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為什麼中國古代經濟學術理論專著太少？

中國古代經濟理論的輝煌與衰落

一、中國古代經濟理論史上的「李約瑟之謎」

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博士於1954年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說：

「為什麼近代科學、亦即經得起全世界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讚揚的伽俐略、哈維、維薩留斯、格斯納、牛頓的傳統——這種傳統註定會成為統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的呢?」

1969年，李約瑟又用更精鍊的語言重述了這個「謎」：

「中國在16世紀以前的科技發展在許多方面超過西方，何以現代科學崛起於歐洲而非中國?」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軌跡與命運與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有著驚人的類似。

李約瑟是基於中國古代科學、科學思想、技術及醫學的發展提出這個「謎」的。我想，如果他考察了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他會將經濟思想涵蓋在這個「謎」的範圍之內。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曾有過輝煌的發展，產生了諸多足以構成近代經濟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的理論元素。但這些理論成果最終處在「前科學」的形態，而未能發展成具有「科學」形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如果這個「謎」的提出本身是合理的，那麼，說明並解開這個「謎」需要回答下述三個問題：

1．光秦諸子百家是否形成了與大約同時代的古希臘學者的經濟思想相媲美的經濟思想？

2．中國古代是否產生過足以構成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理論元素?

3．中國古代經濟理論成果為什麼始終未能從「前科學」狀態發展成具有近代科學形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

二、與古希臘學者類似的經濟思想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給予肯定的回答。與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學者大約同時代的中國古代學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學術史上應該與上述古希臘學者形成的經濟思想相齊的經濟思想。僅舉幾例：

公元前645年以前，管子就提出一個職業劃分理論，將人們按職業劃分為士、農、工、商四民．這一划分，比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的職業劃分理論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業和商業的作用，認為手工業可以提供生產工具、作戰武器和生活用品，商業則可以溝通有無，溝通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聯繫，打破生產和消費的界限。而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學者則鄙視手工業和商業。

范蠡提出了穀賤傷農的概念，表明他已認識到價格機制對生產者的激勵作用。他創立了一個經濟循環學說，在《計然》中，他根據天文學成就，將「天道循環」引起的年歲豐歉現象與整個社會經濟情況聯繫起來。

李悝與色諾芬大約同時代。他提出了一切財富根源於農業的重農主義思想。這一觀點與色諾芬觀點類似，但其鮮明程度卻接近於後來法國的重農學派。他還提出了勞動生產率的概念。

大約與亞里士多德同時代的孟子提出恆產論，主張維護私有產財產制度。孟子還提出輕視體力勞動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亦是不謀而合。

公元前524年，單旗就周景王「將鑄大錢」，針鋒相對提出子母相權論，意識到貨幣有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個職能。而色諾芬只是認識到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等等．

可見，與古希臘學者同時代，甚至更早的中國學者形成的經濟觀點與古希臘學者是大體類似的，有些且具有超前性。

三、中國古代的「自由主義_」經濟思想

對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早在公元前時期，中國古代學者就提出了諸多與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近代經濟理論極為類似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構成近代經濟學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石。

司馬遷的《史記》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雖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則，但在對先秦歷代帝王經濟實踐的總結與批評中，明顯地表露了他的諸多經濟主張。這些主張在近代和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或成為重要理淪基石，或成為重大學術流派的基本觀點。難怪日本學者桑田幸三在他所著《中國經濟思想史論》中發出感嘆：「司馬的分工理論，與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不少共同點。進一步說，熊彼特的思想，他的動態論、發展理論的內容，在《貨殖列傳》中已經有了。司馬遷確是一位仰之彌高的偉人。」

《史記·貨殖列傳》僅5000字，但是通篇極力推崇和謳歌「貨殖」這一經濟活動，圍繞這一核心，司馬遷提出了諸多堪與亞當·斯密理論相齊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質和經濟慾望，與「經濟人」假設有異曲同工之妙。

肯定人類的謀利動機，肯定人的「經濟人」特徵，是近代經濟學的前提條件之一。經濟學即研究人類經濟慾望與稀缺性的關係的學問。離開對人的經濟欲求和「經濟人」特徵的肯定，經濟學難以確立。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開篇批評《老子》中的所謂「小國寡民論」。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一幅建立在寡慾、節慾基礎上的理想社會的空想圖景。司馬遷認為，要把這作為現實政策付諸實施，就必須限制和壓抑人民的經濟慾望，到頭來只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他肯定人的本能經濟慾望。他認為，現實社會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討論現實社會的經濟，就要率直地承認普通人所共有的慾望，應把人的物質慾望當做已知條件來討論經濟．他寫道：「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淪，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就是說，人的經濟慾望是自然的東西，它作為原動力，產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從而經濟活動也就活躍起來了。經濟政策順應人的經濟欲求，使經濟活動自由擴張，是最上者；運用權力予以壓抑和限制，繼而與民爭利，則是最下者。

