》，也有版本刻為《秋望》或《秋夕》的，全詩如下----「雲物凄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這顯然是趙嘏寄居在長安時，秋天所寫的詩。那時長住在長安的人基本有三種：一是家就在長安；二是在京城為官；三是在長安應考落榜後沒回家，寄居在此準備明春再考。趙嘏便屬第三種，他曾屢次落榜，而此詩也是他落榜後寄居在長安時所作。何以見得？在此我賣個關子，教大家學一手「考證」的秘訣。此詩一眼看去似乎沒什麼足以提供考證的材料，但讀詩需仔細，材料全在最後一句的「南冠」與「楚囚」兩詞上。考二詞，本於《左傳/成公/九年》，其文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云云。　　　　源頭找到了，證據也就大白。「南冠」既然是「楚囚」所戴的帽子，回過頭來再審趙嘏詩，只此四字便可證出如下諸條問題----其1：趙嘏的家鄉無疑在南方楚地，即江蘇境內春秋戰國時楚國所轄之地，而此番只是寄居在北方；北周詩人庾信便有「南冠今別楚/荊王遂游秦」句；南朝詩人江令君亦有「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句；初唐詩人駱賓王還有「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句。其2：楚囚一詞本指被俘之楚人，後又延伸為處境窘迫之人，故可斷出趙嘏當然是羈居狀況，心情可想而知；晚唐詩人李商隱亦有「相識花下非秦贅/對泣春天類楚囚」句。其3：所謂「空戴南冠」明顯道出其沒有名份，依舊是白衣身份，落榜無疑。　　　　作是詩時，趙嘏的心緒背景清楚了，杜牧所認為那好的不得了的詩句，你也就知道了好在何處。所謂「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說穿了其實就是對思鄉心緒的描狀----那寥若殘星的幾隻大雁如同凝固在塞上的天空中（天上的大雁只有在數量極少時/才在視覺上具有一種飛得很慢甚或停在空中的感覺）；而那長笛所發出的聲音呢，趙嘏之所以用了「一聲」，而不是幾聲或數聲，微妙就在於此，因為「一聲」會令人感到是拖著長腔的笛音，腔一長，悲與愁的感覺一下子就出來了。而「人倚樓」呢，你怎麼想像都行，或許是因囊中羞澀無娛樂處可去而只能呆在閣樓上；或許那笛子他越吹越傷感，以至於抽搐的身子倚靠在閣樓牆上，大有悲傷得連腿都邁不動的感覺。所以杜牧送他「趙倚樓」的綽號，恐不僅因這兩句詩，更可能是對他屢次落榜、生活拮据、長年羈居異鄉的一種同情。　　　　趙嘏，字承佑。新舊兩唐書無傳。《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諸書均記其為楚州-山陽人（今江蘇/淮陰市）。考嘏詩，有《憶山陽》詩曰「家在枚皋舊宅邊」，枚皋乃漢代枚乘之子，即淮陰人。嘏又有《東望》詩曰「楚江橫在草堂前……兩見梨花歸不得」句，楚江即指楚水，亦泛指春秋戰國之楚地。其生卒年為806-852年（參見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趙嘏篇》）。在其20-38歲期間，除頻繁參加科考外，也四處遊歷，且幾入幕府充賓客。　　　　嘏詩有《浙東陪元相公游雲門寺》及《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龜山寺》二詩。題中之「元相公/元相」即為詩人元稹，長慶二年（822年）拜同平章事（宰相）；長慶四年至大和二年（824-828年）任浙東觀察使，在越州（今浙江-紹興）。元稹從47至50歲在此任上共四年，趙嘏在此四年間的年齡是19至22歲，但此二詩究竟寫於這四年中的哪一年、趙嘏是偶爾陪元稹宴遊還是受辟於幕府，不可考。《舊唐書/元稹傳》載：「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云云，元稹如此喜歡辟文士為其從事，估計趙嘏很有可能受辟於元稹幕中。

大和五年（831年）左右，25歲的趙嘏寓居宣城，受辟於宣歙觀察使沈傳師幕中，由此而結識同在宣歙幕中任團練巡官的詩人杜牧。大和六年（832年）趙嘏自宣城赴長安應舉，然不幸落第，其寫有《下第寄宣城幕中諸公》一詩曰----「一醉曾將萬事齊/暫陪歡去便如泥/黃花李白墓前路/碧浪桓弇宅後溪/九月霜中隨計吏/十年江上灌春畦/莫言春盡不惆悵/自有閑眠到日西」。此後便留居長安，準備再考。　　　　自大和七年至會昌三年（833-843年）長達十年間，趙嘏屢考屢敗，運氣實在很糟。由此，他曾多次寫下「落第」主題的詩；尤其是在年近四十的那兩年，很是悲嘆自己考得頭髮都快白了，朝中也無人舉薦，倍感仕途渺茫，前景暗淡----　　其《下第後上李中丞》詩曰----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　　谷外風高摧雨翮/江邊春在憶樵漁/唯應感激知恩地/不待功成死有餘　　（此詩可知其年歲不小/末句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之志）　　　　其《下第》詩曰----　　南溪抱甕客，失意自懷羞。晚路誰攜手，殘春自白頭。　　（此詩再證其年歲不小/詩中重複用「自」/欠佳）　　　　其《下第後歸永樂里自題二首》詩曰----　　[之一]　　無地無媒只一身/歸來空拂滿床塵/尊前盡日誰相對/唯有南山似故人　　[之二]　　玄發侵愁忽似翁/暖塵寒袖共東風/公卿門戶不知處/立馬九衢春影中　　（詩之二可知其在長安朝中無甚門路/三證其年歲不小）　　　　其《落第寄沈詢》詩曰----　　穿楊力盡獨無功/華髮相期一夜中/別到江頭舊吟處/為將雙淚問春風　　（此詩四證其年歲不小/沈詢乃沈傳師之子）　　　　其《落第》詩曰----　　九陌初晴處處春/不能迴避看花塵/由來得喪非吾事/本是釣魚船上人　　（本力求仕途/何言釣徒/此詩明顯可見其言不由衷）　　　　會昌四年（844年），38歲的趙嘏終於進士及第，如願以償。有關趙嘏進士及第的年份，以往曾有三說：一是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記的「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二是明人胡震亨《唐音統籖》所記的「會昌三年進士」；三是清人徐松《登科記考》所記的「會昌四年鄭言榜進士」。考《登科記》，會昌二年狀元為鄭顥，會昌三年狀元為盧肇，皆非鄭言；故會昌二年或三年兩說均非，應以徐松《登科記考》所記的會昌四年為準。進士及第後，趙嘏寫有《成名年獻座主僕射兼呈同年》詩曰----　　拂塵披月羽毛新/千里初辭九陌塵/曾夫玄珠求罔象/不將雙耳負伶倫　　賈嵩詞賦相如手/楊朱歌篇李白身/除卻今年仙侶外/堂堂又見兩三春　　　　詩題中的「座主」與「同年」二詞，實際是指主考官與同時進士及第的舉子們。唐人李肇《唐國史補》曰：「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五代時人王定保在《唐摭言》卷十五[雜記]中，記錄了趙嘏在進士及第前後所發生的一件事曰----「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為鶴林之游/浙帥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台去作不歸人-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痛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云云（舁/讀魚音/轎子之別稱）。　　　　上述文字中的「沙吒利」是個典故。大曆年間詩人韓翃的戀人柳姑娘，曾被蕃將沙吒利所劫，後得虞侯許俊之助，才又回到韓翃身邊。此後，「沙吒利」便代指強奪人妻的權貴。趙嘏的戀人被浙西節度使奪走一事，亦記之於《唐詩紀事》/《唐才子傳》/《唐音統籖》諸書中，恐系小說家言，不足為信。考《唐方鎮年表》，會昌元年至五年，浙西節度使為盧簡辭（詩人盧綸之子），新舊兩唐書[盧簡辭傳]對簡辭品行評價很高，並無此類劣跡可尋。加之故事本身言「姬抱嘏痛哭而卒」句所述極不嚴謹，一個大活人因一哭便死，不可理喻。考趙嘏詩，有《別麻氏》一詩，玩詩意，「麻氏」似為其妻。詩曰----「曉哭呱呱動四鄰/於君我作負心人/出門便涉東西路/回首初驚枕席塵/滿眼淚珠和雨咽/舊窗風月更誰親/分離況值花時節/從此東風不似春」，此詩估計寫於其遠赴長安應舉時。

