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東坡對陶淵明和白居易的繼承與超越

論蘇東坡對陶淵明和白居易的繼承與超越

——兼論蘇軾貶寓黃州後人生思想的重大轉變

王啟鵬

（惠州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惠州 516057）

摘要：蘇軾自幼「奮厲有當世志」，尚未踏上仕途之前，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踏上仕途後，努力為老百姓辦好事，並對王安石變法提出批評，寫了一些諷刺新法的詩歌。結果被投進了監獄，結案後被貶謫到黃州。在黃州，蘇軾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對陶淵明，東坡敬仰其真誠的為人和平淡自然的詩風，但蘇東坡不僅為人真誠，而且為百姓做了大量好事；寫出了大量平淡自然的詩歌，並在理論上進行闡釋。對白居易，東坡敬仰其為民請命的精神和晚年的「中隱」思想，但東坡不管在順境還是逆境，都把「兼濟」與「獨善」統一起來，這是東坡對陶淵明和白居易的繼承和超越。

關鍵詞：蘇東坡；陶淵明；白居易；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繼承；超越

據宋史記載，蘇軾從小就「奮厲有當世志」，立志要做一個「范滂」式的人物，要為國家做一番事業。所以，在他還沒有踏入仕途之前，就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對當時的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有著深刻的認識。認為：「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1］226並勸神宗皇帝進行改革：「方今之勢，苟不能滌盪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1］227 蘇軾在《思治論》中還特別指出：「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的「無財、無兵、無吏」這三大困境。［1］115所以，蘇軾在他入仕之前，就寫了《進論》、《策論》共50篇，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思想，並把它們上交給朝廷，這就充分展示了蘇軾年輕時的偉大抱負。

蘇軾踏入仕途的第一站便是以大理評事的官職差遣簽書鳳翔府判官廳公事，是知府的助理官。在短短的三年任上，蘇軾為老百姓做了三件好事：改革「衙前役」；准許百姓經營茶、鹽、酒等；免除積欠，並釋放了225名因積欠而關進監獄的「囚犯」。所以，當地的老百姓稱他為「蘇賢良」。

鳳翔任職期滿後返回京城，不幸的事情接連發生：妻子王弗和父親蘇洵先後去世，只得扶靈歸蜀，在川居喪。免喪還朝後，正值朝廷大肆推行王安石變法。由於蘇軾長期生活在農村，對農村的實際情況十分了解，便對變法的弊端提出了批評。但都不為神宗皇帝接受，反而引起了王安石的憤怒。「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宋史本傳》）［2］

在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在這種情況下，蘇軾怎麼辦呢？「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欒城集墓志銘》）［2］2805「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欒城集墓志銘》）［2］2806蘇軾是否真的想利用詩歌來反映民間的疾苦，希望給皇帝知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在《乞郡札子》中就明確地說：「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 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1］P829所以，《山村五絕》、《吳中田婦嘆》等諷刺詩歌就是寫於這段時間的。

熙寧四年，蘇軾任杭州通判，期間主要為民做了兩件實事：一是組織民眾滅蝗；二是組織民眾治理六井。熙寧七年，改知密州，蘇軾又帶領百姓滅蝗，求雨救災，適當減輕老百姓賦稅，收養棄兒，等。熙寧十年改知徐州，最為突出的就是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徐州軍民抗洪，保全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受到了朝廷的嘉獎。

蘇軾就是這樣一位忠於職守，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敢於抗爭的好官。可是，王安石等人便指使御史李定等人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蘇軾，把蘇軾投進了監獄，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烏台詩案」。結案後，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貶寓黃州後的蘇軾，在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在給朋友李端叔的信中總結了自己的所作所為，痛切地認識到「才華外露」是做人的一大毛病。他說：「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書》）［1］1432但是，他的這個「今我」並不是對「故我」的所作所為進行全盤否定，而是對自我、人生、現實的一種深層次的思考。正如他在青少年時期就確立了「超然於物外」的思想一樣，並沒有影響他積極「入世」的思想和行為。所以，他在給好友李公擇的信中說到：「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生死之際。……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1］1500還說：「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與千之侄二首》）［1］1840可見他這個「今我」還是以「獨立不懼」和「直道而行」為主要特徵的。

可以說，自從蘇軾貶寓黃州之後，在人生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在政治上除了保持固有的「剛」性外，還多了一些「柔」性。具體來說，蘇軾在貶寓黃州以後，熔鑄了儒道釋三家思想，用於調節自己思想和行為。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學習陶淵明和白居易的為人，把傳統的儒家思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統一起來，不管自己是「達」還是「窮」，都能夠做到既「兼濟天下」，又「獨善其身」，從而形成了鮮明的東坡性格，達到了對我國歷代士大夫傳統思想的超越。

