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9萬餘字里說了什麼讓大佬們跺腳黑臉

王闓運著作等身，光是經學方面的研究專著就有十多種，但他最為人艷稱的傑作偏偏是一部歷史著作——《湘軍志》。

王闓運目高於頂，在他看來，明代文章不堪入目，唐宋八大家也算不上典範，「八家之文，數月可似」，將牛皮直接吹成了虎皮。他發足飛奔，為的是「依經立干」，「力追班馬」，直接取法班固和司馬遷，「為有德之言」。從《湘綺樓日記》可以看到，同治八年二月初一那天，王闓運閱讀《三國志》兩卷，認為它「誠非佳史」，陳壽的史才被後世誇大了。他寫道：「史才不易，亦何容濫予人名，若以鄙人秉筆為之，當不在范、班之下，因慨嘆久之。」王闓運對自己的史才極為自信，認為不僅能夠蓋過陳壽，還可直追《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和《漢書》的作者班固。

花費六年工夫，寫成《湘軍志》，總計十六篇，九萬餘字。大著殺青，王闓運感慨道：「修史難，不同時，失實；同時，循情。」「（史官）無故而持大權，制人命，愈稱職愈遭忌也。」史官之筆就像閻羅殿上的判官之筆，輕重緩急之際，既可以使人一舉超生，也可以使人萬劫不復。何況他並非史官，卻酷評諸多宿將，活著的人難免深受傷害。倘若他是勢利之徒，念頭一閃，筆頭一轉，以歌功頌德為能事，必能結歡於袞袞諸公，何愁沒有好處源源而至？可是王闓運義不容情，在他的筆下，清廷官吏昏庸無能，湘軍將領貪婪成性。大將曾國荃和劉坤一，前者無異於市中之屠夫，後者彷彿是鄉間之笨伯。大佬們惱羞成怒，紛紛跺腳黑臉，指斥《湘軍志》誣枉不實。殊不知，王闓運認定「懷私文必不能工」，他是秉持公心才敢開罪大佬強梁。

王闓運著史書，臧否的是依然健在的國家「功臣」，後果更為嚴重。事情果然越鬧越離譜，那些原本狂恣跋扈的「功臣」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要給王闓運一點厲害瞧瞧。令曾國荃最惱火的是，金陵決戰明明是他戎馬生涯中最大的亮點，王闓運卻輕描淡寫，把太平軍視為烏合之眾，使其軍功大為減色。曾國荃的門人怒於市而色於室，責罵王闓運不肯與人為善，專揭九帥的瘡疤，專尋九帥的晦氣，專跟九帥過不去。他們甚至捋起袖子要動粗。其實，王闓運的史筆已為曾國荃開脫不少，並未趕盡殺絕，既然曾老九不領情，王闓運也只能搖頭嘆息：「不知文之人，殊不可與言文！」

因為《湘軍志》一書，王闓運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這回連他的老朋友郭嵩燾也抹下面子，不復同情他的遭遇：「王壬秋《湘軍志》，均取當時官場謠謗詆訕之辭，著為實錄，以相印證，盡取湘人有功績者誣衊之，取快悠悠之口，而傷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測其用意之所在。其顛倒功過是非，任意低昂，則猶文人習氣。」王闓運不勝其煩，不堪其擾，終於妥協，將《湘軍志》的雕版和部分成書交給郭嵩燾，因為後者是湘紳宿望，又是反對《湘軍志》的領袖人物之一，任其毀棄。可是王闓運的蜀中弟子不畏強權，硬是將這部書刻印出來，使它廣為流播，巋存於世間。

在當時的局外人看來，王闓運文筆高朗，固然是文壇一世之雄，但他自信太過，喜好譏貶的積習難改，演義的痕迹較重。他託名彭玉麟，作《衡陽志》，王夫之尚且被他刺了個滿面花，何況他人。王闓運修的《東安志》遭人毀版，《桂陽志》也被人糾謬，可謂個性使然，在王闓運筆下沒有完人，因此他逮住別人的過失就要議論一番，揶揄數句，這就招人恨了。還有一點，王闓運以霸才自許，以知兵自負，曾國藩卻不為所動，這讓王闓運頗感壓抑和鬱悶，一旦他有機會修《湘軍志》，就難免要推倒一世豪傑，成就自家絕活。

對《湘軍志》攻擊火力最猛的是《湘軍志平議》，由郭振墉（郭崑燾之孫）輯錄，裡面有郭嵩燾、郭崑燾兄弟的糾謬和評點一百多條，郭振墉引用官書私錄逐條箋注。但有趣的是，曾國藩的弟子黎庶昌選輯《續古文辭類纂》，收入王闓運《湘軍志》中的《曾軍篇》《曾軍後篇》《湖北篇》《水師篇》《營制篇》，對此書推崇備至：「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咸（豐）同（治）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司馬遷字子長，這下算是撓著了王闓運心頭的痒痒肉。

嗣後，為了洗白湘軍，曾國荃請王定安作《湘軍記》，以求撥亂反正。兩相比較，《湘軍記》以《湘軍志》為底本，翔實而縝密，若論史識、史才，差距則不以道里計。因此，《湘軍記》並不能百分之百地取代《湘軍志》，反倒襯托出它「精氣光怪，不可掩遏」的許多優點。若論文字的成色，《湘軍記》遜色於《湘軍志》可不止一兩分，就連那些認定《湘軍志》是謗書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王闓運是文字魔術師，能使讀者生出無窮之興味，這恰恰是曾國荃等人最抓瞎最無奈的地方。

（作者為湖南省作家）本文原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有刪節。轉載請註明出自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