此後，趙嘏又寫有較著名的《寄歸》詩曰----　　三年踏盡化衣塵/只見長安不見春/馬過雪街天未曙/客迷關路淚空頻　　桃花塢接啼猿寺/野竹庭通畫鷁津/早晚相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　　　　另：《唐詩紀事》卷五十六[趙嘏]條又載：「宣宗索嘏詩，首卷[題秦皇]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悅」云云；《唐才子傳》又將此事發揮說：「宣宗雅知其名，因問宰相：『趙嘏詩人，曾為好官否？可取其詩進來』讀其卷首[題秦詩]雲『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悅，事寢」云云。二書上述之事若屬實，可知此為唐宣宗-大中年間事，時趙嘏已有官職在身。《唐詩紀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題解》/《唐才子傳》諸書均記載趙嘏平生只做過「渭南縣尉」，且卒於此職。渭南縣屬京兆府所轄，在渭河之南，即今陝西-渭南縣，當時屬京畿縣等級，縣尉品秩為正九品下階，差不多是官員中墊底的芝麻小官。趙嘏官運不濟的原因，依上述諸書說，是由於他那句[題秦皇]詩，蔑視皇帝與朝廷重臣，所以得罪了唐宣宗。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趙嘏那時的詩名應很響亮，否則也不會引起唐宣宗特別點名道姓般的關注。　　　　趙嘏除了二十多歲時在宣城與杜牧有過往來外，也還在長安與杜牧有過詩歌上的唱和。趙嘏寫有《杜陵貽杜牧侍御》/《代人贈杜牧侍御》等諸詩。杜牧任殿中侍御史在開成二年（837年），那時杜牧34歲，趙嘏則為31歲。而趙嘏所寫的《華清宮和杜舍人》一詩則是在杜牧任中書舍人的大中六年（852年），杜牧已50歲，趙嘏則為47歲，由此可知他們二人之友情長達二十餘年而不衰。除與杜牧交遊外，與趙嘏多有往來的知名人士也還有元稹/沈詢/令狐綯/裴延翰/牛僧儒/盧簡求等人。　　　　《全唐詩》收趙嘏詩259首零六句，多為近體的七律與七絕。《新唐書-藝文志》/《唐才子傳》/《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等書均記趙嘏有《渭南集》及《編年詩》；然《編年詩》自元代以後始終不見於世。發現趙嘏《編年詩》是在清末民初年間，地點則為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共有35首之多，被編在《斯坦因劫經錄》中，顯然是斯坦因當年在敦煌-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劫走經卷雜詩中的一部分。上世紀三十代，王重民先生從[倫敦大英博物院]將殘存的這35首題為《讀史編年詩》整理抄回，現已編入《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一書，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然據《唐才子傳》所記乃「悉取十三代史跡/自始生至百歲/歲賦一首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云云，意思是說趙嘏此《編年詩》是按一百年的形式排列而成，每年的題下或一首或兩首不等。而今天所剩的敦煌殘卷只有一歲至二十八歲的35首，另外七十二年題下的詩可惜看不到了。　　　　這批詩，每首皆為七言八句的律詩，內容基本是依古代某位名人在知名時的年歲事迹感慨闡發，比如《十九歲》題下的詩，寫的就是漢代東方朔十九歲時的事迹，其詩曰----「曼倩詼諧非所優/妙年已擅兵家流/趨朝欲效繭栗用/誓死恐貽宗社憂/藹藹武昭相繼立/翩翩朱馬秖同游/此時負扆章皇帝/應想童心笑魯侯」。以史入詩，似乎是當時很流行的題材，杜牧詩中也多有如此篇什。　　　　趙嘏終生僅至九品微官，也只活了約47歲，且長年奔波在外，回到家鄉時，雖年紀不大，但頭已斑白。其《到家》詩曰----「童稚苦相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這首詩在《全唐詩》中同時也掛在杜牧名下，題曰《歸家》。然我以為杜牧很少作苦詩，風格語調也不類杜牧，倒很符合趙嘏坎懍生平。

80/方干＝＝＝＝　　　方干乃相貌醜陋之人，丑成何等模樣，有幾本書裏倒是略有所記。《唐語林》一書曰：「貌陋唇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郡齋讀書志》則言：「其貌寢陋/又免缺/而喜淩侮」；《鑒戒錄》則曰：「干為人唇缺……後十餘年/遇醫補得/年已老矣/遂舉足不出鏡湖/時人號曰補唇先生」。這「唇缺」二字俗稱「豁拉嘴兒」，有些像兔子嘴，三瓣兒形狀，想想是夠難看的，估計說話也是撒氣漏風，含糊不清。　　　　當年他與眾舉子一同去拜謁詩壇大腕姚合，那姚合便因看不慣他的長相，對他就是怠答不理的態度。但一看詩，可了不得了，姚合對方乾的感覺立刻轉變；方干好友孫郃撰寫的[方玄英先生傳]記載此事說，姚合「坐定覽眾卷/及先生詩/姚公駭目變容而嘆之/賓散/獨與之久/館之數日/登山臨水/無不與焉」云云，姚合對方干之詩如此嘆服，並從此與方乾結為忘年交，可見方干詩的水準與魅力。而孫郃又贊他「廣明-中和中為律詩/江之南未有及之者」，雖有些誇大其詞，但方乾的知名度在廣明-中和年間的江南一帶，顯然不低。　　　　據[方玄英先生傳]介紹說，「玄英先生/新定人也/姓方氏/名干/字雄飛/父曰肅/舉進士/章協律八元美其詩/以其子妻之/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傳中所言「新定」，即今浙江-淳安縣；方干寫有「新定暮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詩句可證。既然方乾的父親方肅也很擅詩，且得到盛唐詩人章八元的賞識，並將女兒嫁給方肅，那方干有如此擅詩的父親與外祖父，家庭薰陶顯然起了很大作用。　　　　方干從出生到少年時代的履歷情況，史料很簡，《唐摭言》僅記「幼有清才」四字。他的生年，我們大致可從其拜謁姚合的年代估出。方干有《送姚合員外赴金州》詩，當寫於姚合52歲（大和四年/830年）任戶部員外郎時，而前述方干同眾舉子一同拜謁姚合的時間，必在作此詩前。姚合在赴金州任刺史前，在長安則連續任職五年，也就是從48歲至52歲；所任之職為正八品上階監察御史-從七品上階侍御史-從六品上階戶部員外郎三職。方干作為應考舉子去拜謁並結識姚合也必不出此五年中。就算方干在姚合52歲時（830年）去拜謁並結識姚合，作為晚輩，此年方干也不應小於20歲（因規定參加進士科考之人不可小於20歲），上推20年，方干至少也應生於810年（唐/元和十年）以前。　　　　方干青年時期的情況，資料依舊很少，《唐摭言》卷四[師友]條目記載說：「方干師徐凝」；《唐詩紀事》卷六三亦曰「干師徐凝」；《郡齋讀書志》則又曰「徐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遂相師友/因授格律」云云。可知方干年輕時不僅師於姚合，也曾跟隨歸徐凝學詩。《唐摭言》卷十又記曰：「王大夫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云云，此處所言之「王大夫」即為時任御史大夫的王龜，後又任浙東團練觀察使；《北夢瑣言》卷六又記之曰「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方干亦寫有《獻王大夫》詩。《唐才子傳》則記之曰「干早歲偕計/往來兩京/公卿好事者爭延納/名竟不入手/遂歸/無復榮辱之念」云云，可知方干年輕時在長安與洛陽兩京也曾多次遊走於達官公卿間，謀求仕進，但終未如願。　　　　有關方干隱居鏡湖的年歲問題，筆者判斷如下。[方玄英先生傳]記他「一舉不得志/遂遯於會稽/漁於鏡湖」，似乎講他只參加了一次進士考，落榜後便隱居鏡湖了。然《鑒戒錄》一書卻記之「連應十餘舉/有司議干/纔則才矣/不可與缺唇人科名/四夷所聞/為中原鮮士矣/潛之所論/遂歸鏡湖」云云，依此說則又非只考一次，而是十餘次後才隱居鏡湖。之所以屢屢不中，當然是因為他那「唇缺」之相，讓「有司」（主考官）難以接受。我以為《鑒戒錄》之說較為合理可信，方干自己也寫有「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難歸」句（見方干《中路寄喻鳧先輩》詩）；又有「寸心似火頻求薦/兩鬢如霜始息機」句（見方干《出山寄蘇從事》詩）。可見他若不是連續十來年應舉不中，是不會輕易絕望而隱居鏡湖的；而隱居的年歲至少也應在「兩鬢如霜」的四十歲以後才比較合理。《唐才子傳》言其「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湖中」云云。唐-大中年號共十四年，「中」則約為大中七年上下，為公元853年。如依筆者上述估其生年為810年略計，方干隱跡鏡湖當在43歲以後。　　　　方干終生沒有獲得進士功名是確實的。晚唐詩人韋莊在給昭宗皇帝的一份奏章裏，就曾懇請為已過世的十幾位「詞人才子」追賜進士出身，並要求「各贈補闕-拾遺」官職；理由是說這十幾人在生前「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云云，韋莊同時也將名單開列出來----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參見《全唐文》第889卷/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一文）。

