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奪回對數字生活的控制權——像戒毒一樣戒掉手機癮 |專欄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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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Leonid Bershidsky

如今手機成癮問題已經不局限於青少年

很難說智能手機成癮的舒適幻像與藥物濫用有什麼不同

手機控，真心累。

大部分有關手機成癮以及相關被剝奪感的研究都是針對學生的。但如今這一問題已經不局限於青少年。45歲的我就是一名正在康復中的手機上癮者。我卸載社交網路應用程序已經有4個月了，而我上次在Facebook上發帖也已經是3個月前的事兒了。關閉智能手機上的所有通知功能已經是2個月前的事了。在著手戒除自己的手機癮之前，我每小時要查看手機5次左右。這一頻率幾乎是千禧一代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比大多數我這個年齡的美國人高2倍。現在我查看手機的頻率已經降到每小時1次。

「舒適通向滅亡」

我認為自己手機上癮是因為工作的緣故。在20世紀80年代末我剛開始擔任記者的時候，做新聞報道要靠雙腿跑得勤，並需要通過電傳打字機或口授的方式遠程提交文稿。但隨著電子郵件、互聯網、搜索引擎、社交網路和移動通信的流行，做新聞逐漸變得簡單起來。我可以通過一群Facebook好友同步跟進幾個國家的動態；在烏克蘭，從政者嚴重沉迷於Facebook，與他們進行線下交流幾乎變得毫無意義。在美國，很多高層次的政治辯論都在Twitter上展開，而作為Twitter大V用戶的唐納德·特朗普功不可沒。我曾告訴自己，在每個社交網路上維護自己的帳號對於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這個想法其實是荒謬的，因為大多數帖子和視頻對於當記者的我來說都是毫無用處的。

我一度沉浸在智能手機成癮的舒適幻像中，很難說那與藥物濫用有什麼不同。法國詩人讓·科克托(Jean Cocteau)在描述自己戒鴉片的經歷時寫道：「舒適通向滅亡，不適是創造之源。」

因此，就像有人試圖戒毒一樣，我開始嘗試擁抱不適。我正是在那時卸載了Facebook和Twitter的應用程序，因為它們消耗了我大部分在屏幕前的時間。我是通過電池使用統計數據想明白的。起初，我有一種急劇的被剝奪感，以至於我禁不住要在瀏覽器中打開Facebook和Twitter。用瀏覽器顯然沒應用程序那麼方便，我的手機使用量有所下降，但在接下來的幾周我還是不能完全戒掉Facebook。錯失恐懼症(FOMO)毀掉了幾個上午；我後來又忍不住偷偷登錄了幾天，然後又強迫自己別再那麼干。

科克托寫道：「我不是一個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的戒毒者。我因為被驅逐出那個超自然的世界而感到可惜；日後的健康就像一部爛電影，影片中的部長們為一座雕像揭幕。」在戒掉鴉片後，科克托還有酒精和可卡因。而我則不斷更新和瀏覽Twitter，不過我逐漸減少在Twitter上與人爭論——那種爭論是很耗時的，而且有時感覺心裡被掏空一樣。現在，我每天用Twitter的時間降到30分鐘了：對於工作夠了。

奪回控制權

美國人每天觸碰智能手機（包括輕敲、點擊、滑動等操作）超過2500次。這很可能是我們每天與伴侶相互觸碰次數的100倍。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手機會不斷發送要求我們注意的通知。每當有人要將我們加為好友、某個應用程序出現變更以及某個人工智慧認為我們需要信息時，手機都會給我們發通知。通知的商業目的幾乎是赤裸裸的：一旦我們開始玩手機，我們很可能會打開更多應用，看到更多廣告，購買更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