相對於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馬遷的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顯的現實性。在先秦儒家看來，人的經濟慾望應被限制在不致於給精神生活帶來障礙的程度。道家則從貶斥人為而提倡無為的立場出發，把滿足慾望也看做是人為而加以否定，主張去欲、絕欲，宣揚「知足」。墨家則較為重視經濟，尊富，也認識到形成財富的財貨生產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利」作為哲學指導原則的學者。《墨子·經上》說：「義，利也。」在他看來，義以利為依歸。「利」被看做是社會倫理的基礎，而分辨義與不義的標準是以其行為之利人與否。利人為義，不利於人為不義。可見，墨子所謂的「利」是廣義的，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非物質利益。法家也重視財富生產，但他們主要是從富國強兵角度提出這一主張的，而且強調的重點是農業生產。司馬遷的思想則明顯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務實和實際一些，繼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視增加社會財富的思想，同時將增加社會財富的動機最終追溯到人類基本的經濟慾望這一根源上。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其現實性與積極意義更為明顯一些．

2．提出社會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調節學說，與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不少共同點。

司馬遷20歲南遊長江、淮水，訪會稽山、沅水、湘水，北渡汶水、泗水，遊學於齊、魯，見聞了孔子的遺風，行鄉射之禮，經彭城、梁、楚而歸。經過實地考察，他對當時物產的自然地域格局得出一個基本認識：「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在他看來，這種自然地域格局給農、虞、工、商的分工與發展帶來好處。而且，各地的物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因此，社會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繼而，社會分工是受到自然調節的。「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司馬遷的社會分工理論也是先秦思想家有關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管子》最早將人按職業進行劃分，即劃為士、農、工、商四民。士即奴隸主階層的下層，農主要是指從事農業的平民和奴隸，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業奴隸。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隸。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馬遷的農、虞、工、商之分與管仲的士、農、工、商之分有明顯的繼承關係。而且在社會分工的形成原因與協調機制以及社會分工的意義等方面有所發展。

司馬遷的社會分工理論與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至少有下述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1)社會分工是自然發生的。司馬遷強調，農、虞、工、商之分工，「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而亞當．斯密則將社會分工當成人類一種「自然傾向」的結果。他寫道：「引出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儘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並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它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漸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這樣一來，人人都一定能夠把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的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換得自己所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這就鼓勵大家各自委身於一種特定業務，使他們在各自的業務上，磨鍊和發揮各自的天賦資源和才能。」

(2)社會分工受市場上經濟規律的自然調節。由於社會分工，人們互通有無的市場交易行為「若水之趨下」，這「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裡的「道」、「自然」，無疑是指市場上的經濟規律，特別是「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的價值規律的作用。自然的經濟規律將因為分工而分化的人群整合起來，並協調人們的經濟行為。亞當·斯密系統提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其要旨則在於。人性中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為了利己，必須同時利他，人們因此受一支「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看不見的手」，正是市場上人們逐利與利己、利己與利他內在必然聯繫的體現。

(3)社會分工的深化與拓展將增加社會財富。在司馬遷看來，在社會分工中，人們為了「得所欲」，必然「任其能．竭其力」。分工必然導致專業化，專業化則使人的能力和適應性得以發揮和發展，大大提高勞動效率。無獨有偶，亞當·斯密正是把勞動分工看成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國民財富的重要途徑．在他看來，分工導致專業化，而專業化則使每個人各自發揮自己的天賦和資質。「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並不像我們所感覺的那麼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正是社會分工及專業化拓展和發揮了人們的才能，並最終增加社會財富。

值得指出的是，司馬遷並沒有將社會分工拘泥於農、虞、工、商這四民，他觀察到漢代眾多都市的興起，都市中地少人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除了農、工、商、虞等常業以外，必然衍生出諸多其他新興產業和職業。從司馬遷的論述來看，至少出現了飲食業、運輸業、金融業、醫療，他其至觀察到婦女提供專業性家務勞動的現象。他寫道：「女子則鼓鳴瑟，踮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有意思的是，這些新出現的行業和職業中，許多屬於今天所謂第三產業的範疇。很顯然，如果沒有一種發展的社會分工眼光，看不到社會分工動態演變的趨勢，司馬遷不可能正視這些新興行業和職業的存在和價值。