方干晚年時，也有隨其學詩者。《唐摭言》卷四[師友]條目曰：「李頻師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然《鑒戒錄》一書則說此詩是李頻進士及第後，方干所寫的；《唐詩紀事》則又來添亂說此詩是貫休贈給李頻的。一首詩竟安在三個人的名下，究竟屬誰？我以為應以《唐摭言》一書所說的「清越」為正。理由一：清越與方干是同時期人，二人互有贈詩見於各自集內；理由二：玩味詩句，並不似方干贈李頻口吻，前兩句「盛名與高隱/合近謝敷村」一看便知應是別人誇方乾的，而盛名與高隱絕不會自誇「盛名與高隱」無疑。　　　　方干之卒年，《方玄英先生傳》曰「光啟-文德間/客有自至鏡湖者/雲先生亡矣」；[光啟]年號共有四年（885-888年），而連下來的[文德]年號則不足一年（889年），所以方干之卒年當在光啟年間。《方玄英先生傳》又說在方干臨終前，曾有「越帥劉公」知方干窮困，便慷慨解囊，送給方干「錢十萬/絹五束」，由此方干還回了封感謝信給越州的那位劉大帥，正所謂「唯曰千感萬思耳」，可不幸的是，方干「翌日而卒」了。考這位越州的劉大帥，即為劉漢宏，中和元年（881年）至光啟二年（886年）在越州任上。由此可斷方干應卒於光啟元年至二年之間（885-886年），其享年應在75-80歲之間。　　　　另：《方玄英先生傳》又說，「湖州牧鄭公仁規/建溪太守李公頻/九江刺史陶公祥/為三益友/與先生深者/則九江焉」，可知常與方干往來的摯友鄭仁規-李頻-陶詳三人，屬陶詳與方干最密切。方干亦寫有《題陶詳校書陽羨隱居》/《游張公洞寄陶校書》/《鏡湖西島言事寄陶校書》三詩，可知陶詳早年任校書郎時，便與方干相識。除此三人以及前述之姚合-清越外，從方干詩中我們可看出與其往來過的詩友，較著名的也還有喻鳧/賈島/無可/李郢等，這其中他與喻鳧應最密，所贈喻鳧的詩也多達近十首。　　　　方干詩，有其門生楊弇所編的《玄英先生詩集》，序言為王贊所寫，收錄方干詩370餘首，而《全唐詩》僅剩305首，二書所錄之詩中，均有他人詩篇竄入，如《新秋獨夜寄戴叔倫》詩，顯然系他人所作。因戴叔倫之生卒年為732-789年，戴卒時方干尚未出生。有關方干詩篇真偽方面的考據，為節省本文篇幅，在此省略。　　　　我讀方干詩，比較重視他的三類體例，一為五律，二為七律，三為七絕；此三類也是構成其詩篇主體數量最多的部分。看舊體詩，必要先從體例劃分來讀，各體形式之別，直接關乎到對詩意詩味的影響，這也是古代舊詩與今日新詩不同之處。就「五律/七律/七絕」三種舊體詩的體例而言，雖皆屬近體「律詩」，但各自「用力」卻不同。五言因每句字數少，較易寫出「古味」，且感到言簡意賅；而七言雖每句只多兩個字，若寫不好，反易「水」。　　　　方干在五律上用功最多，用他自己的詩講，正可謂「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姚合喜歡他，也在其五律上。這也因姚合自己也很愛五律，包括他所編選的《極玄集》，絕大部分選的也都是五律。看五律，我以為：一要看起首兩句是否可起到引而待發的鋪墊功效；二要看中間頷-頸兩聯四句的對偶是否工整-巧妙-遞進；三要看結尾兩句是否兜得好，也就是所謂豹尾；四要看整體氣韻是否連貫舒暢；五要看整體內容是否格調不俗；六要看整體語言是否靈動鮮活而不做作；七要看詩中句子是否具備人無我有的獨到之處；八要看所寫生活是否屬於詩人自己真正體會的生活……當然。我還可以開列出更多需要把握的方面與因素。總之，詩這東西對寫作者而言，不能太理性；但對評論者來說，多些理性分析還是很必要的。我們還是舉上面引用過的那兩句詩的整首詩來看一下----　　　　[貽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不得力，到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世路屈聲遠，寒溪怨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　　　　方干此詩應作於晚年，起句所謂「志業不得力」已道出了老來依舊仕業無成的悲嘆，而接下來的「到今猶苦吟」又可看出方干對詩歌的執著。三-四兩句是此詩最精彩的一筆，與賈島的「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可謂異曲同工，在對偶上甚或比賈島更工，只一個「破」字，心力便盡出。五-六兩句借景喻怨，表露出老大傷悲之感。結尾七-八兩句雖平庸了些，可意思也還昂揚，內心尚抱有大器晚成之願。

《山中》一詩似亦作於遁跡後之晚年，起首兩句「散拙亦自遂/粗將猿鳥同」寫出他隱居山林時的「野生」狀態，幾如猿猴與鳥類；三-四兩句「飛泉高瀉月/獨樹迥含風」筆鋒一轉，以景物抒懷；所謂「飛泉」是從高高的「月」中噴瀉下來的想像，確也出人意料。五-六兩句「果落盤盂上/雲生篋笥中」道的則是追求自然生活之物狀----那樹上的野果子無須伸手採摘，成熟後自己就掉落在樹下石桌上的盤盂中；而隨身所帶的「篋笥」裏，當然也裝滿了高山上的雲氣，好似雲氣是從篋笥裏生出一般。兜尾七-八兩句「未甘明聖日/終作釣漁翁」表達的則是自己的高蹈不仕，一派逸人氣象。　　　　明代詩評家許學夷在其《詩源辯體》一書中宏觀論述唐代七律時說：「初唐七言律-質勝於文/盛唐文質兼備/大曆而後-文勝質衰」云云，所言較為中肯，但只是粗線條的評說。具體到方干七律，我以為雖不及初唐的質樸及盛唐的氣韻與文采，但總體還是言之有物-流暢好看的。七言律，其要點依舊在於中間頷-頸兩聯四句上的功夫，方干寫這種對偶句，很注意景物與人物之間的連帶關係，比如這句「鳥自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帆過」，前句寫小鳥從樹枝上跳下來，像樹上掉落的野果子一樣，不僅是像，簡直就是一起飛落下來，觀察景物之細，寫得又如此巧妙，真箇是今天白話詩難以完成的；後句也是具有動感的場景，雖不如前句精彩，但對仗也算工整（「過」字在韻腳也可做平聲用）。「閑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這兩句用的也是上述寫法。　　　　不過，我還是比較愛看作者與自己人生經歷密切相關的詩句，所謂「言之有物」，這種其實最是主流。方干未得功名而初回故里時，曾寫過一首題為《初歸故里獻侯郎中》的七律，其中「此日早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漁竿」這句，便可直接看出他因屢次落榜而內心極不衡平的心態。由積極地入世，走到消極地出世，這恐怕是所有仕途失意者們不約而同的無奈選擇。葡萄吃不到，當然很搓火，所以也就有了「歲月自消寒暑內/榮枯盡在是非中」的閑言碎語。方乾的七絕不是很見才氣，也看不出有何值得學習的特別手法，在此就不講了。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方干》篇的結尾處對他進行了一番總結性的評說，辛言----「古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吊/問曰：先生終-何以諡/妻曰：以康/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榮-何樂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為相-辭不受-是有餘貴也-君饋粟三千鍾-辭不納-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諡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韋布之士/生稱高尚/死諡玄英/其梗概大節/庶幾乎黔婁者耶」云云，辛文房將方干比作春秋時的黔婁先生，我以為極不合適。畢竟黔婁是被皇上欣賞並邀請作宰相的人，也曾賜給他「粟三千鍾」，只不過均被黔婁推辭掉了。而方干卻從未得到過皇上或朝廷的任何賞識，若依方干早年追求仕途的熱情來看，即使得到賞識，他恐也不會像黔婁一樣推辭。

