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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晉詩學(一)

論 西 晉詩學(一)

曹旭、王澧華

摘要:本文從西晉詩學的展開——西晉詩學的特徵——西晉詩學產生的原因——西晉詩學的意義四方面,論證了西晉詩學的內涵在於:眾多有才華的詩人創造了新的詩歌美學;以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的詩歌,形成了新的詩歌經典;決定了劉宋、齊、梁、陳,乃至初唐一百年詩歌發展的方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後的「元嘉體」、「永明體」、「宮體」和初唐詩歌,都是對西晉太康以來的形式美學的延續、繼承和發展。風骨與情采、詩歌精神與詩歌漂亮的毛羽相輔相成,不可缺或。建安風骨和西晉太康的宮商聲律、文采情辭——使「太康」和「建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建安風清骨峻的路,太康情采綺靡的路;詩人都沒有走錯,也沒有白走,在合起來的大方向前面,一輪盛唐詩歌帝國的紅太陽正冉冉升起。

《三國志》眾英雄空忙一場。公元265年,司馬炎迫使魏帝「禪讓」;十五年後,又南下滅了東吳。破蜀、代魏、滅吳——演義結束,終成——三國歸晉。漢末差不多七十年來的分裂、割據,至此告一段落。由分裂、割據帶來血與火的洗禮,慷慨與苦痛的歌唱也暫告停息。新的統一大帝國,開始告別陰霾轉向晴朗的天空。

那是——新的政令、新的氣象,新的人物、新的春天。請讀一讀左思的作品——這位來自山東、出身小吏家庭的詩人,已經和其他敏感的詩人一樣,嗅出了空氣中春天的氣息。寫出了他敲開洛陽上流社會大門的——《三都賦》。在《三都賦》的結尾,左思用堅決的態度、自信的立場和強硬的語氣,大聲警告那些留戀舊朝,不敢正視現實的人們說:

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

左思以三都歸於一都,喻三國歸晉;以天上沒有兩個太陽、世上沒有兩個帝王,喻新晉朝的統一。那是對新朝氣象的讚美,對開國偉業的頌歌;一種願意在新朝干一番事業的表態。從分裂到統一——這就是《三都賦》的主旨。

《三都賦》宣告前朝的結束,前朝文學的結束;宣告新的時代,新的文學——西晉詩學將要君臨天下了。

一、晉人的美學開始激動人心:西晉詩學的展開

結束三國後的西晉,猶如群山歸順五嶽,江河注入大海;三國人才雲集,八方俊傑來京,在太康時期湧現出一批傑出的詩人。

新朝、新政、新人、新的時代、新的創作心態以及紙在和平條件下大批量生產,寫作、抄寫、複製、收藏變得容易和普及的情況下,決定了西晉詩學在創作題材和藝術表現方法上的開拓創新;表現了與前朝,包括與建安詩學截然不同的新景象

(一)拉開西晉詩學序幕的張華

先是妙解音律的傅玄,用漢魏以來的樂府詩體表現更為廣闊的內容。描寫社會問題和婦女問題,多有感人的佳篇。一些描寫愛情的小詩,宛轉清巧,既善比興想像,又富音樂節律;已經和音節激揚、筆法古直、語言剛勁的建安有所不同,包孕了一種新詩風;到巧用文字、務為妍冶的張華出現,才確定了西晉詩歌的大方向,一點一點拉開西晉情采詩學的大幕。

張華是西晉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詩人。作為西晉初年詩壇的坐標①,張華主要有兩個貢獻:

一是通過學習、倡導王粲的「情辭」,把魏響轉為晉調;把建安以來的慷慨激昂,變為西晉的清麗靡嫚;把「風雲氣」,換成「兒女情」。張華魏末時作《鷦鷯賦》托物言志,得到阮籍的讚揚;入晉後,以《情詩》膾炙人口;《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茂先搖筆而散珠。」《樂府》篇說:「張華新篇,亦充庭萬。」《明詩》篇說:「茂先凝其清。」《才略》篇說:「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張華以「情多」的詩歌創作,改變建安以來重「氣」和重「風骨」的詩歌潮流。所以鍾嶸說他:「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二是張華位居高官,名重一時,在政治和文學上都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愛惜人才,獎掖後進,提攜新銳;當時俊彥如陸機、陸雲、左思、陳壽、束皙、摯虞等人,均出其門下。

亡國的西蜀詩人和東吳詩人,剛到洛陽,無疑是失落而寂寞的。張華了解他們,鼓勵他們,讚美他們,邀請去他家作客。一時間,張華家的客廳,成了三國歸晉以後重要的文化沙龍和文學集散地。這些情況,在《晉書》、《南史》、《世說新語》里多有記載。在張華的努力下,至太康,西晉詩壇,突然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詩人、作家,如鍾嶸《詩品序》說: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

亦文章之中興也。

(二)「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人才實盛

「三張」指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二陸」指陸機、陸雲兄弟;「兩潘」指潘岳、潘尼叔侄;「一左」指左思。而「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中,又以陸機、潘岳、張協、左思,構成西晉詩學重要的四輪。

