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眾星拱之」夢想首先在孔廟裡實現了

孔子「眾星拱之」夢想首先在孔廟裡實現了

許錫良

在中國，孔儒其實從來沒有退出過中國大地。無論是新儒家還是舊儒家，都不能在中國再增添一些什麼新東西，而是只要維護舊東西而已，所謂新儒家，有如用了一個新瓶子去裝舊酒而已，因為，這是由儒家文化的守舊倒退特點決定的。其價值導向是指向古代，而且越古老越好。

其實，中國的一切變革都不應該把儒當成目標，而應該當成出發點，儒家是中國需要拋棄的遺產，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從這裡開發出什麼新的東西。在這裡浪費時間與聰明才智是可悲的。

以孔子的為政思想來說，他最有名的那句話，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句話可以說是孔子最經典的論述從政的論斷。可惜，只是一個比喻句。這句話，一是表明了德治的要害，簡單地說就要施仁政。二是仁政的前提條件就是以皇權為核心，形成的等級特權體系。所謂的施仁政的要害，就在於統治者要表現出仁慈來吸引民眾歸順。這個時候，統治者就像北斗星一樣，被眾星拱衛著，嚮往著。只可惜這樣的仁政，在孔子自己為魯國大司寇代太宰職的時候，也絲毫沒有實現北斗星式的眾星拱之，相反，他自己落得了一個狼狽逃竄的喪家犬的下場。但是，那個「從星拱之」的政治格局卻因為孔子成為了至聖而得以保留下來。中國二千多年來，哪個朝代不是眾星拱衛北斗一樣拱衛著皇帝這個核心？不僅皇權如此，而且幾乎一切場合都莫不如此。就連孔子死後，後人給他修建的孔廟格局及裡面的擺設，也是按照孔子為政思想來布置的。

孔廟裡，孔子作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自然是居於北斗星的核心地位，享受眾星來拱之的待遇。圍繞著孔子這顆北斗星，接著就是四配——即眾星中的常委級別的牛B星。是這四個人：顏回、孔伋、曾參、孟軻四人。古時以此四人配祀孔子左右。顏回、孔伋（子思）居東，曾參、孟軻居西。這四個也是聖人級別。顏回是僅次於孔子的，因其一生忠貞不二地追隨孔子，對孔子之言，言聽計從，點頭如搗蒜，從來沒有半點違逆，有如孔子的複製品，生前被孔子多次大讚「賢哉回也」。所以被後人封為「復聖」，居四配之首。

孔伋子思是孔子的正宗嫡系孫，雖然是曾子的學生輩，但是由於是祖龍師爺孔子的嫡系孫子，自然是不敢輕慢他，儒學八派中有「子思子之儒」，便是孔伋一派，為孔門嫡傳。孔伋是儒家中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他前承孔子，後傳孟子。孔伋的思想經他的門人傳給孟子，孟子繼承並發展，後人稱為「思孟學派」。這個自然是要封「述聖」，居第二位。只是他的著述《中庸》那本書本身的作者身份就存在著爭議，甚至說不定就是一個代寫品，在儒家內部就是爭論不休的，所以後來《中庸》乾脆不署作者名。居第三位的人是曾參，傳說他受業於孔子後，學有成就，便開始講學。父母死後南遊楚國，「得尊官焉」。後齊國欲以為相，楚國欲以為令尹，晉國欲以為上卿，都被他一一謝絕，專事研習孔學並授徒，極力傳播孔子思想，他的弟子也有70多人。最終成為儒家名師，在孔門中被視為道統的繼承者。因為帶徒弟多，他自己在有生之年就是「眾星共之」的角色，徒子徒孫，多如牛毛，他自己就是老祖宗級別了，這樣的人自然是要被封為「宗聖」。之所以屈居子思之後，實在是因為人家爺爺是孔子，相比而言「我爸是李剛」其實算不了什麼的。中國人對歷史不了解，才會那樣大驚小怪不已。