81/馬戴＝＝＝＝　　　　宋代詩評家嚴羽很欣賞馬戴，他在《滄浪詩話/詩評》中評價說「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但未言具體理由。馬星翼則在《東泉詩話》卷一裏比較具體地補充道：「晚唐五律以馬戴為最/自嚴滄浪有此論/後人每以為然/戴詩多工起句/如[北風吹別思-落日渡關河]/[處處松陰滿-樵開一徑通]/[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皆為警絕」云云，講馬戴的五律往往開篇寫得好，細玩之，確也如是。詩這東西，你一出手，那第一句其實就已定下了全詩的調子，有了好的開始，下邊的句子也才順，正所謂「萬事開頭難」，也猶如「大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的俗理。當然，《東泉詩話》所引馬戴諸詩的起句，我以為必須要結合全詩來看方可下結論，僅摘取隻言片語，就很難看出好來。關於馬戴的詩，容我在後面慢慢講；我們還是先來說說他這個人的情況，清楚了人，詩也就好辦了。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馬戴》篇記他是「華州人」，恐誤。儘管詩人賈島寫有《馬戴居華山因寄》詩，顧非熊寫有《送馬戴入華山》詩，詩僧無可寫有《寄華州-馬戴》詩，但因上述三詩均言馬戴只曾隱居華山（或華州），故不足以證明馬戴的籍貫就是華州。考馬戴本人所作詩篇，其稱之為「故鄉」的說詞均與華州無甚關聯。華州在唐代時屬陝西境內，而馬戴詩中則多次言及其家鄉在「海邊」，似不應在內陸。其《下第再過崔邵池陽地》詩有「關內相知少/海邊來信稀」句；其《下第別郜扶》詩有「靜話歸休計/唯將海上親」句；其《長安書懷》詩有「關中成久客/海上諸老親」句；其《寄賈島》詩有「海上不同來/關中俱久住」句；其《下第別令狐員外》詩有「便欲辭知己/歸耕海上春」句；他還有《中秋月》詩曰「陰魄出海上/望之增苦吟」。作中秋詩，一般均為思鄉，而中秋之月並不一定非要從海上升起，這道理誰都知道，但馬戴之所以非要說那月亮自「海上」升起，當屬情不自禁，恐也是其兒時在家鄉看慣了海邊之月的緣故。以上諸詩均系其故鄉在「海邊」之佐證，不容忽視。　　　　然中國之沿海地帶太廣大，究竟為何地，只能繼續在其作品中追蹤。當代學者梁超然先生曾斷其籍貫為北方的山東-兗州，可惜論證實在牽強，難以服人。考馬戴詩，曾多次提到「汀洲」，如《遠水》詩有「汀洲杳難到/萬古覆蒼煙」句；其《寄廣州-楊參軍》詩有「汀洲觀鳥戲/向月和猨吟」句；其《送皇甫協律淮南從事》詩有「隋柳疎淮岸/汀洲接海城」句等等。雖然「汀洲」二字有兩種解釋，一為狀景意義上的「水中小洲」，二為地名意義上的「福建/汀洲」（唐-開元二十四年置汀洲/即今福建-長汀縣），但細玩馬戴提到「汀洲」二字的詩意，我以為應作地名理解。　　　　這其中最有說服力的則是他的《浙江夜宿》一詩，其首句便寫「落帆人更起/霜草滿汀洲」句。我們知道，浙江與福建兩省是距離很近的鄰省，在唐代，若乘船，即使再慢，朝發夕至是絕對沒問題的。此詩題目《浙江夜宿》四字則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到達浙江已是晚上，而起句說的則是早晨從福建-汀洲出發時，草葉上還掛滿著昨夜的露水，所以「汀洲」作為地名的意義很是明確。而馬戴的籍貫為福建-汀洲，筆者以為雖依舊不能百分百定案，至少也比「山東-兗州」的理由充分許多。況馬戴在其贈給友人的詩中也多次將別人稱為「北人」，此亦可作為他是南方人的輔助證據。　　　　有關馬戴的生卒年問題，聞一多先生曾在《唐詩大系》中定其為「公元755年-？」，只標出生年，也未說明考據理由。考唐人《登科記》，載馬戴為「會昌四年進士及第」，且與詩人項斯-趙嘏同年同榜。會昌四年為公元844年，若依聞一多先生斷其生年為755年推算，馬戴進士及第已89歲，顯然很離譜，故系誤斷，不足取。檢索馬戴詩，他進士及第時確實年齡較大，且有屢次落榜記錄，但也不至於大到89歲的耄耋年紀。其以「下第」為題的詩有數首，如《下第再過崔邵池陽地》/《下第別郜扶》/《下第別令狐員外》/《下第寄友人》等；而其「關中成久客」及「關中俱久住」等詩句，則明確道出自己久居陝西關中一帶的狀況，之所以「久居」當然是屢考不中的緣故。

《唐才子傳》言馬戴「後遷國子博士/卒」，記他死於國子博士任上。王達津先生考證馬戴任國子博士當在咸通七年（867年），唐代官員一般任職期為三年，也就是說，如果正常情況下，馬戴的國子博士任期應為867-869年間，他的卒年依此也應大致鎖定在這三年中，但絕不會超過869年。而其生年，考馬戴詩，其能有確切系年的詩為《贈祠部令狐郎中》，令狐郎中即為令狐定，約在大和六年任祠部郎中，故馬戴此詩應作於大和六年（832年）。詩中馬戴寫有「忽憶十年相識日/小儒新自海邊來」句，明確道出他與令狐定結識是在十年前自己從家鄉剛來長安時。上推十年為長慶三年（823年），馬戴那時來初至長安，又稱自己為「小儒」，顯然是為應舉而來。倘臆斷長慶三年（823年）馬戴到長安初次應舉年歲為20-25歲的話，逆推20-25年，馬戴的生年差不多應為799-803年之間；以此再結合對其867-869年之卒年來算，馬戴之享年約在65-70歲之間。　　　　馬戴曾在華山做短期遊歷與隱居，應在其進士及第前。他接觸在舉場屢次失意的賈島與島之從弟無可以及同樣屢次落榜的顧非熊，多少也受到他們遁世思想之影響。前引賈島-無可-顧非熊三人所贈其隱居華山詩題，即可為證。馬戴自己也寫有《寄西嶽白石僧》詩，玩其詩意，馬戴當寫於自己離開華山後，因想念僧人白石而作。　　　　會昌四年（844年），大約40歲出頭的馬戴，在進士及第後，依《唐才子傳》所記，「初應辟佐大同軍幕府/與賈島-許棠唱答」云云；《唐摭言》卷四也曾記載說：「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云云。然咸通末年為874年，馬戴至少已死去五、六年之久；即使未死，也有七十餘歲高齡，不可能是進士及第後的「初辟」，故《唐摭言》所記之年代明顯有誤，正確之說應在會昌末年（846年）較為合理。　　　　又：《唐語林》卷二[文學門]記載說馬戴「大中初為太原李司空掌書記/以正直被斥/貶朗州-龍陽尉」云云。大中初年約為848年，馬戴不到五十歲；朗州-龍陽，即今湖南-漢壽縣。另：馬戴還寫有《過潛岳》詩曰「塞上徵兵久/淮南賦斂多/抱琴方此去/為縣欲如何/潛岳積蒼翠/皖溪生素波/真君松廟近/公退為誰過」，其中的「為縣欲如何…公退為誰過」二句，明確道出他也曾在「潛岳」這個地方做過縣令。考宋人祝穆所撰的《方輿勝覽》卷八曰：「淮西路-安慶府-潛山/一名潛岳/在懷寧西北二十里」，懷寧即今安徽-安慶縣。　　　　前有所記，馬戴入國子監任正五品上階的國子博士，約在咸通七年（867年），基本已至六十五歲左右的風燭殘年。《舊唐書》職官三[國子博士]條目曰：「國子博士二人……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國公子孫/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也就是說，三品以上文武官員的子孫與國公子孫以及二品以上大員的曾孫輩等，均由博士直接教授學業。好了，以上便是馬戴生平的簡略敍述，下面該談他的詩了。　　　　馬戴詩，《全唐詩》包括補遺在內，僅傳下174首（其中尚有九首亦分別屬在耿湋-元稹-秦系-薛能四人名下）。他的古體詩僅有幾篇，近體律詩中，七言也極少，主要是五言占絕大多數。明代詩評家許學夷在其《詩源辯體》卷三十一中，將馬戴的五言律分的很細，說有的「氣格類初唐」；有的「聲氣類盛唐」；有的「聲韻俊朗/語意精切/自是晚唐高調」；有的則「語出賈島」；有的則「格類於武陵」（於武陵亦為晚唐詩人/擅五言）等等。明代的另一位詩評家王元美（即王世貞）則舉出馬戴的一句「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說此詩「不減柳吳興」云云（柳吳興即為南朝時梁代詩人柳惲/因曾兩度任吳興太守而稱之為柳吳興/亦擅長五言）。

其實，許學夷的這種「細分」也還是粗線條的，晚唐詩人的寫作如同今天的現代詩人一樣，一定是受到先輩們的影響的，詩中存有先輩們的影子也當屬正常。整體看來，馬戴的詩並未有多少能夠超越先輩的「創新」亮點，他即使是與其同時代的賈島-姚合相比，最多也只夠二流。嚴羽評他的五律「在晚唐諸人之上」，我以為是「矮子裡面拔將軍」而已。晚唐的李商隱-皮日休-陸龜蒙-羅隱-鄭谷-韋莊-韓偓-貫休-杜荀鶴-齊己-司空圖-曹鄴-曹唐等諸人也都是響噹噹的詩壇大腕，聲名與水準其實均在馬戴之上，單拿出五律也並不輸他，而嚴羽非要如此評價，只能說是個人偏愛了。　　　　王世貞評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句「不減柳吳興」。而梁代的柳惲這人，拿手好戲其實是彈琴與下棋，《梁書/柳惲傳》記他曾跟隨嵇元榮-羊蓋-謝安學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還寫過一本專著叫《清調論》，深得竟陵王賞識。他的棋藝，則很為梁武帝-蕭衍所青睞，正所謂「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云云。柳惲詩，傳下來的並不多，且也多為五言古體與五言樂府，《梁書》記他「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琊-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云云，其句式與詩意，確也為馬戴所借鑒。