(4)農、虞、工、商是富國富民的源泉。在司馬遷看來，農、虞、工、商是國民衣食源泉，是富國富民的原動力。全國各地生產的「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才能變成最終社會財富。如果把統治階段及士和吏的活動看成是非生產性活動。那麼，農、虞、工、商等民的活動就是生產性勞動，是富國富民的源泉。因此，他不僅津津樂道於齊之太公望和管仲、越之范蠡和計然的「富國」之策，而且對陶朱公、子貢、白圭、猗頓、郭縱、烏氏倮、寡婦清等人的「富家」之術大加讚賞。

這種對生產性經濟活動的肯定與先秦思想家孟子輕視體力勞動的觀點大相徑庭。《孟子．滕文公上》中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他把勞動劃分成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本來是正確的；但由於他錯誤地將「勞心」、「大人」及食於人結合在一起，又將「勞力」、「小人」及「食人」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輕視體力勞動的錯誤看法。這樣一來，孟子就不可能看到在當時。體力勞動仍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

翻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我們發現，亞當·斯密也正是從這個角度闡述國民財富之源。他寫道：「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可見，亞當·斯密的國富源泉論與司馬遷如出一轍。

3．主張經濟自由化政策，反對政府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要旨相通。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思想界就出現了對經濟生活的「國家干預說」和「市場調節說」的爭論。《孟子》描繪的井田制構想是「國家干預說」的集中代表。孟子的井田制構想集中勾畫了一個樸素、強調國家干預的、有計劃的經濟體制模式。

孟子的井田制輪廓大體如下：

(1)農民的生活以村落共同體「鄉」為中心來進行。無論是出入於村落田間，還是村落的保衛，或者是對付疾病，都發揮「鄉」內部的合作互助作用。所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2)農地以l里4方＝900畝(約1.7公頃)為井田單位，將其縱橫各三分之即呈「井」字形的九等分，其中央的一塊作為公田，其餘土地由八戶農民各佔有100畝。公田共同去耕種，其收穫物作為貢納。余夫，即農民家中16歲以上未婚男子，給予25畝土地。

(3)作為宅地每戶分給五畝地，種桑養蠶以充衣料，飼養雞豬以供肉食。這就基本上保證了衣食豐足．

(4)政府把穩定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首先，為了公正地分配耕地，要正確地確定其經界，「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其次，要減輕人民租稅負擔。「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

孟子的井田制構想的目的在於通過保證人們自給自足的生活，把人民從饑寒交迫中解救出來，以鞏固王道統治的基礎。從表面上看，孟子並未強調政府對農民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相反，他對政府干預行為的主張。如提供勘定土地經界等公共制度，減輕稅賦，通過禁止在池沼中使用過密魚網和在山林過度砍伐來保護自然資源等，與現代經濟學關於政府職能的思想有極大的相似性。

但是，孟子的思想實際上是強調國家干預的，是強調計劃的。井田制的直接目的，是將農民人為地固定在土地上。孟子非常清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深化，城市的發達，貨幣經濟滲透到農村，農民很快會意識到貨殖之道在於工、商業，不斷會有人拋棄田圃，走向都市，興辦工商業。在他看來，要實現聖王之治。必須以民為貴，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礙乎丘民而為天子」。以民為貴，得乎丘民的辦法是使人民豐衣足食，為此，必須撥給農民耕地和宅地，並將他們約束在耕地上，促使專心、勤懇地耕種土地，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否則，任其自由發展。勢必出現私有制的發展，弱肉強食的競爭，進而產生貧富懸殊，這會影響聖王的統治基礎。孟子的這一思想在井田制構想得到充分體現。井田制構想實際上貫穿著下述三個理念：一是農民生活集體化，保證最低生活；二是共同體(公社)具有多重目的，並維持最優規模；三是共同體內生產資料公有，經濟有計劃地運作。

管仲則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主張經濟依其自然規律運行，政府的職能只是依據市場變化規律和其內在運行機制，權衡輕重，運用輕重之策，積極地調節經濟生活。