張協主要承傳王粲的詩風,語言清麗,具有凄怨的悲情美。其代表作品《雜詩》,氣骨強於潘岳,詞采綺麗於左思;在工於狀物抒情,善於模擬刻畫,洗鍊傳神,形象逼真方面,甚至是謝靈運的老師②。弟張亢成就較小,可以略而不提。兄張載字孟陽,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因著《劍閣銘》。謂國之存亡,在德不在險,被譽為「文章典則」,晉武帝曾派人鐫之於石。詩遜弟張協,而文為勁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二說:「景陽詩寫景生動,而語蒼蔚,自魏以來,未有是也。」《何義門讀書記》說:「詩家鍊字琢句始於景陽,而極於鮑明遠。」又說:「胸次之高,言語之妙,景陽與元亮之在兩晉,蓋猶長庚、啟明之麗天矣。」張協開啟了晉人的精緻,為後世清綺一派之先導。

潘岳美姿儀,詩文與陸機齊名,並稱「潘、陸」,是當時的詩壇領袖。潘岳詩歌的好處是文詞如飛鳥一般毛羽輕捷,水一般清綺,絹綢一般飄舉,翩翩奕奕;善以淡筆寫深情,尤善為哀誄之文,以《悼亡詩》主題類型在文學史上產生重要影響。鍾嶸《詩品》以為,作為陸機的副手,潘岳是和陸機一起組成上接魏、下通宋的西晉詩軸的中心詩人。侄兒潘尼。少有清才,與叔父潘岳俱以文章見知,並稱為「兩潘」。

陸機的文學,在當時就產生很大影響,張華嘆其「大才」;東晉葛洪《抱撲子》說:「(陸)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鍾嶸說他是「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咀嚼英華,厭飫膏澤」的「太康之英」。以為他源出曹植,是建安接通元嘉,曹植連接謝靈運的樞紐;是西晉詩壇上最具代表性的詩人。為《晉書·陸機傳》寫評語的唐太宗甚至譽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其弟陸雲,文章清省自然,旨意深雅。詩文不及陸機,而持論過之。沈德潛《古詩源》卷七則曰:「清河五言甚朗練,摛采鮮淨,與士衡亦復伯仲。」

在當時,左思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左思的詩風與潘岳、陸機、陸雲等人截然不同。與大多數詩人繼承曹植、王粲相比,左思源出於貞骨凌霜的劉楨,語言勁直,筆力充沛,骨氣端翔。這使他的詩風在當時迥異於時流。這就是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說的:「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左思《詠史》詩八首,大都錯綜史實,融會古今,一氣貫注,非一時所作;名為詠史,實為詠懷;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之典型。其「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為左思詩歌品格,亦為六朝詩歌最高貴之品格。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以外,西晉詩壇上還有七、八十位詩人,僅鍾嶸《詩品》品及的,中品就有晉馮翊太守孫楚、晉著作郎王贊、晉司徒掾張翰、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晉太尉劉琨、晉中郎盧諶、晉弘農太守郭璞、布衣詩人郭泰機等。下品詩人有:晉中書嵇含、晉河內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晉太僕傅咸、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等人。鍾嶸沒有品及的,應該還有相當數量的詩人。

《文心雕龍·時序》篇說:「晉雖不文,人才實盛。……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嘆息。」對晉的「人才實盛」這一點,幾乎是沒有爭議的,鍾嶸的看法也和劉勰一致。但對晉的詩學成就,鍾嶸的看法就與這位前輩不盡相同。

鍾嶸對西晉詩人給予高度評價。《詩品》上品十二人(「古詩」算一人),漢二人:李陵、班婕妤、(「古詩」時代不確定);魏三人:曹植、劉楨、王粲;晉五人: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劉宋一人:謝靈運。十二人中,西晉佔了五人,將近上品的一半。中品三十九人,晉代(含東晉)十六人。由此可以看出,在鍾嶸的心目中,太康雖然比不上建安,但詩人輩出,出現「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的「文章之中興」,是建安以來的詩歌的又一個高峰。

二、情采綺靡的世界:西晉詩學的特徵

西晉太康詩學不同於三曹七子的「建安風骨」,也不同於嵇康、阮籍的「正始之音」,它產生了一種新的質素,形成了詩歌史上特有的「太康體」——嚴羽《滄浪詩話》總結如是說。

太康詩風的內涵,結合沈約、劉勰、鍾嶸、嚴羽等人的說法,大概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詩學觀念變化導致詩歌的純粹化和精緻化