柳惲也還有一首題為《登景陽樓》詩曰----「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很獲梁武帝佳許。綜其特色，實乃於平實之中見心境。而馬戴的「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詩句，本出自題為《楚江懷古三首》中的第一首，全詩如下----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丘。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　　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雲中君不降，竟夕自悲秋。　　　　此為馬戴遊歷楚水時所作，楚水為春秋戰國時的楚國屬地，垮湖南-湖北兩省，而洞庭湖則在湖南境內。馬戴詩題的所謂「懷古」，懷的當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而楚國文人的代表則是屈原與宋玉二人，馬戴在第三首中便直接寫有「屈宋魂冥寞/江山思寂寥」句，可證此一組三詩的懷古主旨實際就是「抒發不遇之懷」，估計應寫於他進士及第前。這詩所用的手法依舊脫不開「比興」，說馬戴五律的起句寫得好，觀此詩，以景物造出悲涼心境，確也一下子就可把讀者帶入其中。而王世貞所欣賞的頷聯「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關鍵在於「木蘭」二字上，這二字實際是對詩人屈原的代稱，那意思是指作者自己如同正坐在當年屈原投江時所乘的船中。屈原《離騷》中便有「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句（木蘭亦為樹名/狀如楠木/質似柏而微疏/此木可造船）。反過來再看「猿啼洞庭樹」句，含意就明了了，馬戴讓「猿」哭，而人卻坐在木蘭舟中體味，試想：連猿都在悲啼，何況人呢！由是而帶出馬戴那時的心境，簡直無異於絕望中的屈原，因長年懷才不遇，人都等白了頭，可那天上的「雲中君」就是不降臨，所以才「竟夕自悲秋」。　　　　前已述及，從馬戴詩中我們可看到，他與詩人賈島-姚合-無可-顧非熊-殷堯藩幾人過往甚密，且多次住在姚合家中，與賈島-顧非熊-無可-殷堯藩等詩友會面唱和。由此亦知，姚合的住處一直是幾位詩友們暢談活動的主要地點，同時也可說明他們這個詩人小圈子是以賈島-姚合為主的。不過，說實話，馬戴詩能打動我的句子很少。我讀詩有個習慣，就是倘若遇到有感覺或認為好的句子，就喜歡用紅筆隨手划下，馬戴能被我用紅筆划下來的句子僅有三個聯句：一是「霜洗寒山遍/波搖楚月空」；二是「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三是一聯七言的「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裏講他「苦家貧/為祿代耕/歲廩殊薄/然終日吟事/清虛自如」云云，不知本於何處。觀馬戴詩，未見自嘆清貧之作，反在《唐摭言》中找到他資助詩人許棠的記載。他晚年任五品的國子博士，收入亦不薄，所教的學生又都是三品以上大員子孫，這些公子哥若要考取進士，其父母少不得要籠絡授課的博士們，所以馬戴沒準也很有點「灰色收入」哩！

82/薛逢＝＝＝＝　　我讀薛逢詩，印象最強烈的是覺得他似乎總在不厭其煩地感嘆倏忽暮年、歲月易逝、生命短促，好象這世界只有他薛逢老得最快，諸如----「五年老-知奈何-來日少-去日多-金鎚鎚碎黃金鑷-更唱尊前老去歌」（見《鑷白曲》詩）/「老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見《老去也》詩）/「朝光如飛猶尚可-暮更如箭不容卧」（見《追昔行》詩）/「年光與物隨流水-世事如花落曉風」（見《六街塵》詩）等等。不過，若看他人生與仕途的大致履歷，確也算不平，且容我替他編個小傳，依此慢慢道來。　　[1]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也/元和元年生/出於關中士族/幼年家門不幸/親戚多喪/會昌元年進士及第　　　　《舊唐書》記他為「河東人」，《新唐書》記他為「蒲州-河東人」，即今山西-永濟縣。[新舊兩唐書]均有薛逢傳記，但其經歷大多未有確切系年，也較為簡要，其青少年時代狀況亦未有紹介。薛逢曾在《上白相公啟》一信中說自己出身於「關中士族」，確也不錯。考[隋書]與[新舊兩唐書]及唐代各種筆記史料可知，隋末時有[薛道衡]，官至內侍郎；唐初有[薛收]，道衡之子也，才思敏捷，深得唐太宗賞識，生前被授予天策府記室參軍兼文學館學士，死後獲得陪葬昭陵的榮譽，並追贈為定州刺史及太常卿；薛收之子為[薛元超]，官至三品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加金紫光祿大夫，死後亦獲陪葬乾陵殊榮；盛唐時有[薛稷]，薛收之從孫也，也是宰相魏徵的外孫，官至從二品太子少保，其所作之五古詩篇曾受到杜甫的稱讚；同時還有[薛據]，官至水部郎中，杜甫贊其為「蓋代手」；[薛元敬]乃薛收兄之子，亦官至正六品太子舍人。薛氏一族知名者還有薛仁貴/薛訥/薛登/薛濤/薛嵩/薛伾/薛存誠/薛廷老/薛保遜/薛昭緯/薛戎/薛放/薛大鼎/薛季昶/薛蘋/薛願等等，任職於在唐代各時期，具體官職在此就不一一細說了。　　　　其在《上白相公啟》一信中又記「幼遭閔凶/壯知傳道/南窮海裔/北濟河源/勤苦一經/凄惶三紀/家門板蕩/亡惠子之五車/風樹哀纏/痛虞丘之三失/加於元昆抱瘵/孀妹無家/同氣六人/半歸泉壤」云云，可知薛逢幼時家門屢遭不幸，親人多有死喪，而他自己也因此為衣食生存奔走南北，且苦讀書經，奮鬥了三十多年才考中進士。信中所謂「勤苦一經/凄惶三紀」者尤為重要，古人言「一紀」者，實為12年，三紀則為36年矣。薛逢進士及第是在會昌元年（公元841年/此據與薛逢同榜及第之崔峴-沈詢-楊收-王鐸等考出），上推36年，則為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亦即其生年。　　[2]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會昌中/為虢州某縣吏/大中初/闢為河中幕府從事/三年調為萬年縣尉　　　　辛文房《唐才子傳》記他進士及第後即「調萬年尉」，大謬。薛逢在《上白相公啟》中所記「大中四年冬/蒙相公念以苦心/拔授館職/期於旦暮/必使奮飛/旋遇羌寇犯邊/相公北討/風雲一失/流落十年/尉萬年而郎秘書/宰西畿而糾東洛」云云（白相公即為白敏中），這段文字的最後兩句「尉萬年而郎秘書/宰西畿而糾東洛」明確指出他任「萬年縣尉-秘書省秘書郎-西京長安周邊某畿縣級別之縣令-東京洛陽河南府之司錄參軍」四職是在大中四年（850年）至大中十三年（859年）十年間，而非進士及第後不久的會昌初年（842年前後）。故應依《舊唐書/薛逢傳》所記之「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為是。據《舊唐書/職官志》載，校書郎為正九品上階，八人配員編製。　　　　會昌三、四年間，已近40歲的薛逢大致是在虢州某個屬縣裏任職，但絕不是縣令級別，估計僅為「尉」或「丞」。他寫有《上虢州-崔相公啟》一信，此崔相公即為會昌初年任宰相的崔珙。薛逢給崔珙寫信，其目的就是想藉助崔珙的薦舉改善以下自己的卑微官職，信中有「伏以縣吏卑微」之詞（見《文苑英華》卷665/《全唐文》卷766錄此句為「伏以縣令卑微」/恐誤），可證他不是縣令。唐代諸州所轄之縣的縣令級別大不相同，基本依照「京/畿/上/中/中下/下」六個級別而分----京縣令官秩正五品上階/畿縣令為正六品下階/上縣令為從六品上階/中縣令為正七品上階/中下縣令為從七品上階/下縣令為從七品下階。縣令下面還有「丞-主簿-尉」三級，均為正-從九品。縣令之所以不可稱之為「卑微」，是因可以直接與州刺史對話的；而「丞-主簿-尉」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卑微，所以薛逢在虢州某縣所任之職，大致應判定為「丞-主簿-尉」之流。　　　　大中初年（847年），剛罷相而轉任河中節度使的崔鉉，也收到了一封薛逢寫來的請求信，薛逢在《上崔相公罷相啟》中請求說「某每念庸虛/常蒙匠化/當幽滯之求振拔/則且願持權/在卑懇之望蔭庥」云云，而「蔭庥」二字就是「大樹底下好乘涼」的意思，顯然是想去崔鉉手下做事。《舊唐書/薛逢傳》也記載說「崔鉉罷相鎮河中/闢為從事」；《新唐書/薛逢傳》文字雖稍異，內容卻相同，曰「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　　　　《舊唐書/薛逢傳》曰「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新唐書/薛逢傳》亦曰「鉉復宰相/引為萬年尉」。此應為大中三年（849年），薛逢44歲，得獲復任宰相崔鉉的提攜，調任為從八品下階的萬年縣尉。考《舊唐書/宣宗紀》曰：「三年……四月/以正議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鉉可中書侍郎-平章事」云云，可證崔鉉確在大中三年入為平章事（即宰相）。前述薛逢信中所言「尉萬年而郎秘書」，明確指出他自己是先任萬年縣尉，爾後才任秘書郎。