司馬遷的經濟運行思想繼承了管仲輕重思想中強調經濟依其規律運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過分強調國家干預和計劃經濟的思想。如前所述，他在理論上肯定人的謀利動機與行為是自然的，商品生產與流通也如「水之趨下」，是自然規律作用使然。因此，經濟的運作聽其自然為上策，憑藉權力的干預和統制是下策。他的這種觀點還體現在他對漢初經濟自由化政策及結果的充分肯定上。漢朝興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經統一，就廢除了秦朝各種統制政策，試圖實行經濟自由化，即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等，採取了刺激經濟活動的積極政策。其結果是，「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準書》敘述了漢興以來70餘年間的繁榮，其中寫道：「國家無事，非遇水早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亞當·斯密的所有經濟觀點貫穿著一條主線，即自由放任思想。薩繆爾森說過：「亞當·斯密最偉大的貢獻是他在經濟學的社會世界中抓住了牛頓在天空的物質世界中所觀察到的東西，即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亞當·斯密所傳達的福音是：你認為，通過良好的法令和干預手段，你可以幫助經濟制度運轉。……利己的潤滑油會使齒輪奇蹟般地正常運轉。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國家元首的統治，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與自由放任思想相適應，亞當．斯密認為政府應該僅僅充當「守夜人」的角色，而不應直接干預經濟生活。可以發現，亞當·斯密主張的「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與司馬遷所說的「若水之趨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亞當·斯密所設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與司馬遷所說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之，最下與之爭」又是多麼相近!

四、是英雄所見還是剽竊

出生於愛爾蘭、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經濟學家L·楊格在題為《市場之道：司馬遷與看不見的手》的文章中(刊《太平洋評論》1996年第l卷第2期)，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剽竊與抄襲之作，他盜用了中國古代司馬遷的理論。

在楊格看來，司馬遷早在亞當·斯密之前就在《貨殖列傳》中提出了市場機制概念和「看不見的手」的等價隱喻：即人們的趨利行為，「若水之趨下」；人類的經濟活動乃「道之所符」，「自然之驗」。不僅如此，楊格還推測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原因與性質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來源於兩位中國人。1766年亞當·斯密到巴黎訪問了著名的重農主義學派創始人杜爾閣，在這一訪問期間正值杜爾閣接待兩位來自中國的學者即高麗殊與楊德旺。楊格推測亞當．斯密直接從這兩位中國學者或者經杜爾閣那裡了解了司馬遷的思想，從而受到啟發，因為《國民財富的原因與性質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訪問 l0年後才出版的。這一觀點據說在香港經濟學界已引起轟動。楊格認為：儘管多年來人們總認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就是隱喻價格機制，但這種隱喻僅在《國民財富的原因與性質的研究》共五冊書的第四冊中談到自由貿易時才出現一次，且在全書中僅此一次，他指出：「看不見的手」只是簡單隱喻個人自利行為能帶來社會期望結果這一原理，亞當．斯密並未充分闡述價格配置資源的功能，而這種闡述只是由後來的瓦爾拉斯、帕累托及奧地利學派完成。他認為司馬遷在價格機制的闡述上遠比亞當·斯密詳盡和充分。因此，亞當·斯密與司馬遷從一個共同的哲學基礎出發，然後達到一個相似的結論——即政府干預經濟存在一個合理的限度。這種共同的哲學基礎就是——自發的自然秩序。楊格還推測：亞當·斯密在思想上還可能直接從杜爾閣和兩位中國人那裡盜用了司馬遷的貢獻，因為兩位中國人於1766年應耶穌會之邀訪問巴黎並作客於杜爾閣家時，正值亞當·斯密也在訪問巴黎。

在他看來，18世紀歐洲掀起了中國文化熱，其中也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傳人歐洲。他指出魁奈的思想已經證明中國秦朝的農耕文化啟發了當時歐洲的重農主義思想形成。同時，中國哲學對歐洲文化的影響甚大。作為中國哲學根基的一般性自發秩序原理不僅被道家所遵循，而且也為儒家所接受。楊格認為中國古代的科舉選官制度的平民意識是與歐洲皇權貴族思想根本對立的，而這種平民意識來自「自發自然秩序」。他指出，中國哲學的自發自然秩序觀念及與之相應的平民意識啟蒙了法蘭西人權宣言及美國獨立宣言中的「天賦」或「自然上帝」的思想。

楊格的結論是：第一，中國的「自然秩序」概念很早就傳到了歐洲；第二，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正是這一概念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體現；第三，根據「自然秩序」概念產生了自由放任思想。但令人感興趣的是，這種概念在近2000年前就使司馬遷產生了同樣的思想．而且司馬遷明確將「看不見的手」表述為價格機制。