排第四位的是曾參的學生子思的學生孟軻。傳說孟軻受業於孔伋的門人，孟子學業有成後，他聚眾授徒，歷游齊、宋、滕、魏等國，四處求官不得，回頭學孔子收徒弟，賺學費維持生計，據說他也有弟子3000多人，可惜賢者一個也沒有，但是與孔子相比，他多活了11歲，84歲壽終正寢，這也算是一點進步。他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仁政」學說，雖然沒有什麼實際成就，但是，畢竟留下了中國儒家第一本不存在爭議的署名專著——《孟子》。讓中國開始有了明晰的著作版權意識，總算是有了一點貢獻。由於孔子收的學生多，又有專著，所以他的職稱就是「亞聖」。

這四配可以說是孔廟裡的最高配置，常委級別的。四配外圍的星就是12哲人，屬於政治局委員級別，自然是要次一點，當然人數也會多一點。十二哲人塑像，列於大成殿內「四配」之後，東西各六人，東位西向的是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有若，西位東向的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朱熹。

接下來的星又差一點，也就是中央委員的級別，這一級別叫「先賢」，共有七十九先賢。之後又次一點的是「先儒」，共有七十七先儒，相當於中央候補委員級別。基本上與先賢的數量相當。

應該說明這份聖人、先賢、先儒名單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地在變化之中，究竟誰能夠入到圈子裡去，關鍵是看後來統治者的好惡了。比如，孔廟的配享從祀的賢儒位置有的幾經改祀、升遷，有的罷而未復，死者的名單，什麼時候被拿掉，根本無法預料。很有意思的是類似的名單現在在中國也到處都是。

如荀況，宋元豐七年入廟，明嘉靖九年罷祀；楊雄宋元豐七年入廟，明洪武二十九年罷祀；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罷祀；鄭眾、盧植、服虔，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遷出；王安石，北宋崇寧三年配享，靖康元年罷配享，仍從祀，南宋淳佑元年罷祀；王雱北宋政和三年從祀，南宋春熙四年罷祀。被罷享罷祀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為「短喪」（本條選擇性極強，王雱短喪，顏回呢？）有的因為「宗旨老莊」，有的因為「誦神仙方術」，有的因為「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還有的因為學說「謬」，而被視為「異端」等等。

這樣一個圍繞著孔子這個北斗星而眾星拱衛之的動態格局就形成了。可見，做教授，當博導，招學生的數量一定不能夠少，少了自己這顆北斗星就缺乏了拱衛之星。那個時候自己就變成了孤星一顆，誰來認你是「宗聖」呢？

今天，我們用心觀察一下無論何處，哪個單位，甚至哪個會場，又不是按照孔子「眾星拱之」的格局而存在著呢？花那麼多的時間、精力與聰明才智，不過是要維護這種本來就在現實中根深蒂固存在著的東西，有必要嗎？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後來在民間化成許多通俗的表達方式。比如：「一山不容二虎，一國不容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或者「好馬不被雙鞍配，好女不嫁二夫郎」，「一個籠子里容不下兩隻叫公雞」。「廟裡需有一尊菩薩」。因此，中國人做人做事的方式也就變成了「香要燒得粗，佛要拜得大」，「求羅漢八百，不如拜佛一尊」，都是要遵循那個「北辰」效應。能夠求到眾星拱衛的核心對象當然好，如果不行，就求四配，再不行，就求十二哲吧，然後依次先賢與先儒。

其實，政治本來是一門精密的科學。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翻譯成中文本，可是數百頁紙，而且是建立在三段論的推理論證的邏輯思維基礎上，用比喻的方式來說明一個複雜的現象，本是極不精準的，更何況我們也知道了所謂「北辰」被「眾星拱衛之」其實也是假象，他們根本就是相距多少億光年，互相不相干的恆星。是我們的肉眼局限才造成了這種錯覺。還有家庭里的親情關係里的「孝」，其實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根本不適用於公共領域裡的國，不能夠變成「忠」，公共領域與陌生環境里，需要用統一的規則來規範，這就是「法治」。把父子與君臣攪和在一起，也是聖人腦袋發了昏的結果。如果古人有如此局限性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今天的所謂新儒家還要繼承將這發昏的腦袋發揚光大，就是不可原諒的了，那時非變成腦殘不可。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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