蘇軾在貶寓黃州期間，是否真正羨慕陶淵明和白居易？是否真正學習陶淵明和白居易？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只要我們從他在東坡開墾荒地耕種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來。

蘇軾貶寓黃州後取號為「東坡」，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東坡那塊地上耕種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對前代詩人白居易的敬仰。他對白居易的「中隱」思想十分贊同，在通判杭州的時候就說過：自己「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2］341所以，他就取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時，曾在忠州東坡墾地種花寫的《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為依據，取號為「東坡居士」。所謂「居士」者，原是對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稱呼。這裡是指追求清高，對世事淡泊的人。這亦反映出蘇軾思想上的轉變。

陶淵明，他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棄官歸隱躬耕於南山下。而蘇軾躬耕於東坡，正好與陶淵明的情景吻合。所以，蘇軾常將東坡比作陶淵明的斜川，在《江城子》詞中說：「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3］328還寫信給王鞏說：「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里陶靖節，如何？」［1］1520言下之意是說自己還是一個不合格的「陶淵明」。爾後，他還把陶淵明那著名的《歸去來辭》賦進行改寫，「梢加隱括，使就聲律」，寫成《哨遍》一詞，說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並使家僮在田間地頭「歌之」。可見蘇軾貶寓黃州後開始羨慕和學習陶淵明、白居易。事實上，蘇東坡不僅繼承了陶、白的思想，而且還超越了他們的思想，從而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東坡文化現象。

對於蘇東坡對陶淵明和白居易的繼承和超越的文化現象，宋人王直方在其《詩話》中

把蘇軾《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後〉》詩中「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2］1818改為「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在這兩句詩中，顯然有5個字是不同的。但，絕對不是誤筆，而是代表了後人對蘇東坡與陶淵明、白居易比較研究的基本看法，是有深刻含義的。

先從蘇詩本身說起。「淵明形神自我」，這個「形神」，既有指其形體和神態之義外，應該更側重於淵明的精神來說的。因為陶淵明曾經寫有由《形贈影》、《影答形》、《神釋》組成的《形影神》詩，並在詩序中說：「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4］35三詩寫超脫物累，委運縱浪，不喜不懼之意。而「樂天身心相物」，這個「身心相物」亦是有來歷的。白樂天亦寫有《自戲三絕句》：《心問身》、《身報心》、《心重答身》。他在詩序中說：「閑卧獨吟，無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戲，往複偶成三章。」［5］291白詩寫疏仕遠君之自由閑適之感。歸納起來理解，「形神自我」，則是指陶淵明超脫了外物的牽累，達到了在生命、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而「身心相物」，則是指人格獨立後的閑適與快樂。這是蘇東坡對陶淵明和白居易兩人在人格上的認識和贊同。

王直方卻把蘇詩改為：「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這又成了另一個意思了，成為後人對蘇東坡的評價了。意思是說：蘇東坡在形體和人格上似陶，而在思想上則似白。這一提法是有深意的，值得研究。

一、蘇東坡對陶淵明的仰慕

陶淵明，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一說他名為潛，字淵明。晉宋之際的大詩人。他是東晉大司馬陶侃之孫，但到陶淵明時家道已衰落。他少年時在家閑居。29歲時，因親老家貧，入仕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職，不久就自動解職回鄉。此後又曾先後做過鎮軍將軍參軍、建威將軍參軍等，但時間都不長。41歲時，為彭澤令，但僅做了80餘日，即辭歸。從此隱居躬耕20餘年，不再出仕。

陶淵明隱居不仕、潔身自好的行為在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特別的關注。陶去世後，他的生前好友顏延之寫了一篇《陶徵士誄》，對他的品行操守作了高度的評價和由衷的讚美。沈約撰《宋書》，將陶淵明收入《隱逸傳》，說他「少有高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昭明太子蕭統，他在《陶淵明傳》中說陶「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在《陶淵明集序》中說陶「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6］4對陶淵明的思想品格作了高度的認同。

蘇軾對於陶淵明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在貶謫黃州期間，便對陶產生了高度的認同感，甚至說出了「只淵明，是前生」（《江城子》）的話。貶謫嶺南後，又說：「我即淵明，淵明即我。」（《書陶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還說：「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和陶讀〈山海經〉》）