其實，在國外學術界，上述觀點早就有了。如前述日本經濟學家桑田幸三早就提出亞當·斯密的觀點與司馬遷的如出一轍的觀點。法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賈永吉認為以孔子、孟子、管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先於西方近2000年，建立了一個獨特的經濟思想體系。他們從心理學、宇宙學、技術等領域借來一系列概念，如「人性」、「利」、「市」、「輕」、「重」、「衡」等，確立了一個自主的經濟學，設置了一個可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領域。這個發生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運動，與17、18世紀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創立過程，頗為相似。

我們無法肯定亞當．斯密是否在杜爾閣那裡與中國學者高麗殊和楊德旺有直接接觸，是否在創立他「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時受到過司馬遷理論的啟發。但是，有兩點是肯定的：

其一．亞當·斯密發展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是依據他自己思想的發展邏輯。從我們前面有關亞當。斯密思想形成的介紹中可以看出，他受愛爾維修利己主義哲學的直接影響，基於此，他將人類本性歸結為自私自利，並進而提出「經濟人」的假設，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構建他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

從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來看，「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過程。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以前就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論》中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同時，他對價格機制的論述也在他早年的讀書筆記中出現。因此，不能說亞當。斯密從杜爾閣和兩位中國人那裡盜用了司馬遷的思想。儘管「看不見的手」這一隱喻僅在他的五卷本的第四卷中才出現一次，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價格機制的認識；模糊，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真理是具體的」。亞當·斯密在前幾卷中的大量具體論述已經充分表述了價格機制思想，只是到了第四卷才明確用「看不見的手」這一隱喻加以總結罷了。

實際上，亞當·斯密關於自利行為會帶來社會利益的思想早在《蜜蜂的寓言》中就由曼德維爾提出來了，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念書時就已經知道。他當時所寫的讀書筆記中就已經產生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的基本思想，而該筆記寫於1762年至1763年間，早於其巴黎之行．因此，如果說亞當．斯密與司馬遷在不同時代都提出了類似的思想，那也是英雄所見略同罷了!

其二，司馬遷的理論從人們自利動機出發，主張「貨殖」，主張政府對人們的謀利行為順乎自然．對社會經濟活動不能過多干預。但是，司馬遷畢竟沒有建立一個像亞當．斯密那樣的完整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

五、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出現系統的經濟學

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最終產生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呢?

首先，是因為司馬遷沒有達到構建類似於古典政治經濟學那樣的完整經濟理論體系的理論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為：一方面，當時中國的商品經濟並不發達，更談不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和發展，而古典政治經濟學首先是商品市場經濟的理論抽象。是資產階級要求在經濟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馬遷都沒有在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範疇，即價值上作多的研究，沒有形成系統的價值理論，因此，他們缺乏構建古典經濟學所必須的一系列基本範疇，如商品、價值、價格、貨幣等。

其次，司馬遷以後，中國的經濟理論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經濟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國經濟思想逐漸喪失了形成系統的經濟理論體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論品格。

這些特性包括：

濃厚的道德倫理色彩。西歐中世紀經濟思想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文藝復興運動及人文主義將經濟學從神的統治中解放出來，經濟學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軌道。而中國古代在「道德哲學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國經濟意識形態領域裡，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倫理色彩。中國人的道德心理特彆強烈，2000多年都在剋制那種「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這種強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僅大大地妨礙了經濟思想的成就，成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貧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歷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紀西歐思想家披著宗教外衣一樣，研究經濟問題。在他們的思想中夾雜道德倫理意識。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賦斂。抑兼并，體恤民眾生計，愛民如子……是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愛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裝怪服」，嚴禁奢侈品生產和流通，反對進口「奇巧淫技」……是因為擔心破壞純樸、敦厚的社會風氣，擾亂了愚鈍、麻木的民性，消費標準上的僭越、財富分配上的凌奪，商品交換上的欺詐。農業生產領域中主佃關係的緊張……是因為世風不正，人心偏邪．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自然也離不開道德方面的整頓。直到晚清，開近代風氣的社會激進批評家龔自珍還著書堅持「統之以至淡之心」，來調劑貧富懸殊、維持財富佔有上「小不相齊」的局面，以達到王朝久安長治。這種道德倫理對經濟思想的制約力較之宗教要更為強大。道德倫理具有巨大的歷史張力，阻礙經濟思想肯定人的謀利動機和謀利行為，反對圍繞「利」思考社會經濟生活，反對基於此組織社會經濟生活。