[3]大中四年冬/拔秘書郎/兼弘文館直學士/十年為京兆某畿縣令/十二年貶為河南府司錄參軍　　　　他任秘書郎一職其實是與進入[弘文館]任直學士同時，均在大中四年（850年）。[弘文館]學士及直學士，通常皆為別官所兼之職，系由宰相白敏中舉薦，即薛逢在《上白相公啟》中所寫，正所謂「蒙相公念以苦心/拔授館職」云云。秘書郎為從六品上階，直學士亦為六品。薛逢入[弘文館]的主要任務是與其他學士們一起參與編寫《續會要》一書，此書完成於大中七年（853年）。《舊唐書/崔鉉傳》載：「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瑑-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云云。　　　　[弘文館]的主要工作就是編纂文史典籍與掌管圖書。《舊唐書》職官二[弘文館]條下小注載：「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總明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為[弘文館]/後避太子諱/改曰[昭文館]/開元七年復為[弘文館]/隸門下省」云云。薛逢在[弘文館]編纂文史圖書長達七年之久，他在《上中書舍人啟》一信中便寫有「東觀讎書七稔」（「讎書」即為校書/「稔」乃穀物成熟之意/古之穀物一年一熟/《左傳》有「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即稱稔為年）。　　大中十年（856年），50歲的薛逢轉到長安周邊的某個「畿」級縣任正六品下階的縣令。他在《上中書舍人啟》中也說自己是「登於一邑」且「自守一官/倏爾兩考」（兩考即為兩年）。由此可知兩年後，也就是大中十二年（858年），他由長安附近地區的縣令轉到東都-洛陽任河南府司錄參軍，當為是年，正所謂「宰西畿而糾東洛」之順序也（司錄參軍又稱為「糾曹」/故言「糾東洛」）。司錄參軍一職為正七品上階，而薛逢此前品秩本為正六品下階，應為遭貶。　　　　《舊唐書/薛逢傳》載：「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迨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為巴州刺史」云云（這段文字的意思是：薛逢與當年曾和自己同應進士舉的劉瑑原本關係不錯，可劉瑑的詩文水平遠不及薛逢，薛逢因此常對其加以侮辱與蔑視。大中末年，劉瑑升為知政事（即宰相），恰巧有人那時想推薦薛逢任「給事中」或「中書舍人」，劉瑑便藉此阻撓並上奏皇上說，無論是「給事中」還是「中書舍人」，依慣例都必須有過在外省州郡任刺史的履歷才有資格，所以薛逢應先到州郡去歷煉。於是薛逢便被派到四川-巴州任刺史去了）。《新唐書》與《唐才子傳》所記此事大致與此相同。　　　　薛逢因劉瑑而遭貶不錯，但貶為「巴州刺史」一說恐誤。因為，即使是級別最低的「下州」刺史，品秩也為正四品下階，而薛逢此前所任之西畿縣令僅為正六品下階，未降反升，當不合理；此應被貶為正七品上階的河南府司錄參軍為當。薛逢的確去過四川，但當在咸通元年（860年）以後，任的也不是什麼巴州刺史，詳見後箋。　　[4]咸通元年/逢擢為成都少尹/三至六年為嘉-綿二州刺史/七年貶甘州府錄事參軍/八年召還為太常少卿/十一年遷秘書少監/後卒於任/享年近七十　　　　薛逢去四川，應出任為從四品下階的成都府少尹，其《鑷白髮》詩有「前年依亞成都府/月請俸緍六十五」句可證（此詩寫於咸通三年）。《新唐書/食貨志》載：「唐世百官俸錢…諸府少尹…六萬五千」云云，六萬五千就是六十五貫（每貫一千文）。咸通三年（862年），薛逢轉任正四品上階的四川-嘉州刺史（中州級別）。咸通六年（865年）再升為從三品的四川-綿州刺史（上州級別）；《神仙感遇傳》一書記有「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　　　　咸通七年（865年），60歲的薛逢遷為甘州府錄事參軍，甘州即今甘肅-張掖縣，似因得罪宰相楊收而遭貶謫。他寫有《醉中間甘州》詩曰「老聽笙歌亦解愁/醉中因遣合甘州……左綿刺史心先死/淚滿朱弦催白頭」云云，先稱自己被「遣」甘州，又稱自己「左綿刺史」。「左」字即為降職，如同「左遷」一詞即為降職，故「左綿」即指自綿州刺史降職為甘州府錄事參軍。前已有述，綿州屬上州級別，刺史品秩為從三品；而甘州則為中都督府級別，錄事參軍一職則為正七品上階。　　　　咸通八年（866年），61歲的薛逢被召回長安，任從四品上階的太常少卿。薛逢遷為秘書少監，亦在咸通八年，《舊五代史/薛廷珪傳》記曰「父逢/咸通中為秘書監」。咸通年號共持續了十五年，故「咸通中」大致應為咸通七、八年間。需要糾正的是：《舊唐書/薛逢傳》載「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秘書監/卒」云云，言薛逢被遷為「秘書監」一職，恐誤。秘書監為「從三品」，而此前薛逢所任的太常少卿為「從四品上」，未降反升，不合情理。似應為「秘書少監」。《舊唐書》職官二[秘書省]條目載：「少監二員/從四品上」，但也不算降職，畢竟「從四品上階」的品秩未變。　　　　另外，「少卿」屬[太常寺]，「少監」屬[秘書省]，皆為各自機構中的二把手，地位其實也沒變。[太常寺]與[秘書省]相比，是肥缺，《舊唐書》職官三[太常寺]條目曰：「凡國有大禮/則贊相禮儀/有司攝事/則為之亞獻/率太樂官屬/宿設樂懸/以供其事/讌會/亦如之」云云，公差不多，逢大典還能吃吃喝喝，自然要比整天爛事纏頭的[秘書省]悠閑。　　　　薛逢之卒年，我以為大致應鎖定在咸通十一至十五年間（870-874年）。《舊唐書/薛逢傳》載：「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秘書監/卒」云云。考王鐸以禮部尚書本官入為宰相是在咸通十一年冬（870年），言薛逢「遷秘書監/卒」（應為少監），當在咸通十一年後。咸通年號共十五年，故其卒年最遲也不應遲於咸通十五年（874年）。結合其生年為806年推算，他享年約近65-70歲。

[5]逢之同年中多出宰相/詩文才藝則以逢為最/故逢亦對楊收-王鐸之輩頗有謾詞　　　　《舊唐書/薛逢傳》載：「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為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因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為蓬州刺史」云云。案：楊收以兵部侍郎本官入同平章事（即宰相）是在咸通四至七年，而前述薛逢在咸通七年由從三品綿州刺史貶為正七品上階的甘州府錄事參軍，正與輕謾楊收有關，故《舊唐書》所記薛逢貶地為「蓬州」當誤，應以甘州府為是。另：考薛逢詩，確有賀楊收入相之作，題為《賀楊收作相》，全詩曰----　　　　闕下憧憧車馬塵/沉浮相次宦遊身/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　　威鳳偶時因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立門不是趨時客/始向窮途學問津　　　　（此詩大意為：朝廷門前熙熙攘攘車馬紛遝，官員們也是一批又一批輪換沉浮；你應當知道你這位得到宰相大印的人，其實與我一樣，原本都出自見了皇上也要施迴避禮的草民百姓。而如今你雖貴為宰相、威儀天下，但依舊是借了皇上的聖威；如同鮫龍忽然生了翅膀，即使無水承載，也有神助。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能做個不卑不亢、不趨炎附勢的人；遇到難題而無計可施時，也還要謙虛地向別人學習求教啊！）　　　　前述《舊唐書/薛逢傳》載「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秘書監/卒」云云。這兩句詩確有嘲諷意味，薛逢說王鐸昨天還輕如鴻毛，一夜之間就重抵萬鈞；而國家卻正相反，正因一夜之間掌握在輕如鴻毛的王鐸手中，原本重如泰山的大唐江山，由此也變得輕如微塵了。不過，薛逢所遭到的打擊是「遷秘書監」，恐誤。秘書監的品秩為從三品，與薛逢此前所任的太常少卿品秩一樣，且又是京官，比刺綿州的地位與條件均更優越，所以不大合理。若果真因此而貶為「秘書監」，也應為「秘書少監」；　　　　《唐摭言》卷三記錄了一段薛逢晚年的故實曰：「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導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會東塗西抹來」云云。這段文字是說，薛逢晚年在任秘書監（或少監）時，老弱多病，拄著拐杖上朝；有一次正值剛登第的新進士們同他一起從大殿裏散會出來，進士團裏其中數十人都是當年薛逢門下的生徒。在前面負責引路的前導，看見慢屯屯擋在前面的薛逢步履遲緩，便敦促乃至呵斥薛逢說「快靠邊站，讓新進士們先走」；薛逢聽罷很是氣憤，便叫來走在後面的一個學生說：「你去告訴那個前導小兒，別跟暴發戶般嘴臉似的；老子我年輕時，也他媽會東塗西抹寫些破爛詩文」。