究竟是陶淵明的什麼品德令蘇東坡如此敬仰呢？蘇東坡在貶謫海南時託付他弟弟蘇轍為他編輯出版《和陶詩集》的信中就說得十分清楚：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俯仰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1］2514

在這段話中，蘇東坡就明確地說出，他讚美陶淵明的詩歌和為人。需要補充的是，對於淵明之為人，除了「性剛才拙，與物多忤」之外，陶淵明思想上的「真淳」亦使東坡非常感動。他在《書李簡夫詩集後》中說：「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1］2148由此可見，蘇東坡是敬仰陶淵明為人的剛直與真淳，敬仰陶詩的「質而實綺」的平淡自然的藝術風格。

二、蘇東坡對陶淵明的繼承和超越。

蘇東坡是一個很重感情，見賢思齊的人。他說得出，做得到。他晚年說「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其萬一」。他確實是這樣做的。現就從他對陶淵明稱讚的兩個方面來談他對陶的繼承和超越。

先說他對陶淵明詩歌藝術的繼承和超越。蘇東坡認為，陶詩的藝術特點是「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或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意思是說，陶詩從表面看來，很質樸，好像沒有什麼內容和藝術技巧。其實，在平淡自然的文字裡面，卻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他曾經說過：「陶靖節云：『平疇返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1］2091還說「『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1］2092足以證明蘇東坡對陶詩是很讚賞的。

說蘇東坡對陶詩的繼承，就是說蘇詩繼承了陶詩平淡自然的風格。黃庭堅詩云：「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要相似。」［7］291說東坡對陶詩的超越，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陶淵明只是寫出了平淡自然的詩作，但未能夠從理論上加以闡釋。而蘇東坡除了寫出了平淡自然的詩歌外，還從理論上加以闡發，使之成為一種自覺的藝術活動。他不僅指出了平淡自然的本質是「外枯而中膏」，而且還提出了要用「常言」，甚至是用藝術化了的「街談市語」來寫，做到「以俗為雅，以故為新」，這樣才能寫出平淡自然的詩歌來。如他在《發廣州》詩中寫的「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余。」蘇軾就自註：「浙人謂飲酒為軟飽」，「俗謂睡為黑甜」。《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詩中的「牛糞火中燒芋子，山人更吃懶殘殘。」其中「牛糞」、「懶殘殘」，都屬於方言俗語。

再說蘇東坡對陶淵明在為人上的繼承和超越。東坡對淵明最為欣賞的就是「真」。這種「真情」，就是莊子說的：「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莊子·漁夫》）［8］88所以，「真」，就是人的「天性」的自然表露。蘇東坡繼承了陶淵明「真淳」的性格，他在抄錄陶淵明的《飲酒》詩之九時有感地說：「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並錄之。」［1］2111他在《思堂記》和《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中都說過類似的話，恕不多舉。

東坡不僅為人真情、正直，而且把這種「任真」的性格用於處理政務上，這是東坡對淵明在為人上的超越。面對積貧積弱的北宋社會現實，東坡主張改革，勸說神宗皇帝要有作為，要進行改革。但是，他反對王安石改革中的激進做法以及變法措施中的某些偏差。對於變法中的弊端，東坡敢於在朝廷中，在皇帝面前，在廣大朝廷重臣面前進行爭論。他說：「臣愚蠢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憂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辨賈易彈奏待罪札子》）［1］935但，神宗皇帝沒有接受他的批評和建議。東坡就不得不用詩歌的形式來反映變法的弊端，以至遭受到政敵的攻擊，先後被貶謫到黃州、惠州和儋州。

蘇東坡在政治上的原則是很強的，有不同的看法，他就毫無保留地提出來，不管是對自己有多大的危害。而對於他人，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不管是親友，還是政敵，他都能夠真誠地對待，絕對不會耍滑頭。最為明顯的就是對待章惇，東坡再貶惠州和海南，均是他一手策劃的，結果把東坡弄到家破人亡，可謂是血海深仇。可是，當蘇東坡在海南遇赦北歸到江蘇時，輿論說東坡有可能重返朝廷。這時，章惇的兒子章援怕東坡報復，於是就以師生的名義寫信給東坡，並說他的父親被貶謫到雷州，現正在路上。東坡這時重病在身，當他一清醒過來之後，就馬上回信給章援，勸他不要擔心，並告訴他御瘴的藥物和方法。這種「眼前所見無一個不是好人」的佛家以「慈悲為懷」和「普渡眾生」的思想，顯然是對陶淵明「真誠」人格的超越。