首先是社會的變化,社會由建安的激烈動蕩轉向太康的和平安逸,使太康人的生活和詩歌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建安時期的詩歌是一匹作戰用的戰馬,至西晉太康和平的環境里被「豢養」起來。雖然「馬」還是「馬」,「詩」還是「詩」,但許多方面都改變了。原來每天要跑步、要馳騁沙場,面對硝煙的,現在不必了,現在有的是時間,有的是精飼料,有的是養尊處優。原來寫完以後許多無暇顧及的「推敲」,現在可以慢慢來,色彩可以像繪畫一樣慢慢地調配,對偶可以像假牙一樣慢慢地鑲嵌,直到滿意為止。原來許多想不到、也不會產生的新事物、新感覺、新景象,又在尋找新的母體、新的意象和新的表達方式。詩學觀念的變化,推動了詩歌內涵的發展,這使西晉初年和太康時期的詩歌,從主題、形式和意義的層面上都朝新的方向轉型。

譬如,以前曹操開始的用漢樂府古題寫新事,有時屬於偶一為之;至西晉,則更加普遍,成為一種習慣,並以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其中言志的成分減弱,抒情的成分更重。又如,漢樂府從敘事講唱的形式,至西晉,講唱的形式逐漸弱化,轉變為真正的抒情詩;原來授之口耳的聲歌,以及在建安軍旅中唱的「歌」,到了西晉,轉型為視覺的「詩」,落到了文人的案頭,這些都是質的飛躍。詩歌觀念發生變化,引起詩歌題目的變化、內容的變化、寫法的變化、意象的變化,使詩歌逐漸與原來伴隨它的歌唱形式徹底剝離,就五言詩的層面看,也與樂府詩越走越遠;西晉初年至太康的二、三十年間,西晉太康詩人做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將漢魏渾厚的鎧甲從詩的表面卸下來,換成了西晉流行的絲織品便服;詩歌脫去業餘的粗糙,變成專業的純粹;一種比建安詩歌更「文人化」、更「純粹化」、更「精緻化」的詩歌產生了。這就是西晉「太康體」的總傾向——在失去了漢魏的古樸之後,收穫了晉人的情采和綺麗。

(二)情采綺靡·舉體華美·務為妍冶的表現形式

太康詩歌有異於前代詩歌的鮮明特徵。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③。」也就是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的「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這就是說,太康時期,一是文章不同於班固、賈誼;二是詩歌體貌也異於曹植、王粲。詩歌詞采綺靡於正始,風骨比不上建安。他們以「妙」在「析文」而「自妍」;以「流靡」為時尚而標榜。不遺餘力地展示著自己的才華,顯示自己的個性。如《詩品》評晉張協:「文體華凈,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詞采蔥蒨,音韻鏗鏘。」(《詩品·晉黃門郎張協》條)評潘岳:「《翰林》嘆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詩品·晉黃門郎潘岳》條)評陸機:「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咀嚼英華,厭飫膏澤。」(《詩品·晉平原相陸機》條)評張華「巧用文字,務為妍冶。」其中,「尚巧似」、「巧用文字」、「巧構形似之言」,是張華、張協、陸機、潘岳等人的特點,也是西晉詩學的時代特點。

「巧用文字」、「務為妍冶」,對五言詩像對俊俏的媳婦一樣從頭到腳進行妝點、打扮、塗脂抹粉,頭上插滿山花。那是,詞彩紛披、宮商靡曼;詩歌的辭藻更華密,更繁茂了;詩歌的句式更駢偶,更整飭了;詩歌的描寫手法更立體、更多樣化了;聲律更繁縟,更講究了;在理念上,詩歌必須言情,必須綺靡,被強調到前所未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三)緣情綺靡理論與創作的互動

假如說,《毛詩大序》是漢人闡釋《詩經》和詩學理論的代表;曹丕的《典論·論文》是建安時期文論的代表,那麼,陸機的《文賦》,則是西晉太康詩歌理論的代表。

陸機《文賦》詳細地區分了文體,把曹丕的「詩賦欲麗」,發展成「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曹丕把詩、賦合在一起說,陸機則是分開來說,分別加以論述。陸機區分了詩、賦的本質,說詩是「緣情」的,賦是「體物」的,因為「緣情」,所以必得「綺靡」;因為「體物」,所以必得「瀏亮」。其中透露出的創新意識,是晉人的共同特點。

從《尚書·堯典》提出「詩言志」,至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其間經過歷代詩人的創作,也經過歷代理論家的琢磨。儘管從意義上說,「言志」和「緣情」並不互相對立;因為「志」是「情志」,本身包含了「情」的成分;「詩言志」,也不只是為政教服務,也有自我抒情的成分。但是,陸機提出的「緣情」說,仍然是到了西晉太康才會有的對詩歌與情關係更深刻的認識。和偏於表達思想的「言志」來說,「緣情」更多地是詩歌「文人化」、「純粹化」和「精緻化」的產物,更多地帶有感性的色彩,也是太康的色彩。因為理論是創作實踐的總結和升華,反過來又指導創作。

看一個時代的文學理論,便可窺知這一時代文學創作的風貌和傾向。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的新理論,正是太康詩人包括他自己創作經驗、體會的深化和總結,同時又與創作互動,指導和影響了太康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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