[6]元人辛文房評薛逢曰：逢天資本高-學力亦贍-故不甚苦思-而自有豪逸之態-第長短皆率然而成-未免失淺露俗-蓋亦當時所尚-非離群絕俗之詣也/辛言極是。　　　　[新舊兩唐書]均有薛逢的簡短傳記，置在[文苑]人物類別裏，點明了他作為「文人」的身份是要比「官員」合適多了。前述他《上白相公啟》一信，寫於大中十三年（859年），那時薛逢54歲，信中寫有「役思慮者三十年/著詩賦者千餘首」云云，可迄今為止，他的詩卻只傳下不足百首（見《全唐詩》卷548），文章書信也僅存15篇（見《全唐文》卷766）。　　　　觀薛逢詩，確實大都通俗易懂，極少生僻字詞。他喜寫三五七言相雜的樂府體，諸如《鑷白髮》/《君不見》/《老去也》/《追昔行》/《醉春風》/《鄰相反行》/《觀競渡》/《靈台家兄古鏡歌》等，其寫作手段也多以敍事為長。他另一部分數量多的則為七律，清人金聖嘆評點唐律六百首，選了薛逢的六首七律。明人許學夷在其《詩源辯體》卷三十一中則具體評論說：「薛逢七言律[老聽笙歌]一篇/聲氣亦勝/[陰風獵獵]一篇/與李郢[虯須憔悴]相伯仲/其他入錄者/聲多宣朗/語多穠麗/亦有漸入纖巧者」云云。　　　　許學夷所舉[老聽笙歌]一詩，其題為《醉中間甘州》，全詩曰----　　老聽笙歌亦解愁/醉中因遣合甘州/行追赤嶺千山外/坐想黃河一曲流　　日暮豈堪征婦怨/路傍能結旅人愁/左綿刺史心先死/淚滿朱弦催白頭　　　　薛逢此詩當作於貶謫甘州府錄事參軍期間，時已年屆六十。詩中之地名「甘州」實為雙關詞，既指偏遠的甘州府，也指隋-唐時的《甘州》曲辭。宋人郭茂倩所著的《樂府詩集》卷八十[近代曲辭/甘州]條目援引《樂苑》一書載：「《甘州》/羽調曲也」。郭茂倩在《甘州》曲辭條目下還引出了一首五言四句詩，但未標明作者；其《甘州》詩曰----「欲使傳消息/空書意不任/寄君明月鏡/偏照故人心」；由此可知《甘州》詞的調子與主旨應為懷念故土與親人，正與薛逢遠貶甘肅時的沉重心情相合。而起句所謂「老聽笙歌亦解愁」也就有了依據，薛逢所聽到的歌曲正是《甘州》曲。　　　　許學夷所舉[陰風獵獵]一詩，其題為《送靈州-田尚書》，全詩曰----　　陰風獵獵滿旗竿/白草颼颼劍氣攢/九姓羌渾隨漢節/六州藩落從戎鞍　　霜中入塞琱弓硬/月下翻營玉帳寒/自笑無成今老大/送君垂淚郭門前　　　　靈州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境內，而「田尚書」顯然是去此地任職，薛逢因此贈詩相送。詩中之「九姓」乃指寧夏地區少數民族「回紇」部落的九個部族，一為[葯羅葛]；二為[胡咄葛]；三為[啒羅勿]；四為[貊歌息紇]；五為[阿勿嘀]；六為[葛薩]；七為[斛嗢素]；八為[葯勿葛]；九為[奚邪物]（咄音多/啒音古/貊音莫/嘀音笛/嗢音哇）。古代少數民族，在漢族眼中始終被視為野蠻人，所以給他們所用的部族名稱之字，雖基本為音譯，也大都用些聱牙字，以示蔑視。薛逢此詩其實是一首恭唯田尚書的詩，無非是稱讚人家只要到了邊地，那些野蠻的少數民族一定會被他田尚書的雄威所震懾，從而歸隨「漢節」。　　　　辛文房在《唐才子傳/薛逢》篇的結尾處，狠批了一下薛逢，講他不合道家的謙退、儒家的中庸，過於自傲。原語是----「夫道家三寶/其一不敢為天下先/前人者孰肯後之/加人者孰能受之/觀逢恃才怠傲/恥在喧卑/而喋喋唇齒/亦猶惡醉而強酒也/累擯遠方/寸進尺退/至龍鍾而自憤不已/蓋禍福無不自己求者焉」云云。呵呵，其實辛氏所言純屬廢話，禍也好，福也罷，這人生之路當然都是自己走出來的，一人一個樣，薛逢就是如此性格，所以他才叫「薛逢」，否則不就成辛文房了嗎！　　　　我看薛逢這樣挺好，澹泊之人其實好找，而不斷進取者實在難求。大家都不爭取做事而去追求隱居耕釣，社會就很難起色。當然，薛逢其實也並非就是貪圖高官厚祿之徒，他很明白追求進取之人生雖皆是「名利到身無了日」，但終究要「不知今古旋成空」。　　　《唐文拾遺》卷30錄有薛逢為自己的一幅畫像所寫的贊，題為《畫像自贊》，僅剩十七個字，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手把金錐/鑿開渾沌」。《全唐文》卷766亦同時錄有薛逢所寫的《鑿渾沌賦》。「混沌」一說本出自《莊子/應帝王》，講的是「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哈哈，那儵與忽原本想做件好事報答渾沌，沒想到替渾沌鑿開七竅後，也能聽見也能看見（正所謂能聰能明）的渾沌卻死了。　　　　給渾沌鑿七竅的寓言，是莊子哲學追求自然質樸與無為思想之典型代表。將這思想化成老百姓的俗語，則可理解為「糊塗總比聰明好」，由此可見「聰明」這個詞也並非褒義。薛逢反其道而行之，讓自己的畫像呈現出「手把金錐/鑿開渾沌」的樣子，大有要做儵與忽的決心。想必他是打算以自己之所學，先讓世人聰明起來，然後自己再返樸歸真也不遲。所以他在《鑿渾沌賦》的結尾處說：「吾欲寂唱和於聲響/縵文章於黼黻/然後棄爾見而阻爾聞/復歸於無物」。薛逢真理想主義也，七竅已開，誰還能回得去。

83/李群玉＝＝＝＝＝＝　　著名的《容齋隨筆》作者洪邁，似乎搞錯了一件事，他在《容齋隨筆》卷四[李頎詩]一節裏，將原本屬於李群玉的一首詩，安在了李頎頭上，在未讀李群玉詩前，幾乎把我也騙了。洪邁寫道：「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為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　　　　這段文字，洪邁不僅將李群玉的詩錯安在了李頎頭上，也還借著歐陽修的嘴，把常建的詩錯安在了楊衡頭上。「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句本出自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一詩（參見《全唐詩》第144卷），原詩為五律，共八句，很是著名，在此就不贅引了。而「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實為李群玉的一首五古，全詩共十六句，題為《雨夜呈長官》，引於下----　　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　　愁窮重於山，終年壓人頭。朱顏與芳景，暗赴東波流。　　鱗翼思風水，青雲方阻修。孤燈冷素豔，蟲響寒房幽。　　借問陶淵明，何物號忘憂。無因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李群玉這輩子就指著「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這兩句詩活著呢，倘歸了李頎，豈不兩手空空？開個玩笑，不必當真。不過，李群玉的這首詩雖很經典，卻也遭到了明代詩評家謝榛的客觀批評。謝榛在《四溟詩話》卷三裏說：「李群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無發不皓/若後削冗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云云；意思是：倘若此詩只保留前四句，其餘均刪掉，就絕了，亦可與詩仙李白齊眉。謝榛的建議很對，倘只保留前四句，此詩立刻就變得既古簡又大氣，給讀者想像的空間也很大。所以，大詩人與平庸詩人之區別就在於此，大詩人對細枝末節常能忽略不計；而平庸者就比較細碎，總怕別人看不懂，越怕人看不懂，字寫得就越多，反畫蛇添足。其實，李群玉也還有其他好句，容我在後面慢慢講。我們還是先來看看他的生平。　　　　[新舊兩唐書]無其傳記。五代時人孫光憲在《北夢瑣言》卷六[李群玉輕薄事]載：「唐-李群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新唐書/藝文志/四》亦記有「李群玉詩三卷/後集五卷/字文山/澧州人」云云。澧州即今湖南-澧縣。李群玉恐出身微賤，此或為兩唐書不為其立傳的原由。《全唐文》卷793載有李群玉所寫的《進詩表》一文，應是寫給宰相裴休的。文中李群玉講自己是「臣宗緒飄零/丘山賤品/幽沉江介/分托漁樵」云云，可證其卑賤出身。另：李群玉獻詩給時任宰相的裴休是在大中八年（854年）。《新唐書/藝文志/四》記有「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以詩論薦/授校書郎」；《郡齋讀書志》亦載「群玉-大中八年來京/獻詩三百/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云云。