再說，陶淵明和蘇東坡都可以說是對現實不滿的人物。陶淵明卻採取迴避的態度，棄官隱居去了，而蘇東坡卻不是這樣。東坡不迴避社會，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不論是在朝廷為官，還是遭受貶謫，都能一如既往地為老百姓辦些好事和實事。這也是蘇東坡在思想和人格上對陶淵明的超越。

三、蘇東坡對白居易的景仰。

南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7］708短短的一句話，就向我們提供了2個重要的信息。但，為什麼宋代士大夫會多慕樂天？蘇軾為什麼又會特別仰慕樂天？對這2個問題要作些具體的分析。

宋代，在政治文明方面來說，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為開明的時代。統治者為了鼓勵士人議政，還特別在制科考試中增加了「策論」一科，用來考察舉子們的議政能力。這樣，宋代的知識分子普遍比較關心政治。「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的寫照。可是，封建皇權是不能隨便得罪的，知識分子對封建皇權的批評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觸犯了皇權的利益，做臣子的就會遭到貶謫。正如王夫之在《宋論》卷二中說的那樣：宋最高統治者為防「大臣之持權……行不測之威福」，而使士人「進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復搖蕩其且前且卻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致使他們「浮沉於一日之榮寵」，即使「欲有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9］65因此，對於廣大知識分子來說，要建立不朽之功勛，是不太現實的了。再說，宋代又是一個講究物質享受的社會。自從宋太祖趙匡胤奪取了後周的政權之後，擔心跟隨自己打天下的老將也用同樣的方法把他的政權奪去，於是便在就酒席上勸老將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不要再去弄什麼刀槍了。這樣，就輕易地把他們的兵權奪去。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典故。在統治方法上，除了實行文人執政外，還對官吏實行優俸政策，鼓勵官員盡情享受。所以，在位的官員普遍待遇很高，還可以享受到聲色之歡。而一旦遭受貶謫，就失去了優厚的生活待遇，就十分潦倒了。所以，白居易提出的「中隱」思想就最適合宋朝官員的實際。因為「中隱」最實惠：「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白居易：《中隱》詩）宋人對白居易的這種高明的處世藝術十分讚賞。如蘇轍就說過：

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瞭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遊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書白樂天集後二首》之二）［9］63

仁宗朝大臣孫可久，剛過50歲就請求「致仕」（退休），並按照白居易晚年的生活方式來過日子：「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美自適」。而歷相任、英、神三朝的名臣韓琦，在自己的家園裡面建了一座「醉白堂」。「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1］344孫奭以太子少傅致仕，亦自比於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的白居易。由此可見，宋代士大夫多慕樂天，是企圖找到既能解決依附皇權，又能夠保持獨立人格這一矛盾的有效藥方，這是由封建社會的性質所決定了的。為什麼又說「東坡尤甚」呢？這原因大致是：

其一：蘇軾「出處依稀似樂天」。

蘇軾曾在詩中4次說到自己似樂天。「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在《贈善相程傑》中說：「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在《次京師韻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中說：「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在《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中更是說：「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從蘇白兩人的經歷來說，「出處依稀似樂天」的說法是成立的。白居易44歲貶江州，48歲任忠州刺史，49歲還朝，51歲自請外任任杭州刺史，54歲除蘇州刺使，55歲以眼病歸洛陽，56歲復入朝至刑部侍郎。58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75歲去世。而蘇軾44歲貶謫黃州，50歲起知登州，旋入朝任禮部郎中，51歲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53歲兼侍讀，權知禮部貢舉，54歲自請出守杭州，56歲知潁州。［5］270因此可以說，在白居易沒有退休之前，蘇東坡與他的出處相似。尤其是兩人都在杭州任過地方官的最高長官，更感到親切。所以，蘇軾便對白居易產生了異代認同感。

其二：蘇東坡仰慕白居易之為人。

白居易出身於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和父皆以明經出身。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由於戰亂，他11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經常是受凍挨餓。貧困的生活使他接近了勞動人民，對他的詩歌創作走上現實主義道路有著重要作用。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道釋三家雜糅的色彩，但主導思想仍是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10］100可見儒家的「兼濟」和「獨善」思想是他的人生主導思想。

35歲前的白居易，是春風得意的。他曾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再說，當時的皇帝唐憲宗是一個「納諫思理，渴聞讜言」的求治之君，而他被授予翰林學士、左拾遺又是唐憲宗的「非次拔擢」，所以他對憲宗感恩不盡，思以圖報。況且，社會現實和個人見聞又使白居易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於是在這一時期，他寫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諷喻詩。在他任校書郎秩滿時，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寫成《策林》75篇，提出了改革的意見。在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遺期間，他一方面利用諫官的身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如請降繫囚，放宮人，絕進奉，禁掠賣良人等；另一方面又利用詩歌來配合鬥爭，著名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喻詩就是在這時寫的。