疏於理性思維。司馬遷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許多優良傳統，例如，重視用數字、重量、尺度統計方法研究經濟問題，重視理論探討和充分說理的學風等，都沒有被繼承下來。中國歷代經濟思想家從來沒有想到通過深入研究、仔細觀察建立真正「以不變應萬變」的理論體系。征賦納稅的辦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沒有賦稅原理；鑄錢、行鈔議論紛然，就是沒有貨幣理論；土地問題時常出現，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棟，就是沒有國土經濟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舊衣錦食肉，就是沒有人對商業資本進行過認真研究．兩漢以後，經濟思想的實用更加明顯，他們在理論上很少突破先秦經濟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學者甘乃光說：「我國經濟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漢以後的思想家實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漢後的經濟思想不過是延先秦的餘緒罷了……漢後什麼王莽、李覯、王安石，以至最近譚嗣同等實在無特別研究價值。」這個說法雖然過激、絕對、片面，但從理論成就上說，決不是毫無道理的。經濟思想的實用性，大大妨礙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導意義。

缺乏理論創新。中國的地理環境、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以及專制政體，共同造就中國社會的閉塞狀態。中國長時期相對於周邊「夷狄」政治經濟的優勢，禮樂文明的發達……中國文化的早熟性培養了中國自我文化中心心理定勢，具有罕見的頑固排外能力和同化機制。它嚴重缺乏一種在西方經濟學挑戰面前』進行自我更新的內部機制，難以實現從傳統經濟觀念向近代經濟觀念的歷史轉變，結果它無影無蹤地逝去了。

西方經濟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紀，也是開放型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古希臘、羅馬思想家幾乎成了西方所有國家的人類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馬斯．阿奎那一個人幾乎代表了西歐中世紀的思想，亞當。斯密的理論影響遍及歐美各國。西方各國的、歷代的思想家幾乎是超時空的。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是封閉的。是在這塊生養不息的「神州」大地獨立產生的。誰能找到它受過外來經濟思想的影響痕迹?誰能說在佛教輸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來華貿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等幾次較大的來自外部文化的衝擊運動中，經濟思想受過什麼衝擊?因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經濟思想大致分為兩個極端：一是純中國的，以整個古代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為代表；一是純西方的，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出現以後的經濟思想為代表。

概念內涵模糊。概念或範疇是理論的基本元素．概念是否具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不僅決定了概念本身的分析力，而且標誌著理論抽象的程度．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的概念則是模糊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濟理論範疇和經濟概念的非確定性，無論外延、內涵都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比如本末、奢儉、興利、除弊、富民、長技、商戰、輕重、子母等，都沒有明確的公認的定義，誰也說不准它究竟指什麼，也不顧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會的辦法去理解並運用各個經濟概念。這些概念具有極大的模糊性，但同時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伸縮性。不是概念更新以適應湧現的新事物，而是新事物納入舊概念。例如，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末」，把投資納入「奢」，把西方先進科技納入「奇巧淫技」，然後按照「重本抑末」、「黜奢崇儉」、「尚朴」等教條，反對資本主義，維護落後的小生產經營方式。這些模糊性很大的經濟概念所形成的經濟理論，如興利除弊、子母相權等，初看並沒有什麼問題，甚至可以完全是對的。但正是在這些口號下，卻隱藏著許多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張。因為它可以任意解釋。著名學者蕭功秦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概念思維的不可離析性和板塊性。這些模糊的經濟術語所構成的經濟思想，也必然是模糊的，更糟糕的是，依據模糊經濟思想制定經濟政策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意會性，從而為各級行政官員曲解政策大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是論證過程的模糊性。中國歷代思想家，尤其是觀念偏激的思想家正是利用模糊推理、逐漸偷換概念的辦法把立論與結論有機地結合在一塊。它的基本格式是「如此……則……則……如此」。彷彿治理國家就只要按他所開列的只有一味葯的藥方就夠了。一般來說，論證過程的模糊性，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概念在轉換過程中逐漸擴大，捨棄其他原因影響。如正名、抑末等主張；一是概念在轉換過程中逐漸縮少，捨棄其他可能結果。

由於上述原因，中國古代輝煌的經濟思想衰落了。嚴復譯《國富論》出版後，西方經濟思想開始傳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開始傳人中國。50年代以後，處於正統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也登上了中國經濟學大雅之堂。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經濟思想發展史上的上述斷裂仍未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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