而李群玉在《進詩表》一文裏講自己「年逾不惑」，剛過四十歲，依此上推40-42年，則其生年應為811-813年之間為是。　　　　其青少年時期情況史料無載。李群玉寫有《自澧浦東遊途出巴丘投員外從公虞》詩曰：「小子書代耕/束髮頗自強……十年侶龜魚/垂頭在沅湘」，此詩當寫於開成初年（836年），群玉約35歲，而詩中所言「十年侶龜魚/垂頭在沅湘」句，可知此前他曾默默屏居澧州十年左右。群玉又有《將之吳越留別座中文酒諸侶》詩，知其開成初經岳州又東遊吳越。會昌三年（843年），裴休任湖南觀察使，群玉前往投奔，並寫有「三年文會許追陪/和遍南朝雜體詩」句，可知其在長沙至少呆過三年。　　　　會昌六年（846年），群玉又曾赴廣東-番禺，投奔嗣封涼國公並時任嶺南節度使的從叔李玭，群玉寫有《旅遊番禺獻涼公》詩。又寫有《投從叔》一詩，宣洩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憤----「可惜出群蹄/毛焦久卧泥/孫陽如不顧/騏驥向誰嘶」，將自己比作出群之駿馬，卻不幸陷在泥沼中而不能奮蹄賓士。　　　　約大中七年（853年），年屆四十歲的李群玉，其所患之消渴疾（即糖尿病）似已加重。他在《辱綿州-於中丞書信》中自注說自己「渴疾漸加/酒戶日減」云云，可知其未授校書郎前，便患有嚴重的糖尿病。他寫有《病起別主人》一詩，恐是寫給房東的，詩曰：「益愧千金少/情將一飯殊/恨無泉客淚/盡泣感恩珠」。　　有關李群玉應舉狀況，孫光憲在《北夢瑣言》卷六[李群玉輕薄事]一節裏記載說他「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云云，言群玉只考過一次，落第後就再沒應舉，此說恐非。方干曾寫有《題贈李校書》詩曰「名場失手一年年/月桂嘗攀到手邊」，明確道出群玉在任校書郎前，赴舉絕不止一次，否則就不會「一年年」地「失手」了。李群玉終生無進士名份，前述大中八年（854年）他釋褐為正九品上階的弘文館校書郎，主要是由宰相裴休的延譽、令狐綯等人的鼎力推薦（《全唐文》卷759有令狐綯所撰《薦處士李群玉狀》），由此使得唐宣宗亦對群玉的詩文才華尤加賞識，故得以特授。李群玉的詩友周朴，在群玉死後寫有《吊李群玉》詩，也稱讚他說：「群玉詩名冠李唐/投書換得校書郎/吟魂醉魄知何處/空有幽蘭隔岸香」。

令狐綯向宣宗皇帝呈上的《薦處士李群玉狀》雖然字數很少，但完全可視為是對李群玉其人-其才-其品-其詩的概括評價。綯狀言李群玉「苦心歌篇/屏跡林壑/佳句流傳於眾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聖代/宜備搜羅/俾典校於瀛州/佇光志業/臣綯等今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聖旨/令與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謹具奏聞/伏聽敕旨」云云，話雖不多，卻很到位。　　　　與此同時，朝廷也頒下任命李群玉為正九品上階弘文館校書郎的制誥（收在《全唐文》卷793/鄭處約撰《李群玉守弘文館校書郎制》），制誥上進一步說：「李群玉放懷邱壑/吟詠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處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詩/用示縶維/命之刊校/可守弘文館校書郎」云云，這是官方對李群玉的正式評價，但九品校書郎的微職，對已過不惑之年的李群玉來說，未免低了些。　　李群玉被授予弘文館校書郎後，不足三年，便在大中十年（856年）告請南歸。群玉《請告南歸留別同館》詩題下小注有「中元作」三字。又有《請告出春明門》詩曰：「本不將心掛名利/亦無情意在樊籠/鹿裘藜杖且歸去/富貴榮華春夢中」。群玉請告南歸的緣由，史料未載。估計恐系直諫不納、反遭曲解之由。詩人方干曾寫有《過李群玉故居》詩有「訐直上書難遇主/銜冤下世未成翁」句，未知因諫何事而受挫。他自己也寫有《蓮葉》一詩，隱約表達了才華被埋沒在君王眼皮底下的不平之氣----「根是泥中玉/心承露下珠/在君塘下種/埋沒任春蒲」。　　　　有關他的卒年，前述詩人方干曾寫有「銜冤下世未成翁」句，古人年逾六十方可稱「翁」，而群玉既然「未成翁」，可見其未至老年便已早逝。李群玉自己也寫有「奔曦入半百/冉冉頹濛汜」句；亦寫有「翻覆升沉百歲中/前途一半已成空」句。另考《雲溪友議》/《青瑣高議》/《太平廣記》/《全唐詩話》諸書，均言群玉在寫完《題黃陵廟》詩之後兩年而死於江西-洪州，此詩寫於群玉請告南歸之大中十三年（859年），再加兩年則為861年，應為其卒年。由此可知他的生卒年約為811-861年，享年大致50歲，正與「未成翁」之說相合。　　　　群玉死後，晚唐詩人段成式曾為他寫有兩首《哭李群玉》詩，其一曰----「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台」。講群玉老無兒女，確也悲涼。李群玉也曾寫有兩首哭念小女兒早夭的詩，一為七律，一為五絕。其題為《傷小女痴兒》的五絕詩曰----「哭爾春日短/支頤長嘆嗟/不如半死樹/猶吐一枝花」，其女兒究竟幾歲夭折，未知；然群玉將自己這個患有糖尿病的人比作「半死樹」，更加反襯出女兒生命的短促與可惜。　　　　段成式在詩中首句所指的「黃陵事」，實為群玉曾寫過的一首題為《黃陵廟》的七律。范攄在《雲溪友議》裏據此詩而大加演繹說：群玉游[黃陵廟]，夜晚宿於山下旅館時，夢見兩個女子自稱是「娥皇」和「女英」，因被群玉詩篇感動，特來致謝，且對群玉說，兩年後再來與君行雲雨之游，說完就不見了。結果，兩年後群玉果然病危而亡。范攄所述極不可信，《四庫全書總目》卷151考辨說：「李群玉題黃陵廟詩/前一首為弔古之詞/無媟褻之意/後一首寫當時棹女/與二妃尤不相關……殆因其詩為時所傳誦/小說家因造此事以附會之耳」云云，當是為正。　　　　宋人尤袤在《全唐詩話》中介紹說：「群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鵝/及授校書郎東歸/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云云，可知群玉不僅有音樂天賦，也寫得一手王羲之般的好字。詩人杜牧也寫有《送群玉赴舉》詩曰----「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可知李群玉當年呈給裴休的那三百首詩，也曾送給杜牧看過。　　　　群玉詩，五七言古體/五七言絕句/五七言律等六類數量較為平均，《全唐詩》包括補遺僅剩有265首，還不如當年他呈給宰相裴休的300首多，依對其「苦心歌篇」的評價，他作品應數量很大，恐都散佚了。對其詩篇的評論，唐以後歷代也不多見。明代詩評家許學夷在其《詩源辯體》卷31論晚唐五言古詩中，僅針對五言古體一類說「李群玉學太白/儘力模擬/亦稍有可觀/惜才力太弱」云云。是啊，與李白的五古比，群玉當然才華難追。但我以為群玉的五七律卻是強項，在晚唐亦能別樹一家。　　　　其五律《半醉》詩曰----　　處俗常如病，看花亦似秋。若無時復酒，甯遣鎮長愁。　　漸覺身非我，都迷蝶與周。何煩五色葯，尊下即丹丘。　　　　群玉追求「半醉」感覺，如同對世事睜一眼閉一眼，既保持自身高潔，也有一種無奈。是啊，身處惡俗世界，連美麗的鮮花都令他覺如敗秋，所以也只能以酒自娛了。常做行而上思考的人，真似群玉所言，總有「漸覺身非我」的恍惚與錯覺，一如莊子的化蝶之夢，虛實永遠相伴一生。　　　　其五律《桂州經佳人故居琪樹》詩又曰----「種樹人何在/攀枝空嘆嗟/人無重現日/樹有每年花/滿院雀聲暮/半庭春景斜/東風不知恨/遍地落餘霞」。在群玉眼中，人是不如樹的，因為人死不能重生，而樹卻每年都能再開新花，可見其對生命一去不回的扼腕嘆惜。其五律中也還有諸如「隱石哪知玉-披沙始遇金」/「逝川前後水-浮世短長生」/「水流甯有意-雲泛本無心」等好句。　　　　其七律，《自遣》一詩可謂代表----　　翻覆升沉百歲中/前途一半已成空/浮生暫寄夢中夢/世事如聞風裏風　　修竹萬竿資灑落/古書千卷要窮通/一壺濁酒暄和景/誰會陶然失馬翁　　　　群玉詩句，暢而不澀，深入淺出，與自身運命緊密相關；不刻意為詩，不搞形式主義，在晚唐詩人中實屬難得。此詩中之頷聯所對亦頗具新意，以「夢中夢」對「風裏風」，正所謂人生在世，一如夢中之夢，暫時寄託而已；而人間萬事也如風中之風，掠過後則又重歸虛無。群玉七律，亦有無限好句，諸如「萬木自凋山不動/百川皆旱海長深」，道出只有守恆者才為巋然不動之大器也。其又有「閑雲不系東西影-野鶴寧知去住心」/「跡同飛鳥棲高樹-心似閑雲在太虛」/「年貌暗隨黃葉去-時情深付碧波流」之句，皆成高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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