元和十年（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這是有史以來的「國恥」，首先上書請求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造謠中傷，結果被貶為江州司馬。江州之貶對白居易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初到江州之時，他還有些激情，寫出了《琵琶行》和《與元九書》這些著名的篇章。可是，隨著政治環境的日愈險惡，佛道思想逐漸滋長起來。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從此，他緘默了，不過問政治了。為了避免牛李黨爭之禍，他為自己安排了一條「中隱」的道路。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隱。最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18年「似出復似處」的「中隱」生活。但，當他見到洛陽龍門潭之南航道艱險，船夫艱難的時候，便施家財，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楫。

白居易為人正直，能夠為民請命，尤其是在杭州任刺史時疏浚了西湖，還修築了「白堤」，還敢於向朝廷提出了改革的建議。白居易還運用通俗的語言，寫出了大量的諷喻詩歌，用於反映老百姓的疾苦，這些都是令蘇東坡敬佩的；晚年白居易在洛陽香山過著「中隱」的生活，終於找到了既依附於王權又保持了個性的獨立的平衡點。這種高明的處世藝術，令宋代文人敬佩不已，而蘇軾就更甚。

四、蘇東坡對白居易的超越。

蘇東坡對白居易的超越，可以從下面這2個方面來分析：

其一，在為民眾做好事來說。白居易雖有「為民請命」的思想和行動，但主要是局限在文字上，寫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諷喻詩」，並寫成了75篇《策林》向皇帝反映民眾的疾苦和提出對社會改革的意見。但真正為老百姓做好事、實事並不多。比較著名的就是在杭州帶領百姓疏浚了西湖，並修築了一道堤壩，後人稱之為「白堤」。而蘇東坡在這方面卻比白居易強得多。他每到一地為地方官，或是被貶謫到地方，都能夠為當地百姓做了好些好事和實事。如在密州帶領百姓捕滅蝗蟲；在徐州帶領百姓抗洪衛城恢復生產；在杭州疏浚西湖和修築堤壩（後人稱之為蘇堤）。在貶謫地惠州捐犀帶修橋，推廣先進農具——秧馬；在海南傳播文化教育，等。所以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東坡文化現象：凡是蘇東坡到過的地方，後人都建有永久性的建築物來紀念他，都津津樂道他敢於「為民請命」的東坡精神。這是蘇東坡對白居易的超越。

其二，在思想上來說。兩人都有濃厚的儒道釋三家思想，都是以儒家的思想為主導思想。但兩人對三家思想的吸取和運用大不相同。白居易是典型的唐代知識分子，完全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行事，走兩個極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順暢時，就儘力為朝廷和百姓做事；遇到挫折了，就想辦法保存自己。尤其是晚年，他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的時候，過著「似出復似處」的「多蓄聲妓，娛樂親友」的優遊自得的生活，已經是百事不關心了。這是他「中隱」思想的典型表現。而蘇東坡卻不是這樣，不管他是「達」，還是「窮」，他都能夠把「兼濟」和「獨善」很好地統一起來，做到既能為百姓做好事，又能夠在為百姓做好事中純潔和提升自己的思想。如上面所提到的，不管他是在地方為官，還是被貶謫到地方，都能夠為當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而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觀念卻始終如一，不會因自己的地位改變而改變。在朝廷為官，甚至是為高官時，敢於在朝廷中爭論王安石變法的弊端，為民請命。遭受貶謫後，照樣為百姓做好事，照樣寫詩作文抨擊時政，如晚年在惠州寫的《荔支嘆》。蘇東坡的這些表現，是白居易無法相比的。這亦是東坡對白居易在思想上的超越。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蘇東坡在人格上確實與陶淵明很相似，而在思想上則與白居易相似。所以，《王直方詩話》中說的「淵明形神似我（東坡），樂天心相似我(東坡)」是十分恰當的，說出了蘇東坡對陶淵明在人格上和對白居易在思想上的繼承和超越。事實上，蘇軾的所有這些變化，都是發生在黃州之後，是他認真地反思了他前30年的所為，改變了一味進取的結果。所以說，他在貶寓黃州後，在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思想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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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啟鵬（1947--），男，廣東博羅人。編審。研究方向：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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